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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殷兴山局长赴宁波参加宁波市中心支行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并开展慰问工作。 2019-01-31/zhejiang/2019/0128/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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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号，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张全兴副局长赴绍兴参加绍兴市中心支行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2019-02-01/zhejiang/2019/0129/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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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号，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殷兴山局长主持召开2018年度杭州中心支行党委民主生活会，张全兴副局长参加。 2019-02-01/zhejiang/2019/0130/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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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殷兴山局长出席与省工商联关于优化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2019-01-25/zhejiang/2019/0122/8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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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上午，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殷兴山局长参加离退休干部迎新春团拜会。 2019-01-24/zhejiang/2019/0121/8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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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号，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殷兴山局长主持召开全省金融机构负责人会议，张全兴副局长参加。 2019-01-25/zhejiang/2019/0123/8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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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殷兴山局长主持召开货币政策咨询专家座谈会。 2019-01-30/zhejiang/2019/0125/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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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我国外汇管理改革暨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40周年。40年来，外汇管理工作始终置身并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约配置外汇资源的同时，有效应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外汇管理部门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外汇管理持续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背景下，成功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风险冲击，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坚持把外汇管理工作放到党和人民事业大局中谋划，积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趋势，坚持把外汇管理工作放到党和人民事业大局中谋划，不断创新，自我革命，注重与整体经济金融改革配套衔接，在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维护外汇市场稳定、支持国家战略发展和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不断提升，外汇管理助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以后，外汇管理部门稳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改革进程，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为促进跨境贸易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汇兑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的外汇管理改革自主权。 经常项目实现完全可兑换。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一项基本义务。改革开放早期，我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十四条款，对经常性支付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1994年，我国实现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对中资企业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非贸易经营性用汇限制。1996年12月，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取消所有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限制。2009年提出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后，2012～2013年对货物、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取消货物贸易逐笔核销制度，取消服务贸易事前审批，贸易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 资本项目可兑换达到新高度。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外汇管理部门考量促开放和防风险双重目标，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思路，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持续提升。目前，直接投资项目已实现基本可兑换，外债管理从事前审批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沪港通、深港通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开通以来，双向累计交易额超14万亿元人民币，2018年累计净流入2254亿元人民币；债券通2017年开通以来，累计交易额近1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净流入1715亿元人民币。 服务金融改革和国家对外战略，充分发挥外汇资源在维护金融机构健康性和服务“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外汇储备在大规模经营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和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挑战，加强中长期战略摆布，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保障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基本形成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和我国国情的经营管理模式。新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摆脱外汇资源短缺状态，外汇储备规模自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 支持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在大型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中，创造性运用外汇储备充实金融机构资本金。2003年成立汇金公司并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2005年、2008年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注资，2007年向国家开发银行注资200亿美元。2015年，外汇储备分别对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补充资本金480亿美元、450亿美元，储备注资解决了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经过一系列改革，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均位居全球前列，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进展顺利，职能定位得到进一步明确。 