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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外汇市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窗口，是联系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枢纽。近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进外汇管理改革，促进外汇市场开放，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健康有序的外汇市场环境为进一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已初现基本平衡态势 近几年，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跨境资本流动从长期净流入转向一段时期的净流出，我国外汇市场一度经历了高强度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外汇局等部门多措并举，综合施策，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控，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有力维护了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在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及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下，2017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外汇储备小幅回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中有升，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 （一）外汇市场供求更加平衡。2017年，银行结售汇逆差1116亿美元，同比下降67%。综合考虑即期、远期结售汇以及期权等影响因素，2017年2月以来我国外汇供求向均衡状态收敛，目前处于基本平衡状态。同时跨境资本流动更加均衡。2017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出1245亿美元，同比下降59%。其中，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分别净流出252亿、590亿、273亿和130亿美元，净流出规模持续下降。 （二）市场主体涉外交易行为更趋稳定。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环境下，企业、个人的涉外交易行为由单边转向多元，更多根据实际需求安排跨境收支和结售汇。2017年货物贸易结售汇顺差、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结汇均呈现增长态势，跨境融资继续平稳增加，对外投资、个人购汇有序回落。 （三）外汇储备余额连续11个月回升。截至201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1399亿美元，较2016年末上升1294亿美元，自2017年2月份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连续11个月回升。 （四）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中有升，对一篮子货币相对稳定。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升值6.2%；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编制的CFETS人民币篮子汇率指数上涨0.02%。 二、未来多种有利因素有助于降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2018年，我国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韧性将不断增强，有条件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在全球经济持续回暖带来外需增长、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的背景下，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将保持总体基本平衡。 高质量发展模式有助于强化市场的长期信心。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国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将巩固境内外主体在我国投资、经营的长期意愿。 国内经济基本面总体良好仍是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稳定性因素。我国经济增速在世界范围内依然相对较高，尤其是经济结构逐步改善，总供求更加平衡，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国内产业链条和配套设施日臻完善，劳动力技术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较好，有助于保障企业顺利经营并获得较高收益。同时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进一步升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将逐渐成为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加之我国宏观政策目标明确、体制机制灵活，金融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外汇储备充裕，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较强。 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助于跨境资本均衡流动。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通过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将吸引更多长期资本流入。金融市场相关改革和对外开放稳步实施，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资本市场更加积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更加便利、均衡的资本流出入局面。 国际经济金融运行保持平稳，外部环境将总体有利。2018年，全球经济总体上将延续复苏态势，IMF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为3.9%，较2017年增速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消费和就业形势总体乐观，特朗普税改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推高市场通胀预期；在内需增长势头增强和外部需求上升的推动下，2018年1月欧元区制造业PMI指数创下最高记录，德国、意大利、荷兰等欧元区经济体增长率有望进一步向好，总体上欧元区或将在2018年呈现超预期持续向好势头；日本GDP已连续7个季度正增长，日本制造业PMI指数连续16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日本央行近期提高了2018年经济增速预测区间；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大宗商品价格走强、国内改革成效初显等有利因素，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的进出口较快增长，制造业PMI指数有所上升，总体经济表现也较为乐观。 当然也要看到，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一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趋同，产生共振效应，加之美国税改、基建投资、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可能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造成一定影响。二是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基础仍不牢固。国际市场避险情绪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部分发达国家股市持续高涨后的回调风险、部分地区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冲突等都可能使市场避险情绪产生变化，加大跨境资本波动。三是国内经济金融部分领域风险依然存在。当前，化解经济金融重大风险仍处于关键阶段，企业杠杆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问题尚在解决过程中，相关风险暴露和处置过程都可能对市场情绪和信心产生影响。 三、推动均衡管理，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 随着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趋于平衡，前期采取的宏观审慎政策已全部恢复中性。未来我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将成为常态，总体上仍将保持基本平衡。下一步外汇管理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均衡管理：一是在管理目标上，理性看待外汇储备增减，更强调在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上，实现国际收支动态平衡。二是在管理理念上，坚持政策中性原则。外汇市场微观监管强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政策标准的一致性：既支持合法合规资金流出，也支持合法合规资金流入。三是在外汇执法上，强调真实合法合规，强调执法标准跨周期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对违法的流出、违法的流入都严厉打击，重点打击地下钱庄、虚假交易、操纵市场等各种形式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正常秩序。 （一）实行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一是坚持依法行政，保障真实合规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用汇需求。二是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支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完善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继续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健康发展，规范发展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支付业务。三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研究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的外资企业外汇管理新框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规范和引导，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重点支持境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境外投资。 （二）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一是推动证券市场双向开放。继续推进境内股票、债券市场开放，完善“债券通”，研究“沪伦通”，支持沪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改革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RQFII、QDII、RQDII等）外汇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在更大空间配置资产的便利性。