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化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

 

外匯儲備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對外經濟發展成就的客觀反映，是國際收支運行的實際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國際收支在波動中逐漸趨向基本平衡，外匯儲備告別了高速增長階段，外匯儲備規模在一個時期內有所下降。對於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化，需要客觀分析、理性看待、保持平常心。外匯管理部門要繼續完善外匯儲備管理制度，發揮好外匯儲備在服務實體經濟和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以優異的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一、外匯儲備規模變化是宏觀經濟穩健運行的結果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2001年我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國內外環境和條件的變化，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外匯儲備規模在長期增長後出現了高位回調。但總體來看，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充足，規模仍處於合理區間。

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連續多年保持全球首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對外開放戰略的不斷深化，我國順應世界經濟發展大勢，主動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實現了國民經濟連續多年快速增長，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規模迅速擴大，國際收支援續出現順差。這一時期，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從1992年初的217億美元，攀升到2014年6月的曆史峰值3.99萬億美元。根據統計，截至2017年3月末，全球外匯儲備規模排名前10位的國家（地區）依次為中國、日本、瑞士、沙特、台灣、香港、巴西、韓國、印度和俄羅斯。其中，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約佔全球外匯儲備規模的28%，遠遠高於其他國家。

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變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外匯儲備經曆了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0年至2013年，伴隨著國際資本高強度流入新興經濟體，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從2000年初的1547億美元，迅速攀升至2013年末的3.82萬億美元，年均增幅在26%以上。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以來，伴隨著國際資本開始從新興經濟體流出，我國外匯儲備在2014年6月份達到曆史峰值後出現回落。

我國外匯儲備十分充裕。一國持有多少外匯儲備算是合理，國際上並沒有公認的衡量標準。上世紀50至60年代，最廣泛使用的外匯儲備充足率指標是覆蓋3至6個月的進口；後來，外匯儲備功能需求拓展到防範債務償付能力不足，廣泛使用的充足率標準變成覆蓋100%的短期債務。2011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合各國危機防範的資金需求，提出了外匯儲備充足性的綜合標準。外匯儲備規模是一個連續變數，受多種因素影響始終處於動態變化之中，因此對其合理水平的衡量需要綜合考慮一國的宏觀經濟條件、經濟開放程度、利用外資和國際融資能力、經濟金融體系的成熟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就我國而言，當前無論採用何種標準來衡量，我國外匯儲備都是相當充裕的，能夠滿足國家經濟金融發展的需求。

二、外匯儲備對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準確把握當今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在推動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互利共贏、謀求共同發展等對外開放新思想。外匯管理部門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對外開放新思想，積極創新完善外匯儲備管理制度和運用機制，在宏觀政策調控、服務國家戰略、維護金融安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外匯儲備是我國宏觀經濟穩健運行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作為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穩定器，外匯儲備在維持國際支付能力、防範金融風險、抵禦危機衝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全球流動性寬裕時，市場主體出售多餘的外匯資金，推動外匯儲備規模增長。在全球流動性緊縮時，市場主體增持外匯資產、減少境外負債的行為，導致外匯儲備規模下降。外匯儲備實際上發揮了“蓄水池”作用，避免了跨境資金大進大出脫離經濟基本面，為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充裕的外匯儲備也為我國成功抵禦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嚴重外部衝擊，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有力維護了國家經濟金融安全。

外匯儲備很好地服務了對外開放戰略大局。在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持開放發展，著力實現合作共贏。外匯管理部門緊緊圍繞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站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高度，按照“依法合規、有償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監管”的原則，拓展外匯儲備多元化運用，為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援。近年來，開闢、拓寬了包括委託貸款、股權注資等各類渠道，向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等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部門提供外匯資金，形成權責清晰、目標明確、層次豐富、產品多樣的外匯儲備運用機制，著重支援“一帶一路”建設、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企業“走出去”、重點領域進出口等領域，切實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在世界經濟複蘇步伐緩慢、經濟全球化和貿易全球化面臨嚴峻挑戰的今天，外匯儲備多元化運用不僅有利於我國企業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有利於中國與世界有機結合，促進國際經濟合作。

