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20期 作者:何晓峰 周红 闫明 涉外企业过多关注套保单边损益，长期必将不利于其主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从源头着手，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才能有效助力企业形成正确的套保理念。 202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逐步加深，其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愈加复杂，涉外企业运用套期保值工具积极对冲汇率风险的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在套期保值工具的实际运用中，不少企业仍有单向追求金融衍生工具获利的思维，而非将期现结合后的综合损益作为套期保值评定标准。本文将指明此类单边思维容易导致的问题，揭示其背后成因，并进一步提出针对性应对措施。 以单边思维看待套保损益易引发问题 不少对套期保值业务概念理解不甚透彻、对实际操作不了解的企业，既期望通过套期保值锁定外汇风险敞口，又希望能在金融衍生对冲工具上赚取利润，甚至认为那些在金融衍生对冲工具上赚取了利润的操作，才是好的套期保值。这种单边看待套保损益的思维，往往导致诸多问题。 一是风险管理团队难兼顾双重目标。专业金融机构的投机交易通常只面对单边损益，不但具有成熟的交易机制，且可等待有利时机择机进场。而涉外企业的套期保值与投机交易不同，需要基于企业已有的风险敞口进行反向对冲，天然具有方向相反的双边损益，要同时确保风险敞口与套保损益二者中任意一方不产生损失是极难的。此外，主业风险敞口的存在，使得套保交易不具备专业金融机构那样择机交易的条件。涉外企业既不能因持续等待进场时机而放任风险敞口暴露，致使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巨大的价格波动风险，又不能确保每次套保交易衍生工具单边损益为正。因此，迫于双重目标的压力，汇率风险管理团队常常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 二是企业会舍弃比较优势领域。套保交易中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是为涉外企业主业“护航”，通过让渡部分超额收益对冲风险敞口，避免企业主业遭受重大市场价格波动损失。故而，企业可以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熟悉的领域，通过做大做强主业，获取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利润。涉外企业若从金融衍生品盈亏的单边角度考虑套保效果，就相当于放弃自己在主业经营上的比较优势，反而在自己相对劣势的领域与专业金融机构进行比拼。而专业的金融机构，不但比企业套保交易更具择机优势，其交易策略更是经过严格的历史模拟回测和实盘模拟测试，在确保交易系统有较高盈利之际，才会推出。因此，以单边思维看待套保损益，对企业而言并不明智。 三是风险管理体系及信息系统不支持。专业化投资机构在进行自营交易前，首先会搭建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相应机制、流程及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之后才会涉及交易指令下达，交易下单，交易复盘等具体操作步骤。专业的体系和信息系统对监控投机交易风险、控制头寸限额以及计算衍生品的希腊值，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套期保值交易，涉外企业并没有相应资源、能力或者是意愿，去搭建与专业投资机构水平接近的风险管理体系与信息化系统，更何况适用于专业投资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与信息系统未必适用于涉外企业。 四是风险管理团队激励水平不足。从单边角度看待套保损益，相当于将涉外企业的风险管理团队与专业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放在同台竞争。因此，两者需要有同样的薪酬激励水平，才能维持相同专业水准的一线从业人员，进而发挥出他们的专业水准。但涉外企业立足于实业经营，其决策层会将主要精力与资源投入日常生产与经营之中，对于非核心业务会尽可能控制人工成本，并让薪资支出更可预期。因此，企业很难向一线风险管理人员提供类似的薪资支持水平。而做好投资交易，维持高水准的业务团队，恰恰是专业金融机构会重点投入资源和支持的领域。因此，在单边思维看待套保损益的视角下，涉外企业风险管理团队激励水平明显不足。 单边套保思维误区的成因分析 一是我国大多数企业盈利能力偏低。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综合实力在不断增强，在行业内及产业链中的地位也变得愈发重要。但实事求是地讲，我国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其盈利能力仍有差距。根据最新出炉的世界500强数据，2021年我国有145家企业进入其榜单，平均利润约41亿美元，而世界500强平均利润为62亿美元。分国别看，美国企业平均利润水平为100.5亿美元，德国企业为44亿美元，英国企业为69.6亿美元，加拿大企业为47.5亿美元，法国企业为48.5亿美元，巴西企业为84.8亿美元，均高于中国公司。我国企业利润偏低易造成企业在套期保值时，非常关注套期保值成本的高低。对于一些微利项目，企业或倾向于冒险将风险敞口裸露，或倾向于通过衍生工具单边盈利补贴产品本身的利润。而利润较厚的国际跨国巨头，可以在坚持风险中性套保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企业主业中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涉外企业套期保值与日常运营结合不够紧密。涉外企业套期保值业务涉及风险识别、分析及评估等一系列环节，风险敞口统计的及时性和预测的准确性，均影响到套保业务的日常操作。