扩大境内商品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二是建立健全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扩大交易主体，丰富交易工具，拓展交易范围，推动市场开放，满足不同主体的避险需求。三是加强市场主体风险教育，引导企业树立“财务中性”意识，综合运用各类外汇市场工具开展套期保值，做好汇率风险管理。 （三）构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构建银行部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丰富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箱，包括以降低跨境资本大幅波动为目标的管理工具，如风险准备金；以银行和短期资本流动为重点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等，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短期波动，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国际收支平衡。 （四）完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框架。一是保持政策跨周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依法依规维护外汇市场秩序，保持法律适用和执法标准跨周期的一致性，保持对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二是坚持真实性、合法性和合规性审核。履行反洗钱、反避税、反恐怖融资等审查义务，保护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打击价格操纵、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等行为。三是坚持跨境交易“留痕”原则，加强穿透式监管。四是配合做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 （五）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能力建设。一是继续加强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跨境资本流动政策的协调配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充分发挥外汇储备保障对外支付、维护汇率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等作用。二是进一步加强投资能力建设，不断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在保证安全和流动的基础上实现保值增值。三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等重大对外战略，统筹开展多元化运用，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向纵深发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外汇管理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均衡管理的理念，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实体经济发展，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原文刊载于财新网） 2018-02-08/xiamen/2018/0208/9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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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16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出台，允许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并确定原油期货为我国首个境内特定品种。为支持配合《暂行办法》实施，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5]35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商品期货交易外汇管理政策，简化交易涉及的账户开立、资金汇兑以及数据报送等要求，便利市场操作。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各交易主体外汇账户管理要求，实行专户管理，资金封闭运行，降低交易风险。二是明确境外投资者用于期货交易资金不占用银行短期外债指标，便利相关资金运用。三是便利资金汇兑，境外投资者可根据期货交易保证金、盈亏结算等实际需求直接在开户行办理结购汇，结购汇后资金可以直接划转。四是简化数据报送，期货交易涉外收支以及有关交易数据统一由开户银行、交易所通过系统报送。 《通知》自8月1日起实施。（完） 2015-08-04/xiamen/2015/0804/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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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见附件）。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6年2月3日 附件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2016-04-05/xiamen/2016/0405/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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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服务实体经济；同时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过度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我们的双重使命。 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演进 跨境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有助于推动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并且带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和流动，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同时，跨境资本流动具有逐利性、顺周期和易超调等特点，短期内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波动可能对经济金融带来冲击。从历史上看，新兴经济体曾多次出现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当资本大量流入时，压缩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推升了资产价格，一定程度降低了新兴经济体推动经济改革和结构转型的动力。当资金大规模流出时，可能导致货币贬值、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世纪以来，全球跨境资本流动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2013年，国际资本高强度流入新兴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资本流入主要是因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资本回报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入则是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市场流动性泛滥。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以来，国际资本开始从新兴经济体流出。主要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特别是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并启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开始转向。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国家都面临不少风险因素，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跨境资本流动扑朔迷离，跨境资本流动的流量、流速、流向、结构都处于动态的变换之中。 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国际宏观经济和宏观审慎政策合作的重要性。主要经济体进行政策调整时，应充分考虑其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共同维护金融稳定。IMF总裁拉加德2016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时指出，“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提高了产生溢出效应的可能性——通过贸易、金融或者信心的影响。随着一体化继续推进，有效合作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至关重要。这要求所有国家集体行动。”近年来，国际社会在G20、IMF、FSB等框架下也开始努力推动协调合作。在这种大环境下，脆弱的经济体应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和进出口结构、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各国政策当局应实施恰当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与跨市场风险传播进行宏观、逆周期的调节，防范系统性风险。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特征及变化 受全球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影响，本世纪以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出两个阶段的特征。第一个阶段是2000～2014年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快速上升，资金大规模流入中国。国际金融危机前，直接投资流入规模较大；国际金融危机后，证券投资、外债等其他投资资金占比开始提升。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下半年以后，中国经常账户呈现顺差，但资本账户出现逆差，且资本账户逆差开始大于经常账户顺差，跨境资本开始流出，外汇储备由升转降。从时间、流向等方面看，中国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格局保持高度一致。 两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一是市场主体对外资产快速增长。以前中国对外资产基本由官方外汇储备形成，官方对外资产占比最高时超过70%。近年来，中国对外资产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通过外汇储备形成的官方对外资产下降，市场主体持有的对外资产上升，截至2016年底,官方、民间持有的外汇资产各占50%。二是市场主体对外债务减少。前几年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利息成本较低，中国企业借入了较多外债；近两年，美联储退出QE并逐步加息，美元利率有所上升，美元汇率有所走强。同时，中国的国内利率有所下降，在低利率环境下，中国企业从国内融资更容易，开始倾向于加快偿还美元外债,降低高杠杆经营和货币错配风险。