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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外汇检查系统外汇举报电话 2019-05-05/zhejiang/2019/0505/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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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加强外汇市场监管，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行为，维护健康良性的外汇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等相关规定，现将部分外汇违规典型案件通报如下。 案例1：捷汇通（天津）贸易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7月至9月，捷汇通（天津）贸易有限公司编造采购合同，虚构进口贸易，以“预付货款”名义对外支付4825.78万美元，造成大额外汇资金非法流出。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违规金额巨大，性质恶劣，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606万元人民币。 案例2：日照天桥贸易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9月至11月，日照天桥贸易有限公司虚构转口贸易合同，伪造商业发票和货运提单，向境外非法转移资金1528.51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291.9万元人民币。 案例3：浙江绍兴三锦石化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浙江绍兴三锦石化有限公司与境外公司勾结，使用已作废货运提单，虚构转口贸易合同，先后5次向境外非法转移资金，金额合计2566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280万元人民币。 案例4：四川元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逃汇案 2014年3月至2016年6月，四川元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虚构转口贸易，多次使用报废船只的虚假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20笔合计1299.92万美元；办理转口贸易收汇业务20笔合计1303.38万美元，非法进行套利。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利用虚假单证向境外付汇的行为，构成逃汇行为，对其处以罚款243.89万元人民币；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利用虚假单证收汇构成外汇违规汇入行为，对其处以罚款244.53万元人民币。合并处罚488.42万元人民币。 案例5：上海珂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6年1月，上海珂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勾结境外关联公司，伪造海运提单，虚构转口贸易，向境外非法转移资金824.86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380万元人民币。 案例6：宁波北工能源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11月，宁波北工能源有限公司与境外公司勾结，虚构转口贸易，使用无效的海运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向境外非法转移资金804.91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152万元人民币。 案例7：深圳市圣灏实业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3月，深圳市圣灏实业有限公司通过虚构转口贸易、篡改提单信息、伪造海运提单等手段，从银行骗取贸易融资849.49万美元，非法转移境外。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105万元人民币。 案例8：浙江籍陈某等境外提现方式非法经营案 2013年10月至2015年11月，陈某等4人以本人及亲戚朋友名义，办理100多张银行卡，在澳门提取港元现钞，再私下卖给当地商户或赌场，涉及金额4.76亿元人民币。 该行为构成未经批准经营结汇、售汇以外其他外汇业务行为，浙江瑞安市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决陈某等4人有期徒刑3至5年，并处罚金30万元人民币。 案例9：湖北籍刘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6年6月至9月，刘某通过地下钱庄分3次将1035万元人民币兑换成港元并在香港购买股票，股票卖出所得1490万港元通过地下钱庄在香港结汇，分8次汇入境内。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181万元人民币。 案例10：浙江籍施某通过离岸账户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1年8月至2015年3月，施某通过其实际控制的香港公司在内地开立离岸账户，将公司出口所得外汇收入546万美元，非法售卖给境内个人。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84万元人民币。 案例11：黑龙江籍孙某逃汇案 2015年4月至9月，孙某为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采用分拆方式，将人民币资金分散汇入69人境内个人账户，再借用该69名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344.99万美元违规汇至本人控制的境外账户。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54.25万元人民币。 案例12：山东籍史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5年6月至7月，史某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将644万元人民币分7笔转入地下钱庄控制的境内账户，通过地下钱庄境外账户在澳大利亚收取123.47万澳元。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45.08万元人民币。 案例13：贵州籍祝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祝某为逃避监管，将1291.4万港元通过地下钱庄兑换并转入境内本人人民币账户，涉及金额1034.74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36万元人民币。 案例14：广东籍陈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5年5月，陈某为实现逃税目的，将境外收取的外汇通过地下钱庄转入境内本人人民币账户，涉及金额1037.4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31.5万元人民币。 案例15：香港籍潘某非法介绍买卖外汇案 2014年，潘某通过其境内个人结算账户收取境内个人叶某11笔，共计403万元人民币，联系香港地下钱庄向叶某指定境外供货商付款501万港元，用于走私动物饲料。 该行为构成非法介绍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18万元人民币。 案例16：广东籍刘某逃汇案 2016年11月，刘某为偿还境外融资本息，借用18名境内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分拆购付汇，将89.15万美元转移至本人控制的香港账户。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12.06万元人民币。 案例17：兴业银行重庆分行违规办理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在6家异地企业提交的提单均为虚假提单，装箱单、提单货物重量畸轻，明显有悖常理的情况下，未对转口贸易及单证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核，为上述企业办理名为转口贸易实为非法套利的付汇业务15笔，金额合计1.62亿美元。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金额巨大，情节严重。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41.05万元人民币，并处罚款9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案例18：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违规办理个人分拆购汇案 2014年5月至2016年1月，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为17名个人办理18笔购汇汇出业务，金额81.08万美元。