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企业生产经营也常有波动，如果风险敞口的预期值与实际值经常出现较大差异，风险管理团队就很难有效开展套保操作。只能尽量降低套保比例，以确保有足够的背景实盘可以顺利交割。然而，若套期保值比例过低，将有大部分风险敞口裸露，无法有效计算出采购成本、销售价格以及库存成本，进而无法锁定企业利润。当风险敞口与套期保值对冲工具无法有效结合，涉外企业无法获取确定的利润水平时，企业决策层更容易倾向于通过衍生工具盈利来增厚企业利润。 三是国内企业参与衍生品市场较晚。上世纪70年代，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就已经推出了外汇期货合约，大宗商品合约则推出的更早。而我国1990年才引入商品期货交易，2005年8月开始，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远期外汇交易。相比境外市场，我国衍生品市场仍处于发展阶段，境内实体企业参与衍生品市场较晚。对企业而言，从开始了解衍生品工具到能初步尝试，再到熟练掌握运用，均需要时间积累。从接触到熟悉的过程中，免不了有部分企业容易从单边损益角度去思考问题。由此来看，涉外企业树立正确的套期保值理念，仍需时间来打磨与夯实。 四是传统理论在实践中存有一定局限性。传统理论认为，套期保值可以对冲企业的采购、销售及库存成本，进而防止生产经营利润出现大幅波动给企业带来损失。传统理论更多基于企业内生需求、生产及销售计划来设计套期保值方案。然而，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传统理论面临一些不足。例如，有的企业在对产成品销售进行套保时，如果锁定了销售价汇率，而同业其他企业并未进行锁汇，则当汇率向着有利风险敞口的损益变动时，同业可以通过向终端客户让利获得更具竞争力的销售价格，进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对于进行套保管理的企业而言，反而将承受更大的销售业绩压力。部分企业在销售业绩的重压之下，就会更关注衍生工具单边损益的变动。 树立正确套保理念的几点措施 涉外企业过多关注套期保值的单边损益，长期必不利于其主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从源头着手，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才能有效助力企业形成正确的套保理念。 一是立足主业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的主业与套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主业强则企业盈利水平较高，可以分出部分资源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必过多纠结套保成本的高低。风险管理团队更容易在坚持风险中性的前提下，设计对冲产品结构并灵活加以运用，也更能有效发挥规避风险保驾护航的作用，辅助主业做大做强。相反，主业弱则企业盈利水平低，决策者很难将有限的资源再分配到套期保值业务中，甚至可能寄希望于通过衍生工具对冲收益支持亏损业务的开展。正确套保理念的失位，会让企业面临更大的潜在损失。因此，企业应坚持以主业为本套保为辅的理念，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逐步形成主业持续“造血”，风险管理避免“失血”的良性循环。 二是加强期现结合修内功。企业套期保值与日常运营结合不够紧密，企业无法获取相对稳定的供产销预期，则易引发企业从单边损益看待套保效果的倾向。首先，要加强部门间沟通与协调效率，一方面企业前线的业务人员，应了解一定衍生品基础知识，依托其熟悉背景业务情况的优势为风险管理团队套保方案提供参考依据；另一方面企业风险管理团队应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特点，以及一线业务运营中与风险敞口有关的痛点、难点，加强套管操作与业务期限的结合，不断优化套保效果。其次，前线业务人员可勤修内功，降低业务预测与实际发生的偏离度，更及时准确的企业经营数据可为风险及资金管理留出更多的时间安排，也为衍生工具留出更大的设计空间，提升套保效果。企业衍生品工具与实际外汇敞口规模结合的越好，越能有效引导企业进行风险中性套保操作。 三是套保比例设定应兼顾行业水平。传统套保理论更多基于静态环境和企业内生需求的假设，主要将采购成本和销售价格作为管理目标，这类目标相对固化。但涉外企业实际处于竞争激烈的动态环境之中，往往希望获得更优质的上游资源以及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这类指标更趋于动态化。因此，企业外汇风险管理除了可按照自身的生产经营规划、风险敞口规模、自身资金安排以及衍生工具结构特点等因素设定其大致套保比例区间外，还可以参考外部环境进行套保比例的二次调整。尤其是可以参考行业内或领先企业的套保比例，避免动态化指标与预期差异过大，造成企业套保后反而业绩压力更大的局面。 四是打造专业风险管理团队。专业的风险管理团队一方面可以引领涉外企业形成正确套保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涉外企业创造价值。对于前者，由于专业的风险管理团队不仅懂交易，也深刻了解企业所在行业的运行特点与业务发生机制，可以有效帮助企业识别风险、加强期/现结合管理的对冲效果，从而有效在涉外企业内部树立正确的套保理念。对于后者，尽管在种种不利因素限制下，无法要求涉外企业风险管理团队获得像专业金融机构那样的交易效果，但涉外企业专业风险管理团队熟悉衍生工具构造，选用适当的衍生品结构匹配对应风险敞口，可以优化企业购/结汇价格，降低企业套期保值成本，且优秀专业的风险管理团队不仅了解汇率走势形成机制，也会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股价变动及大宗商品走势等与汇率相关联的领域，可对企业相关业务提供数据与分析支持。 善用套保的企业未来可期 涉外企业树立正确的套保理念，无疑是开展套保业务的重要一步，但在实操过程中还要学会善用套保操作，才能有效帮助企业做好风险管理工作。 