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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4期 作者:冯茜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厘清财务报表科目之间的勾稽关系，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 随着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达到21.7%。与此同时，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是否应对有效，对冲措施是否降低了汇率风险敞口，如何从财务角度整体评价汇率风险管理效果等话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汇率风险分类 经典理论框架下，企业汇率风险可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企业管理实践中，汇率风险管理和相应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职能常由财务部门负责，然而汇率风险的表现形式常常伴随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而发生变化，反映在企业业绩的不同财务指标中，从而为识别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 以典型的进口贸易业务为例，在企业制定预算、签署合同、开立信用证的阶段，业务合同已确定进口所需外币支出金额，但尚未确认应付款项，此时汇率波动主要影响实际进口成本，汇率风险表现为交易风险；当发票入账后，外币记账项目的风险敞口即被确认，直至购汇还款前，会计报表日与入账日相比的汇率变动将直接计入利润表汇兑损益科目，此时汇率风险主要为折算风险。汇率变动还可能会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时持有的现金流量减少或运营成本上升，进而海外经营利润无法弥补汇率波动引起的损失，此类经济风险带来经营层面的综合影响往往难以直接反应在财务指标之中。此外，由于很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并不满足套期会计的要求，企业套期工具（外汇衍生品）和被套期项目（外币资产/外币负债/外币预期交易等）如何抵销在财务报表中也并不显而易见。 基于上述因素，对于很多企业的财务部门而言，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并合理考核评价汇率风险管理的成效，在实务中仍具有较大挑战性。本文从一个典型跨国经营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实践入手，通过分析其定期财务报表中相关会计账户和科目的勾稽关系，识别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各项汇率风险，厘清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对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的实际效果。 企业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一家制造业细分领域龙头上市公司A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各年的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作为信息和数据来源。A集团主要经营位于中国境内，并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接近50%，外币资产和负债及外币交易的计价货币主要为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海外市场经济前景起伏不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加大了A集团跨国经营和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近三年A集团受汇率影响的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汇率风险识别 汇兑损益是企业货币性外币项目受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收益或费用，属于财务费用项下子科目（汇兑损失即费用，在利润表中计为正值）。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升后贬、双向波动，A集团汇兑收益达1.36亿元；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贬后升、整体强势，A集团的汇兑损失达4.22亿元，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7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是指企业境外经营使用的外币财务报表并表时与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折算产生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其他综合收益，实务中又称净投资外汇风险。并表时，A集团采用外币报表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东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收入与费用项目按照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2019年和2020年，A集团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分别为1.62亿元和-4.95亿元。虽然在未处置外币资产时，净投资外汇风险并不计入集团当期损益，但是对企业的杠杆率、筹资成本、每股收益等重要指标和海外项目处置周期产生实际重要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2019年和2020年，A集团的汇兑损益中，来自汇率变动对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影响占比分别高达80.14%和89.10%。这与A集团外币金融资产负债的结构息息相关。A集团货币资金中的外币资金占比较高，2019年底一度超过80%，其中又以美元资金占压倒性地位（见表2）。相对于外币金融资产的规模而言，A集团外币金融负债较少，因而形成了较高的外币（美元）净资产头寸（见表3）。因此，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较大幅度升值时，美元资产产生汇兑损失、美元债务产生汇兑收益，且汇兑损失的规模大大超过汇兑收益，最终A集团2020年汇兑损失超过4亿元。 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作为一家跨国经营多年的上市公司，A集团由总部财务部门负责监控集团外币交易和外币资产及负债的规模，并通过多种管理手段降低集团的外汇风险。经营对冲方面，包括在多个销售目标国投资设厂、分散经营，在采购、生产、销售环节优化结算币种，在收入和支出之间进行同币种匹配，在外币资产和负债的管理与海外业务的扩张进行合理匹配，以此推行从战略层面到执行层面的全方位汇率风险管理。 金融对冲方面，A集团持续采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如远期外汇、外汇期权、货币掉期等达到规避外汇风险的管理目标。表4显示了A集团外汇衍生品名义本金净额变化及已结算收益（计入当期利润）。 A集团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是否达到了降低汇率风险的效果，需要综合考量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形成的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已结算合约损益）三类科目在报表中的勾稽关系。精确计算时，需要将被对冲项目的汇兑损益与对冲所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合并考量，这体现了评价衍生工具时需“期”与“现”结合的原则。由于财务报表中未逐笔披露详细信息，本文主要评估A集团交易性汇率风险的整体套期保值效果。 从表5可见，A集团的外汇衍生工具部分对冲了其外币货币性项目造成的汇兑损益：2019年公司实现汇兑收益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损失；2020年公司实现汇兑损失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收益。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整体交易性汇率风险套期保值（汇兑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实现了正收益。2020年全年对冲收益为负，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美元净资产头寸和风险敞口较大，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整体升值。外汇风险对冲的目标是降低或者消除汇率敞口，而非追求净收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持续运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A集团实现了平滑主营业务财务指标的效果。就A集团现状而言，可以在综合考虑本外币融资成本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融资，当汇兑收益增额（或汇兑损失的减少）足以抵补外币利息支出时，可获得更好的自然对冲效果。 启示和建议 企业开展外汇衍生品等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时，按照常规会计处理方法（即未使用套期会计），被套期项目（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与衍生金融工具（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权等）的确认和计量基础不尽相同，两者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可能无法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记账结果也反映在不同类型的会计科目之中。因而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可能会产生会计错配或财务报表单个科目呈较大波动的情况。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知，仅仅观察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或汇兑损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外汇衍生合约的锁定汇率与到期日即期汇率简单比较来考评套保是“亏”还是“赚”。如果企业的财务部门仅着眼于“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投资收益”“外汇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单一科目的变化情况，却忽视了各个科目之间的会计勾稽关系，则可能对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实际效果“看不懂”而“不敢做”。当企业符合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时，还可以选择使用套期会计方法记账，通过提前或者延迟确认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降低整个交易期内时间错配带来的估值风险，从而减少企业当期财务报表因汇率变化造成的账面波动。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坚持“保值”而非“增值”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向企业推广外汇衍生产品时，银行应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遵循简单适用原则，推荐与企业经营特点和汇率管理团队交易能力相匹配的套期保值方案，详细讲解产品风险和情景分析，协助企业梳理优化外汇衍生工具的管理。套期保值交易达成后，银行仍需持续关注企业的交易行为，避免企业出现因汇率变化或主观汇率预期随意改变套保策略和交易执行的情况。银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事前、事中、事后一系列高效优质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帮助企业将经营对冲和金融对冲手段合理结合，切实护航实体经济稳健经营。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各国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外部需求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或将趋于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将给企业应对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将充分释放实体经济的汇率避险需求。我国政策层面逐步规范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以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套期保值为原则，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的路径，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型、拓宽交易范围、健全基础设施，也将为国内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践行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供更多工具和更大空间。