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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7月份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延续基本平衡格局。具体来看： 境内外汇供求呈现基本平衡。7月，银行结售汇逆差155亿美元，环比下降26%，其中，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63亿美元，下降53%。远期结售汇签约顺差26亿美元，连续第四个月保持顺差。综合上述银行即远期结售汇以及期权等外汇供求因素，7月份境内外汇供求平衡状况好于前两个月。 非银行部门涉外收付款逆差规模保持稳定。7月，非银行部门涉外收付款逆差220亿美元，与5、6月规模基本持平。其中，人民币和外币涉外收付款逆差分别为138亿美元和82亿美元。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外汇占款为21.51万亿元，较上月减少46.47亿元，连续第二十一个月下降，但降幅较6月份的343.15亿元明显收窄。（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 王观） 2017-08-18/shanghai/2017/0818/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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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境内企业工作的外国人在有工作证明、完税证明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购汇需要占用额度吗？然后将兑换好的外币境外汇款，收款人为汇款人本人，申报的时候是报822030吗？附言是“非居民向境外付款”吗？ 答：是的。根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汇发〔2017〕1号）的规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工作取得合法工资收入，可以购汇后汇到本人的境外账户，与购汇额度无关。 按照《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6年版）》的相关要求：除有特殊规定外，境内非居民通过境内银行与境外发生的收付款，其交易性质统一申报在“822030-境外存入款项/调出”项下，交易附言注明“非居民从境外收款”或“非居民向境外付款”。 2017-09-08/shanghai/2017/0908/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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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精简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对外汇行政处罚信息实施公开披露。该披露制度已于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我分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均已上传至国家外汇管理局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 相关单位可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政府网站(网址:http://www.safe.gov.cn)→“信息公开”→“外汇检查执法”→“外汇行政处罚信息查询”栏，输入相关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后自主查询相关信息并截屏。 特此说明。 2017-09-15/shanghai/2017/0915/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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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境内居民个人能否直接在境外投资设立公司进行生产经营？ 答：目前，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下称37号文）规定，境内居民个人可以投融资为目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在境外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特殊目的公司。除此以外，境内居民个人不能进行境外直接投资。 2017-09-15/shanghai/2017/0915/6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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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非居民作为境外公司股东收到境外公司因为利润分红，可以入账吗？怎么申报呢？ 答：根据《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申报业务实施细则 》（汇发〔2015〕27号）的规定，非居民在境内开立的NAR账户，可以接受境外的利润分红资金，银行办理入账时需要代境外机构进行申报，申报代码为822030，交易附言为“境外存入款项”。 2017-09-08/shanghai/2017/0908/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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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跨境电商收汇怎么申报？ 答：跨境电商如果是利用第三方支付机构收款，则应由第三方支付机构按照《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6年版）》关于集中收付业务相关要求进行间接申报。如果是从境外直接收款，可申报在相应的货物贸易项下，按照货物贸易相关要求及实际交易类型进行申报。 2017-09-15/shanghai/2017/0915/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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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 附件1: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截至2017年07月31日） 2017-08-04/shanghai/2017/0804/5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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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 附件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截至2017年07月31日） 2017-08-04/shanghai/2017/0804/5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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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前景发表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过去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自此前高于10%降至2012年的8%左右以后，继续降至2016年的6.7%。但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上半年GDP增速达6.9%，下半年有望实现7%。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消费对象逐渐从传统的商品转向服务，因此服务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5年前的约40%上升为当前的55%。经济增长促使就业整体保持稳定，1-8月新增城镇就业约1000万人。这也是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需要保持的就业增长速度。同时，CPI同比增长1.8%，PPI增长6.3%，名义GDP增速达9.5%。 从货币供应和信贷数据看，今年初以来，中国已进入去杠杆进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持续放缓，当前已低于9%。整体杠杆率开始出现下降。虽然幅度不大，但趋势已经形成。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所以在2009年后的两年内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但这是值得的，因为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恢复。现在，中国需要将杠杆率降下来。 