其中16人为该行员工，均为出借个人购汇额度帮助该行负责人汪某及朋友购汇汇往境外账户。2016年7月，该行为5名员工办理5笔购汇提钞业务，金额45000美元，均为出借个人购汇额度帮助该行负责人汪某购汇提钞。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等规定，参与人员主要为该行负责人和员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罚款100万元人民币，责令停止对私售汇业务1年的处罚，对该行负责人汪某罚款50万元人民币，责令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案例19：宁波银行上海张江支行违规办理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6年5月至7月，宁波银行上海张江支行在企业提交的海运提单均为复印件，收货人名称与该企业不一致，不能证明该企业拥有相关货权和真实转口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未对转口贸易及单证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核，为该企业办理转口贸易付汇4笔，金额合计9217.69万美元。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金额巨大，情节严重。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100万元人民币，责令停止经营对公售汇业务1年的处罚。 案例20：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违规办理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4年3月至11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某企业提交的提单为虚假记名提单，收货人名称与该企业不一致，提单、装箱单中商品数量、重量等基本计量单位缺失的情况下，未对转口贸易及单证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核，为该企业办理名为转口贸易实为非法套利的付汇业务11笔，金额合计6608.21万美元。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金额巨大，情节严重。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23.28万元人民币，并处罚款9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案例21：中国农业银行嘉善支行违规办理贸易融资案 2015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嘉善支行在企业提供的销售合同金额大幅偏离实际生产经营，系构造合同情况下，未对贸易背景及单证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查，为该企业办理了一笔1900万美元贸易融资。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罚款4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案例22：恒丰银行泉州分行违规办理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5年8月至9月，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在某异地企业提交的提单均为记名提单复印件，收货人名称与企业不一致，不能证明企业拥有相关货权和真实转口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未对转口贸易及单证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核，为该企业办理名为转口贸易实为非法套利的付汇业务3笔，金额合计1183万美元。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4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案例23：中国建设银行德州分行违规办理个人分拆购汇案 2015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德州分行所辖支行在同一企业多名员工同日通过新开账户集中购汇、每笔接近5万美元、本人不到场等分拆特征明显的情况下，既未审核个人委托购汇授权书等材料，也未对购汇人民币资金来源进行尽职调查，为2名个人办理了41人名下的个人分拆购汇，金额合计204.59万美元。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等规定，情节严重。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罚款3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案例24：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违规办理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在企业提供的提单因货主指定收货人而无法转让、提单信息证明该企业没有货权情况下，未对转口贸易及单证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核，分别为该企业办理转口贸易购付汇81.09万美元和51.97万美元。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罚款3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案例25：平安银行珠海分行违规办理售汇案 2015年7月，平安银行珠海分行在企业提交的合同显示企业为出口方、应办理出口收汇业务、并无真实贸易购汇需求的情况下，未对贸易背景及单证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查，为企业办理进口购汇3笔，金额合计375万美元。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26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2017-08-07/zhejiang/2017/0807/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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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试行）》（汇发[2008]40号）自 2008年 9月 1日起 试行，2009年修改后制定《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汇发[2009]33号）于 2009年 8月 1日 正式实施，并于2010年再次修订，逐步形成一套以《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以下简称《评分标准》）为评价依据的考核机制，在激励银行贯彻实施外汇管理规定，促进银行依法合规经营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同时也提升了外汇局的监管实效。但随着外汇管理“五个转变”理念的深入推进，外汇政策由微观趋向宏观，银行这一角色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责，政策执行弹性日益加大，政策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政策效果。一项好的考核机制，无疑能对考核者和被考核者都能发挥导向作用，并推动内控机制的健全有效，实现双向良性互动。如何完善现行考核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取得的成效 （一）增强了银行外汇局的内控约束力。对银行而言，有了考核办法，银行重视和配合程度有所提高，特别是几大国有独资银行和上世纪设立的股份制银行，辖内分支机构齐全，大行荣誉感强，比较在乎市场占比份额和上级行排名，同样也看重外汇局的考核结果，对外汇政策的传导、执行、内控监督和人员选派上形成一定的自我约束力。对外汇局而言，制定了考核办法，为了体现考核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必须注重内控机制的建设，避免人为因素干扰；注重非现场监测的积累和现场检查的检验，才能在年度考核中区分优劣，评定出ABC，才能起到正向激励的效果，外汇局的自我约束力由此而生。 （二）增强了外汇政策的执行力。外汇政策变化快、专业性强、人员素质要求高。有了考核办法，银行有了政策执行的参照物，对照办法逐条加以落实，比较注重对外汇政策的理解与把握，比如有的银行将每一类业务的审核要素一一罗列成项目表，无论岗位人员如何交流变动都能做到有据可依，政策执行情况总体良好；银行较注重参加外汇局、上级行组织的业务培训和交流活动，对一些把握不准的疑难杂症问题，主动寻求外汇局的权威解释；外汇局也会利用日常沟通、网络、政策宣讲活动，增强银行外汇政策的执行力。 （三）增强了对涉汇主体的服务意识。近几年，大多数涉汇企业高度关注人民币汇率波动和银行汇率避险工具的选择，关注外汇形势的预判、外汇改革的进程，少数企业为充分运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正加快“走出去”、跨国公司集中资金运营管理等步伐，市场主体对外汇局和银行提出了更高的服务需求，政策推动很有必要。