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国际业务部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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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刘志刚 魏颖娣 梅雨欣 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随着中资企业国际化、全球化水平的日益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年度汇兑损益加总净值规模不断扩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新时期，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在加大。为此，本文拟通过分析A股上市企业年报汇兑损益数据，探明当前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情况，并给出相关建议。 样本筛选与数据处理 截至2022年3月末，A股上市企业4854家。先做适当样本筛选：一是剔除运营相对不正常企业，如ST企业和上市至今尚未盈利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汇率管理代表性较差；二是剔除观察期内没有产生汇兑损益的企业，这类企业不存在汇率套保需求。 在数据选择方面，确定以2016—2020年期间筛选后的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准。一是由于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幅有效扩大，市场化程度提高；二是因为2016—2020年恰好经历了两轮较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升贬周期。无论是出口型还是进口型企业，在完整的汇率升贬周期内如果没有采取足够的套保措施，都可能出现较大的汇兑损益波动，易于观测；三是本文完稿时仅有32%的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2021年年报，考虑数据完整性问题，本文未用2021年数据。 经上述数据筛选后，2016—2020年的存在汇兑损益的样本企业（以下简称“样本企业”）分别为3102家、3279家、3667家、3701家和3724家。 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样本初瞰 首先对样本企业所在地、行业、经营规模、汇兑损益等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 一是地区分布。对于办公场所与注册场所不一致的样本企业按总部办公地点作为企业所在地。图1显示，样本企业所在地近五年分布比较稳定，东南沿海企业密集度明显高于西北部。此外，按省份划分的企业聚集度排名与该省份金融行业GDP总值排名高度契合，说明了金融业伴随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的发展态势，而更高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也可为该地区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支持。 二是毛利率分布。不同行业的企业，其套保损益可能有所不同。为观测这一点，常用的方法是将样本企业按照行业进行分类。但考虑到样本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占比过高，行业分析的差异性不够显著，故本文以不同企业的毛利率水平为代理区分变量进行分析。图2显示，2020年度样本企业毛利率较接近统计上的正态分布，主要集中在10%—40%区间内。 三是样本企业经营规模分布。通过数据导入，发现样本企业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40亿元以下，约占总体样本的70%。 四是汇兑损益分布。数据显示，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汇兑损益主要集中在-300万到500万人民币区间。具体来看，五年间产生汇兑盈余（即汇兑损益为负）的企业占比分别为74%、21%、68%、64%、22%，具备明显的年度特征：2016年、2018年和2019年汇率盈余企业占比明显高于2017年和2020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2017年、2020年这两年汇率双向波动更为明显，当年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带来较大挑战。 横向比较：不同上市企业汇率冲击率比较分析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本文横向地在不同规模上市企业中进行套保程度比较，构建汇率冲击率指标如下： 汇率冲击率=|汇兑损益/（净利润-汇兑损益）| 其中，分母为企业不考虑汇兑损益前的利润水平（汇兑损益前利润+汇兑损益=净利润），分子为汇兑损益本身。比率取绝对值是因为无论正值还是负值，绝对值过大都是套保不足的体现——充分套保的企业应不存在汇兑损益对净利润的过高影响，汇率冲击率数值越高，说明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越大。 一是地区比较。将样本企业按不同所在地划分并分析表现差异。为避免极值影响，取企业汇率冲击率的中位数来进行观察。数据显示，样本企业总体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1.67%。图4可见，在样本企业集中度最高的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七省市中，仅上海和北京的汇率冲击率低于全国水平，而福建的汇率冲击率为2.67%，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所在地不同对汇率套保行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统计了办公地与注册地不一致的企业的汇率冲击率。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中共有191家企业将办公地选在注册地以外的省市，其中173家企业将办公地驻扎在了金融GDP排名前七的省市。这173家企业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0.74%，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7%。这说明金融资源发达是企业实施汇率套保的重要条件。 二是毛利率比较。将样本企业数量按2020年毛利率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5可见，随着不同组别毛利率的上升，汇率冲击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毛利率在15%—24%间的样本企业，其汇率冲击率最高；毛利率超过24%后，汇兑冲击率随着毛利率的升高呈快速下行；特别是毛利率超过43%之后，汇率冲击率显著低于全国中位数。这可能是因为低毛利企业对成本敏感度更高，更不愿意承担汇率套保成本。 三是样本企业规模比较。首先，按营业收入分组。将样本企业按2020年营业收入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6可见，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营收规模在6至26亿间的企业汇率冲击率最高；随着营收规模的扩大，汇率冲击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说明相比毛利率，汇率冲击率对营业收入的变化相对没有那么敏感，即与其自身经营规模呈弱相关。 其次，按财务人员数量分组。将所有企业按财务人员数量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7可见，随着财务人员数量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财务人员配置越充足，意味着企业越重视财务规划，决策团队的专业能力可能较强，汇率冲击率随之下降。 通过横向比较发现，金融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更容易吸引企业聚集，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的企业套保能力就更强；毛利率越高（特别是超过43%）的企业，其经营受汇率损益影响越小；营收规模越大（特别是超过26亿元）的企业，其汇率冲击率也可能降低。 纵向比较：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汇率冲击率变化 样本企业中具有2016—2020年五年汇兑损益数据的企业共2927家。进一步观察这2927家企业在五年间的汇率冲击率变化，可以衡量上述企业主体套保能力是否提升。具体方法是，对这2927家企业，先设定一个特定幅度阈值X，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发散状态，即套保恶化；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收敛状态，即套保改善。 为充分分析不同情况，本文将该特定幅度阈值X分别设定为150%、140%、130%、120%、110%和100%六档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无论特定幅度阈值X取哪一个值，2927家企业中均只有少数企业汇率冲击产生收敛，即汇率套保改善。例如，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大值“150%”作为判别标准时，只有177家企业出现收敛；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小值“100%”作为判别标准时，仅61家企业出现收敛。这说明，从汇率冲击率本身作为时间序列数据看，大部分企业数据在2016—2020年呈发散状态，这其中有两点可能原因：一是部分企业虽充分意识到汇率波动会对其财务指标产生影响，但由于项目周期过长、财务考核跨年度、财务纪律约束等各种原因考虑并未开展汇率套保；二是部分开展套保的企业汇率套保能力并未随着时间推移明显改善，后续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研究数据并未包含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故2021年以来监管机构大力提倡汇率风险中性的效果在本文数据中无法得到体现。 相关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样本企业数据横向、纵向分析，由此可见： 一是金融资源的发达程度是企业套保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金融发达地区同样存在套保不足企业。全国75%的具有套保需求的企业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山东和福建等地，这7个省市在全国金融业GDP排名位列前7，不过，这7个省市中的样本企业除京沪外，其他5个省份汇率冲击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金融资源丰富地区，其当地企业并不必然拥有更强的套保能力。 二是毛利率偏低企业的，套保积极性更低。汇率套保产生财务成本，对于高毛利企业而言，该类成本不算高，但对于低毛利行业而言，汇率套保成本可能成为其选择汇率敞口“靠天吃饭”的充分理由。 三是企业的经营规模越大，财务人员配备越齐全，汇兑损益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相对越小。企业对汇率风险的认知和汇率套保的能力，是随着企业的成长而不断提升的。成长中的上市企业，其汇兑损益的波动随着经营规模的增长而放大，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其有精力有条件关注汇率风险对冲，企业套保能力提升，汇兑损益波动就有所下降。 根据上文分析，笔者在改善上市企业汇率套保工作方面，有如下建议： 一是要继续加大宣传，强化企业主体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二是多措并举，进一步降低低利润率企业套保成本。短期可通过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让利双管齐下，降低企业主体负担，培育该类企业的套保习惯。中长期中，可采取保证金方式，降低企业套保的资金占用成本，以市场化手段推动其长期参与汇率套保。尤其是对于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可不断改善小微企业的外汇套保金融服务，降低企业套保成本，提升其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刘志刚、魏颖娣 工作单位：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作者梅雨欣 工作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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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张霓 刘启超 近几年，根据外汇市场发展以及自身业务总结，A集团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逐步领悟到汇率管理的实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当期汇兑损益的对冲，以达到总体平滑财务报表损益的目的。 A集团以工程承包为核心业务，业务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等47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的境外工程承包业务特点，决定了收款周期长、收款时间不确定性大、收款币种基本均为外币等情况。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强，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也愈发重要。 从现金流层面看，A集团项目收款90%来自于境外，其中以美元为主，而付款以人民币为主。由于同时存在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因此汇率波动对财务报表损益影响较为明显，A集团存有较强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近年来，A集团的汇兑损益绝对值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平均达到20%。加强和提高汇率风险管理对A集团来说势在必行。 