得益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表现较好，商品贸易顺差为400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但进口、特别是服务业进口增长较快，经常项目顺差预计今年占GDP比例将降至1.2%。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较低。 关于去杠杆。中国的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分部门看，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并不高；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仍然处于低位，但增长较快；主要的问题是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较高。得益于低利率环境，当前偿债率仍较为合理。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企业会有这么高的杠杆率，为什么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愿意给企业提供这么多贷款。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借款，形成了较多的债务，这在统计上体现为企业部门债务，会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高估。如果将这部分统计为政府债务，企业部门债务会大幅下降，政府债务相应上升，这种债务结构也更加平衡。因此，看待中国的杠杆率，不仅要看国有企业等企业部门债务和银行信贷问题，还应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而后者与推动城镇化进程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条款磋商团队也向我们提出建议，应认真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责任划分。 关于产能过剩和城镇化。中国已开始削减钢铁和水泥行业的过剩产能。这些行业产能过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城镇化进程很快，这两者都需要大量钢铁和水泥。中国的基础设施已得到很大改善，但城镇化进程还在进行中。从登记户籍人口来看，目前城镇化率仅为40%左右；但根据人口调查统计结果，城镇化率约为50%；如果使用样本分析法统计在城镇居住满六个月的人口数量，则城镇化率为57%。这意味着仍有大量农民正在向城市迁徙，虽然这些人可能已在城市找到工作，但尚未在城市落户安家。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导致对钢铁和水泥的需求较大。中国政府希望推动结构改革和优化，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因此自愿削减10%的钢铁和水泥产能。目前，去产能已经取得了积极效果，预计能完成既定目标。 关于比较优势转移，现在中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向东盟及东南亚地区转移，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去非洲投资，将部分产业转移至非洲。所以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仍存在服务业竞争力不够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优势产业，但医疗教育等行业仍较为薄弱，仍需进一步努力。 关于金融稳定。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一是影子银行。事实上我们已于两年前开始着手应对这一问题，目前已取得积极进展，许多影子银行业务已回归银行部门，被纳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二是资产管理行业。这一问题较为复杂，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监管机构针对同一资产管理行为可能有不同的监管规定，我们同意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相关建议，应理顺和精简对资管行业的监管。三是互联网金融。目前许多科技公司开始提供金融产品，有些公司取得了牌照，但有些没有任何牌照却仍然提供信贷和支付服务、出售保险产品，这可能会带来竞争问题和金融稳定风险。四是金融控股公司。我们观察到，一些大型私人企业通过并购获得各种金融服务牌照，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其间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等违法行为，而我们对这些跨部门交易尚没有相应的监管政策。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推动经济去杠杆。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推动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维护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主席David Marsh提问：有人说当前全球存在“领导力真空”，您是否认为此时是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增强领导力的时刻？您在演讲中提到了中国经济的各种积极表现，这似乎为讨论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提款权的作用、货币互换机制常态化等问题时推动中国主张提供了一个契机。 答：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开始发挥一定作用，包括参与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以及贸易与金融稳定等政策的制定工作。但中国目前仍重点关注解决国内问题，包括如何继续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监管改革等，从而跟上全球发展步伐。 很高兴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令人鼓舞，也会激励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更好发挥人民币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作用。虽然中国更积极地加强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合作，参与了标准制定工作，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货币互换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意外产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伊始，由于缺乏硬通货，银行发展代理行关系也面临困难，周边国家提出与中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支持区域贸易发展与便利化。起初是韩国、东盟和中亚一些经济体，后来逐步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阿根廷、乌克兰和埃及等。因此，货币互换机制可以说是金融危机的意外产物。中国支持进一步发展全球安全网，这可能比双边安排更为有效。 花旗银行前总裁Bill Rhodes提问：去年您曾对中国债务占GDP之比上升表示担忧，但感觉您今年对中国债务问题比较乐观，中国政府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债务问题。不知道上述判断是否正确？ 答：关于债务问题，应当看到，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财政透明度不高、政府间财政关系有待理顺、缺乏明确的财政纪律约束地方政府等问题，因此金融市场对地方政府债的定价存在扭曲，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的定价也存在扭曲，这导致商业银行和金融部门低估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相信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金融市场会变得更加透明、健康。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要重视政府债务风险，同时也应看到，与私人部门债务和外债相比，政府债务风险较低，我们将通过推进财政改革积极应对有关问题。 2017-10-27/shanghai/2017/1027/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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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了记者提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记者：我是彭博新闻社的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到了中国金融市场会进一步开放，市场也在猜测人民币很快就会扩大波幅，现在是不是推动人民币扩大波幅的好时机？