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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我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国际收支更有基础也更有条件保持基本平衡。 我国经济总体呈现回升态势，对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的支撑作用增强。随着优化疫情防控、稳定经济增长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23年以来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国际市场衡量我国经济预期的主权信用违约掉期价格（5年期CDS，数值越低表示违约风险越低）较2022年10月高点回落40%多，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23年我国经济增速为5.2%，较2022年提升2.2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时，我国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提高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稳步提升外汇市场成熟度和理性程度，为跨境投融资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节奏总体放缓，外溢影响可能减弱。 预计经常账户将保持合理规模顺差。首先，货物贸易顺差仍会保持相对较高规模。全球经济波动以及需求变化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周期性因素，但近年来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将发挥稳定出口的重要作用。例如，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等新的贸易增长点不断涌现；区域贸易合作持续推进，对东盟、非洲出口稳步扩容，贸易伙伴多元化取得积极进展；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出口增长的重要领域。同时，我国加大稳外贸政策支持力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外贸新动能，助企惠企、保市场主体活力，均有助于外贸稳健发展。其次，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成效逐步显现，有助于推动服务贸易进出口均衡发展。随着跨境出行有序恢复，旅行支出需求将逐步释放；同时，近年来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深度融合，生产性服务贸易提档升级，尤其是商业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良好，将继续扩大相关服务贸易出口收入。 跨境双向投资稳定性有望总体提升。一是直接投资将总体延续顺差格局。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巨大消费市场潜力、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对外资的吸引力较强，同时我国利用外资结构优化，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将保持稳步发展；我国企业“走出去”需求有序释放，市场主体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保持稳定。二是境外投资者仍会稳步配置人民币资产。在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人民币资产投资价值以及避险属性凸显等因素支撑下，我国证券市场对外资具有长期吸引力。三是外债将延续平稳走势。近年来我国外债债务类型、币种以及期限结构均有所优化，截至2022年末，本币外债、中长期外债在全口径外债中的占比均较五年前提升10余个百分点至45%左右；存贷款等传统融资型外债占比显著回落，相关调整幅度更趋平稳。 2023年，外汇管理部门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守好安全底线，维护外汇市场稳健运行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持。 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健发展，夯实国际收支保持平衡的基本盘。一是推动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优化创新。扩大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覆盖面，提升贸易新业态业务创新服务和管理质效，积极支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二是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支持企业“走出去”与“引进来”投资活动，继续深化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将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扩大至全国，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三是支持区域开放创新。推进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探索“更开放更安全”的外汇管理模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等重要区域开放创新。四是优化中小企业外汇服务。多渠道、跨部门广泛开展企业汇率避险宣传培训，指导金融机构优化汇率避险服务，多措并举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推进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探索丰富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 完善市场化和逆周期调节机制，稳妥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和跨境资金均衡流动。一是强化外汇形势监测分析。跟踪监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发展演变，及时评估对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的影响，前瞻性做好分析研判。二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三是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监管。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逆周期调节跨境资金流动；加快建立实质真实、方式多元、尽职免责、安全高效的真实性管理机制，加强非现场能力建设，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市场健康良性秩序。四是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推进专业化投资能力建设、科技化运营能力建设、市场化机构治理能力建设，保障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2023-04-13/guangdong/2023/0413/25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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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07/guangdong/2023/0407/25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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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2025-09-12/guangdong/2025/0912/30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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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一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我国逐步建立起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汇管理体制。