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近两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有一定“赌汇率”心态的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中损失较大。因此，国资委、外汇局等部委密集发声，敦促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树立汇率风险中性原则。 A集团于2011年已小规模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但存在交易规模小、委托较为零散不规律、对汇率单边预期较为依赖等问题，公司尚未形成有效的汇率管理体系。近几年，根据外汇市场变化以及对之前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经验总结，A集团对其外汇风险管理模式持续进行优化。 首先，明确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及策略执行不应受到对汇率走势预判的干扰，而是通过公司收付款计划的精细化预算判断外汇敞口，通过建立衍生品管理制度形成相对固定的交易下单策略，形成较为系统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管理体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汇率中性”管理方案。 其次，A集团将汇率中性区分为“汇率波动风险中性”及“远期价格风险中性”两层含义。其中“汇率波动风险中性”是指不赌汇率涨跌，积极开展远期减少未来汇率波动影响；而“远期价格风险中性”是指不赌远期价格高位，不再试图等待汇率较好时一次性委托，而是定期通过分笔委托操作来分散远期价格风险。 最后，为宣传贯彻汇率风险中性理念，A集团积极组织各类内部宣传活动，定期邀请银行专家对全公司业务人员开展汇率避险讲座，并对财务人员持续进行专业培训，宣传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以及优化下单模式的必要性。 健全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在收付款币种自然对冲、应收账款提前卖断、押汇等基本汇率避险方案基础上，A集团主要通过外汇远期业务实现风险对冲管理。根据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0〕8号）及《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1〕17号）的相关规定，为确保远期业务依法合规、严守套保原则，A集团首先建立完善了《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实施细则》，明确业务审批、计划、操作流程、保证金管理以及会计核算等金融衍生业务活动过程的工作程序、控制措施和方法，以制度为牵引，强化内控执行，规范开展授权审批、交易操作、资金使用、定期报告等，构建了完善的交易前、中、后台相互联接的管理体系。 其次，根据业务模式、管控架构以及金融衍生业务实施的特点，A集团严守不相容岗位分离原则，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如业务部门、交易部门、运营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以及法律部门等相应部门或岗位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 最后，A集团建设了定期报告机制，定期向管理层及上级集团报送金融衍生业务开展情况。 A集团的外汇远期业务坚持依托真实贸易背景开展，按发起部门分为项目层面和总部层面两类业务。集团积极引导项目组对在手执行合同收汇计划开展外汇远期锁定汇率，总部层面则根据旗下分子公司整体收汇预算对总体外汇敞口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这两个层面的业务开展互为补充，动态调整，有效地实现了对外汇风险敞口的对冲管理。 持续优化远期业务操作 为保障风险对冲是以真实贸易背景为依托，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远期结售汇需要以精准的收付款预算为基础。A集团每年年初会从项目层面入手，编制该集团年度外汇收支预算，同时持续跟踪重大项目的收支情况，随时对外汇敞口进行分析，并制定外汇远期交易方案。 A集团于2020年首次确立了远期锁汇规模（年度交割金额）占外汇风险敞口（年度外汇净流入）50%的目标比例，并在2021年顺应外汇市场形势变化，对这一目标比例进一步提升。由于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收款周期长，收款期时间波动性大，A集团为外汇风险敞口变化预留了部分空间，以防止超额锁汇情况出现。 在这一比例范围内，总部层面根据项目层面委托外汇远期交易业务情况及公司整体现金流预算更新情况，灵活调整自身委托业务规模，将实际远期锁汇规模趋近于既定锁汇目标比例。 A集团外汇交易部门通过预算及敞口比例，测算出年度可交割规模，减去A集团总部层面和项目层面已锁定规模，计算出该年度外汇远期金额。若接近比例上限，将不再对本年度交割的远期业务进行下单。如仍有开展空间，在确定具体委托金额之后，选取3—5家银行询价，按照市场化竞价方式下单。 总部层面交易策略 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经过长期探索，通过对历史外汇远期业务交易数据的回顾梳理，得出如下结果：一是从交易金额看，对固定金额平摊、均匀操作的结果，优于每笔参差不齐下单金额的管理；二是从交易时间看，连续间隔相同频率下单优于不定期下单，两周一次下单模拟结果和每周一次下单结果差异极小；三是历史操作远期期限在1—24个月内的成果较好，期限过长的项目远期因长期汇率波动较大而普遍承受较大损失。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自2018年起，A集团在总部层面逐步完善并形成了目前的交易策略：每两周下单一次、每次对未来24个月均匀下单100万美元，共2400万美元。同时，为了避免单月交割规模过高，设置了月交割规模上限，当某月超过月规模交割上限时，将不再进行委托。此种交易方式可以通过离散下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对冲汇兑损益，达到规避汇率波动的作用。此外，为进一步降低外汇风险敞口，提高公司整体结汇汇率的平滑度以防范汇率风险，在对年度敞口进行测算后，A集团在总部层面对2020年之后每月外汇远期交割规模上限提升一倍，并逐步提高总部下单规模。 项目层面交易策略 项目层面的外汇远期交易业务，按照未来合同预计收汇情况进行决策。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发布汇率利率双周报、在汇市重大变化结点，向业务决策人员发出提示，积极引导其加强项目汇率风险管控。目前，A集团开展外汇远期业务的项目明显增加。 由于项目层面以合同收汇为背景开展业务，锁定的金额与日期同收汇计划一一对应，下单的时间点根据市场情况而定，较于总部层面的交易策略，项目层面的交易，其锁定的金额和价格相对集中。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对已交割项目层面远期回顾测算发现，如项目层面能够采用A集团总部层面目前的交易策略——对未来预期收汇平分为相同金额、连续间隔相同频率委托等额开展远期操作，均能显著提升汇率风险对冲效果。因此，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积极鼓励、引导项目层面分期、平滑下单。2021年，A集团项目层面的外汇远期交易基本采用分批平滑下单的方式来分散汇率风险，没有出现对外汇远期业务择机一次性委托的情况。 此外，受工程承包企业特性决定，项目工期和付款时间可能受种种原因影响而延后，造成在预计收汇节点未能收到款项的情况，从而使得外汇远期业务到期无法完成交割。有时因汇率情况与下单时点有较大变化，项目部对未来汇率的预期发生重大改变，希望对到期远期进行平仓，不再继续开展远期操作，从而使得部分应收账款重新暴露在外汇风险之中。针对此种心态，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积极引导项目部树立正确的外汇管理理念，不因汇率波动而放弃套期保值原则，通过收款计划的重溯，对远期业务办理展期，保证对外汇敞口持续不间断地覆盖。在业务操作中，A集团提倡不因对汇率预期或对展期价格的主观判断而终止远期操作，持续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通过多年的实践，A集团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逐步领悟到汇率管理的实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当期汇兑损益的对冲，以达到总体平滑财务报表损益的目的。2021年，A集团汇率风险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因为持续开展外汇远期业务，且远期操作规模对外汇风险敞口的覆盖比例进一步提升，A集团远期损益对汇兑损益的对冲效果接近100%，基本实现了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管理目标。另一方面，通过A集团持续、分批实施远期锁汇，无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经历怎样的波动，每个月A集团远期交割的平均价格始终维持在目标汇率稳定水平之上，远期结汇锁定价格也较为平滑，较好地实现了通过远期业务实现套期保值的风险管理目标。下一步，A集团将继续贯彻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外汇远期业务以保值为核心，严守合规底线，紧密跟踪外汇市场动态，完善内控机制，不断探索优化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作者单位：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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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2期 作者:王思聪 刘志刚 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业务背景，从汇率走向、行权价格等要素着手，灵活适度应用外汇期权产品。 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环境下，涉外企业要及时锁定汇率敞口，并灵活适度用好避险工具。与即期、远期及掉期产品不同，外汇期权产品一方面操作门槛相对较高，不易把握；另一方面，因其兼具灵活度高以及可定制化特性，深入掌握期权在外汇套保中的应用，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增强汇率避险管理能力，助力企业更好地实现汇率风险中性目标。 期权产品使用误区 当前，涉外企业在汇率避险内部管理架构设计上实现了突破，但在避险工具使用方面，不少企业仍处于积累经验的阶段。从境内企业可采用的外汇避险产品看，主要有即期、远期、掉期和期权产品。前三类产品结构相对简单，易于理解，市场参与度较高，价格也较透明，是企业汇率避险的主要产品。不过，上述三类产品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如产品要素固定、灵活度低等。针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汇率管理工作提出了更加精细化的要求，不少企业配备了专业管理人员，并寻求在避险产品操作水平方面的提升。 外汇期权，是指合约购买方在向出售方支付一定期权费后，所获得的在未来约定日期或一定时间内，按照规定汇率买进或者卖出一定数量外汇资产的选择权。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业务背景，从汇率走向、行权价格等要素着手，灵活适度应用外汇期权产品，从而实现既锁定了风险，又保留了一定灵活度的目的。2011年4月，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推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2015年“8·11”汇改之后，期权交易量一度出现快速增长。 不过期权产品相对复杂，要灵活应用并不容易。目前，不少企业对期权的理解仍存有以下两个误区：一是期权属于高风险产品，不适合稳健型企业汇率避险操作风格。不少企业对期权产品的理解往往和“对赌”“巨亏”等词汇关联在一起。这样的印象往往来源于海外市场的经济危机或者交易前台亏损等新闻。部分企业面对期权产品甚至谈虎色变，避而远之。二是把对期权产品的理解等同于对即期市场的理解。企业往往喜欢询问金融机构的市场观点，预判市场走势，然后通过卖出期权收期权费的方式来赌市场汇率不会突破自己的预设行权价。殊不知裸卖期权相当于“压路机前捡硬币”，收益有限但风险无限。企业虽然看上去是做了期权避险，但其实还是在赌即期市场走势，再加上没有及时锁定敞口，反而进一步放大了风险。走出上述两个误区，市场的变化也要求企业认真学习期权的避险功能。当前，人民币汇率市场波动增大，从最初的单边走势到目前的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更富弹性。企业需要适应新形势下的避险需要，简单地单边买入或者卖出期权将不再适用，区间波动型、期限错配型等组合型期权将会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这就需要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期权产品的学习。 期权产品的合理应用 主动避险型期权 主动避险型期权，顾名思义就是把避险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这一类期权往往以买入期权，支付期权费的方式为主。产品范围上包括单纯的看涨、看跌期权以及期权组合。这类期权主要适用于不希望承担汇率波动，能够完全对冲风险的企业客户。 以某上市航空公司为例。该公司一般在会计科目上以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汇率作为基准汇率用于核算下一年度购买飞机的成本。对此，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策略是通过远期购汇锁定50%的敞口。2018—2019年，美元兑人民币涨幅超过4800点，该航空公司财务年报显示其汇兑损益科目亏损超过3000万元。鉴于投资者和股东对于公司利润表的关注，该航空公司迫切希望找到新的汇率避险工具，能够降低汇兑亏损或完全规避市场风险。对这种情况，企业可考虑主动避险型期权，在每年年底做财务预算时，划拨部分财务费用专门用于第二年购买外汇期权。具体操作如下：假设企业的成本汇率为美元兑人民币6.50，企业每年的购汇总量为1亿美元，企业购买1年期执行价为6.50的看涨期权价格为1980pips。在该假设下，锁定全部敞口，成本最多为1980万元。如果年末美元兑人民币即期价格在6.50上方，则企业可用美元兑人民币市场价与执行价进行差额交割，可完全对冲美元的上涨风险；如果年末美元兑人民币即期价格在6.50下方，则企业可选择不行权，以实时市场价格购汇（见图1）。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发生，企业会计账目上汇兑损益科目均为零，而期权费可记为公司财务费用。