首先，要重视理论但不能盲信理论，汇率衍生工具的构造离不开远期、期权等衍生产品的定价模型，深入理解模型设定和基础理论将使衍生品工具的构造游刃有余。不过，金融危机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产，暴露了理论模型在极端风险条件下仍有缺陷，因此不能盲信理论是万能的。 其次，要重视经验但勿失审慎。企业套期保值的经验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重视经验的同时也要秉持应有的审慎，曾拥有多年套期保值实操经验的德国金属公司（MG）对大宗商品价格套保失误产生巨大损失，表明了对超长期限敞口进行套保时，仍应维持审慎的套保比例和对冲操作。 最后，建立严谨的套保操作交易机制是涉外企业谨防套保工具风险的有效措施。众多国内和国际衍生品风险事件都表明，在交易过程中包括追涨杀跌在内的一些人性弱点难以克服，甚至由于金融衍生工具中的杠杆特性而被成倍放大，唯有建立严谨的交易机制与规范的操作流程，才能尽量降低人为风险，保护风险管理团队的成果。 当前，我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仍在征途，面对成熟的跨国公司和产业巨头时，无论在企业盈利能力方面还是在风险管理水平方面仍存在不少差距。但未来能坚持做大做强主业，并正确、熟练运用套期保值的涉外企业，必然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8.html
-
来源:《中国外汇》2023年第16期 作者:何晓峰 王倩 闫明 现实中各货币对所面临的套保成本并不相同，企业还需将不同货币的升贴水、流动性成本及交易溢价等因素考虑进去，计算出货币的套保效率。 2022年美元出现极端上涨行情，前三个季度美元指数一度上涨近19%，涨至20年来高点，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均处于5年来波动率的高点，俄罗斯卢布波动则达到7年以来的高点。在多种货币发生极端汇率波动行情下，跨国企业海外业务营收和利润面临冲击。有效管理多种货币的汇率风险，对跨国企业的持续稳健经营显得尤为重要。 外汇风险管理目标的确定与量化 明确汇率风险管理目标非常重要，因为后续敞口度量、套保策略制定、套保产品选择等一系列环节都将以风险管理目标为核心。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跨国公司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并不是一切类型的外汇风险都需要进行管理。企业风险管理是有成本的，而且随着管理难度和广度的提升，管理成本也会急剧上涨。要统筹考虑企业面临的各类汇率风险，按重要性和管理难度排序，在平衡管理成本效率比后，优先解决最主要的矛盾。一般来说，在交易风险中，跨境贸易类汇率风险的发生频率高，贸易及现金流路径清晰，可以作为风险管理重点，笔者主要探讨此类风险。 企业的风险管理目标，应当是可量化、可执行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可能的偏差因素。交易风险主要体现为报表汇兑损益，因此企业若想确保完成设定的全年目标利润，则应当依据其自身风险偏好设定可接受的最大汇兑损失额度，而这个汇兑损失额度将作为外汇风险管理的量化目标。通过运用风险对冲工具，将汇兑损失控制在限定的量化目标额度以内，以便达成企业的全年利润管理目标。设定量化目标的同时，还需考虑可能的偏差因素，包括市场汇率和记账汇率差异、跨境贸易业务实际与计划的偏差、套期保值成本影响等多个因子。对大型跨国企业而言，跨境贸易涉及国家数量多、应收应付账款币种多，考虑到量化目标的可执行性，建议放在统一平台集中管理，以提高执行效率及便利性。 外汇敞口的确认与风险度量 企业进行跨境贸易时，主要风险敞口包括会计期末在报表上记录的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现金及其他需要做重估的货币性科目。企业外汇风险敞口的确认依据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明确购销金额的采购和销售合同，第二类是基于企业预算、框架性协议和长期合约等中长期量价可能有所变化的合同。对于前者，企业应做好业财协同，准确、及时确认敞口金额及期限。对于后者，企业不仅要加强对采购和销售侧的管理，增加预测准确性，还需要对所处的宏观周期、行业周期、公司竞争力有较强的判断力。若外汇敞口不确定性高，则套保比例不能设置过高。企业对外汇风险敞口测度的准确性和前置性非常重要，前者影响企业外汇敞口损益值的估算和套保策略的制定，后者影响企业执行套保策略的时间窗口长短。因此，企业可依据自身业务的稳定性和对业务敞口预测能力强弱，选择适合的外汇风险敞口度量方式。 关于外汇敞口的风险度量，目前主要依据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VAR）模型来计算。企业通过VAR模型可计算特定时间内（比如一个季度），各货币敞口在一定概率下汇兑损失的最大值，依据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和全球宏观风险的程度选择适用的概率。通常的可选概率为95%、97.5%和99.5%。当全球宏观风险较高时，模型的尾部风险较高，企业可以选择更高的概率值。 动态套保策略制定 企业外汇套保策略的制定较为复杂，包括外汇损益量化、套保效率测算、风险分散调整、确定套保策略等部分。其基本逻辑是，在设定符合企业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风险管理目标后，结合企业外汇敞口组合的情况制定月度或季度的初步套保策略，再依据套保效率和风险分散规则进行调整，不断迭代完善，以持续优化套保策略，最终确保企业汇兑损益得到有效管理、保护企业净利润尽可能少的受汇率波动影响。考虑到境内上市公司是按季度进行业绩披露，因此，笔者介绍以季度汇兑损益数值为管理目标、月度动态调整的企业外汇套保策略制定方法。 一是量化外汇损益。企业通过量化外汇损益可以将企业外汇敞口规模以及外汇波动转化为可量化、可衡量的汇兑损益数值，便于后续的计算分析以及对冲管理。对于单一币种的汇兑损益衡量，可以依据上述的VAR模型计算。