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以服务实体经济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宗旨，以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为底线，以统筹兼顾便利化和防风险为基本原则，经过40年的努力，在外汇市场建设、经常项目改革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受住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高强度、区域性、全球性外部冲击的严峻考验。为系统回顾总结和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外汇管理工作取得的成就，本报将以“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为主题刊登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记者 周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涉外经济蓬勃发展。从国际收支数据的变化来看，我国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融资规模升至世界前列，国际收支逐步趋向基本平衡，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提升。 国际收支交易从小变大、由弱变强 实现巨大飞跃 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了解一国涉外经济状况最重要的分析数据之一。我国自1982年开始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04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位居20多位。此后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近20年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5%；2001年至2008年，对外贸易进入高速发展期，年均增速达26%；2009年至2017年，对外贸易在波动中逐步趋稳，年均增长10%；2018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同比增长15%。从国际比较看，2017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64万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位居第2位。 改革开放以来，跨境直接投资先行先试，债券投资和贷款逐渐放开，证券投资随着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的引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规模稳步增长。 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渠道不断丰富，各类跨境投融资活动日益频繁。以直接投资为例，上世纪80年代国际收支统计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年均净流入二三十亿美元，90年代升至每年几百亿美元，2005年开始进入千亿美元，中国逐步成为全球资本青睐的重要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在2005年之前年均不足百亿美元，2014年突破千亿美元，体现了国内企业实力的增强和全球化布局的需要。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自2004年有数据统计以来，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规模年均增长17%，2017年末规模合计12.04万亿美元，2018年6月末进一步上升至12.34万亿美元。从国际比较看，2017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规模在全球排第8位，并成为全球第三大净债权国。 国际收支经历长期“双顺差”后趋向基本平衡 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态势。1982年至1993年，我国经常账户差额有所波动，个别年份出现逆差。但1994年以来，经常账户开始了持续至今的顺差局面。其中，1994年至2007年，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由1%左右提升至9.9%，外向型经济特征凸显，在此期间也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表明，我国经济应降低对外需的依赖，更多转向内需拉动。2008年起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逐步回落至合理区间，2017年降至1.3%，2018年上半年为-0.4%，说明近年来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是内部经济结构优化与外部经济平衡的相互印证。 我国跨境资本由持续净流入转向双向流动。在1994年经常账户开启长期顺差局面后，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也出现了长达二十年左右的顺差，“双顺差”一度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标志性特征。在此情况下，外汇储备余额持续攀升，最高接近4万亿美元。2014年以来，在内外部环境影响下，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持续了近三年的逆差，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转为顺差；同时，外汇储备也从2014年历史高点回落，2017年转为上升，2018年以来总体较为稳定。 上述调整也引起了我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2018年6月末，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占比为46%，较2013年末下降19个百分点；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占比分别上升11个、3个和5个百分点，体现了对外资产的分散化持有与运用。同时，2018年6月末，对外负债中的证券投资占比较2013年末上升12个百分点，其他投资占比下降9个百分点，国内资本市场开放的成果有所显现。 经受三次外部冲击考验 国际收支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保持总体稳健。历史上，国际金融市场震荡曾对我国国际收支形成三次冲击。一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年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出现63亿美元小幅逆差，但由于经常账户顺差较高，外汇储备稳中略升。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美债务危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三是2014年至2016年美国货币政策转向，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问题，我国外汇储备下降较多，但国际收支支付和外债偿还能力依然较强、风险可控。 可以看出，日益稳固的经济基本面和不断提升的风险防范能力是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产业结构比较完整，为应对外部冲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合理，抗风险能力较强，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在1982年至2013年储备上升时期，贡献了63%的因交易形成的外汇储备增加额，2014年以来也起到了对冲资本外流的作用。此外，我国外汇储备充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已是全球第二位，2006年起超过日本位居首位，使得我国储备支付进口、外债等相关警戒指标处于安全范围内。第三，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完善，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经验逐步积累，防范和化解风险取得了较好效果。 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不断提升，我国将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国际收支有望在中长期内继续保持基本平衡。