外汇局和银行每年都会组织相关主题活动，形成“外汇局搭台、银行唱戏、企业受惠、政府满意”的良性互动。在此过程中，银行参与意识较强，这既有竞争客户的动力，也有外汇局考核的作用，表现为有的银行主动与外汇局合作承办活动，有的银行主动与先行先试企业对接，力争先发优势，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四）增强了业务经营的合规意识。考核办法列明了具体的扣分事项，既有数据质量扣分，也有违规行为扣分。为了应对外汇局考核，各银行均建立了相应的内控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大部分银行还自行制定了系统内的专业考核办法，落实内部监督和辅导措施，以此来推动业务经营的合规意识，规避在外汇局的考核中失分。为了巩固全辖考核优势，有的银行还加大了对下属分支机构的内控建设，定期开展监督与辅导，要求在基层考核中为上级行增光添彩。外汇局则更加注重日常监测、现场检查手段的运用，建立台账管理，并通过约见谈话、监管意见、案例通报、行政处罚等方式，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规范。 二、存在的缺陷 （一）只扣不加的考核机制削弱了银行创新作为的动力。现行考核机制偏重于对银行数据质量和业务合规性的考评，只有扣分项目，没有反映银行业务特色和主动性工作的加分项目，容易助长银行消极对待思想，把重点放在“不犯错”，争取不扣分或少扣分之上，至于与外汇局的工作互动中“少配合”、“不主动”，不会影响考核得分；执行政策只要不触犯底线，执行的好坏程度也无所谓，也能得到良好的考核结果。但事实上，随着外汇管理方式向主体监管的转变，银行是最能体现外汇局政策传导和执行是否有效的重要环节，它既承担了原有外汇局的诸多审核职责，同时也是外汇局的一个重要监管主体。因此，对银行的考核应当不局限于数据质量与合规性等基础工作层面，更要注重对银行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价，例如在主体监管中，银行在协助外汇局异常监测，业务创新、信息交流、政策宣传等方面将发挥更多的作用，需要在考核中予以体现。 （二）单一定量的扣分办法不利于体现质的差异。现行的评分方式以量化考核为主，通常以每一次、每一笔作为扣分依据，而且扣分值也是一个定量，没有扣分区间。这种单一定量的扣分办法较适用于数据质量项目的考核，但对合规性项目则较难体现违规情节轻重、主客观因素的区别对待。如外汇局在银行真实性审核责任的界定上，有银行主观故意引导企业违规，也有银行因疏忽而未审核出单据问题的非主观故意，这两种情形在《评分标准》中扣分是一视同仁的，显然在性质上，主观故意违规的影响更为恶劣，但在扣分上无法体现出差距。 （三）悬殊的扣分标准难以体现考评的公正与可比。现行考核方式下，在数据质量上基本能实现兜底考核，即通过非现场手段实现对所有银行跨境数据的全口径核查，但在业务合规性上只能做到抽检，对部分银行部分业务的现场检查。因此，设置科学公平的考核分值至关重要。首先在分值设置上，大多数单项指标分值为2-3分，一次性扣分只有0.025-1分，是按各银行实际发生数来计算的，外汇局说得清、银行自己也心中有数；只有“国际收支间接申报的准确性”指标有11分，一次性扣分上限达4.4分，且不管准确性究竟如何，总有一家机构垫底被扣到上限，这样的扣分方式直接导致“国际收支间接申报的准确性”成为考核单项中分值最大、扣分最重的指标，直接左右考核的排名，甚至出现了国际收支申报“定乾坤”现象；而一家机构扣分多少银行和外汇局一样茫然，完全取决于在属地银行中所处的差错分布状态。其次在不同规模银行的考核中，目前采用国际收支业务量作为调整系数来调节分值，这从设计理念上对调节大小银行间的差异确有一定的均衡效果，但在具体权重设置上差距过大，有过度调节倾向。从考核办法看，2009年调节系数为0.5—2，相对较小；2010年以来则扩大为0.25—4，调节幅度高达16倍，意味着业务量小的银行对差错承受力远远低于业务量大的银行，导致小银行考核起伏很大，要么无差错，分数排名位居第一，要么差错成倍放大，排名直接垫底。 （四）评分与评级难以协调统一。考评的目的在于激励银行更好地执行外汇管理规定，评分只是一个过程和手段，评级才是银行最终追求的结果。但现行考核办法因缺少了加分因素及某些扣分标准上的不尽合理，依据评分高低很难得出银行的评级结果，甚至出现评分与评级相背离的特殊情形，这在无形中削弱了评分的严肃性和考核的透明度，真正对评级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可能未被纳入考核之列。如个别银行在政策执行上存有侥幸心理，存在主观故意的违规行为，但按照现有办法扣分，特别是大银行经过调整系数的稀释，得分排名仍然靠前，是否需要“一票否决”评A类行资格？还有一种情形是如果小银行没有发生一笔差错和违规，没有扣分项，能否评到A类行？ 三、改进的建议 （一）增设加分的正向激励考核导向，来体现绩效管理的全面评价机制。随着外汇管理“五个转变”理念的全面深入，外汇局赋予银行真实性审核的职责越来越重，单纯以扣分为导向的考核办法已不能适应外汇管理改革的内在需要。今后在坚持数据质量与合规的基础上，更应体现银行加分上的差异。对照现有办法，可以将数据质量和业务合规性纳入基础分考核，以扣分制为主。增设创新争优考核项目，实施加分制，在指标设计上，考虑以“业务创新”、“宣传服务”、“数据监测配合”、“信息调研协助”、“异常线索报告”等方面实施加分，全面体现银行执行外汇管理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银行健全内控机制。考核结果出来后，再有针对性地选择部分对象，辅之于考核结果优劣势全面点评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考核成效，进而实现考核与业务管理的良性循环。 （二）对不同类型的银行采用分类考评方式，来体现同一类型银行的相对公正与可比。建议按国有独资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小法人机构等分类考核，分类评级，鼓励小规模银行也有评A的机会；并按分类主体设置不同的调节系数，也可根据业务分类情况，设置资本项目权重系数、经常项目权重系数，缓解银行间权重调节过度的现象。 （三）优化分值设置，来体现考评标准的尽可能科学与合理。建议在现行考核方式下，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考核项目的分值结构，适当调减“国际收支间接申报准确性”指标分值或差错极差，平衡指标间的分值比重，引导银行对考核项目的均衡重视。在对业务合规性项目考核中，设置一定的扣分区间，以体现违规“性质”和“数量”上的差异。 （四）设置“一票否决”情形，来体现外汇管理的权威性和宏观政策导向。任何分值的设置都会受到分值上限的限制，难免出现与评级相抵触的现象。因此，对于某些影响评级的决定性因素，应设置“一票否决”制。如总局启动应急预案出台的专项指标考核，银行主观故意违规以及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形、业务量排名倒数几名、违规处罚金额超过一定数额等。除此之外，评分与评级应保持方向一致。 2015-08-17/zhejiang/2015/0817/4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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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积极服务实体经济，便利跨境贸易投资，加强外汇市场监管，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健康良性外汇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492 号）等相关规定，现将部分企业和个人外汇违规典型案件通报如下： 案例1：宁波大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8月至9月，宁波大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勾结境外多家公司，使用其他公司作废提单，虚构转口贸易合同，订立高于市场价5倍至20倍的交易价格，先后15次向境外非法转移资金，金额合计1.19亿美元。 该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违规金额巨大，性质恶劣，严重干扰外汇市场秩序，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2281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案例2：上海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1月至7月，上海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勾结境内外关联公司，签订虚假租船合约，伪造运费发票，非法向境外转移资金4506.90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违规金额巨大，性质恶劣，严重干扰外汇市场秩序，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2075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案例3：杭州值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杭州值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原名：杭州全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虚构进口贸易，重复使用合同和发票，以“预付货款”名义对外支付44笔，合计3967.70万美元，造成大额外汇资金非法流出。 