合理運用外匯儲備實現了“藏匯於民”。近年來，面對市場主體的購匯需求和持匯意願，外匯管理部門堅持深化外匯管理改革，不斷釋放政策紅利，切實提升匯兌便利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外匯儲備“藏匯於民”。從持有主體看，目前我國已形成了外匯儲備、中投公司、社保基金、金融機構和企業等多種形式的對外投資主體，外匯持有主體的多元化取得了顯著進展。從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我國國際投資頭寸表的外匯儲備下降約1萬億美元，居民對外淨資產提高約0.9萬億美元，兩者基本對應，這是“藏匯於民”的直接體現。從私人部門看，這一時期“藏匯於民”主要是用來滿足境內居民的對外直接投資、償還外債、旅遊和留學等用匯需求。從官方部門看，在央行資產方外匯儲備下降的同時，負債方也會相應下降，“藏匯於民”並沒有改變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複式平衡”。從橫向比較看，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我國外匯儲備資產在對外資產中的佔比在主要發展中國家中位於合理中遊水平。從縱向比較看，截至2016年末，我國對外資產中民間部門持有佔比首次過半，為2004年公布國際投資頭寸數據以來的最高水平；外匯儲備資產佔比為48%，比2009年末下降近20個百分點。這反映出我國對外經濟金融交往正在從以官方部門對外投資為主，轉為官方部門與民間部門對外投資並駕齊驅。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既沒有這樣的意願，也沒有這樣的需要。央行向市場提供外匯流動性，防止了匯率超調和“羊群效應”，維護了市場穩定。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求得平衡的做法對國際社會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無序調整的負面溢出效應和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

三、用好外匯儲備，服務改革開放和國際經濟合作

改革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的曆史起點上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外匯管理部門必須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著力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充分發揮外匯儲備在開放型經濟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以及為世界經濟的繁榮發展作出新貢獻。

外匯儲備規模將在波動中逐步趨於穩定。經濟金融變數從來都不是線性變化的，而是在周期中波動和發展的，外匯儲備規模變動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雖然目前外部環境依然存在較多不確定性，但長遠來看，我國經濟金融基本面穩中向好，預計跨境資本流動將進一步向均衡收斂。首先，我國經濟仍然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未來經濟發展會更有質量、更有效率。我國經濟基本面仍將支援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其次，國內對外債務去槓桿化進程基本完成，我國企業利用外債已在2016年第二季度開始回升。第三，我國經常賬戶順差保持在合理水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我國經常賬戶在未來五年中將繼續保持順差，構成穩定的外匯供給。第四，隨著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和我國金融市場改革、開放、發展不斷深化，人民幣資產將成為全球金融資產配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吸引境外投資者投資我國境內市場，金融賬戶的外匯供給將穩健提升。第五，國際金融市場上貨幣和資產價格盈虧互補的表現，加上我國外匯儲備的多元化布局，將會帶來較好的分散化效果，從而有利於外匯儲備規模保持平穩。綜合來看，未來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將在波動中逐步趨於穩定。

繼續優化外匯儲備穩定國際收支的重要功能。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外匯管理部門要按照宏觀政策要穩的政策思路，全面做好穩增長各項工作，為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在複雜多變的內外部經濟金融環境下，外匯儲備需要逐步回歸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基本功能。這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保障宏觀經濟穩健運行的必然要求。

外匯儲備管理和運用以服務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為己任。自覺把外匯儲備管理和運用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去謀劃，更好地把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繫起來，促進共同發展。圍繞黨中央、國務院各項工作部署，按照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勇於擔當，措施有力，統籌協調外匯儲備多元化運用，將資金重點運用於保障“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等戰略領域，積極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不斷提升我國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水平。繼續堅持安全、流動、保值、增值原則，對外匯儲備進行審慎、規範、專業的投資運作，優化並動態調整投資組合和投資策略，尊重國際市場規則和慣例，維護和促進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發展。

（原文刊載於《求是》2017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