2016年一季度,中国企业本外币全口径外债从2014年底的1.8万亿美元下降至1.4万亿美元，其中外币外债由9000亿美元降到7500亿美元。2016年二季度以来，中国企业外债去杠杆化进程告一段落，外债规模开始回升。 当前向均衡状态收敛：外汇储备、银行结售汇、跨境收支差额、美元指数等指标显示了外汇市场的变化趋势。2015年12月，美联储第一次启动加息，2015年第四季度美元指数上升了2.4%，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中国外汇市场经历了高强度波动。2016年第四季度，美联储加息升温，加上美国大选因素，美元指数上升了7.1%，但和2015年四季度比较，中国外汇市场波动明显减弱。2017年1月份以来，中国外汇市场表现趋稳，2月份、3月份外汇储备增加，跨境收支经历了17个月逆差之后，由逆转正，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入趋向均衡。 未来跨境收支具有良好的稳健基础：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随着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有质量、更有效率；二是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在合理区间，2016年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例为1.8%；三是中国仍将是境外长期资本最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四是中国外汇储备充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出现快速增长，2016年增速超过4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体现了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以及简政放权稳步推进等，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促进世界和被投资国经济增长，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但对中国外直接投资中有一些非理性和异常的投资行为，如大额非主业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行为等。有的企业在自身高负债情况下，依然大额举债到海外开展收购；还有的市场主体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包装下，非法转移资产。 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遵循“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和政府引导”的对外投资管理原则。外汇管理也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但汲取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得“快”不等于走得“好”，走得“稳”才有可能走得“好”。对外投资并购像一束带刺的玫瑰，美丽芳香，但小心刺破双手；有时候像沙滩上捧起的沙子，看上去抓住了，但是最终从手心滑落。过去几个月，随着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整实施，中国对外投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市场主体逐渐回归理性。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2016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三位，在新兴经济体排名第一位，外商投资结构逐步升级改善，流入高附加值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外资继续增长。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以及庞大的市场潜力，中国仍是对长期资本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外汇管理政策方面，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资本金意愿结汇，增资、减资、转股、撤资等真实合规的资金汇兑和支付不受限制。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是经常项目，属于可兑换范畴。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可用于境内再投资，也可自由汇出。利润汇出需符合真实性、合规性要求，包括按照中国《公司法》要求，需对以前年度亏损进行弥补，要提供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在中国的完税证明。这四个条件不是新条件，而是一直存在并且具备合理性的要求。 中国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及取向 中国在制定和执行外汇管理政策时，坚持以下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水平，服务实体经济。二是坚持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止跨境资本无序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冲击，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基于上述两项原则，中国的外汇管理政策有下述几个基本内涵： 第一，“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中国外汇管理不会走回头路，不会再走到资本管制的老路上。20世纪末，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逐步提高，直接投资项实现基本可兑换；通过通道开放的方式稳步推进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包括QFII、RQFII、QDII、RQDII、沪港通、深港通等。这些中国已经实现的开放政策不会取消。 第二，审慎有序推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2016年，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有很多亮点，包括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优化沪港通政策，启动深港通试点；深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改革，弱化额度限制及锁定期约束等。改革不能仅有目标，更需要达成目标的策略。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应与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相适应。在不同时期，要充分考虑内外部多重因素，找准资本项目开放的重点、节奏、步骤等。 第三，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监管体系。构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预警和响应机制，进一步丰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在现行法律法规和外汇管理政策框架下，开展市场监管和市场执法，严厉打击外汇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中国法律法规和外汇管理政策的严肃性，维护健康、稳定、良性的外汇市场秩序。 第四，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过去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窄幅波动，人民币兑美元呈现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下一步，要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提高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性，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稳定。同时，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保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中的功能。 中国外汇储备的经营与管理 近两年来，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外汇市场和跨境资本流动经历了高强度的冲击和考验。2017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形势趋于稳定，跨境资本流动趋向均衡。2017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3.01万亿元。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位居第一，并且远超过第二名，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30%。 一个国家持有多少外汇储备算是合理的水平？国际、国内没有统一标准，需要综合考虑一国的宏观经济条件、经济开放程度、利用外资和国际融资的能力以及经济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等。无论是以传统的指标衡量，还是以IMF经济学家提出的综合指标衡量，中国外汇储备都是充足的。 影响中国外汇储备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的变动。中国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报告，非美元外汇储备折算成美元，汇率会对储备变动产生影响，储备投资的债券、股票等资产价格每个月都在变动，成为影响外汇储备变动的重要因素；二是多元化运用，比如设立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等，外汇储备出资后，需要从外汇储备数据中扣除；三是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 中国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坚持安全、流动、保值、增值原则，进行审慎、规范、专业的投资运作，优化并动态调整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提升竞争力，既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需要。人行向市场提供外汇流动性，旨在防止汇率超调和“羊群效应”，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做法，对国际社会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原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7年5月刊） 2017-05-11/xiamen/2017/0511/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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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政策解答（二） 2015-04-27/xiamen/2015/0427/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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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政策解答（三） 2015-04-27/xiamen/2015/0427/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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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政策解答（一） 2015-04-27/xiamen/2015/0427/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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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18年1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17年外汇收支数据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 主持人 袭艳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女士，请她向大家介绍2017年外汇收支数据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下面请王春英女士作介绍。 