该汇率避险方式相当于企业每年年初通过支出固定的财务费用，给自身汇率敞口购买了一笔“保险”，保护汇兑损益科目不出现亏损，而“保费”就是期权费。 上述单纯买入普通看涨或者看跌期权的劣势在于，期权费支出相对较高。对此，如果企业希望既能够进一步掌握避险主动权又能降低期权费支出，则可以买入期权组合来实现这一目的。例如，企业如果想降低期权费，可以选择看涨价差型期权组合。具体操作如下：买入1倍看涨期权和卖出1倍看涨期权。如企业买入1年期执行价为美元兑人民币6.50的看涨期权，同时卖出1年期执行价为6.70的看涨期权。期权费为1000pips，相比单纯买入看涨期权可以节省980pips。到期时，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在6.50—6.70之间，企业可以选择差额交割，对冲市场风险；若市场价格在6.70上方时，企业收取2000点补贴，即6.70与6.50的差额（见图2）。虽然不能够完全对冲美元上涨风险，但是可以在锁定汇率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效降低期权费，减少企业财务成本。 主动避险型期权的优势在于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盈利能力，在编制预算时提前框定预先支出的财务费用——期权费，通过购买期权的方式将汇率避险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规避了汇率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和估值压力。在具体实际操作中，企业可结合自身业务背景以及会计核算成本，合理选择期权行权价。 区间波动型期权 区间波动型期权是指通过期权组合的形式，将汇率波动锁定在一定的区间之内，从而达到部分对冲市场风险的目的。相比主动避险型期权，区间波动型期权适用那些外汇专业避险能力相对较强、风险承受意愿相对较高的企业。 如某服装加工类出口型企业，年收汇额为5亿—8亿美元。受2021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企业利润率压缩，盈利压力较大。企业希望一方面能够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够将期权费用控制在一定范围，以降低公司整体运营负担，保有盈利空间。为此，企业通过区间波动型期权，将自身的净敞口锁定在一定区间之内，具体选择了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产品。该组合包括买入1倍美元看跌期权，此时行权价为美元兑人民币6.4353（设为行权价1）；卖出1倍美元看涨期权，此时行权价为美元兑人民币6.6212（设为行权价2），期限3个月。到期日，若美元兑人民币市场价格在执行价1和2之间，企业按照市场价格结汇；若市场价格在行权价1的上方或者行权价2的下方，则按照行权价1或行权价2来结汇（见图3）。使用该产品，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的汇率敞口始终锁定在行权价1和行权价2的目标区间内，对市场风险实现了较好的保护，企业也基本实现了风险中性。同时，企业不需要先期支付期权费，对比主动避险型期权企业需支付1000pips以上的期权费，节省了财务成本。 区间波动型期权适用于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汇率波动，不希望期初支付费用，但同时可以实现汇率敞口锁定的企业。这类期权在市场判断和汇率区间选择上专业度要求较高，适用于具备较高专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对风险有一定承受力的涉外企业。在汇率避险产品实操层面，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外币净敞口、财务费用和成本控制要求，制定合理的套期保值比例；在具体产品选择方面，企业可以考虑主动避险型期权搭配区间波动型期权来实现不同风险比重产品的有效结合。 作者单位：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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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2期 作者:郭嘉沂 张梦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为企业套期保值拓展了应用场景，也为银行创新汇率风险管理方案提供了便利。 继欧式期权（European Options）后，银行间外汇市场将再添美式期权（American Options）、亚式期权（Asian Options）。企业可以由此运用更加丰富的外汇套保工具进行汇率风险管理，银行则应进一步引导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升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服务能力和效率。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在套期保值中的应用 2021年11月26日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市场主体外汇风险管理有关措施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规定，“银行对客户外汇市场新增人民币对外汇普通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及其组合产品。已具备对客户期权业务资格的银行，可自行开展上述新产品。”根据《征求意见稿》，普通美式期权是指期权买方可以在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任何一天或到期日前约定的时段行权的标准期权。亚式期权是指期权结算价或行权价取决于有效期内某一段时间观察值的平均值，分为平均价格期权和平均执行价格期权。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差别在于行权日的选择。美式期权持有者可以在到期日前自主选择行权日，欧式期权仅可在到期日行权。美式期权广泛应用于豆粕、白糖、玉米、棉花、橡胶等商品期权中。亚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结算价或行权价取值不同。亚式期权是奇异期权（Exotic Options）中交易量最为活跃的品种之一。亚式期权取合约期内某段时间的市场平均价格作为结算价（平均价格期权），或直接作为执行价格（平均执行价格期权）（见表1）。 传统欧式期权的定价可以使用布莱克-斯科尔斯（Black-Scholes）模型。在Black-Scholes模型中，期权价格取决于标的资产现价、无风险利率、剩余到期时间、行权价格和标的资产波动率。对于看涨期权而言，标的资产现价越高，无风险利率越高，剩余到期时间越长，行权价格越低，标的资产波动率越大，则期权价格（期权费）越高。 美式期权无法直接通过Black-Scholes模型求解，而是需要借助二叉树模拟、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Method）等方法进行数值计算，或是通过BAW等模型求出近似解。BAW模型的原理是将美式期权价格分解为“欧式期权价格（基于Black-Scholes模型）+提前行权价值”。美式期权赋予了持有者更灵活的行权时间，因此同等条件下，美式期权的期权费用理论上要高于欧式期权。 就美元对人民币期权而言，美式看跌期权的期权费高于同等要素下的欧式看跌期权（见图1），但美式看涨期权的期权费用持平于欧式看涨期权。这是因为美元利率较人民币利率更低，因此提前行权相当于“损失”了一部分利息，理性持有者会选择“卖出美式看涨期权”（即平仓）而非“提前行权”（该结论的前提是美式看涨期权为具备较高流动性的场内交易产品，或场外交易时经交易对手同意结清合约）。这使得美元对人民币美式看涨期权提前行权的价值降低，期权费接近于欧式看涨期权。 亚式期权也需要使用二叉树模拟、蒙特卡洛模拟等进行数值计算。由于标的资产平均价格的波动小于行权日当日市场价格的波动，因此同等条件下，亚式期权的期权费用低于欧式期权（见图1）。亚式期权中，平均价格期权以合同约定价格作为行权价，平均执行价格期权以行权日标的资产价格作为结算价，后者的价格波动高于前者。一般而言，平均价格期权费用低于平均执行价格期权。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在价格选取、行权方式、收益结算等方面更加灵活，为企业套期保值拓展了应用场景，也为银行创新汇率风险管理方案提供了便利（见表2）。 推动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 2021年以来，外汇局等监管部门大力推动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引导企业建立汇率套期保值的财务管理体系，通过强化外汇套保考核、降低手续费用、新增外汇期权品种等方法推动银行创新外汇风险对冲产品和方案，为企业提供针对性、全面性的服务。2021年10月，外汇局印发《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内容》，将“外汇套保比率”纳入银行外汇业务考核指标；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关于支持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减免银行间外汇市场相关交易手续费的通知》。 在监管、银行和企业合力推动下，2021年企业套保比率大幅提高，以“远期与期权成交量占即期、远期和期权成交量比重”衡量的汇率套保比率从2020年的不到16%增至2021年的22%（见图2）。与之前汇率波动幅度较大时追加套保的情形有所不同，此次套保比率的提高发生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率下降时期，这反映出企业的风险中性意识提升，且对汇率的单向预期减弱。 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我国企业不成熟的套保理念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外汇市场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掣肘。全球外汇市场波动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当前企业面对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优化，正是培育汇率风险管理经验的最佳“试炼场”。未来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境内企业需要提前积累更加成熟的风险中性财务管理方案方可应对。 对银行业务的建议 对于已具备对客户期权业务资格的银行而言，建议从以下方面更好地帮助企业合理运用衍生品工具进行汇率套保。 首先，区分企业汇率套保的类型。从外汇敞口类型划分，企业汇率套保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套保和现金流套保两大类。资产负债表套保是指规避集团内海外分支机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负债表在并表时产生的汇兑损失。此类企业往往关注发生汇兑损益的会计科目、差额结算金额等。资产负债表货币错配将会对财务报表中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会计科目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外币现金和银行存款、应收/应付/预收/预付账款等。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套保的过程中，往往采取定期调汇（例如每月一次）的策略对动态变化的外汇敞口进行锁定。现金流套保是指规避未来收取或支出的贸易和投融资现金流因汇率波动而遭受的损失。此类企业往往关注该笔订单的净利润率、企业现金流的充裕度和利润率的稳健性等。对现金流进行套保时，需要根据现金流的收支时点和市场波动情况制定针对性套保方案，期权和期权组合在现金流套保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次，帮助企业锁定“成本汇率”，以“成本汇率”而非“远期汇率”为锚制定套保方案，既不过度套保也不完全“裸敞口”。不同交易类型的企业面临不同的成本汇率。举例来说，经常项下生产型企业的成本汇率是订单汇率；经常项下代理型企业的成本汇率则是交割汇率；资本项下外债企业的成本汇率是结汇汇率；国际化企业并表时的成本汇率则是记账汇率。确定成本汇率后，银行需帮助企业建立汇率套保是为了“锁定未来的结算汇率优于成本汇率”（即锁定成本，稳定利润）而非“确保结算汇率优于到期时的市场利率”（即利用衍生品赚取收益）的观念。套保比例方面，既无需过度套保也不可完全“裸敞口”，可以采取汇率套保与随行就市相结合的方式。 最后，加强修炼“内功”，配合风险中性理念的宣传与引导。一方面，加强银行内部对FICC（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团队的资源倾斜，对FICC专员进行阶梯化培育，同时创新和优化汇率套保产品及方案，包括在美式期权和亚式期权开展后研发相关产品及产品组合。另一方面，配合对风险中性的宣传引导，通过宣讲会、入户拜访等方式帮助企业搭建汇率风险管理架构，以制度取代主观决策。举例来说，银行可帮助企业调整考核机制，将汇率风险管理视为“成本中心”，取消汇率套保的收益目标，将套保的规范性和纪律性作为考核依据。 作者单位：兴业研究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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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4期 作者:付建平 李婕 全流程汇率风险管理是企业在外汇敞口时点量化分析的基础上，从汇率风险产生源头入手，前置汇率风险管理，加强过程管控，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202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呈现出明显的双向波动特征，为适应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特点，笔者意图从全流程管理视角出发，梳理涉外企业外汇敞口的形成和关闭，分阶段厘清外汇敞口管理主体，明确外汇敞口全流程管理思路与管控要点，以进一步提升企业风险中性管理精细度，有效保障企业经营效益。 外汇敞口时点量化分析 境内企业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如果在开展进出口业务时结算货币为外币，企业在合同签订之日，就将形成外汇敞口，直至采取相关汇率管理手段锁定风险敞口，并最终实现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企业方完成外汇敞口关闭。在持有外汇敞口时段内，企业将承担汇率波动风险。由此可见，企业外汇敞口形成于企业销售部门；外汇敞口的关闭来源于该贸易合同完成交割或终止。