央行推动这项改革的时候主要考虑哪些因素？现在来看人民币汇率是十分稳定的，现在是不是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的好时机？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谢谢您。 周小川：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至于时机，当前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时机，但是总的来讲，在7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的讲话都强调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有这个信号。昨天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对开放、引进竞争机制作了强调，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无疑会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至于人民币波幅的扩大，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首先，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一个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但大家也要注意到，扩大波幅并不是当前最关注的重点。 另外几个重要方面，包括市场方面的对外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都是市场方面的连通，还有“一带一路”也是市场方面的连通，此外机构方面的合作，以及金融市场准入也会进一步对外开放，请大家更全面地关注开放的内容。谢谢。 记者：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的问题想提给周行长，十九大报告提到了“双支柱”的调控框架，未来怎么去协调两者之间的配合？怎样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这个“双支柱”的调控框架？谢谢。 周小川：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说会很长的。大家也都知道，中央银行在调控方面，首先是运用货币政策，对此各类教科书里都有所描述，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货币政策也有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主要是对目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校正，工具箱也更加丰富。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调控手段，就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G20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提出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常规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顺周期的因素太多，经济好的时候，股票市场也好，公司盈利也多，同向推动的力量比较大。所以，要引入所谓逆周期的政策措施。 此外，宏观审慎的调节也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同时，还强调了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像“巴塞尔Ⅲ”，对资本的质量、流动性、杠杆等等都有新的要求。再有，作为宏观审慎措施之一，就是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我国的“工农中建”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平安保险也是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它们的标准应该有适当的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我们已经开展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但是确实在制度上、在规则设置上、在政策协调上，还做得不够好，所以今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之间配合得更好。在机构之间，包括“一行三会”，各大金融机构之间，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从全球来讲，“双支柱”调控框架也仍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谢谢。 记者：我是《中国日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周行长的。在习总书记的报告中也提出要防止加深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如请您来评估一下当前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您会做何评价？另外，在未来金融去杠杆的方面会有哪些主要手段？还有，最近社会上比较关注企业债务高企的问题，不知道您有什么相关的评价？谢谢。 周小川：首先，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这个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讨论的比较多。金融风险有一般性的金融市场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如个别金融机构不健康、不符合相关标准，甚至存在关闭破产的可能性。而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则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使经济和就业遭受重大冲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首先从全球来讲，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方面。对于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讲，另外一种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因为在转轨过程中可能不良资产会非常多，财务上出现的缺口导致亏损可能非常多。而且在制度转变过程中，可能规则、监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不足，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大面积出现不健康，不少转轨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机构基本上都垮了，或者全部都卖给外国人了，这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再有一点，正如刚才所提到的，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关于去杠杆的问题国内已经有很多研究，国际上也有不少评论。首先，若总量阀门把握比较好的话，总量就不至于膨胀得过快，杠杆率就会有所下降。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比较高，这里既有刚才郭树清主席所说的直接融资比重低，企业靠借贷、靠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也确实存在企业运用资金的效率不够高的问题，包括投资的效益、使用流动资金的效益。因此，我们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不仅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调整。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挂在企业名下的贷款，实际上可能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政府有时候借地方国有企业的名义作为融资的手段，把债务算到企业头上，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要防范地方政府（当然各个地方很不一样，有好的，也有差一些的）在使用融资平台方面和各种变相债务方面，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包括财务纪律不够强，或者突破了界限。 关于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从全球比较来讲，中国还不算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很快。这个快的程度提请大家注意，不是说现在就要去杠杆，而是说增长的过程要注意质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稳健，同时又是高质量的。谢谢大家！ 2017-10-27/shanghai/2017/1027/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