2018-01-18 10:00:00 王春英: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下面我首先通报2017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然后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2018-01-18 10:00:45 王春英: 2017年，全球经济总体呈现复苏态势，国际金融市场运行平稳；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更加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基本稳定。外汇局坚持推改革与防风险并举，一方面服务于改革开放，不断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稳妥有序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强化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国家涉外经济金融安全。总体来看，2017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明显好转，外汇市场供求趋向基本平衡。 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2017年，银行累计结汇110884亿元人民币（等值16441亿美元），累计售汇118532亿元人民币（等值17557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逆差7648亿元人民币（等值1116亿美元）。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看，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02081亿元人民币（等值29969亿美元），对外付款210561亿元人民币（等值3121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逆差8480亿元人民币（等值1245亿美元）。 2018-01-18 10:01:23 王春英: 2017年，我国外汇收支状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款逆差均明显回落，部分月份呈现顺差。2017年，按美元计价，银行结汇同比增长14%，售汇下降1%，结售汇逆差1116亿美元，同比下降67%，其中9月、10月和12月结售汇呈现顺差；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同比增长7%，支出增长1%，涉外收付款逆差1245亿美元，同比下降59%。 第二，外汇市场供求更趋平衡。从银行结售汇季度数据看，2017年前两个季度，银行结售汇逆差分别为409亿和530亿美元，三季度逆差收窄至190亿美元，四季度转为顺差12亿美元。需要说明的是，银行结售汇是影响我国外汇供求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内容，如果综合考虑即期、远期结售汇以及期权等影响因素，2017年2月以来我国外汇供求就开始处于基本平衡状态。 2018-01-18 10:03:57 王春英: 第三，市场主体购汇意愿下降，外汇融资稳中有升。2017年，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也就是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65%，较2016年下降9个百分点，其中一至四季度逐季回落，一季度68%、二季度67％、三季度63％、四季度62％，说明企业根据自身经营需要继续融入外汇资金，购汇偿还外汇贷款的情况减少。2017年，境内外汇贷款余额累计增加3亿美元，2016年累计下降858亿美元；企业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进口外币跨境融资余额累计上升284亿美元。 第四，市场主体外汇收入结汇倾向上升，个人持有外汇意愿减弱。2017年，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也就是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63%，较2016年上升3个百分点，其中，一至四季度分别为62％、63％、64％和62％，说明市场主体结汇意愿基本平稳。另外，从个人境内外汇存款看，2017年累计下降7亿美元，2016年累计增加363亿美元。 2018-01-18 10:05:58 王春英: 第五，银行远期结售汇逆差总体收窄。2017年，银行对客户远期结汇签约额同比增长111%，远期售汇签约额增长12%，远期结售汇签约逆差260亿美元，较2016年下降69％，说明2017年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更加稳定。 第六，外汇储备余额持续回升。截至201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1399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1294亿美元。其中，2至12月份外汇储备余额连续11个月回升。 以上就是我要通报的2017年外汇收支主要统计数据。下面，欢迎大家就我国外汇收支状况有关问题提问。 2018-01-18 10:08:43 主持人 袭艳春: 感谢王春英女士的介绍，下面进入答问环节，按照惯例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2018-01-18 10:10:33 中央电视台记者: 我比较关心刚才您提到的跨境资金流动的问题。我想知道您如何评价2017年的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对2018年跨境资金流动的情况作出什么样的判断？ 2018-01-18 10:11:41 王春英: 2017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逐步趋向基本平衡，相信大家很早就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另外从刚才通报的数据中也能看出来一些表现。借你这个问题我想和大家交流几个方面的感受： 第一，2017年是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从净流出走向基本平衡的转折之年。过去三四年，在内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从长期净流入转向一段时间的净流出。但自2017年起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出现了新变化。首先，外汇储备余额由降转升。2015年和2016年外汇储备分别下降5127亿和3198亿美元，2017年总体回升1294亿美元。其次，国际收支呈现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继续处在合理区间，跨境资本转为净流入。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是1.3%，这一数据在2015年、2016年分别为2.7%、1.8%，说明当前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更趋平衡，这也是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贡献。从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看，2015年、2016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分别达到4345亿美元和4170亿美元，在2017年前三季度是顺差1127亿美元，我国跨境资本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最后，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市场主体涉外交易行为更趋稳定。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环境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涉外交易行为都由单边转向多元，促进了外汇供求的平衡。当前，企业、个人都是更多地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安排跨境收支和结售汇，2017年货物贸易结售汇顺差、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结汇都呈现增长态势，跨境融资继续增加而且增幅更加平稳，对外投资和个人购汇有序回落。 2018-01-18 10:12:28 王春英: 第二，国内外市场环境更趋稳定，推动我国外汇供求转向基本平衡。首先，国内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加巩固。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9%，比2016年增速提高0.2个百分点，经济结构不断地优化、经济效益和企业盈利状况持续改善，全年官方PMI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月均达到51.6%，处于2011年以来的较高水平。这些都是稳定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根本性、基础性因素。其次，改革开放逐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促进外资增长的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债券市场继续扩大开放并推出了“债券通”，A股明确将纳入MSCI指数。最后，外部环境趋向平稳。世界经济增速结束了连续两年的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3.6%，这一预测比2016年全球增速高0.4个百分点。国际政治风险有所缓和，“黑天鹅”事件明显减少，美联储如期加息、缩表，但2017年美元指数总体下跌9.9%，新兴经济体货币普遍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所以说，国内外的市场环境更加稳定，推动我国外汇供求转向基本平衡。 2018-01-18 10:23:25 王春英: 第三，2018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仍将保持总体稳定。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内部基础将更趋稳固。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模式有助于强化市场长期信心。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国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将巩固境内外主体在我国投资、经营的长期意愿。另一方面，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助于跨境资本均衡流动。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通过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将吸引更多的长期资本流入，同时也会继续引导支持对外投资，形成更加便利、均衡的资本流出入局面。从外部看，国际经济金融运行保持平稳，外部环境将总体有利。