涉外企业外汇敞口主要涉及四个重要时间节点：时点一，企业外币计价合同的报价以及合同签订日期，外汇敞口形成；时点二，合同项下权利或义务的财务挂账日期，外汇敞口存续期；时点三，合同项下的外汇资金交割日期，外汇敞口存续期；时点四，企业完成外币与人民币兑换的日期，外汇敞口关闭。 在时点一，企业进行合同报价，同时也就确定了订单的成本汇率。企业一旦签订以外币计价的进出口合同，即形成了外汇敞口。虽然签订进出口合同并不满足会计入账条件，也未形成企业的资产负债，但基于合同已经完成签约，就需提前确认外汇敞口。敞口金额等于合同项下应收应付款项金额。该时期内的企业虽然不核算汇兑损益，但仍承担汇率风险。 在时点二，企业对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进行财务挂账，即可从财务报表角度考量外汇敞口，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外汇存量货币资金以及以外币计价的各种等价物，包括外汇资产、外汇负债、外汇衍生工具等。二是以外币计价的企业经营活动，包括以外币计价的应收账款以及其他完工但尚未结算的款项，以外币计价的应付账款、应付工程款等，还有其他应收应付款等。三是以外币计价的筹融资活动，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等，在存续期间内构成企业外汇敞口。四是以外币计价的投资活动，包括外币应收应付股利等。 在时点三，企业完成权利或义务的外汇资金交割，出口企业收到了外汇货款，外汇敞口体现在外汇货币资金。企业依然需要按照会计核算要求，每季度末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间价来核算汇兑损益。 在时点四，企业完成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以外币计价的涉外合同全部权利和义务转化为记账本位币，完成相应收入、成本及费用等核算，外汇敞口及时关闭。 在完成外汇敞口时点的量化分析之后，企业可以根据对不同时点外汇敞口存续相关影响因素实施前置管理，以有针对性地实现对汇率风险的全流程管控。 全流程汇率风险管控要点 一是选择恰当的订单结算货币。在汇率风险敞口形成时点，企业业务部门可尽量选择国际交易清算份额较高的货币作为订单结算货币，企业采购或者营销部门在合同谈判时，应积极主动沟通，争取选取以人民币或其他国际主流货币作为结算货币。一般而言，国际交易清算份额越高的货币，其币值相对越稳定，后期波动较小，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若以人民币为订单结算货币，即从源头规避了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风险。 二是审慎确定订单预算汇率。在订单报价之前，业务部门应联合财务部门，选择相对保守且恰当的订单预算汇率。在确定订单预算汇率时，企业可考虑结算货币未来的币值变化，并结合订单回款时间节点，参考相应期限的远期汇率，以综合确定订单预算汇率，为未来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留出余地。若企业选取的是国际交易清算份额较低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那就需要在订单预算汇率环节额外考虑该结算货币币值稳定性较差所产生的风险溢价问题。其风险溢价幅度可参考相应货币兑人民币汇率的平均波动幅度来确定。 三是在外汇敞口存续期，企业财务部门负责做好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措施的落地实施。绝对的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是指企业在签订海外订单的同时，要么形成外汇资产敞口与外汇负债敞口的自然对冲，要么开展相应的套期保值业务以锁定结算货币的汇率波动。汇率风险中性管理不能完全消除汇率风险的波动，企业可以借助资产负债的匹配、恰当地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将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控制在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四是搭建全流程汇率风险管理监测和预警体系。通过搭建全流程汇率风险管理监测和预警体系，企业可实现外汇敞口横向全覆盖监测，并进一步实现企业汇兑损益动态的全程预警。涉外企业可以以海外订单为起点，将海外订单重要要素纳入统一的合同信息系统进行标准化管理，自动生成外汇现金流状况；在此基础上，对应未来的时间序列，并结合金融市场外汇走势，搭建外汇敞口的量化监测体系，跟踪现金流变化，对未来汇兑损益进行预警，实现外汇敞口闭环管理。根据对外汇敞口的时点分析，该信息系统应能覆盖外汇敞口形成、敞口监测和敞口关闭三个时间节点。企业相关职能部门需按照职责分工维护基础信息和汇率市场实时状况，并按季度确定公司接受损益状况的阈值，形成汇率风险的闭环监测和预警。 汇率风险全流程管理策略分析 一是尽量降低外汇敞口的余额。汇兑损益计算公式为：期末汇兑损益＝期末外汇敞口×（期末外汇汇率－期初末外汇汇率） 根据该公式可知，企业汇兑损益的影响因素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期末企业持有的外汇敞口，另一方面是期初到期末的汇率波动。因此，企业外汇货币资金余额不可过多，一般而言，通过套期保值管理汇率风险后，“企业剩余外汇敞口/企业净资本”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5%），才能在多数情况下将汇率风险控制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此外，企业在持有外汇敞口期间内，还应密切关注外汇市场走势，一旦汇率优于或者接近预算汇率，企业可办理远期结售汇等基础性外汇衍生产品，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尤其是在外汇敞口较大情况下，企业不宜观望或等待。 二是制订有效的应对外汇资产敞口所形成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首先，企业应从管理外汇敞口余额着手，降低或者消除外汇资产类敞口，进而降低汇率风险。对于外汇货币资金敞口，一旦汇率优于预算价格，企业可对应办理金融机构即期结汇业务。其次，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主动办理金融衍生产品，锁定该外汇资产的未来换汇汇率。对于外汇应收账款类敞口，由于无法降低或者消除该类资产，可与金融机构叙做金融衍生产品来锁定未来换汇汇率，对应办理金融机构远期结汇、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等业务。此外，公司还可主动去形成新的相同币种、相近期限、相近金额的外汇负债，从而与外汇资产敞口形成反方向对冲。比如企业可根据外汇应收账款敞口情况主动举债并及时结汇，用未来到期的应收账款偿还到期借款，不但可对冲外币举债成本，还可获得借款结汇后的人民币利息收入。企业可综合考虑成本后，制订具体实施策略。 三是针对外汇负债所形成的汇率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管控。首先，从外汇负债余额着手，降低或者消除外汇负债类敞口。企业进口采购业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人民币结算。其次，在已经形成外汇负债敞口的情况下，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主动办理金融衍生产品，尽量提前锁定未来因履行负债义务办理购汇所产生的汇率成本。此外，还可主动形成相同币种、相近期限、相近金额的外币资产来对冲外币负债。 当前，影响汇率走势的因素越来越复杂，除宏观经济基本面以外，各种政治驱动事件、突发性事件、投资者心理预期等，也都会对汇率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涉外企业始终都面临着汇率风险的严峻考验。新的形势下，企业应恪守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加强外汇敞口全流程管控，前置汇率风险管理时点，借助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管理精细度，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中车财务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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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郭佳 面对小额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涉外企业需建立适合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并通过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搭建最优避险产品组合，以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主业经营的影响。 2020年以来，全球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衡量多个发展中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强弱程度的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JP Morgan EMCI）下滑12%。其中，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等货币跌幅居前。以巴西雷亚尔为例，截至2022年3月31日，雷亚尔兑美元累计贬值约20%（见图1）。 新兴市场小货币的大幅波动，对中国出口贸易行业和从事新兴市场投资活动的企业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小货币汇率避险成为众多面对新兴市场出口及投资的企业迫切需要面对的的外汇风险管理难题。 健全小货币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A公司为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该公司近几年对新兴市场的出口量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增长。A公司80%以上的业务都是在巴西，巴西雷亚尔汇率大幅波动对其业务影响巨大。2020年之前，A公司对汇率风险不够重视，也没有应对外汇市场风险的管理意识。2020年之后，新兴市场货币大幅波动，A公司因此产生较明显的汇兑损失。有过深刻教训后，A公司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公司只有建立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方可在重大风险发生之际应对有序。对此，A公司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加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一是A公司根据公司业务背景建立明确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A公司分别确定了投融资和贸易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在投融资项下，A公司支持新兴市场业务融资尽量以当地货币融资，实现当地货币融资对应当地货币资产的自然对冲。非当地货币融资，融资货币对当地货币全额锁汇；在贸易项下，已收当地货币货款全额锁汇，应收货款根据一定比例进行锁汇，预期当地货币销售收入尚未确认应收部分金额利用期权或期权组合等非线性金融工具锁汇。以上策略的基本原则是风险收益匹配原则，即确定性的资产负债产生的风险，企业采用线性、确定的金融工具管理风险；或有的资产负债产生的风险用非线性金融工具管理风险。 二是企业建立、完善对冲交易流程和相关人才培养。考虑到汇率风险对公司损益有较大影响，A公司逐步培养自己的外汇交易人才，外汇交易业务的授权、责任、分工清晰明确，流程健全，确保公司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必要的、灵活、快速的风险决策流程。 三是不断增强企业对汇率风险对冲产品的理解与操作心得。2020年以前，A公司只在当地与银行开展本金交割远期（Delivery Forwards，DF）锁汇业务。2020年之后，考虑到疫情影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以及海外市场金融资源丰富、资金划转方便等诸多有利因素，A公司决定将其香港公司打造为A公司的海外财资中心，从各类金融机构获取授信额度，集中开展现金管理、汇率/利率风险管理业务，同时进行其他投融资活动。从对冲工具选择上，A公司海外财资中心充分利用在岸、离岸两个市场开展本金交割远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on-deliverable Forwards，NDF）以及期权等锁汇业务。 参透小额货币管理利器 一是NDF。NDF是指双方约定远期汇率，合约到期时只需将交易本金按约定汇率与定盘汇率之间的差额进行交割清算，无需对NDF的本金进行交割。NDF的交易货币对通常为美元与一个存在管制或部分管制的货币，因该货币的管制特点所以不用交割全额本金，通常选用官方汇率作为基准，通过美元直接进行差额交割。因此，NDF被业界称为小额货币管理利器。 产品示例：A公司记账本位币为美元，2021年9月，A公司预计未来每三个月会收到一笔货款100万巴西雷亚尔 （BRL），需要换汇成美元（USD），但是雷亚尔兑美元汇率面临较大汇率波动风险，由于巴西央行对雷亚尔相关外汇交易采取一定的限制，因此出于成本和便利性考虑，公司选择在香港市场通过NDF产品锁定汇率风险。2021年9月13日，A公司与银行签订购买3个月期限USDBRL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本金金额100万雷亚尔，合约锁定NDF汇率为5.30。 2021年12月15日，USDBRL大幅升值，当日USDBRL外汇市场即期定盘汇率为5.6892，对于这笔NDF合约，A公司无需交付100万雷亚尔本金，只需按照当初合约汇率5.30与定盘汇率5.6892做差额结算，获取12907.61美元汇兑收益，弥补A公司因雷亚尔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12907.61USD（1000000BRL/5.30—1000000BRL/5.6892）。同时，A公司在巴西当地以即期汇率买美元卖雷亚尔获得175771.64USD（1000000BRL/5.6892）。综合上述交易，公司整体USDBRL汇率成本锁定在5.30附近。 由此可见，通过NDF产品，A公司成功规避了外汇市场波动造成的汇兑损失，锁定了企业宝贵的经营利润。在这里，NDF产品结合A公司香港账户，相当于是A公司在巴西境外开通了一个离岸钱包，通过使用香港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来管理汇率风险，确保主业收益。 