该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第三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违规金额巨大，性质恶劣，严重干扰外汇市场秩序，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1000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案例4：哈尔滨亚布力木业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4月至2015年10月，哈尔滨亚布力木业有限公司与境外公司勾结，重复使用已作废海关进口报关单，篡改报关单金额，套用其他公司进口报关单信息，伪造对应的合同和发票，虚构进口贸易，向境外非法转移资金1892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四条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第三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293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案例5：达明电子（常熟）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年8月，达明电子（常熟）有限公司为逃避银行真实性审查，重复使用7份发票，分别在两家银行非法向境外转移资金382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第十五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117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案例6：广东籍车某逃汇案 2015年12月至2017年1月，广东籍车某为实现向境外转移资金目的，逃避监管，将其人民币资金多层分散划入刘某等84名个人的账户，再利用该84名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冒用因私旅游、赡家款等名义，将435.52万美元违规汇至车某在澳大利亚及香港的个人账户。 车某非法向境外转移资金的行为违反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性质恶劣。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100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案例7：山东籍赵某非法套汇案 2015年2月至12月，山东籍赵某为实现大额兑换外汇目的，将公司账户内资金分散划入41名员工个人账户，利用这些员工个人购汇额度通过网银办理购汇，再组织人员将所购外汇分439笔全部提取现钞后归集存入赵某个人账户，转为定期存款，合计204.68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构成非法套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对其作出罚款70.58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案例8：广东籍梁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4年11月至2016年10月，广东籍梁某为实现逃税目的，将出口贸易货款2403万港元分82笔划转至地下钱庄境外账户，后由地下钱庄向梁某及其亲属境内账户分94笔划入1956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数额巨大，违规性质恶劣，严重干扰外汇市场秩序，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58.66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案例9：河南籍娄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6年3月，河南籍娄某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金目的，多次向地下钱庄控制的11名个人账户打入资金710万元人民币，由地下钱庄将该资金兑换成外汇汇至娄某指定境外账户，金额合计142.6万澳元。 该行为违反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干扰外汇市场秩序。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23.5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案例10：山西籍耿某个人分拆逃汇案 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耿某为达到向境外非法转移资产目的，将其人民币资金分散打入31人的个人账户，再利用31名个人的年度购汇额度，通过网银兑换成外汇，集中汇至耿某控制的香港个人账户，金额合计1178万港元。 该行为违反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15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完） 2017-05-27/zhejiang/2017/0527/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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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外汇管理局温州市中心支局组织召开了2015年外汇管理试点（重点）工作推进会。辖内各外汇指定银行外汇业务负责人共4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2015年1-8月份温州个人贸易简化单证试点、资本金意愿结汇、直投改革等试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部分银行围绕试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作了交流发言。会议提出以下具体三项要求：一是各家外汇指定银行要积极推进各项试点、重点工作的进程；二是各家外汇指定银行要加大试点、重点工作的宣传力度，做好对各分支行的培训、指导工作；三是认真做好直投相关外汇业务登记，确保登记质量；协助抓好直投存量权益数据申报。 2015-10-13/zhejiang/2015/1013/2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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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5]13号），自 2015年 6月 1日起 取消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境内外投资主体可直接到银行办理直接投资项下相关外汇登记。为帮助外汇指定银行、涉外企业了解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新政策，增强企业、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合规意识，外汇管理局温州市中心支局高度重视、多措并举，推进温州市直接投资外汇政策及业务的平稳过渡。 一、创新式开展跟班学习。温州市中心支局在4月中下旬就直投业务组织全市外汇指定银行业务骨干分批次到外汇局进行为期三个周的跟班学习。期间重点对资本项目系统进行了操作演示，帮助银行业务人员熟悉、掌握系统操作基本技能，为直投下放后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二、开展直投新政集中培训。为加强对辖内县支局及外汇指定银行的业务指导，温州市中心支局于 5月 27日 召开全市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培训会。辖内5家县支局、27家外汇指定银行的外汇业务负责人和业务骨干7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三、运用媒体开展政策宣传。在6月1日政策出台当日，通过温州日报、温州商报等新闻媒体、温州市商务局网站等网络媒体及时对外发布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相关变化信息，扩大政策透明度和知晓度。 2015-09-01/zhejiang/2015/0901/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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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我国外汇管理改革暨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40周年。