2018年，全球经济将延续复苏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是3.7%，比2017年增速提高0.1个百分点；同时，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继续平稳推进，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相对温和。因此，在这些条件下，2018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有望延续平稳运行格局。 2018-01-18 10:29:41 中国新闻社记者: 最近几个月银行结售汇顺逆差有所波动，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未来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持续？ 2018-01-18 10:40:22 王春英: 谢谢你的提问。近几个月银行结售汇差额确实有所波动，但总体规模都不大，这反映了不同月份实体经济、金融活动的微弱差异，不改变我国外汇供求总体趋向平衡的判断。一方面，从统计角度看，当外汇供求趋向基本平衡时，由于我国涉外经济规模比较庞大，实体经济活动不同月份之间的小幅波动，就会导致某个月份出现顺差，而另外一个月出现逆差，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即便前些年外汇资金流入压力较大时，各月结售汇差额也会上下波动，不会一成不变。另一方面，银行会根据结售汇差额等情况自主调整自己的头寸，所以近几个月来，虽然结售汇差额有时候小幅顺差、有时候小幅逆差，但考虑到银行头寸变化等其他外汇供求因素，我国外汇市场是基本实现了自求平衡的。 我们前一段时间和媒体朋友交流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关心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想借这个机会，就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数据的使用问题，再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们日常监测跨境资金流动的数据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一个是银行结售汇统计，一个是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还有国际收支统计，其中前两者是按月发布，后者按季度公布。每一套数据都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在使用和作出判断的时候都要加以注意。比如：银行结售汇统计的是银行自身和代理客户的本外币兑换情况。我国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收到外汇资金的时候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存在自己的账户里，也可以选择卖给银行，只要他卖给银行，就会发生本外币兑换，就会计入结售汇统计。所以，银行结售汇是境内外汇供求的主体，但不是全部，影响外汇供求的因素还包括银行外汇头寸的增减、部分境外机构在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买卖等。 2018-01-18 10:41:00 王春英: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的是企业和个人通过银行进行的跨境资金收款和付款，但不包括银行自身的对外资产和负债跨境摆布，跨境的收付汇数据只是银行客户的。国际收支统计是根据国际标准编制，综合反映我国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各种交易，也是衡量我国涉外交易和跨境资本流动总体情况的较全面的指标。目前按季度编制和发布，已经达到国际标准，但在频率上和及时性上还难以支持月度或者更高频率的分析，当然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努力，进一步缩短国际收支数据的编制和发布时间。这三套数据各有侧重，相辅相成，使用上要注意区分。 总的来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外汇储备资产，也就是剔除 了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的外汇储备资产变化，最能全面反映外汇市场总体供求状态。从数据来看，2017年二季度以来这个数据持续增加，结束了此前近三年的下降，说明我国外汇市场已基本实现自求平衡。银行结售汇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均是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外汇供求的主要方面，当围绕着平衡线上下波动的时候，也就是小幅顺差和逆差时，并不影响对外汇供求总体平衡的判断。 2018-01-18 10:52:10 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 您对近一年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变化是怎么看的？外汇局目前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态度是怎样的？下一步的政策取向是什么？ 2018-01-18 11:01:32 王春英: 谢谢你的提问。近一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总量放缓、结构优化、用汇平稳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我们认为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逐渐地回归理性，对外直接投资整体稳定有序进行。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201亿美元，比2016年下降29.4%，与2015年基本相当，2016年实际上是存在一个非理性的增长。从月度数据来看，11月、12月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从外汇局统计的用汇数据看，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资本金购汇比2016年下降12%，显示用汇平稳。 2018-01-18 11:02:31 王春英: 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根据商务部统计，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这几个方面的占比分别是29.1%、20.8%、15.9%和8.6%。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对“一带一路”国家新增投资占比为12%，比2016年占比提高3.5个百分点。所以，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所放缓，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更加平稳，预计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 2018-01-18 11:05:48 王春英: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取向，国家的管理原则一直都是明确的。2017年8月，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和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了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境外投资类别。去年12月，发改委发布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今年3月1日起施行，常态化管理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 外汇局的管理原则也是明确一致的。我们会积极配合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的最新政策要求，稳妥有序引导企业“走出去”。我们坚持“三个没有变”：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投资“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的原则没有变，推进对外投资管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方向也没有变。具体来说，一方面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坚持推改革与防风险并举，密切关注部分领域出现的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以及对外投资中存在的各种风险隐患，督促银行严格落实展业原则，加强对境外投资交易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推动境外直接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所以如果讲到政策取向，我们会和相关主管部门政策保持一致，坚持“三个没有变”，一方面表示支持，另一方面推改革和防风险并举。 2018-01-18 11:12:0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2018年美联储将继续加息和缩表，美国的税改政策也将付诸实施，您为这些因素对于我国的跨境资金流动将产生什么影响？外汇局将如何应对？ 2018-01-18 11:20:13 王春英: 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关注。2017年，美联储有三次加息，并启动了缩表，特朗普政府也通过了税改法案。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明显好转，近期外汇市场供求更加趋向平衡。这说明，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除了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综合来看，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外部环境还是比较稳定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在逐步减弱，或者说市场对这方面因素的消化比较顺利，国内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日益巩固，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的格局有望保持。在此也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第一，美联储加息缩表以及美国政府税改等因素并没有持续加大外部市场波动，未来的外部环境扔有望延续相对平稳的局面。历史上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曾经导致美元比较快的升值，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但随着制约因素的增多，相关影响都在逐步弱化。从2017年情况看，美联储加息三次并启动了缩表，这个情况理论上有助于美元利率和汇率的提升，但实际上，2017年美元指数下降9.9%，2017年底前在税改因素的推动下，美元指数小幅上升后近期又再度回落；短期的联邦基金利率全年累计上调75个基点，但长期利率变化不大，2017年底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2016年末的水平基本相当。这反映了很多制约因素的影响。从美国国内情况看，通胀率持续偏低，美联储关注的通胀指标主要是核心PCE，这一数据从2017年初的1.9%降至年底到1.5%左右；同时，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水平看，近期美联储预测的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1.8%，明显低于历史上的经济上升期增速；此外，美国政府曾经表态不希望美元过强，这些都会制约美元汇率和利率的提升。从美国的外部情况看，其他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元区经济复苏比较快，近期欧央行调升了对2018年经济增速的预期，并开始减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规模，欧洲政治稳定性也明显好转，支持欧元走强，对美元形成压力。 