服务走出去重大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外汇储备不断拓展多元化运用，坚持商业化原则，为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先后牵头设立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基金和中非产能基金；注资中投国际、国新国际、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开展联合融资业务。当前，已形成了股债并举、以股为主的投资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国家战略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截至2018年9月末，丝路基金等7家股权机构已累计决策222个项目，覆盖66个国家和地区；与多边开发机构的联合融资业务通过股权和债权累计投资151个项目，覆盖71个国家和地区。 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有效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多次成功应对高强度外部风险冲击 作为开放的大国经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成功应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风险冲击，有效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环境。 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大幅下滑，国际收支顺差大幅缩小，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面临较大压力。在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外汇管理部门加强真实性审核管理，与海关联合开展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有力遏制了企业利用假进口报关单骗汇逃汇行为。同时，严格资本项目管理，组织开展外汇大检查，坚决打击外汇黑市。这些措施及时规范了外汇收支秩序，显著增强了市场信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至2005年间，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避免了亚洲地区出现竞争性贬值，有力地维护了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稳定，赢得国际社会一致好评。 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汇形势产生巨大的冲击，危机前后跨境资金流动短期内经历剧烈调整。外汇管理部门密切跟踪形势变化，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迅速启动危机应对。针对危机初期的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出台了提高企业预收和延付货款基础比例、适度调增短期外债余额指标等一系列支持企业的外汇政策；针对此后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带来的跨境资金大量净流入，启动应对异常资金流入预案，加强了银行结售汇头寸、外商直接投资、境外上市、返程投资等外汇业务管理措施。在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的同时，注意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严格控制各类投资产品发行主体和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做好流动性安排。这些措施保证了外汇储备总体安全，维护了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逆势上升。 成功应对外汇市场多次高强度风险冲击。2015年底至2017年初，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我国外汇市场几度出现了较严重的“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负向螺旋，外汇市场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外汇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采取一系列稳定外汇市场的综合性措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弹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强化微观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扩大外汇资金流入。在境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些措施使我们成功稳定了外汇市场，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外汇市场危机，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8年以来，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外汇市场出现边际变化。外汇管理部门深入总结近年来成功应对外汇市场高强度风险冲击的实战经验，多措并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又一次维护了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 40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外汇管理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理顺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深化外汇市场建设，完善汇率市场化微观基础，不断增强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外汇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对促进我国经济对内对外均衡发展和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 汇率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价格机制和杠杆，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理顺宏观价格信号，提高外汇资源配置效率。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从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从固定汇率到有管理浮动汇率的重大演变。 从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对外汇资源进行计划配给，汇率由官方决定。1979年，为配合外贸体制改革和鼓励企业出口创汇，我国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在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出口企业购买外汇的额度，允许企业通过外汇调剂市场转让多余的外汇，由此逐步形成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这种双重汇率制度安排使市场机制开始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资源短缺的状态。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1994年初我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成立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外汇交易通过银行结售汇体系纳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市场化改革方向上迈出了重大步伐。 从盯住美元走向有管理浮动，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1994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受制于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并没有真正浮动起来，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盯住美元的状态。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改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日趋成熟。2005年汇率市场化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此后，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结合内外部环境变化，一直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2015年，改进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强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汇率，以反映市场供求变化。2016年明确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统筹兼顾了市场供求、保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和稳定市场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汇率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2017年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了“逆周期因子”，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于2018年1月和8月分别取消和重启了“逆周期因子”。