但对于跨国企业的多币种管理需求而言，还需要引入边际VAR（Margin VAR，MVAR）的概念进行管理。MVAR用于度量投资组合中，单个头寸的边际变化所引起的组合VAR变化的大小，也就是组合VAR相对于单个资产头寸市值变化的敏感性。当计划通过套保来对冲外币敞口，并尽量降低风险时，企业可优先选择MVAR高的货币进行交易。假设企业以其进出口贸易主体为集中管理平台，美元为记账本位币，外汇风险敞口包含人民币、欧元、英镑、日元在内的多种货币。用蒙特卡洛方法计算在95%置信度的组合VAR值、每个货币敞口的VAR值和每个货币的MVAR值。具体货币敞口金额和计算结果列示见表1。 二是计算套保效率。企业虽然计算出各货币敞口所对应的VAR值以及其MVAR值，但并不能简单地用MVAR值的高低来决定各货币对的套保比例高低，以及各货币对的套保优先级，原因是现实中各货币对所面临的套保成本并不相同。企业还需将不同货币的升贴水、流动性成本及交易溢价等成本考虑进去，计算出各货币的套保效率。 货币套保效率=MVAR/单位套保成本，即反映每单位套保成本所消除的货币组合风险的变化程度。假设跨境贸易中各货币敞口的账期一致，即每个货币的套保期限相同，计算所有货币相同期限普通远期产品的套保成本。根据套保效率对货币对进行排序，并按照排序为每个货币设定套保比例，套保效率高的货币对应优先进行套保，并可以给予较高的套保比例。最终，使剩余敞口组合的VAR值控制在设定的管理目标区间以内。 三是风险分散调整。货币套保效率仅是衡量套保顺序的参考指标之一，企业还需考虑组合当中的风险分散效果。这是因为在包含众多货币对的组合当中，货币对与货币对有些是正相关关系，有些是负相关关系。企业要确保组合内具有负相关关系且能降低整个组合波动的货币对，其敞口不会因为套保效率高而被过度削减。确保在执行套保操作后，即使外汇风险敞口发生变化，也不会对组合内各货币的风险分散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为此，建议企业引入两个指标进行更深入的风险价值测算。 首先，考虑计算成分VAR（Component VAR，CVAR），CVAR可以表述为每个资产头寸市值与其MVAR的乘积，是组合整体VAR的一种分解方式，通常用CVAR来衡量一个组合中各个头寸的风险。如果CVAR大于0，则它增加了组合的风险；若CVAR小于0，则它会减少组合的风险。 其次，考虑计算增量VAR（Incremental VAR，IVAR），IVAR是指当一个资产头寸加入到组合时新增的VAR，或从原组合删去一个头寸所减少的VAR。通过计算IVAR，更准确地度量某一货币在新货币组合的套保效率和套保后的组合VAR值，或多次迭代计算新货币组合VAR值和套保效率，以使外汇损益的量化更准确。不过，风险分散调整属于三阶层面的优化，企业可视外汇风险管理精确度、风险管理效率成本和风险量化能力来选择是否进行优化。 四是确定套保策略。依照前述量化外汇损益和计算套保效率的模型，企业叠加可选的风险分散调整因子，最终出具套保策略。 继续以上文提及案例来论述，假设该企业的汇兑损益控制目标是，将季度汇损最大值控制在3000万美元以内，则在计算出敞口金额、VAR值、MVAR值以及各货币套保效率排序后，得出各币种套保比例及套保策略，详细测算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套保后的组合VAR值为2980万美元，小于该企业设定的目标3000万美元，并且确保了MVAR值较高的货币得到更高的套保比例，在保障套保策略有效性同时优化了套保成本。 套保交易的日常市值监控 依据月度套保策略完成套保交易后，套保产品的公允价值会随市场汇率的波动而波动，套保产品的公允价值计入汇兑损益科目，在敞口预测较为准确且套保交易严格按照敞口的方向、金额、期限交易时，套保产品的公允价值与贸易敞口的汇兑损益大部分可以抵消，未抵消部分主要产生于套保成本和估值时使用的市场汇率与同时点公司报表汇率间的差异。监控套保产品市值可以回溯执行套保交易时点产生的损益情况，当外汇敞口因业务变动发生偏差时，为决策是否提前平盘或展期提供了依据。 套保交易还可以做到日常估值监控。银行等金融机构通常会在每月底提供估值报告，而日常的估值监测通常可以通过彭博数据导入，在Excel中通过彭博插件实现公式化计算。以普通远期算法的估值计算为例，使用Excel彭博插件通过BDP公式（彭博的时点数据公式，提供实时或流式数据）抓取交易货币对的最新即期价格和最新与原交易期限相近期限的掉期点数，折算出与原交易相同期限的掉期点数，得到估值当天可以锁定的远期价格，用计算出的远期价格和实际交易的远期价格作比较并乘以交易本金，即可得到估值。 套保产品的选择原则及方法 产品选择原则。企业应尽量选择结构简单且不带汇率走势观点的产品，如普通远期和简单期权。不做与套期保值四原则（品种相同或相近原则、月份相同或相近原则、方向相反原则、数量相当原则）相悖的套保操作，尤其不能为追求收益而做与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相反方向的净卖出期权操作。 产品选择方法。随着企业外汇风险管理专业水平的提升，能够相对准确的测算出货币上涨下跌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状况，企业可考虑在支付一定期权费的前提下购买期权产品对冲风险。企业可在综合比较产品成本、潜在风险及收益后，运用期权或期权组合替代普通远期，管理外汇波动风险。 简单期权产品，可以在行权价格的位置保护企业的外汇敞口，也可以在未达到行权价格时通过外汇波动获益，同一时点如何选择远期和期权产品建议通过比较远期成本和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来确定。当期权隐含波动率属于近一段时期低分位，而远期价格属于同样时期高分位时，则可以选择购入期权。 外汇风险管理结果评估 评估原则。企业应以管理外汇风险和控制汇兑损益为管理目标，重点评估外汇风险管理的全流程是否按企业指定的制度、流程和策略执行，汇率避险期现结合后是否有效降低了外汇风险敞口规模，而不应单独去考核汇率避险套期保值交易本身是盈利还是亏损。 评估方法。企业可采取定期评估和抽查评估并行的方法。定期形成外汇风险管理报告，分析外汇敞口预测、外汇套保策略和汇兑损益结果，为制定下一阶段外汇风险管理目标提供决策和优化管理效果依据。企业还可以选择内审或风控部门不定期对外汇风险管理工作的全流程环节做抽查，以确保外汇风险管理得到有效执行。 总之，跨国企业以VAR值度量企业外汇风险，计算MVAR、CVAR、IVAR和套保效率，并制定企业月度动态的套保策略是现有外汇风险管理方法中较为先进的管理模式。在实际运用这一模式中，跨国企业仍需依据自身特点持续摸索经验并不断完善。企业外汇风险管理制度体系的完善、操作流程的精益求精、人员专业化水平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熟练度的不断提升，将持续夯实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之路保驾护航。 2024-05-23/safe/2024/0523/24452.html