2018-01-18 11:20:49 王春英: 第二，国内经济基本面总体良好，仍是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因素，未来还会发挥更加突出的基础性作用。一是经济增速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相对较高的，国内产业链条和配套设施日臻完善，劳动力技术和企业需求匹配度比较好，能够保障企业顺利经营并获得较高收益，2017年前11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2%。二是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进一步升级，国内市场潜力非常大，这逐渐成为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三是我国宏观政策目标明确、体制机制灵活，金融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外汇储备充裕，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较强。四是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不断加深境内市场开放程度，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利于稳定预期、吸引外资。此外，近年来我国在减税降费方面同样做了大量工作，近期欧美在投资安全审查方面也有所趋严，相信国内外市场主体会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理性、稳妥地开展投融资活动。 关于如何应对的问题，外部环境中这些因素都是需要密切关注、客观分析、跟踪评估和稳妥应对的。外汇管理部门首先将进一步加强统计监测，及时分析和解读跨境资金流动的形势变化。同时，坚持推改革和防风险并举，一方面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稳妥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监管体系，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2018-01-18 11:31:17 路透社记者: 人民币兑美元从去年以来出现了比较快的升值，对出口或者对我们的经济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上周有媒体报道，中国可能会减缓或者停止增持美国国债，我们想问是否有进一步的评论，11月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我们小量减持了美国国债。 2018-01-18 11:38:31 王春英: 我先回应关于美国国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有这样一个消息。中国的外汇储备始终是按照多元化、分散化原则进行投资管理的。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保障外汇资产总体安全和保值增值。至于说具体品种，你提到美债，我们觉得和其他投资产品一样，外汇储备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实际上是市场行为，根据市场状况和投资需要进行专业化的管理。所有关心国际市场或者中国外汇储备方面的人士应该也关注到，无论是对外汇储备自身来讲还是对所参与的市场来说，中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部门都是非常负责任的投资者，相关的投资活动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保障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至于你所讲的美国公布了11月份中国少量减持美国国债，其实这里公布的信息不仅仅包括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还包括其他投资主体。 2018-01-18 11:44:42 王春英: 关于你谈到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近期的人民币升值与内部经济持续向好和外部美元相对比较弱等因素都有关系。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总供需更加平衡，内生增长动力增强，这都会继续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保持稳定地位。同时世界经济复苏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还是有一定不确定性，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关于影响，刚刚我通报的数据以及前一段时间海关、商务部等发布的数据都能够给你有关汇率对于涉外经济影响的回应。我们相信，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我国会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8-01-18 11:47:48 中国日报记者: 2017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后，企业在汇率的风险管控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2018年外汇局对更好地引导企业风险管理有没有新计划？ 2018-01-18 11:51:36 王春英: 我特别希望通过媒体向更多市场主体传递有关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信息。2017年以来，中国企业进一步完善了汇率风险管理，以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市场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实际上和企业的风险意识、风险管理是直接相关的。在汇率双边波动以后，最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企业逐步在改变对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固定思维，赌单边升值或单边贬值的企业逐渐减少，前些年的非理性或者是恐慌性的行为明显减少。外汇局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要求银行加强市场宣传和教育，督促做好客户风险教育，引导企业树立“风险中性”意识和健全汇率风险管理。 2018-01-18 11:53:04 王春英: “风险中性”意识非常重要，但我们仍看到部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不到位，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于汇率风险认识不到位。还有一些企业习惯于押注升值或贬值的单边方向，用主观的市场判断替代风险管理。二是对套期保值认识不到位。套期保值实际上是花一定成本来锁定风险，就像花一点钱买保险一样。有一些企业不愿意支付这个费用来做套期保值，或者把套期保值当做赚钱工具，忽视了套期保值是锁定不确定性风险的本质功能。企业对汇率风险敞口控制意识不足，不是合理审慎保值，反而有时主动追求风险利润，同时，在外汇市场形势发生调整的时候，如果一些企业发现自己判断错了，集中调整汇率风险敞口就可能引发外汇供求矛盾，加剧人民币汇率、利率调整等风险，造成市场恐慌或者踩踏，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增加，最终也会损害企业自身的经营。 2018-01-18 12:00:06 王春英: 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企业对于汇率风险的管理就必须要树立严肃的“风险中性”意识。2018年外汇局会继续推动企业完善外汇风险管理，优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环境。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需要考虑市场，但是市场风险承受能力往往和市场的风险意识和管理水平有关系。如果企业不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固定的思维，仍是不保值或者赌单边，那么即使面对正常的汇率波动也可能不适应，进而产生非理性的恐慌行为，这样反过来就会束缚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此，外汇局会继续加强市场宣传引导，也希望各位帮忙做好宣传。我们同时也会督促金融机构继续做好客户的风险教育，引导企业树立“风险中性”意识，健全汇率风险管理。同时，从外汇市场发展方面进一步推动改革，丰富市场产品，扩大参与主体，拓展交易范围，推动外汇市场对内和对外开放，完善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提高外汇市场的服务能力、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避险需求。 2018-01-18 12:09:31 金融时报记者: 关于内保外贷的问题，去年是非常关注的，你们认为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吧，或者今年会不会也影响到中国的外汇政策？ 2018-01-18 12:19:18 王春英: 内保外贷是比较具体的一项资本项目管理业务。从2014年跨境担保外汇管理改革以来，内保外贷业务呈现比较快速的增长，在改善我国企业境外投融资政策环境、丰富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我们观察到，这个业务出现了新趋势和新问题。比如说：一是内保外贷履约率有所上升。2016年以来，包括银行在内的各类境内机构提供的内保外贷履约额和履约率都出现了一定程度增长。二是部分企业利用内保外贷方式规避其他监管部门的管理。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相关部委完善对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部分境内机构利用内保外贷的方式境外融资，并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规避相关部门境外投资管理的现象。三是部分银行合规意识比较薄弱，没有能够切实履行跨境担保外汇管理中关于真实性、履约倾向及还款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审核要求，部分银行的审核流于形式，我们在检查中对此都做了纠正。 2018-01-18 12:19:57 王春英: 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重申了银行在内保外贷业务办理过程中需要履行的义务，包括对当事人主体资格、资金用途和交易背景、第一还款来源及履约可能性等方面的审核，加强对担保物的审核，建立履约风险定期评估制度等等。总的来说，虽然我们加强了对银行做这方面业务的要求，但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会积极支持包括银行和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开展真实、合规和合法的内保外贷业务。谢谢。 2018-01-18 12:21:02 主持人 袭艳春: 再次感谢春英司长的介绍，谢谢大家，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2018-01-18 12:21:54 （原文载于中国网） 2018-01-19/xiamen/2018/0119/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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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四 记者 周琰 作为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外汇市场生于毫末、起于累土，逐步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局紧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推动外汇市场深化发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宏观调控、资源配置、汇率形成和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把握外汇市场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没有外汇市场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为配合外贸体制改革，1979年8月，我国改革外汇分配制度，实行外汇留成管理，由此逐步产生了外汇调剂业务，萌生了外汇调剂市场，这是我国最早的外汇市场。