宏观审慎因素的引入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对冲外汇市场超调和顺周期波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不断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从1994年开始，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为0.3%。经过2007年、2012年和2014年的逐步调整，目前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的日浮动幅度已扩大至中间价的2%，人民币对其他不同货币汇率的波幅已扩大到3%～10%。取消了银行对客户挂牌汇率限制，银行可基于市场需求和定价能力对客户自主挂牌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汇价，现汇、现钞挂牌买卖价没有限制。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汇率弹性不断增加，汇率在外汇市场供求中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多层次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是我国金融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效运行的外汇市场能够有效传递汇率信号，促进外汇资源优化配置，为市场主体提供丰富的避险工具，有利于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从1994年我国建立统一外汇市场以来，我国外汇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境内到全球，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性、功能完善的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 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从1994年外汇市场成立以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银行间外汇市场已形成境内外各类机构并存、以境内银行为主的格局，参与机构总计673家，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84家、非金融企业2家、境外金融机构93家。对外开放方面，境外央行类机构、人民币购售业务境外参加行、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三类境外机构可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可参与境内外汇衍生品市场。对内开放方面，简化市场准入，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进入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交易产品不断丰富。外汇管理部门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不断丰富外汇市场交易产品，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日益多样化的外汇需求。银行间市场的可交易货币从最初的美元、港元、日元3种货币，逐步扩展至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港币、泰铢等27种全球主要货币，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外币交易需求。银行对客户市场的挂牌货币也从最初的美元、港元、日元3种货币，逐步增加到超过30种。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日益丰富，从早期仅有即期产品，逐步扩展至即期、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基本满足了市场主体管控汇率风险的交易需求。 外汇市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逐步建立了健全高效的外汇市场交易和清算体系，能够满足不同主体在不同市场不同产品上的多样化需求，为培育外汇市场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夯实了基础。银行间外汇市场从早期的集中竞价、撮合交易和集中清算模式，逐步发展为具有电子双边询价、双边授信下集中撮合、做市商制度和声讯经纪等多样化交易方式，集中清算、集中净额清算、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等多样化清算方式，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清算体系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坚定不移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进程中不断提高开放经济宏观管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外汇管理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自信”，坚定“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做好各项工作。 实行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不断提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水平 激发贸易新活力。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依法保障真实合规的经常项目国际支付与转移。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改革自主权，积极支持在相关区域开展外汇管理改革的先行先试，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支持审慎合规的银行为信用优良企业办理贸易收支时实施更加便利的措施。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实现与投资目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优化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放宽外汇领域的市场准入，让内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中公平竞争。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经贸畅通和资金融通。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支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拓展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方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方针，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坚定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改革目标，不断强化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深化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理顺汇率价格信号，为市场主体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更好的条件。 稳妥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作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资本项目开放要坚持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宗旨。应当与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等相适应，把握好改革方向、节奏和重点，渐进有序推进。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改革，重点是推动少数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坚持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联动，提高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程度，提高交易环节对外开放程度。 推动金融市场更高层次开放。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互为一体，下一步将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思路逐步扩大开放。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改革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RQFII、QDII、RQDII等）外汇管理制度，债券市场便利并规范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熊猫债），衍生品市场支持扩大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互联互通的覆盖范围，完善债券通，推动沪伦通落地，继续扩大基金互认产品范围。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研究允许中资机构参与离岸人民币市场、证券期货机构开展跨境业务、扩大证券公司结售汇试点等开放措施。