对于新兴市场小货币汇率避险来说，NDF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当涉外企业在新兴市场因当地政治、经济原因无法正常开展汇兑活动时，可通过开展小货币汇率衍生品NDF交易进行汇率避险。 二是可交割远期产品或期权产品对冲汇率风险。在外汇交易市场的选择上，除了离岸的外汇交易市场，如果可以找到新兴市场当地的银行提供手续简便、价格优惠的金融衍生品服务，A公司也可以选择可交割远期产品或期权产品对冲汇率风险。 产品示例：假设A公司在2021年9月与银行签订购买USDBRL3个月远期合约，远期汇率为5.3050，本金金额100万雷亚尔。3个月后，公司按照5.3050的汇率购汇，从银行收取188501.41美元，同时支付银行100万雷亚尔。若是购买看涨期权，A公司在2021年9月向银行购汇3个月期限、执行价为5.3050的平价看涨期权，本金金额为100万雷亚尔，支付期权费6488美元。 3个月后，如果USDBRL即期汇率高于5.3050，公司行权，以5.3050的汇率购买美元、卖出100万雷亚尔，规避雷亚尔贬值的风险；3个月后，如果即期汇率低于5.3050，公司放弃行权，以更优的即期汇率购买美元并卖出100万雷亚尔。A公司购买可交割远期产品和期权产品损益见图2。 若A公司每季度都采用以上3个月期限可交割远期产品或平价看涨期权产品滚动对冲外汇风险，图3中两条线分别代表3个月USDBRL可交割远期产品和平价看涨期权产品到期的损益，其中期权费已经从期权收益中扣除。从图3的损益回溯分析可见，如果新兴市场货币贬值趋势非常明显，贬值方向比较确定，可交割远期产品可以提前锁定成本，是规避汇率波动有效的方式；而在有效锁定汇率风险的前提下，利用期权产品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通过上述信息，企业可认识到，当汇率波动幅度较大，且升值或贬值方向不确定时，期权产品可以作为新兴市场货币风险对冲的重要工具。 面对小额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一方面应逐步建立适合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可根据离岸和在岸市场不同的资金流动和汇兑管理要求，通过多个外汇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搭建最优汇率避险产品组合，以管理好企业的资金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风险，有效保障公司主业。 作者单位：海云汇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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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6期 作者:王洋 企业在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首先对于风险管理的目标要有正确的认识，即减少汇兑损失，减少现金流和收益的波动性，增加公司价值，同时还要遵守汇率风险中性的大原则。 现金流量套期，是指企业对外汇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管理。现金流量变动往往源于企业已确认资产或负债、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或与上述项目组成部分有关的特定风险，且将影响企业的损益。与此对应的是公允价值套期，是指对已确认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或上述项目组成部分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的套期。现金流量套期是对一项未来预期交易的套期，套期的目的是锁定未来预期交易的现金流入或者流出。而公允价值套期，一般是对一项有确定价值的被套期项目进行的套期，套期的目的是锁定当前价值。 A企业是国内某行业龙头企业，业务方向以出口为主，主要收入货币为美元。A企业已经搭建了外汇风险管理体系，对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和相关组织结构、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均进行了梳理与完善。2020年10月，公司着手制定2021年年度外汇风险管理方案。历经一年实践考验，A企业汇率避险管理工作得到了较好的历练，以现金流管理方式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确立现金流管理汇率风险的方案 首先，A公司汇率风险管理团队（以下简称“团队”）对企业集团的汇率风险进行量化分析。A企业是一家现金流较为稳定的跨国企业集团，团队对集团年度和月度的美元预期收益，通过在险值模型分别进行了风险量化分析（详见表1，表2）。 从表1、表2敞口量化分析结果来看，A企业未来一年里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较大。 其次，团队针对美元兑人民币汇价未来一年走势，从基本面和技术面进行分析，发现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整体呈现很强的不确定性。 在基本面方面，当时团队分析美元在未来一年（2021年）仍面临继续下跌风险，人民币则有进一步升值的可能。一方面美国控制疫情不利，经济出现明显下跌，2020年3月美国非农大幅降低2000多万人，失业率大幅飙升；美联储将联邦利率降到0，且表示短期不会考虑改变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且美国大选前景也不明朗，拜登当选可能会推出更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加上中美经贸摩擦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等诸多原因都不利于美元升值；另一方面，反观中国，控制疫情果断、坚决，经济恢复较快，并有可能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且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因此人民币未来升值潜力较大。 从技术走势看，美元兑人民币仍有可能继续下跌。在2019年至2020年间连续两次未能突破7.1850后，美元兑人民币向下跌破长期支撑线，特别是在跌破6.8358颈线后双顶形态确立，下方第一目标在6.6600。之后走势如果不能继续向下跌破6.6600，则可能在6.6600—6.8348之间震荡整理一段时间，之后再寻找方向；如果继续向下并跌破6.6600，那么将再次打开下跌空间，下一目标可能继续向下延伸至6.48甚至6.2410。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方案大比拼 经过团队认真讨论，企业根据行情分析和企业实际情况，制定了2021年度汇率风险管理方案，方案整体思路由两部分组成：首先确定对冲比例，全年外汇风险对冲比例在50%—100%间浮动管理。其中：固定对冲需在2020年12月31前完成操作，2021年上半年（1—6月）对冲50%，下半年（7—12月）对冲60%；浮动对冲将在2020年11月—2021年11月根据外汇市行情及企业月度收汇修正额灵活调整。其次是选择合适的汇率风险管理产品，并确定具体操作方案。最初团队共参考了四套方案。 方案一：不做风险管理，交割日以即期价格结汇：由于美元兑人民币汇价从2019年5月以来持续大幅下跌，2020年当年A企业美元收入承受较大压力。如果2021年人民币继续大幅升值，将令企业未来一年的美元收入继续承受巨大的汇兑损失风险。故A企业没有采用方案一。 方案二：通过外汇远期锁定汇率风险。银行常见远期报价最长时间为1年期，所以此方案的报价暂时只能覆盖到2021年10月。当时银行远期掉期点为升水，所以按照远期合约，未来一年A企业将根据不同月份有100—1800掉期点收益，企业加权平均结汇汇率相当于6.8302。如果美元兑人民币继续下跌，方案二则可以在未来一年按照约定结算价汇率（即6.8302）结汇，规避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此方案的风险之处在于，若美元反弹，仍只能按照约定汇价结汇，即使汇价大幅上升，企业也不能得到高于约定每月结算汇率的收益。 方案三：买入美元兑人民币看跌期权。平价期权报价为外汇远期报价。由于单体期权行权价格与远期相同，所以平均加权行权价格也是6.8302，即只要未来一年平均结汇价格低于6.8302，此方案可以通过行权获得的汇兑收益对冲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跌风险。如果每个月当月结汇到期日即时汇价低于当月行权价，则可以通过执行期权（行权）获得收益，抵消汇价下跌给企业造成的汇兑损失；如果某月当月结汇到期日即时汇价高于当日行权价，则可以放弃行权，直接按照即期汇率结汇，可以享受因美元升值所带来的汇兑收益；不过此方案缺点在于交易成本过高：若敞口按照上半年50%、下半年60%进行期权操作，仅1—10月的期权费约为1577万元（注：因为不同银行期权费报价差异较大，该期权费数据为A企业团队依据期权定价模型，根据当时汇率市场各种参数自行计算得出）。 方案四：外汇期权组合。买入虚值美元兑人民币看跌期权，同时卖出虚值美元兑人民币看涨期权。报价是根据波动率曲线和期权对应参数计算得出配对的期权行权价（详见表3）。买入看跌期权，行权价为6.660；同时卖出看涨期权，行权价在6.798—7.045不等。此方案优势在于较低的成本，行权时，由于卖出期权有期权费收入，不仅可以覆盖掉买入期权的成本，还能额外获得收入；如果美元继续下跌，在6.6600之下的损失可以通过执行看跌期权对冲。不足之处在于，美元兑人民币汇价在6.75—6.66之间的风险没有规避，只能按照当时即期汇率结汇。如果美元兑人民币汇价大幅上升，且超过每月对应的卖出美元兑人民币看涨期权行权价时，将失去每月高于对应卖出期权行权价之上的部分的汇兑收益。考虑一般银行设计的卖出期权行权价均距离即期汇价较远，不易触及，且如果美元大幅走强应有充足时间调整卖出期权部位以降低风险。 综合以上四种方案，除了方案一因风险太大首先放弃外，方案三因交易成本过高也让位于方案四，最后A企业在方案二和四中进行选择。考虑到2021年美国大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疫情发展有很大不确定性，同时中美经贸摩擦也都存在不确定性，这其中任何风险爆发都可能导致美元兑人民币汇价大幅波动。如果人民币走势出现大幅贬值，方案二要承担的风险要明显大于方案四，所以最终A企业选择了方案四来管理汇率风险。 企业践行汇率避险方案的效果 从实际汇率走势来看，2020年11月美元兑人民币最终跌破6.600的技术支撑，随后进一步加速下跌，到2020年12月31日已最低见6.5170。从2021年元旦开始美元兑人民币继续下探低位，虽然在4月和7月分别走出反弹行情，但总体仍呈现逐步走低的态势，且到12月底最低已见6.33。而按照汇率避险方案如期进场交易的期权组合确保了对冲的一半以上敞口都可以在6.6600汇率水平实现结汇，远高于2020年单月汇率水平。同时，该企业将2021年目标汇率及时调整到了6.50水平。通过后期的操作，将全年加权平均结算汇率保持在了6.5480水平。整体来看，2021年A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达成。 假如A企业没有采用现金流套期，而是采用公允价值套期模式，就需要在每个季度合同确认之后才对未来敞口通过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管理，2021年美元兑人民币最高价是3月30日创出的6.5788，距离6.6600相去甚远。 从上述避险实践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首先对于风险管理的目标要有正确的认识，即减少汇兑损失，减少现金流和收益的波动性，增加公司价值，同时还要遵守汇率风险中性的大原则。如果企业过于追求未来一年内每月汇兑都要实现正收益，那么现金流管理方式几乎无法实现。企业在具体制定避险方案中，除了需要对风险敞口进行量化分析外，还要对未来行情有一定研判，此外，要对金融衍生工具十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企业在众多的衍生金融工具中选出最适合自身需要的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A企业在具体方案实施过程中仍有遗憾之处，如由于企业自身决策时间较长，所以未能将计划中的汇率敞口对冲执行到位；加之，2021年该企业收入大幅高于预期，所以造成年末几个月的外汇敞口比例较大，导致了企业集团部分外汇收入没有按照现金流管理方式进行对冲管理，而是采用公允价值套保，个别月份入场也不够果断，影响了集团全年整体外汇避险效果。这也反映出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中，可在决策流程、执行权限、应急措施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作者单位：北京汇金天禄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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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3年第8期 作者:徐彩霞 中资跨国公司要做好汇率风险管理，仍需做好“四个坚持”，即坚持以锁定汇率波动风险作为最终且唯一目标、坚持风险管理回归业务、坚持动态优化衍生品对冲策略、坚持客观科学的汇率风险管理效果评估分析。 2022年，美联储超预期加息叠加地缘政治事件下，国际金融市场波澜起伏。随着美国加息逐渐接近峰值，尾部风险频发，外部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双向宽幅波动成为常态。这样的背景下，在海外市场耕耘日渐深入的中资跨国公司面临的结算货币日益多元，其全球汇率风险管理更具挑战。 根据笔者实践经验，在当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资跨国公司汇率风险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其全球竞争力。中资跨国公司需明确企业集团汇率风险管理目标，不断完善适合自身特色的汇率风险管理架构和管理体系，实施更加精益化的管理手段，全面提升企业集团汇率风险管理的广度、深度、力度、速度和精度。依笔者来看，中资跨国公司要做好汇率风险管理，仍需做好“四个坚持”，即坚持以锁定汇率波动风险作为最终且唯一目标、坚持风险管理回归业务、坚持动态优化衍生品对冲策略、坚持客观科学的评估分析。 坚持以锁定汇率波动风险为最终且唯一目标 保障企业稳健经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期权定价模型”创始人罗伯特·莫顿说过，“风险不可以消除，但可以转移”。企业开展汇率风险管理，本质上是为了规避汇率大幅波动对企业经营带来的不确定性。拉长时间周期来看，是一个削峰填谷、平滑损益波动的过程。企业首先要明确以锁定汇率波动风险为最终且唯一目标，而非以盈利为目的。遵循“保值”而非“增值”的基本原则，即企业通过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以合理手段降低风险敞口、采取对冲交易，将汇率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使得企业能够更加聚焦主业，保障企业持续稳健经营。 