1994年1月，我国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形成了银行对客户市场，同年全国统一的、以电子化交易为平台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运行，保障了外汇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合理流动。2005年7月21日，我国重启汇率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我国外汇市场进入新的更高发展阶段。 据悉，外汇局立足汇率弹性增强后企业的多样化避险保值需求，上下呼应，政策设计与银行创新互动，点面结合，全面激活外汇衍生产品创新。2013年增加货币掉期本金交换形式，2014年进一步支持银行为企业提供买入或卖出以及组合等多样化期权业务，2018年允许远期结售汇到期交割方式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全额或差额结算，进一步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外汇风险。目前，我国外汇市场已具有即期、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基础产品体系，基本满足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汇率风险需求。2017年，国内外汇市场人民币对外汇交易量24.1万亿美元，较1994年增长134倍，其中，银行对客户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分别为3.8万亿美元和20.3万亿美元，即期和衍生品分别为9.5万亿美元和14.6万亿美元，衍生产品交易量占比上升至历史最高的61%，市场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展，为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支持市场主体适应汇率双向波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40年来，我国外汇市场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持续扩大开放。企业、个人在跨境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中的外汇交易需求在外汇市场上被充分、有序吸纳；同时，作为市场核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逐步改变早先单一银行的参与者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入市交易，多元化的分层结构逐步形成。随着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内外汇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各类境外机构有序进入境内市场。为进一步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自2016年1月起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系统每日运行时间延长至北京时间23时30分。配合国内金融市场开放，2017年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为“债券通”境外投资者提供配套汇率避险服务，2018年允许QFII、RQFII开展外汇套期保值，外汇市场与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形成积极互动。 交易、清算、信息等金融基础设施是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的基础，健全基础设施始终是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个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取得新进展。2013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试运行交易确认业务，降低外汇市场操作风险。2014年扩大银行间外汇市场净额清算业务的参与主体和产品类型，试点开展中央对手清算业务。2015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标准化外汇掉期交易功能。2016年继续推出标准化远期和期权组合交易，同时开展交易冲销业务，支持新一代外汇交易平台建设，稳步发展集中清算业务。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已具有国际市场主流和多元化的交易清算机制，交易后确认、冲销、报告等业务也广泛运用于银行间市场，提升了市场运行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 外汇市场在40年发展进程中，紧扣防范金融风险主线，不断改进市场监管，努力创造公平、透明、竞争的市场环境，自1994年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体系以来，有效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诸多外部冲击，始终未发生由市场自身运行引起的重大风险事件。同时，积极培育行业自律，2014年《银行间外汇市场职业操守和市场惯例指引》发布，2016年，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成立并发布《中国外汇市场准则》和《银行间市场（批发市场）交易规范专家组工作章程》，建立了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并行的外汇市场管理新框架。 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实体经济改革开放而持续推进，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进程相衔接、与之配套并为之服务，呈现出一个内部连贯、逻辑一致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外汇市场，既反映出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外汇市场的交易产品、基础设施等各类市场要素全方位发展的充分认可，也说明我国外汇市场已不仅仅是基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被动接纳，而是全球外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我国外汇市场40年的发展历程，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是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新起点并不断完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外汇市场在40年的发展中，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外汇调剂业务，到1994年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到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再到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不断完善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体制机制。 二是始终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实体经济对外汇市场的基本和核心需求是有效配置外汇资源和防范汇率风险，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既不是简单地什么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也不是一味迎合逐利需求让外汇产品眼花缭乱。从实体经济和外贸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逐步发展外汇市场，避免外汇市场发展脱实向虚。 三是始终强调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相配合。过去40年我国外汇市场发展有快有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与汇率改革保持协调，为主动、渐进、可控推进汇率改革创造市场条件，既不能超越也不能滞后。如，2005年汇率改革后，发展外汇市场的节奏就主动加快一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节奏就主动放慢一些。 四是始终强调与其他金融改革和发展协调推进。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的体制转轨，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外汇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要与其他领域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协调推进，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节奏和机会窗口，没有一个整体有效的金融体系支持，外汇市场建设很难单兵突进。在推进外汇市场改革过程中，各项政策的选择、设计和推出时点，都是充分考虑了与其他改革的协调配合。 五是准确把握信息科技的时代潮流。国际外汇市场是一个已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行业，仍保留了许多传统交易模式。1994年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建立之初，准确把握技术进步为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在交易模式选择上不拘泥于传统，引入电子交易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实现了大规模的电子化交易平台，为市场参与者享受高效率、低成本的市场环境提供了技术红利。 六是充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但不简单照搬。相对于国外发达市场，发展中的中国外汇市场可以充分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利用后发优势少走“弯路”。同时，不能简单照搬和模仿，应以前瞻性视角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引领国际趋势的发展新路。银行间外汇市场从1994年建立以来，始终坚持有组织交易平台的市场形态，可以兼容多种交易模式、适应不同交易工具，打破了场内与场外的传统边界并形成功能融合。正是得益于这一长期制度安排，使我国外汇市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践中央对手清算、交易后确认、冲销、报告等全球新的监管要求和发展措施方面，具有独特的便利基础和先行优势。 新时代推进外汇市场进一步深化发展 外汇市场的核心功能是为市场主体提供本外币兑换和风险管理渠道。回顾过去，业内专家表示，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的推动因素：一是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直接带动了外汇交易的增长；二是2005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促进了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三是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境内外投资者进入外汇市场开展本外币兑换和风险管理。