40年来，外汇管理工作始终置身并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约配置外汇资源的同时，有效应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外汇管理部门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外汇管理持续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背景下，成功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风险冲击，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坚持把外汇管理工作放到党和人民事业大局中谋划，积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趋势，坚持把外汇管理工作放到党和人民事业大局中谋划，不断创新，自我革命，注重与整体经济金融改革配套衔接，在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维护外汇市场稳定、支持国家战略发展和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不断提升，外汇管理助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以后，外汇管理部门稳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改革进程，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为促进跨境贸易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汇兑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的外汇管理改革自主权。 经常项目实现完全可兑换。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一项基本义务。改革开放早期，我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十四条款，对经常性支付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1994年，我国实现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对中资企业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非贸易经营性用汇限制。1996年12月，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取消所有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限制。2009年提出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后，2012～2013年对货物、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取消货物贸易逐笔核销制度，取消服务贸易事前审批，贸易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 资本项目可兑换达到新高度。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外汇管理部门考量促开放和防风险双重目标，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思路，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持续提升。目前，直接投资项目已实现基本可兑换，外债管理从事前审批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沪港通、深港通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开通以来，双向累计交易额超14万亿元人民币，2018年累计净流入2254亿元人民币；债券通2017年开通以来，累计交易额近1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净流入1715亿元人民币。 服务金融改革和国家对外战略，充分发挥外汇资源在维护金融机构健康性和服务“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外汇储备在大规模经营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和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挑战，加强中长期战略摆布，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保障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基本形成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和我国国情的经营管理模式。新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摆脱外汇资源短缺状态，外汇储备规模自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 支持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在大型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中，创造性运用外汇储备充实金融机构资本金。2003年成立汇金公司并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2005年、2008年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注资，2007年向国家开发银行注资200亿美元。2015年，外汇储备分别对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补充资本金480亿美元、450亿美元，储备注资解决了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经过一系列改革，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均位居全球前列，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进展顺利，职能定位得到进一步明确。 服务走出去重大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外汇储备不断拓展多元化运用，坚持商业化原则，为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先后牵头设立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基金和中非产能基金；注资中投国际、国新国际、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开展联合融资业务。当前，已形成了股债并举、以股为主的投资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国家战略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截至2018年9月末，丝路基金等7家股权机构已累计决策222个项目，覆盖66个国家和地区；与多边开发机构的联合融资业务通过股权和债权累计投资151个项目，覆盖71个国家和地区。 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有效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多次成功应对高强度外部风险冲击 作为开放的大国经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成功应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风险冲击，有效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环境。 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大幅下滑，国际收支顺差大幅缩小，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面临较大压力。在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外汇管理部门加强真实性审核管理，与海关联合开展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有力遏制了企业利用假进口报关单骗汇逃汇行为。同时，严格资本项目管理，组织开展外汇大检查，坚决打击外汇黑市。这些措施及时规范了外汇收支秩序，显著增强了市场信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至2005年间，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避免了亚洲地区出现竞争性贬值，有力地维护了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稳定，赢得国际社会一致好评。 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汇形势产生巨大的冲击，危机前后跨境资金流动短期内经历剧烈调整。外汇管理部门密切跟踪形势变化，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迅速启动危机应对。