-
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中国外汇》记者:荣蓉 章蔓菁 随着外汇风险对冲渠道的进一步“扩容”，境外机构投资者有望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市场报价，降低外汇风险对冲成本，反过来也将为境内外汇市场注入新的动能。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也在不断增强，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敞口的诉求愈发迫切。针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诉求，相关部门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2020年以来，在原先的政策安排基础上，境外机构投资者迎来了更为便利的外汇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安排，外汇风险管理步入新里程。 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的演进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境外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下称“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下称“RQFII”）、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China Interbank Bond Market，下称“CIBM Direct”）、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等多种途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不同途径所适用的外汇风险管理方式也有所差异。 对于互联互通机制（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下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债券持有人或证券公司或经纪商在香港结算行办理外汇资金兑换和外汇风险对冲业务。对于以CIBM Direct模式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2020年新政策出台之前，可依据相关政策在具备代客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且符合银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条件的相关境内金融机构（结算代理人）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QFII、RQFII则可依据相关政策在相关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 2020年，在原先的政策基础上，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迎来新的政策和制度利好。1月，外汇局发布《关于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20〕2号，下称“2号文”），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模式下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外汇市场的业务安排做出进一步完善；3月，外汇局发布2号文政策问答，从多方面详细解释了2号文所涉的相关操作性问题；5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主经纪业务指引（试行）》，2号文所涉及的“外汇主经纪业务”在具体交易规则层面得到落实；7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成为首批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主经纪商，并达成首笔业务。 外汇风险对冲渠道再“扩容”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有关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的演进与发展有着清晰的脉络——在做好风险防控的同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更为便利的风险管理手段。