外汇市场在这三个因素的带动下快速发展，有效服务和支持了实际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 专家表示，展望未来，应积极把握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对外汇市场发展提出的机遇与挑战。首先，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后，主动管理汇率风险将成为市场主体的“必修课”，由此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持续、稳步发展。其次，资本市场加快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市场，将为外汇市场发展增加新的参与主体并释放交易需求。再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的广泛使用将促进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推动离岸与在岸市场的融合发展。 面对机遇与挑战，外汇局表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以拓宽交易范围、丰富交易工具、扩大市场主体、推动对外开放、健全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监管为重点，继续推动外汇市场深化发展，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11/xiamen/2018/1211/1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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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三 记者 周琰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外汇局积极适应外汇管理新常态，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不断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稳步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促进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经过持续深入的改革实践，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显著成效。目前，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融资逐步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 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率先实现基本可兑换 改革开放40年来，外汇局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主动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协调推进投资便利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基本可兑换。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外汇局一方面积极“引进来”，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构建以登记为核心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体系。2012年底，外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大力精简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流程，前后共取消35项、简化合并14项行政审核子项，建立起与扩大开放相适应、具备有效管理且社会成本较低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模式。2015年6月起，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管理部门实施间接监管。上述改革实施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了基本可兑换。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95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外汇局积极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开展真实合规的境外直接投资。2009年7月，外汇局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初步建立起以登记为核心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框架。2015年6月，进一步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相关外汇登记业务下放银行办理。由此，境内机构“走出去”在汇兑环节已无管制，大大便利了境内机构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2017年，外汇局配合多部门有效抑制重点领域非理性境外直接投资，在满足真实合规境外直接投资需求的同时，促进跨境资金有序流动，有效防范风险。2018年6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中，直接投资资产近1.52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资产总额的比重达22%。 逐步建立并完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将引入外部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与切实防范外债偿付风险这两个目标有机统一起来，确立了外债登记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统筹平衡“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前提下，外汇局稳步推进外债管理体制改革，参照国际通行标准建立了外债管理和统计框架。 为大幅简化外债登记管理，建立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外汇局将国际经验与我国实际紧密结合，于2013年5月，全面取消外债账户开立、资金结汇和还本付息等业务审批事项，大大简化了外债业务办理流程，减轻了银行和企业负担；2016年，外汇局配合人民银行，抓住改革窗口期，通过地区试点、以点带面等方式稳步推进外债规模管理方式改革，适时建立起以“统一管理、自主举债、意愿结汇、负面清单”为主要特点的本外币一体化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上，便利境内机构跨境融资，切实降低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8705亿美元，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为加大对“走出去”企业融资支持，2005年8月，外汇局顺应市场需求全面扩大政策适用范围，明确将金融机构及跨国公司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便利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开展跨境担保业务。2014年进一步改进跨境担保外汇管理，取消跨境担保的数量控制、大部分业务资格条件限制和所有事前审批，仅保留登记管理要求。同时，坚持放管结合，规范担保人尽职审查要求、担保项下资金用途负面清单等管理，有效防范相关风险。由此，跨境担保项下实现了基本可兑换，较好地助力解决企业境外融资困难、授信不足等问题。 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取得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合格机构投资者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多渠道多层次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力提升了境内外资本市场相互融合水平。目前，除境外机构境内发行股票、货币市场工具、衍生工具外，证券投资其他交易已实现基本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 一是实施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改革，支持境内企业到境外资本市场融资。2013年以来，外汇局持续推进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改革，在登记、账户、资金汇兑等方面实施多项简化措施。2016年，针对境外上市所涉及境内基石投资者有关用汇需求作相应安排，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财务杠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二是推出并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等制度安排，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从2002年开始，逐步推出并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在核定的投资额度内参与跨境证券投资。截至2018年10月末，共有286家QFII机构获批1002.56亿美元额度，203家RQFII机构获批6426.72亿元人民币额度，152家QDII机构获批1032.33亿美元额度。 三是构建内地与香港多渠道、多层次的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促进两地市场深度融合。从2014年开始逐步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直接参与跨境证券投资。2015年7月，推出内地与香港证券投资基金跨境发行销售机制（即“基金互认”），标志着集体投资类证券项下“居民在境外发行”以及“非居民在境内发行”两个子项实现部分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新突破。2017年7月，“债券通”正式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和深度融合，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资渠道。 四是支持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配合境内原油期货等特定品种期货市场开放，自2015年起，外汇局完善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商品期货交易外汇管理政策，对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不设投资额度限制，资金汇出汇入无需审批，有力支持了原油期货、铁矿石期货、精对苯二甲酸（PTA）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 五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实现进一步开放。2016年5月，向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不设行政许可和单家机构限额或总限额，仅保留备案和外汇登记要求，大大便利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展望未来，外汇局表示，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以渐进式改革思路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大力提升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同时，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11/xiamen/2018/1211/12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