规范外资参与上市公司外汇管理，研究允许境内上市公司外资股东直接参与上市公司配售、增发业务，推动实施外籍员工直接参与境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建立健全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围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两条主线，进一步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活跃度。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汇率弹性，提高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明确外汇交易实需原则内涵，审慎放开非实需交易。扩大市场参与主体，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序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支持境外机构在境内资本市场投融资项下汇率风险管理。丰富外汇交易工具，完善外汇市场套期保值功能与产品体系。优化基础设施，建立包容、竞争和有效监管的交易清算平台。加强市场主体风险教育，引导企业树立“财务中性”的理念，减少押注单边升贬值的行为。 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不断增强开放经济金融管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随着我国高水平开放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求不断提高，我国传统以合规监管为主的外汇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开放形势发展需要，急需在总结2015年以来防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冲击经验基础上，引入宏观审慎管理的视角和机制，加快建立并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这是落实“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中赢得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两位一体。宏观审慎从维护金融外汇形势稳定大局出发，逆周期市场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防止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微观监管坚持功能监管理念，依法依规维护外汇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跨境套利和违法违规行为，并保持监管政策和执行标准的跨周期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两位”，在于二者理念视角截然不同，从目标看彼此分工明确；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一体”，在于二者互相依存、互为补充，彼此一致的实施主体足以确保目标手段协调一致。宏观审慎管理的引入，为人民币可兑换改革不“翻烧饼”以及微观监管保持跨周期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创造了条件。 加快构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丰富针对企业、个人和银行等各类交易主体的全覆盖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箱，密切本外币政策协调配合，综合运用风险准备金、类托宾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等政策工具。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建立健全包括企业、银行在内的系统重要性跨境投融资机构外汇监管制度，从维护全局稳定角度加强对企业跨境投融资行为监测监管力度，研究银行外汇业务微观合规与宏观审慎评估框架（MC & MPA），通过对宏观风险和业务合规性评估，强化跨境资本流动失衡情况下的调节作用。 充实完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机制。一是加强行为监管。强调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构建基于国际惯例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新机制，打击操纵市场、误导和欺诈投资者行为，创造公平、公正、透明、有效的外汇市场环境。完善外汇批发市场监管指引，建立外汇批发市场监管体系。二是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外汇市场行政执法改革，坚持违法必究。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行为、地下钱庄等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借助贸易投资渠道的洗钱行为、构造交易套利行为等。重点检查银行等金融机构，严查实质性违规、违法构造交易套利行为。深化跨部门联合监管，加大与反洗钱、公安等部门监管合作。 （原文刊载于《中国金融》杂志2019年第2期） 2019-02-01/zhejiang/2019/0201/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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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四 记者 周琰 作为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外汇市场生于毫末、起于累土，逐步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局紧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推动外汇市场深化发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宏观调控、资源配置、汇率形成和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把握外汇市场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没有外汇市场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为配合外贸体制改革，1979年8月，我国改革外汇分配制度，实行外汇留成管理，由此逐步产生了外汇调剂业务，萌生了外汇调剂市场，这是我国最早的外汇市场。1994年1月，我国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形成了银行对客户市场，同年全国统一的、以电子化交易为平台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运行，保障了外汇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合理流动。2005年7月21日，我国重启汇率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我国外汇市场进入新的更高发展阶段。 据悉，外汇局立足汇率弹性增强后企业的多样化避险保值需求，上下呼应，政策设计与银行创新互动，点面结合，全面激活外汇衍生产品创新。2013年增加货币掉期本金交换形式，2014年进一步支持银行为企业提供买入或卖出以及组合等多样化期权业务，2018年允许远期结售汇到期交割方式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全额或差额结算，进一步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外汇风险。目前，我国外汇市场已具有即期、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基础产品体系，基本满足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汇率风险需求。2017年，国内外汇市场人民币对外汇交易量24.1万亿美元，较1994年增长134倍，其中，银行对客户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分别为3.8万亿美元和20.3万亿美元，即期和衍生品分别为9.5万亿美元和14.6万亿美元，衍生产品交易量占比上升至历史最高的61%，市场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展，为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支持市场主体适应汇率双向波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40年来，我国外汇市场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持续扩大开放。企业、个人在跨境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中的外汇交易需求在外汇市场上被充分、有序吸纳；同时，作为市场核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逐步改变早先单一银行的参与者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入市交易，多元化的分层结构逐步形成。随着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内外汇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各类境外机构有序进入境内市场。为进一步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自2016年1月起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系统每日运行时间延长至北京时间23时30分。配合国内金融市场开放，2017年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为“债券通”境外投资者提供配套汇率避险服务，2018年允许QFII、RQFII开展外汇套期保值，外汇市场与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形成积极互动。 