这一点在有关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外汇局2017年发布的《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7〕5号）中，就已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做出了相关规定，境外机构投资者可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而2号文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外汇市场的外汇风险对冲渠道进行了“扩容”，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柜台市场可选择不超过三家境内金融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同时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申请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会员直接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适用于境外银行类投资者），或以主经纪业务模式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适用于境外银行类投资者和非银行类投资者）。 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环球资本市场联席总监张劲秋看来，2号文为通过CIBM Direct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汇率避险的新契机。“一方面，2号文扩大了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交易对手，有利于境外机构投资者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市场报价，符合境外机构投资者‘货比三家’的‘最佳实践（Best Execution）’原则，有助于降低外汇风险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者根据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需要，灵活选择展期、反向平仓、全额或差额结算等交易机制，并以人民币或外币结算损益，便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更灵活地管理多币种的外汇头寸”。 2号文推出一年来，市场层面普遍给出了积极反馈。根据张劲秋的观察，自2号文推出以来，许多境外机构投资者都积极地向托管行了解政策的具体操作细节。很多境外银行类投资者，在政策出台后的第一时间就申请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会员，直接参与到银行间外汇市场。而对于资管、基金等境外非银行类投资者，也对2号文表现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对于不少规模较大的境外银行类投资者，之前在中国已建有分支机构，对相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申请操作流程也较为熟悉，所以更倾向于直接成为会员。而对于资管、基金等非银行类投资者，主经纪业务的推出便于其通过匿名的方式与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建立联系”。 在多条外汇风险对冲渠道中，对标国际主流服务模式的主经纪业务受到较多关注。在国际金融市场，主经纪业务一直受到对冲基金以及商品交易顾问的欢迎。市场参与者一旦选择主经纪模式，成为主经纪客户，则只需要与主经纪商建立法律关系，主经纪客户与主经纪对手方达成的交易由交易系统拆分为两笔背对背交易。根据中国农业银行伦敦分行金融市场部主管李大鹏的介绍，不少基金之所以习惯采用主经纪模式，是因为从运营角度来看该模式最为简单，通过一家主经纪商便可享受更好的市场流动性。“境外基金通常下设多个产品，如果是直接成为交易中心会员，由于面对多个交易对手，其开展尽职调查、申请交易授信的成本会比较高。相比之下，主经纪模式允许其使用主经纪商的授信，避免了一对一自行与交易对手授信，操作上最为直接，同时还能有效扩大交易对手方的范围，获得更优价格”。 而在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葛音看来，实务中境外机构投资者也会衡量主经纪业务的成本，包括向主经纪商支付的服务费用，以及向银行间外汇市场缴纳的费用等。但相较于柜台交易，主经纪业务仍具有多项优势：其有助于降低交易对手集中度的风险，突破机构自身授信额度的限制，还可以帮助境外机构投资者拿到更具优势的价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的下一程 政策的持续优化为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提供了便利。而实践中，境外机构投资者具体是选择在境外还是境内实施外汇风险管理，则会综合考量一系列因素。在《中国外汇》记者的调研过程中，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对冲工具的流动性和价格、外汇衍生品的丰富程度以及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文件的安排，是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选择外汇风险对冲方式时主要考量的因素。 在流动性方面，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的流动性在境内外市场没有显著差别，但如果涉及人民币对非美币种，则境外市场的流动性相对较好。此外，对三年期以上的外汇衍生品，境内市场的报价点差较宽。“站在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无论是哪一种汇率风险管理模式，价格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境内价格好的时候，愿意用境内的渠道，境外价格好的时候就用境外的渠道。”李大鹏表示。对此，张劲秋也持类似观点。“离岸市场在外汇衍生品上的流动性有时会更强一些。”她谈到。“但境内市场的优势也很明显，能够更好地帮助投资者对冲在岸资产的外汇风险。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或海外投资者风险偏好发生变化时，离岸人民币汇率有时会表现得更为敏感。