针对危机初期的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出台了提高企业预收和延付货款基础比例、适度调增短期外债余额指标等一系列支持企业的外汇政策；针对此后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带来的跨境资金大量净流入，启动应对异常资金流入预案，加强了银行结售汇头寸、外商直接投资、境外上市、返程投资等外汇业务管理措施。在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的同时，注意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严格控制各类投资产品发行主体和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做好流动性安排。这些措施保证了外汇储备总体安全，维护了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逆势上升。 成功应对外汇市场多次高强度风险冲击。2015年底至2017年初，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我国外汇市场几度出现了较严重的“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负向螺旋，外汇市场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外汇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采取一系列稳定外汇市场的综合性措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弹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强化微观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扩大外汇资金流入。在境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些措施使我们成功稳定了外汇市场，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外汇市场危机，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8年以来，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外汇市场出现边际变化。外汇管理部门深入总结近年来成功应对外汇市场高强度风险冲击的实战经验，多措并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又一次维护了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 40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外汇管理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理顺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深化外汇市场建设，完善汇率市场化微观基础，不断增强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外汇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对促进我国经济对内对外均衡发展和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 汇率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价格机制和杠杆，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理顺宏观价格信号，提高外汇资源配置效率。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从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从固定汇率到有管理浮动汇率的重大演变。 从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对外汇资源进行计划配给，汇率由官方决定。1979年，为配合外贸体制改革和鼓励企业出口创汇，我国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在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出口企业购买外汇的额度，允许企业通过外汇调剂市场转让多余的外汇，由此逐步形成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这种双重汇率制度安排使市场机制开始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资源短缺的状态。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1994年初我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成立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外汇交易通过银行结售汇体系纳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市场化改革方向上迈出了重大步伐。 从盯住美元走向有管理浮动，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1994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受制于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并没有真正浮动起来，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盯住美元的状态。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改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日趋成熟。2005年汇率市场化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此后，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结合内外部环境变化，一直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2015年，改进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强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汇率，以反映市场供求变化。2016年明确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统筹兼顾了市场供求、保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和稳定市场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汇率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2017年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了“逆周期因子”，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于2018年1月和8月分别取消和重启了“逆周期因子”。宏观审慎因素的引入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对冲外汇市场超调和顺周期波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不断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从1994年开始，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为0.3%。经过2007年、2012年和2014年的逐步调整，目前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的日浮动幅度已扩大至中间价的2%，人民币对其他不同货币汇率的波幅已扩大到3%～10%。取消了银行对客户挂牌汇率限制，银行可基于市场需求和定价能力对客户自主挂牌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汇价，现汇、现钞挂牌买卖价没有限制。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汇率弹性不断增加，汇率在外汇市场供求中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多层次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是我国金融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效运行的外汇市场能够有效传递汇率信号，促进外汇资源优化配置，为市场主体提供丰富的避险工具，有利于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从1994年我国建立统一外汇市场以来，我国外汇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境内到全球，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性、功能完善的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 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从1994年外汇市场成立以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银行间外汇市场已形成境内外各类机构并存、以境内银行为主的格局，参与机构总计673家，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84家、非金融企业2家、境外金融机构93家。