交易、清算、信息等金融基础设施是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的基础，健全基础设施始终是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个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取得新进展。2013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试运行交易确认业务，降低外汇市场操作风险。2014年扩大银行间外汇市场净额清算业务的参与主体和产品类型，试点开展中央对手清算业务。2015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标准化外汇掉期交易功能。2016年继续推出标准化远期和期权组合交易，同时开展交易冲销业务，支持新一代外汇交易平台建设，稳步发展集中清算业务。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已具有国际市场主流和多元化的交易清算机制，交易后确认、冲销、报告等业务也广泛运用于银行间市场，提升了市场运行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 外汇市场在40年发展进程中，紧扣防范金融风险主线，不断改进市场监管，努力创造公平、透明、竞争的市场环境，自1994年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体系以来，有效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诸多外部冲击，始终未发生由市场自身运行引起的重大风险事件。同时，积极培育行业自律，2014年《银行间外汇市场职业操守和市场惯例指引》发布，2016年，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成立并发布《中国外汇市场准则》和《银行间市场（批发市场）交易规范专家组工作章程》，建立了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并行的外汇市场管理新框架。 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实体经济改革开放而持续推进，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进程相衔接、与之配套并为之服务，呈现出一个内部连贯、逻辑一致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外汇市场，既反映出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外汇市场的交易产品、基础设施等各类市场要素全方位发展的充分认可，也说明我国外汇市场已不仅仅是基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被动接纳，而是全球外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我国外汇市场40年的发展历程，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是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新起点并不断完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外汇市场在40年的发展中，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外汇调剂业务，到1994年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到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再到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不断完善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体制机制。 二是始终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实体经济对外汇市场的基本和核心需求是有效配置外汇资源和防范汇率风险，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既不是简单地什么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也不是一味迎合逐利需求让外汇产品眼花缭乱。从实体经济和外贸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逐步发展外汇市场，避免外汇市场发展脱实向虚。 三是始终强调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相配合。过去40年我国外汇市场发展有快有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与汇率改革保持协调，为主动、渐进、可控推进汇率改革创造市场条件，既不能超越也不能滞后。如，2005年汇率改革后，发展外汇市场的节奏就主动加快一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节奏就主动放慢一些。 四是始终强调与其他金融改革和发展协调推进。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的体制转轨，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外汇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要与其他领域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协调推进，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节奏和机会窗口，没有一个整体有效的金融体系支持，外汇市场建设很难单兵突进。在推进外汇市场改革过程中，各项政策的选择、设计和推出时点，都是充分考虑了与其他改革的协调配合。 五是准确把握信息科技的时代潮流。国际外汇市场是一个已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行业，仍保留了许多传统交易模式。1994年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建立之初，准确把握技术进步为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在交易模式选择上不拘泥于传统，引入电子交易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实现了大规模的电子化交易平台，为市场参与者享受高效率、低成本的市场环境提供了技术红利。 六是充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但不简单照搬。相对于国外发达市场，发展中的中国外汇市场可以充分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利用后发优势少走“弯路”。同时，不能简单照搬和模仿，应以前瞻性视角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引领国际趋势的发展新路。银行间外汇市场从1994年建立以来，始终坚持有组织交易平台的市场形态，可以兼容多种交易模式、适应不同交易工具，打破了场内与场外的传统边界并形成功能融合。正是得益于这一长期制度安排，使我国外汇市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践中央对手清算、交易后确认、冲销、报告等全球新的监管要求和发展措施方面，具有独特的便利基础和先行优势。 新时代推进外汇市场进一步深化发展 外汇市场的核心功能是为市场主体提供本外币兑换和风险管理渠道。回顾过去，业内专家表示，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的推动因素：一是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直接带动了外汇交易的增长；二是2005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促进了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三是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境内外投资者进入外汇市场开展本外币兑换和风险管理。外汇市场在这三个因素的带动下快速发展，有效服务和支持了实际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 专家表示，展望未来，应积极把握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对外汇市场发展提出的机遇与挑战。首先，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后，主动管理汇率风险将成为市场主体的“必修课”，由此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持续、稳步发展。其次，资本市场加快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市场，将为外汇市场发展增加新的参与主体并释放交易需求。再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的广泛使用将促进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推动离岸与在岸市场的融合发展。 面对机遇与挑战，外汇局表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以拓宽交易范围、丰富交易工具、扩大市场主体、推动对外开放、健全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监管为重点，继续推动外汇市场深化发展，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 （来源：金融时报） 2019-02-01/hebei/2019/0201/12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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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三 记者 周琰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外汇局积极适应外汇管理新常态，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不断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稳步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促进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经过持续深入的改革实践，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显著成效。