此时运用离岸市场交易工具对冲在岸资产的外汇风险敞口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衍生品丰富度上，千禧全球投资执行董事徐刚认为，近年来境内外汇市场产品序列不断丰富，在远期、期权、掉期等基础产品方面已较为健全；但由于不同类型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往往有着多样化的外汇风险对冲需求，因此仍希望境内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组合对冲产品。“要吸引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来境内外汇市场做风险对冲，关键是要完善和健全汇率风险对冲的生态系统。从国际金融市场的经验来看，如果能有更加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加入，来提供多样化的外汇风险产品，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也会带动相关行业标准和研究的发展，进而促进市场的全方位发展”。 此外，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文件能否与国际金融市场法律制度有效对接，也会直接影响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实施外汇风险对冲的意愿。“对于境外机构投资者而言，重点关注的是ISDA（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Association，国际掉期与衍生品协会）主协议的签署和终止净额结算制度在法律层面的落地。”葛音谈到，“2020年年初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允许境外机构自主选择签署主协议文件，其中也包括境外机构更为熟悉且国际市场通用的ISDA主协议。而ISDA主协议对于境外机构而言，可以显著减少协议谈判的时间和成本，并且便于其实现全球衍生品头寸的轧差和统一管理，减少资本消耗，进而提升其参与境内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积极性。此外，终止净额结算制度能否在法律层面落地，也会影响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选择。” 进一步来看，外汇风险对冲渠道的拓宽不仅便利了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实践，也为境内外汇市场注入了新的动能。在张劲秋看来，有关外汇风险对冲政策的不断优化与完善，不仅使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外汇风险管理上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也进一步增强了境内外汇市场的吸引力。“随着更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境内银行间市场，会给境内的市场参与者带来更多不同维度的市场观点和交易策略，在促进交流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境内外汇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我们观察到，近年来不仅是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在稳步增长，境内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也在显著提升。”张劲秋谈到。 而在李大鹏看来，境内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方面的不断完善，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包括驻华外资做市商在内的各家做市商在产品、营销上的积极性，提高境内外汇市场的吸引力。“近期的做市商制度优化，进一步明确了做市商的权利和义务，鼓励更多机构尝试做市，向综合性的做市商方向发展。受此推动，境内做市商服务能力与营销能力有望不断提升。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需求”。 2024-05-20/safe/2024/0520/24407.html
-
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2期 作者:陈婧 李璐 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从清晰简单的衍生产品开始，逐步推进汇率风险管理，是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成长发展的必经之路。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成为涉外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数量巨大、以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小微企业来说，其持有的较大的汇率风险敞口与其较弱的风险承受力并不匹配。因此，如何助力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难题。 涉外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现状 何谓小微企业？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微”均为相对概念。同一家企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其地位可能大相径庭。