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17/guangdong/2018/1217/1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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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账户顺差稳步增长，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2022年，经常账户顺差4019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14%，与历史峰值基本持平，与同期GDP之比为2.2%，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我国经常账户运行稳健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货物贸易方面，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仍具备较强优势和韧性，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新的贸易增长点不断涌现，同时我国贸易伙伴日趋多元化，货物贸易增长有力。二是服务贸易方面，计算机信息服务、知识产权、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收入增长较快，留学等旅行支出有所增加，但仍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 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与经常账户顺差形成自主平衡格局。近年来，随着央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我国国际收支逐步形成自主平衡格局，主要表现为经常账户保持稳定顺差，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小幅逆差，储备资产变动更趋平稳。2022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110亿美元，从主要项目看，一是直接投资顺差305亿美元，其中来华直接投资1802亿美元，较2021年有所下降但与疫情前2019年水平相当；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延续平稳发展态势。二是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坚持渐进可控原则，近年来境外投资者不断增持人民币资产，而且大部分资金的稳定性较高，因此2022年相关资金受国际环境变化影响的波动幅度相对不高，年底以来随着外部流动性改善已回归基本稳定；同时，境内主体海外投资热情较高，对外证券投资增长38%。三是存贷款等其他投资对外负债减少，主要反映了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和影响；跨境存贷款等对外资产有所回流，对冲部分渠道的资金流出，起到了自主调节作用。 跨境贸易投资顺差主要转换为境内市场主体对外投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2022年我国对外资金来源合计3809亿美元，主要是经常账户保持较高规模顺差以及来华直接投资的资金净流入，我国资金来源仍以实体经济相关的跨境贸易投资顺差为主，而不是依赖外部融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上述资金来源大部分转换为境内市场主体的对外投资，其中，对外直接投资1497亿美元，对外证券投资1732亿美元，合计相当于对外资金来源的八成多，是“藏汇于民”的重要表现；此外，储备资产增加1000亿美元。总的来看，在市场调节机制下，我国企业、银行等市场主体配置资源的效率提高，对外资金来源与运用基本匹配，跨境贸易高顺差以及直接投资等外资流入不再对应官方储备高增长，而是主要体现为境内主体对外各类投资。这使得我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和投资类型更加多元化，有助于优化对外资产负债的结构和匹配度，提高风险和收益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 2023-04-10/guangdong/2023/0410/2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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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数据遵循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则与标准，与海关进出口数据差异主要受统计原则、计价方法等多重因素影响，认识并理解两类数据异同有助于科学分析我国对外经贸状况和国际收支形势。近年来，外汇局持续加强企业直接申报数据采集，完善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统计体系，不断提升国际收支平衡表质量。 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与海关进出口在统计原则上存在显著区别，分别从“货物所有权转移”和“货物跨境移动”角度刻画外贸发展状况。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反映货物所有权在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无论货物是否进出关境，只要发生货物所有权的转让行为，就需纳入国际收支统计。它表明了交易双方发生的经济利益交换，通常会对应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货款收付，或者形成应收应付、预收预付等贸易信贷债权债务。同时，因与国民经济核算原则一致，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被直接用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支出法核算。海关进出口反映商品的跨境移动，关注物质资源进入或离开我国，不考虑货物所有权是否在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转移。近年来，在我国贸易业态快速发展、监管方式改革等背景下，货物跨境移动和货物所有权转移相分离的情况更为常见。主要包括三类情况： 一是跨国公司“无厂制造”等全球生产安排。为充分利用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和“消费大国”的双重地位，跨国公司委托我国企业制造生产货物后，直接在我国境内销售，即货物未发生跨境移动但货权已完成多次跨国转让，贴牌后产品零售价远高于我国制造企业的出厂价。上述交易不计入海关进出口统计，但计入国际收支货物贸易统计。这一现象在电子产品行业尤其明显。 二是来料加工、仓储物流服务等不涉及货权转让的货物进出境。来料加工企业的待加工材料入关和加工成品出关时，海关均按进出境的材料或成品货物全值统计，货权从入境到出境均属于境外，不计入国际收支货物贸易统计，国际收支仅统计加工企业收取的加工服务费。类似情况还有特殊监管区域仓储企业为境外企业提供的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关境均报关并纳入海关进出口统计，但货权从入境到离境均属于境外，不计入国际收支货物贸易统计。 三是境外发生的货权转让。如离岸转手买卖中货物购买和转售发生时货物均在境外，由于货物不进出我国关境，无需海关报关，未计入海关进出口统计，但货权前后变化了两次，计入国际收支货物贸易统计。 此外，统计时的计价原则、计价基础等价格因素也是两类数据差异的重要来源。首先，国际收支统计中的货物买卖均为离岸价格（FOB），剔除了运保费的影响；海关统计的商品进口为到岸价格（CIF）、出口为离岸价格（FOB）。其次，实践中的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计价主要源于企业记账的发票价格；海关进出口计价基于报关主体的货物跨境报关，由于存在代报关、跨境时点货权尚未转移或者在非居民间转移等情形，可能产生报关价与交易成交价偏差较大的情况。如物流、仓储等企业代理进行货物出口报关时，报关价常为境外委托加工客户的海外市场销售价，一般高于其与国内加工企业之间的成交价。 贸易模式变化和复杂性对统计数据源提出更高要求，国际收支统计将不断改善数据来源，将关注重点更多转向一线市场主体。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模式的不断演进和我国对外贸易新业态的快速发展，给国际收支货物贸易统计带来了巨大挑战。从企业源头采集的直接申报数据源于企业会计数据和对应的业务信息，权责制和复式记账原则与国际收支统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表“借方与贷方”和国际投资头寸表“流量与存量”的协调。2023年，外汇局将继续稳步推进大中型企业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直接申报，持续跟踪研究各类进出口企业涉外业务模式演变，开展专项贸易企业调查丰富数据源，从源头保障数据质量。同时，深化部门间数据合作机制，为准确研判我国涉外贸易状况提供全面、客观的数据基础。 2023-05-09/guangdong/2023/0510/25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