对外开放方面，境外央行类机构、人民币购售业务境外参加行、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三类境外机构可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可参与境内外汇衍生品市场。对内开放方面，简化市场准入，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进入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交易产品不断丰富。外汇管理部门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不断丰富外汇市场交易产品，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日益多样化的外汇需求。银行间市场的可交易货币从最初的美元、港元、日元3种货币，逐步扩展至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港币、泰铢等27种全球主要货币，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外币交易需求。银行对客户市场的挂牌货币也从最初的美元、港元、日元3种货币，逐步增加到超过30种。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日益丰富，从早期仅有即期产品，逐步扩展至即期、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基本满足了市场主体管控汇率风险的交易需求。 外汇市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逐步建立了健全高效的外汇市场交易和清算体系，能够满足不同主体在不同市场不同产品上的多样化需求，为培育外汇市场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夯实了基础。银行间外汇市场从早期的集中竞价、撮合交易和集中清算模式，逐步发展为具有电子双边询价、双边授信下集中撮合、做市商制度和声讯经纪等多样化交易方式，集中清算、集中净额清算、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等多样化清算方式，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清算体系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坚定不移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进程中不断提高开放经济宏观管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外汇管理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自信”，坚定“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做好各项工作。 实行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不断提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水平 激发贸易新活力。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依法保障真实合规的经常项目国际支付与转移。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改革自主权，积极支持在相关区域开展外汇管理改革的先行先试，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支持审慎合规的银行为信用优良企业办理贸易收支时实施更加便利的措施。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实现与投资目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优化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放宽外汇领域的市场准入，让内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中公平竞争。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经贸畅通和资金融通。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支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拓展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方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方针，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坚定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改革目标，不断强化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深化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理顺汇率价格信号，为市场主体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更好的条件。 稳妥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作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资本项目开放要坚持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宗旨。应当与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等相适应，把握好改革方向、节奏和重点，渐进有序推进。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改革，重点是推动少数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坚持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联动，提高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程度，提高交易环节对外开放程度。 推动金融市场更高层次开放。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互为一体，下一步将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思路逐步扩大开放。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改革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RQFII、QDII、RQDII等）外汇管理制度，债券市场便利并规范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熊猫债），衍生品市场支持扩大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互联互通的覆盖范围，完善债券通，推动沪伦通落地，继续扩大基金互认产品范围。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研究允许中资机构参与离岸人民币市场、证券期货机构开展跨境业务、扩大证券公司结售汇试点等开放措施。规范外资参与上市公司外汇管理，研究允许境内上市公司外资股东直接参与上市公司配售、增发业务，推动实施外籍员工直接参与境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建立健全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围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两条主线，进一步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活跃度。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汇率弹性，提高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明确外汇交易实需原则内涵，审慎放开非实需交易。扩大市场参与主体，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序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支持境外机构在境内资本市场投融资项下汇率风险管理。丰富外汇交易工具，完善外汇市场套期保值功能与产品体系。