实践中，企业可充分结合自身发展趋势、竞争能力、公司战略等，制定具体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如业务相对稳定、定价能力强的企业，其战略目标是实现相对稳定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企业可将汇率风险的管理目标设定为确保达成年度预算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从预算开始，实施一定比例的汇率风险对冲，助力年度经营目标顺利实现；对于终端产品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的企业，其客户对产品价格较为敏感，企业可能需要高频次与客户议价，并逐批签署销售订单，此时企业汇率风险的管理目标可设定为锁定订单毛利，企业可结合销售订单规模，对标订单隐含汇率或成本汇率实施对冲，以确保锁定销售毛利；有的企业主要的外汇敞口来自于资金运作，如外币权益性投资、融资等金融类业务，这类企业汇率风险的管理目标可设定为确保实现投资收益或锁定融资成本，企业需在业务发生时结合投融资币种及期限实施风险对冲。汇率风险管理目标是企业正确实施汇率风险管理的基本纲领，一旦确定，企业管理层、业务实施团队需凝聚共识，并在后期执行中形成严明的纪律。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不确定性不断累积，企业要更加敬畏市场，以制度代替主观决策、以客观纪律代替相机抉择，不受主观预判的干扰，不在汇率变化时随意调整管理策略。实际操作中，企业会因汇率风险管理后，丧失汇率波动的机会收益，此时交易团队会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和质疑，这也需要汇率风险管理团队保持专业定力，坚持套期保值的基本原则、坚持长期主义，遵从风险管理的本质目标，切不可随意改变策略，以致在市场瞬息万变中出现更大风险。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集团管理层的认知决定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成效。汇率风险管理团队可充分借助监管部门、合作银行的汇率风险宣传材料，对企业管理层、相关部门持续进行风险中性理念的内部宣教，助力企业集团管理层对汇率风险的科学客观的认识，营造中性的文化氛围。 坚持风险管理回归业务 构建完善的组织架构 根据风险来源及对报表的影响，企业的汇率风险一般分为三类：现金流风险、资产负债表风险、净投资风险。其中现金流风险来自于以外币计价的收入和成本，属于交易性风险，影响企业毛利；资产负债表风险，来自已确认的外币货币性项目，影响外汇损益、盈利能力和财务杠杆率；净投资风险来自以外币为报表本位币的国外子公司，影响企业净值和盈利能力。资产负债表风险和净投资风险均属于折算性风险。 外汇风险管理的重点是外汇敞口和汇率波动，其中外汇敞口是汇率风险管理的起点，敞口金额的大小，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损益和对冲成本，企业可坚持外汇风险管理回归业务，坚持“优先自然对冲、其次以衍生品锁定”的基本原则，前者着眼于管理风险敞口，后者立足于管理汇率。企业管理层可将汇率风险管理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建立起完善的外汇风险管理机制，包括管理政策、管理架构、管理流程、决策体系和基础设施，并搭建起前、中、后台职责明确、分工合理，集业务、财务、资金三位一体的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实施组织架构。 实践中，由于汇率风险归类于财务性风险，大部分企业将外汇风险管理的职责定位在财务部或资金部，主要以金融衍生品等手段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可能面临较高的对冲成本。尤其中资跨国集团公司，存在全球布局广泛、业务规模巨大、业务品类复杂等特点，外汇风险管理成本较高。在此情况下，企业需要坚持深入业务，剖析外汇风险敞口形成的底层逻辑，探索通过优化产业链等手段主动降低外汇风险敞口，实现风险的自然对冲，避免在汇率风险管理中“就财务论财务”。 自然对冲是汇率风险管理中的一种商业解决方案，通过保持外汇收入和成本的币种一致，达到降低或消除外汇风险敞口的目的，需要企业详细梳理“四流”，即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账务流，深入分析外汇敞口的来源，寻找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并落地执行。如根据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加或减少其跨境销售和采购、推进加快资产周转效率、推进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子公司业务模式协商以美元或人民币计价、以所在地币种结算等方式来降低外汇敞口；也可在综合评估融资成本与衍生品对冲成本后，运用融资工具提前收汇实现资产负债敞口平衡；大型集团公司还可以通过不同子公司之间敞口轧差来降低整体的敞口余额。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企业在跨境贸易谈判中可争取优先选择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以助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 外汇风险管理回归业务，是企业从业务流入手，主动改善、降低外汇风险敞口的方法。该方法非常考验企业的管理能力，是企业“修内功”的过程，其实施难度大，但成效也很突出。 坚持不断优化衍生品对冲策略 提升精益化管理能力 企业以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需制定明确的对冲策略，通常包括对冲工具的选择、对冲期限和对冲比例的设定、对冲市场选择、交易时机把握、下单节奏设定等。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下，中资跨国公司对冲策略的精益化程度直接影响企业全球竞争力。当出现业务模式调整、产品定位变化以及外部金融环境发生趋势性改变时，企业就需要动态优化汇率风险对冲策略。 衍生工具一般遵循简单适用原则，选择与主业相匹配的基础类外汇衍生品。如远期合约和简单期权，尽量避免“三带”产品，即带杠杆、带观点、带预期等复杂组合类衍生品。当前境内外汇市场交易汇率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上下2%的幅度内波动，境外无特别限制，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汇率风险的对冲上，可选择对标资产负债表记账汇率（一般为月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的衍生产品，在人民币汇率市场价与中间价偏离较大的情况下，方能起到较好的对冲效果，避免市场价与中间价之差形成额外的管理成本。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可考虑购买期权，在锁定风险的情况下，保护机会收益。企业在进行衍生品合约交易时，需注意交易银行相对分散化，以避免汇率大幅波动时，衍生品估值超出银行授信需补缴保证金。 对冲期限和对冲比例的设定，一般根据被套期外汇敞口对应资产或负债的期限、预测准确性、风险偏好等确定。理论上企业对冲比例越高、经营确定性越强，企业管理层也能更加聚焦主业、从容应对汇率波动、稳健发展。但在实务中，企业需加强市场研究，密切关注行情，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及盈利能力，对交易策略进行微调，以便更好地顺应环境，实施精益化管理，提升管理效益。需要注意的是，策略调整不易过于频繁，尤其大型集团公司，频繁调整可能导致执行团队信息混乱、无所适从，引致操作风险。 对冲市场的选择，一般结合外汇敞口主体、公司对各法人定位、市场活跃度、银行授信等综合情况确定。当前发达国家已在全球形成成熟的外汇市场，货币流通性好，但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和资本管制，禁止自身货币在境外本金交割，离岸只能选择无本金交割（NDF）等产品。企业需充分了解敞口货币的可兑换性、可交割性等特性，选择更加适合的市场进行衍生品交易。需注意的是，跨市场进行衍生品对冲，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扭曲法人主体真实利润，不利于利润筹划，操作过程需关注整体效果动态平衡。不同金融市场通常存在相关性，但在整体套期保值方案设计中，仍需充分考虑汇率风险对冲的精益化程度。例如，港元与美元是联系汇率制度，部分企业在实务中若忽视美元与港元的风险敞口管理，在相关敞口较大的情况下，汇率波动就可能对当期经营形成较大扰动。 整体来看，金融衍生品是把双刃剑，正确使用可以套期保值，但操作不当会招致更大的风险。由于其专业属性较强，管理流程长、节点多，同时与金融市场波动强相关，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需配备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并在过程不断优化策略，提升企业竞争力。 坚持动态跟踪评估 正确评价管理效果 汇率风险管理纵跨整个业务流程、横跨多个时间周期，受其管理难度高、持续时间长、损益影响大等特殊性，企业建立健全贯穿整个汇率风险管理生命周期的监测、评估、预警和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包括事前对外汇风险敞口的收集及风险计量，事中衍生品估值变动和银行授信使用监测评估和预警、按照上市公司相关规范指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事后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和对冲结果评价等。 基于外汇风险管理的前瞻性特征，外汇风险敞口收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直接影响汇率风险管理结果。企业需建立起高效畅通的外汇风险敞口识别体系，在面对外部突发性经营变化时，可保证高效率、高质量的全条线实时沟通，最大程度地保障风险敞口识别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在外汇市场大幅波动时，企业亦能快速进行对冲决策安排，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成效。 外汇风险的计量方法一般包括风险价值（Var）、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实务中，Var值主要用于量化交易，如金融机构投资组合的市场价值风险评估，企业汇率风险一般使用敏感性分析或情景分析的方法。 衍生品持仓期间，需动态监测衍生品估值波动及对银行授信的额度占用情况。根据合约情况及市值变化，做好各类衍生品交割的资金计划。同时要注重交易对手风险评估。在当今环境下，地缘政治及外部金融风险事件频发，企业需要避免因交易对手自身流动性风险或地缘政治等事件导致衍生品合约提前终止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上市公司还需注意动态跟踪外汇敞口的汇兑损益和衍生品估值损益的波动情况，达到一定金额，需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前做好舆情管理。 在会计核算方面，一方面需企业实施团队充分了解《国际会计准则》（IAS），建立内部账务标准化流程，避免因账务处理差错影响外汇敞口，进而产生额外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还要善用会计准则，对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开展套期保值产生的衍生品估值，计入权益（综合损益科目），降低衍生品估值变化对当期净利润的干扰。 企业需定期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工作的评价分析，紧扣套期保值、平滑损益波动的业务实质，同时关注“期”“现”结合的管理结果，避免“上帝视角”唯损益结果论及只看衍生品单边损益的情况。企业对外汇风险的管理和评价工作，除了不断进行内部管理机制的复盘优化，还要多借鉴外部标杆企业的实践经验，以更好地提升管理水平，帮助企业行稳致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资跨国公司正经历经济转型和自身发展模式转型的双重考验，企业集团需将汇率风险管理提上新的高度，进一步强化汇率风险管理意识，综合运用业务手段和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以实现汇率风险精益化管理，为企业全球化经营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4-05-23/safe/2024/0523/24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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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14期 作者:朱长法 商业银行在协助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为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本源理念、问题导向和实践精神。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围绕合理均衡水平双向波动，汇率弹性持续增强，企业跨境经营活动面临的汇率风险愈发突出。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相关监管部门大力引导市场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力度帮助企业全面认识、科学管理汇率风险；外汇自律机制搭建评估机制和交流平台，持续推动成员机构提升风险中性服务意识和对客服务能力。商业银行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理念，顺应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不断创新实践，积极帮助企业强化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全力提供全流程、一站式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为企业稳健经营保驾护航，为推动外汇市场发展贡献力量。 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三个坚持 近年来，在相关监管部门指导下，商业银行在协助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为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本源理念、问题导向和实践精神。 