目前，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融资逐步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 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率先实现基本可兑换 改革开放40年来，外汇局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主动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协调推进投资便利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基本可兑换。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外汇局一方面积极“引进来”，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构建以登记为核心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体系。2012年底，外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大力精简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流程，前后共取消35项、简化合并14项行政审核子项，建立起与扩大开放相适应、具备有效管理且社会成本较低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模式。2015年6月起，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管理部门实施间接监管。上述改革实施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了基本可兑换。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95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外汇局积极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开展真实合规的境外直接投资。2009年7月，外汇局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初步建立起以登记为核心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框架。2015年6月，进一步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相关外汇登记业务下放银行办理。由此，境内机构“走出去”在汇兑环节已无管制，大大便利了境内机构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2017年，外汇局配合多部门有效抑制重点领域非理性境外直接投资，在满足真实合规境外直接投资需求的同时，促进跨境资金有序流动，有效防范风险。2018年6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中，直接投资资产近1.52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资产总额的比重达22%。 逐步建立并完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将引入外部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与切实防范外债偿付风险这两个目标有机统一起来，确立了外债登记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统筹平衡“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前提下，外汇局稳步推进外债管理体制改革，参照国际通行标准建立了外债管理和统计框架。 为大幅简化外债登记管理，建立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外汇局将国际经验与我国实际紧密结合，于2013年5月，全面取消外债账户开立、资金结汇和还本付息等业务审批事项，大大简化了外债业务办理流程，减轻了银行和企业负担；2016年，外汇局配合人民银行，抓住改革窗口期，通过地区试点、以点带面等方式稳步推进外债规模管理方式改革，适时建立起以“统一管理、自主举债、意愿结汇、负面清单”为主要特点的本外币一体化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上，便利境内机构跨境融资，切实降低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8705亿美元，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为加大对“走出去”企业融资支持，2005年8月，外汇局顺应市场需求全面扩大政策适用范围，明确将金融机构及跨国公司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便利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开展跨境担保业务。2014年进一步改进跨境担保外汇管理，取消跨境担保的数量控制、大部分业务资格条件限制和所有事前审批，仅保留登记管理要求。同时，坚持放管结合，规范担保人尽职审查要求、担保项下资金用途负面清单等管理，有效防范相关风险。由此，跨境担保项下实现了基本可兑换，较好地助力解决企业境外融资困难、授信不足等问题。 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取得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合格机构投资者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多渠道多层次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力提升了境内外资本市场相互融合水平。目前，除境外机构境内发行股票、货币市场工具、衍生工具外，证券投资其他交易已实现基本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 一是实施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改革，支持境内企业到境外资本市场融资。2013年以来，外汇局持续推进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改革，在登记、账户、资金汇兑等方面实施多项简化措施。2016年，针对境外上市所涉及境内基石投资者有关用汇需求作相应安排，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财务杠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二是推出并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等制度安排，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从2002年开始，逐步推出并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在核定的投资额度内参与跨境证券投资。截至2018年10月末，共有286家QFII机构获批1002.56亿美元额度，203家RQFII机构获批6426.72亿元人民币额度，152家QDII机构获批1032.33亿美元额度。 三是构建内地与香港多渠道、多层次的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促进两地市场深度融合。从2014年开始逐步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直接参与跨境证券投资。2015年7月，推出内地与香港证券投资基金跨境发行销售机制（即“基金互认”），标志着集体投资类证券项下“居民在境外发行”以及“非居民在境内发行”两个子项实现部分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新突破。2017年7月，“债券通”正式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和深度融合，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资渠道。 四是支持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配合境内原油期货等特定品种期货市场开放，自2015年起，外汇局完善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商品期货交易外汇管理政策，对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不设投资额度限制，资金汇出汇入无需审批，有力支持了原油期货、铁矿石期货、精对苯二甲酸（PTA）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 五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实现进一步开放。2016年5月，向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不设行政许可和单家机构限额或总限额，仅保留备案和外汇登记要求，大大便利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展望未来，外汇局表示，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以渐进式改革思路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大力提升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同时，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来源：金融时报） 2019-02-01/hebei/2019/0201/12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