优化基础设施，建立包容、竞争和有效监管的交易清算平台。加强市场主体风险教育，引导企业树立“财务中性”的理念，减少押注单边升贬值的行为。 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不断增强开放经济金融管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随着我国高水平开放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求不断提高，我国传统以合规监管为主的外汇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开放形势发展需要，急需在总结2015年以来防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冲击经验基础上，引入宏观审慎管理的视角和机制，加快建立并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这是落实“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中赢得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两位一体。宏观审慎从维护金融外汇形势稳定大局出发，逆周期市场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防止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微观监管坚持功能监管理念，依法依规维护外汇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跨境套利和违法违规行为，并保持监管政策和执行标准的跨周期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两位”，在于二者理念视角截然不同，从目标看彼此分工明确；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一体”，在于二者互相依存、互为补充，彼此一致的实施主体足以确保目标手段协调一致。宏观审慎管理的引入，为人民币可兑换改革不“翻烧饼”以及微观监管保持跨周期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创造了条件。 加快构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丰富针对企业、个人和银行等各类交易主体的全覆盖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箱，密切本外币政策协调配合，综合运用风险准备金、类托宾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等政策工具。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建立健全包括企业、银行在内的系统重要性跨境投融资机构外汇监管制度，从维护全局稳定角度加强对企业跨境投融资行为监测监管力度，研究银行外汇业务微观合规与宏观审慎评估框架（MC & MPA），通过对宏观风险和业务合规性评估，强化跨境资本流动失衡情况下的调节作用。 充实完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机制。一是加强行为监管。强调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构建基于国际惯例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新机制，打击操纵市场、误导和欺诈投资者行为，创造公平、公正、透明、有效的外汇市场环境。完善外汇批发市场监管指引，建立外汇批发市场监管体系。二是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外汇市场行政执法改革，坚持违法必究。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行为、地下钱庄等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借助贸易投资渠道的洗钱行为、构造交易套利行为等。重点检查银行等金融机构，严查实质性违规、违法构造交易套利行为。深化跨部门联合监管，加大与反洗钱、公安等部门监管合作。 （原文刊载于《中国金融》杂志2019年第2期） 2019-02-01/zhejiang/2019/0201/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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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个人外汇管理操作规程 2013-11-12/zhejiang/2013/1112/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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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 19日，浙江省外汇局李虹副局长赴绍兴调研外汇管理支持企业“走出去”工作，先后走访了浙江龙盛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情况特别是实施“走出去”战略情况介绍。李虹副局长对两家企业通过成功实施跨境资本运作和海外并购实现做强做大表示赞赏，她表示，外汇管理部门将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升服务，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施“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内部管理规范、有跨境资金运作需求的企业，外汇局将优先考虑进行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等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她也希望企业继续加强与外汇局、银行的联动，用好金融外汇政策，促进转型升级。 2013-08-05/zhejiang/2013/0805/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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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政策规定，当资本金账户累计付汇额达到95%时，办理结汇的银行要对前期已结汇资金用途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个别银行因经办人员的“疏忽”，未在达到规定比例时对前期人民币用途进行核查，导致企业结汇资金改变了用途，银行和企业双双受到外汇局的行政处罚。 案情： 2013 年11月12日 、 12月 11日 ，某银行为大地公司办理“材料设备采购”名义的资本金结汇 2笔，金额合计978.42万美元，累计结汇额达到该资本金账户贷方累计发生额97.84%。但检查人员未见该银行在企业结汇申请书上加注“已核实账户内95%资金结汇发票（不含付汇）”字样、日期及银行业务章，这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 检查人员随即登录国税局网站上对第一次结汇发票进行了查询，结果均为“发票状态作废或者流失”。经与银行经办人员核实，他声称自己在办理大地公司第二笔结汇时，已登录税务局网站双人核查了第一笔结汇发票且确属无误，但未对核查结果进行打印及重新在发票上进行第二次批注，也未在企业结汇申请书上加注“已核实账户内95%资金结汇发票（不含付汇）”字样、日期及银行业务章。为查清真相，外汇局及时与税务部门联系，税务部门告知：企业为免于缴税，开出的发票需在次月15日征期前办理发票作废手续。发票作废有两种方式，一是当月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企业有权在月底前自行作废，无需税务部门批准同意；二是企业在次月1日至15日要作废发票，则需要到当地国税局进行“红字冲销”。因此，银行经办人员辩称“在第二笔资本金结汇时已在税务系统网站查询无误”与事实不符。为查清企业资本金结汇的真正用途，外汇局对企业进行了延伸检查，发现大地公司结汇的两笔资本金均擅自改变了用途，实际用于归还借款。 定性： 1、上述银行违反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外汇局对银行按照违反规定办理结汇进行行政处罚。 2、上述企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和《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外汇局对大地公司按擅自改变结汇资金用途进行行政处罚。 点评：外汇管理政策规定，企业申请外汇资本金结汇应按照支付结汇制原则办理，要有真实、合法的用途，但个别企业为达到结汇目的，刻意通过提交真实的交易资料，结汇后作废来迎合银行表面真实性审核要求。因此，银行应肩负起代位监管职责，始终坚持合规经营并高度重视内控管理，要把控制政策风险与防范资金风险放在同等高度，为涉外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诚信守法、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2015-06-23/zhejiang/2015/0623/4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