一是坚持本源理念，服务实体需求。2022年以来，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外经贸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的通知》（商财函〔2022〕146号），外汇局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有关措施的通知》（汇发〔2022〕15号）并发布《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指引》，提出金融机构要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支持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帮助企业管理好汇率风险。商业银行始终紧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主线，在推动汇率风险管理业务发展过程中，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理念为先导，固守金融本源不动摇，针对客户真实风险管理需求，加强市场理性预期引导，以优质的金融市场服务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破解瓶颈难题。近年来，通过调研发现，由于对汇率风险存在错误认知（如押注人民币单边走势），以及缺乏对衍生产品的正确认识（如认为衍生产品晦涩难懂），当前一些企业应对汇率风险时存在“不愿做”“不会做”两个问题。针对上述难题，商业银行在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坚持问题为导向，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针对企业“不愿做”的问题，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导，针对性开展业务营销宣传，帮助企业“趋利避害”；针对企业“不会做”的问题，更多从优化产品设计、便利交易渠道、降低套保成本出发，帮助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建立并不断升级适合企业发展的汇率风险管理框架，破解企业在意愿和能力方面的瓶颈。 三是坚持实践精神，实现多方共赢。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供需、跨境资金流动、汇率波动等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整体外汇市场韧性增强。在此背景下，深入推动市场主体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是进一步拓展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提升银行服务能力、帮助企业有效防范汇率风险的多赢之举。商业银行积极落实监管部门灵活展业的要求，始终坚持实践至上，以企业实际风险管理需求为出发点、以增强汇率风险管理服务的覆盖度和便捷性为着力点，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不断优化，主动探索创新汇率风险管理应用的新方案、新产品、新场景，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努力实现多方共赢。 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具体实践 立足长远、持续开展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导 近年来，商业银行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全面动员，由点及面，多层次、多形式、常态化推动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导工作落实走深。 一是突出宣导重点。企业对于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认知是循序渐进的，从工商银行工作实践看，针对企业不同阶段的认知需求开展侧重点有所差异的精细化辅导，能有效提升宣导效果。在宣导初期，以介绍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基础知识为主；在企业建立了一定认知后，进一步介绍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良好实践和风险非中性行为带来的惨痛教训；最后，针对企业在实操中的关键环节进行重点辅导，例如帮助企业合理选择与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一致的衍生品、科学建立外汇风险管理评价考核机制等。 二是丰富宣导形式。为了扩大宣导覆盖面，提高企业关注度，商业银行线上可借助微信、微博等多种渠道，发布图文、短视频、互动网页等多样化宣导材料，并定期举办汇率避险交流会，协助企业了解外汇市场特点，增强风险管理意识；线下充分发挥柜面网点的阵地作用，通过宣传手册、海报、LED广告屏等充分开展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导，对于有避险需求的企业主动进行上门辅导，面对面解答企业疑惑。 三是持续监测引导。商业银行须将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导工作贯穿于企业风险管理的全周期。对于尚未开展衍生品交易的企业，着力找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痛点，加大宣导力度；对于已通过汇率衍生品交易开展风险管理的企业，持续关注企业反向平仓、展期、交割等操作，一方面防范企业在交易存续期可能发生的非中性行为，另一方面协助企业对风险管理方案执行效果定期回顾评价，为后续进一步优化企业汇率避险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守正创新、因企施策定制汇率避险方案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范围更大、领域更宽、层次更深，企业汇率风险敞口类型更加丰富，企业个性化套保需求更加多元。商业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企业提供精细化、专业化、差异化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 一是科学运用衍生品。目前我国境内外汇市场衍生品包括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四大类，其中期权支持欧式、美式和亚式，衍生套保类型较为全面。在坚持实需原则和汇率风险中性原则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应灵活科学运用上述衍生品及其组合，有效帮助企业实现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例如，对于因合并境外子公司报表产生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为客户提供远期差额交割产品，帮助客户在无需进行实际本外币交割的同时锁定远端汇率，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又如，对于既有人民币资金周转需求又希望降低融资成本的企业，为企业办理“近结远购”的外汇掉期交易，实现本外币流动性和汇率风险管理双重目标；再如，对于未来收付汇时间高度不确定的企业，推荐办理美式期权产品，在到期日前任意时点均可根据收付汇情况有效管理汇率风险。 二是创新业务办理模式。企业在商业银行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时，往往需要占用授信或缴纳保证金作为信用风险缓释措施。对于广大中小微外贸企业而言，衍生交易保证金占用是制约其开展汇率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从工商银行工作实践看，联动担保公司创新落地全国首笔第三方担保项下中小微外贸企业远期结售汇业务，有效在期初免除交易保证金对企业资金流的占用，提升企业办理汇率避险业务的意愿。目前该模式已在四川、吉林、安徽、北京等多地推广。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力度，商业银行还积极联动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合作办理的模式为中小微客户提供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套保服务。 三是加强金融科技赋能。与通过柜面线下人工办理相比，线上自主交易更为灵活便捷，特别是对于交易笔数较多、单笔金额较小的企业或办公地点较为偏远的企业而言，能够大幅节约“脚底成本”。商业银行通过搭建和持续优化涵盖企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电子交易平台等渠道在内的线上交易体系，坚持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为客户汇率风险管理提质增效。 夯基固本、持续提升基层对客服务能力 在为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基层外汇业务销售人员发挥着客户“贴身管家”的作用。商业银行应将提升基层人员展业能力作为工作基石，畅通企业汇率避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建立衍生品销售资质认证体系。可在制度层面不断完善衍生品业务销售人员准入条件，通过考试认证和定期重检强化基层人员衍生品业务知识储备，并在业务系统中自动校验业务人员衍生品资质的有效性，确保对客销售行为均通过具有资质人员开展。 二是明确各层级人员职责分工。可在充分发挥各层级人员的优势、明确职责分工的基础上，采取固定岗位和柔性团队相互协作的方式，提升客户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效能。例如，网点客户经理主要负责主动识别客户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初步开展对客汇率风险中性宣导；二级分行产品经理着力于进一步引导客户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开展客户适合度评估并根据客户汇率风险敞口特点推荐避险产品；针对客户较为复杂的汇率风险敞口，总行及一级分行联动基层分行组建柔性团队，共同完善对客专业汇率避险方案等。 三是注重业务推动和专业培训。可加大对基层人员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的推动力度，通过劳动竞赛、荣誉给予、资源倾斜等方式，增强基层人员对企业服务的积极性；建立多层级、广覆盖、重效果的外汇衍生品业务培训机制，如总行定期面向一级行和二级行开展衍生品交易专项培训，传达最新外汇市场形势、产品应用策略及系统投产功能等；一级行及二级行面向基层网点，常态化开展覆盖外汇衍生品销售人员及相关客户经理的产品营销培训；同时，积极利用线上与线下双渠道，以案例分享、经验交流、小课堂自主学习等多种形式提升培训实效，帮助销售人员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掌握产品特点，做好对客服务。 对新形势下做好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的思考 随着我国外汇领域改革稳步推进，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市场参与者更加多元，客户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更加多样，这对商业银行的灵活展业能力、客户分层服务能力、协同发展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商业银行仍需加强思考、探索市场优良实践。 一是应提升汇率风险管理业务灵活展业能力。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贸易新业态已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亮点。与传统贸易模式相比，新业态贸易模式呈现交易笔数多、频率高、单笔金额小、业务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迫切需要商业银行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这对商业银行在兼顾合规性与便利化的基础上灵活展业提出较高要求。商业银行应不断与时俱进，加强对新市场、新业态、新政策的学习把握，及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优化业务办理流程，利用科技赋能加强与新业态贸易模式的场景对接及深度融合，实现业务互通、场景互联、灵活展业，进一步加强对贸易新业态汇率避险需求的支持力度。 二是应加强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在我国外贸领域，中小微企业数量和从业人数众多，是稳外贸稳就业的重要力量。但与大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在营业规模、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等方面均有一定差距，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更加需要商业银行倾斜资源予以帮扶。除汇率风险管理业务以外，中小微外贸企业往往还存在本外币资金借贷、结算等一揽子金融服务需求。商业银行应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帮助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包括汇率避险、贸易信贷、国际结算等在内的综合化普惠金融服务，积极运用大数据等最新金融科技手段，加强信息化系统建设，努力在普惠金融服务领域实现进一步突破创新。 三是应做好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工作的协同合作。推动全市场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推进。从商业银行内部看，应进一步打通前中后台全流程全链条，建立面向市场和客户的快速响应机制，做好针对客户的一体化汇率风险管理服务；从外部看，大中小型银行应在监管部门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切实用好合作办理人民币外汇衍生品等业务，将汇率风险管理产品的服务触角延伸至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构建外汇市场良性竞争合作生态体系，共同助力企业实现汇率风险中性。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