例如，地方的大型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是中型企业，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可能是小企业；反之，有的企业尽管自身规模较小，但却是行业内的大企业、领头羊，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从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财务指标以及从业人员数量的角度看，不同行业的标准差异也较大。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属小微企业；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属小微企业。 涉及进出口业务的小微企业，各地之间也差异较大。根据Wind全球企业库的数据，2020年北京地区进出口规模为2.32万亿元，折算后约为3360亿美元，若按照小微企业对GDP 30%的贡献比例替代小微企业进出口占比规模，2020年北京小微企业进出口规模为1008亿美元（3360×30%），2020 年北京从业人数300人以下、注册资本2000万以内、经营状态处于“存续”、有进出口信用的企业为2.01万家，以此计算，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500万美元。而在小微企业更为集中的江浙地区，同样的计算方法及企业筛选标准下，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160万美元；而就全国而言，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300万美元。 从地域分布上看，小微企业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企业所有制形式多以民营制造业为主，从事汽车零配件、小家电生产、纺织、休闲用品制造等行业，行业分布广泛。其多为出口型贸易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小，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优势业务。 小微进出口企业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单笔订单规模小，且进出口订单多以外币签订，议价能力相对较弱，无法根据汇率波动与境外客户重新商定价格，汇率风险暴露对于企业营收有明显影响。而现阶段，受限于资源不足，小微企业对于套期保值交易的认知度仍较低，开展汇率业务基本局限于结算和以即期结售汇为主的汇兑业务。综合来看，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较大中型企业尚有明显差距，汇率风险敞口未能得到有效管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小微企业存在风险承受能力弱和风险暴露高的矛盾。大部分小微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率微薄、主营业务收入不够稳定，综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而小微外贸企业，在宏观环境、产业链结构、行业竞争生态发生改变时，往往暴露在风险之中，加之汇率避险工具使用不足，交易风险和因汇率引起的经济风险叠加，推高整体风险暴露，很可能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 其次，小微企业客观上更需要严守风险中性。小微企业财务稳定性不足，客观上需要保持风险中性，尤其是汇率风险中性，应当通过各种手段避免汇率波动蚕食其经营利润；但现实中，小微企业希望通过博弈汇率风险以增收其利润的情况并不罕见。所以，即使小微企业开展了“套期保值”业务，也会掺杂一定的“投机增值”因素。 此外，小微企业客观上需要更多资源管理汇率风险，但现实中缺乏足够资源。从内部看，企业理想的汇率避险状态是建立一套包括汇率风险识别、保值方案设定、交易操作、交易后处理及评价在内的体系；然而，小微企业用于发展主营业务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因此，即使其主观意愿较强，客观上也难以投入相应资源开展保值业务。从外部看，具有成熟外汇市场经验的大型商业银行，尽管在小微企业服务方面已有明显动作，包括扩大服务半径、提升基层专业水平、加强电子化终端建设等，但考虑到小微企业广阔的市场和数以万计的企业数量，银行资源辐射面远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需求。 整体而言，外贸小微企业群体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也同样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许多大企业都是从小微企业成长而来的，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从清晰简单的衍生产品开始逐步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是小微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小微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 实施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是指对汇率风险进行财务中性管理。理论上讲，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都是相通的，但是考虑到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天然的能力和资源差异，真正应用起来，又有些许不同。 一方面，小微企业的特征决定了其在商业活动中处于相对被动或从属的地位，对于涉外订单的掌控力较弱，因此外汇收支的时点和金额不确定性较强，初期进行全额对冲操作可能会造成过度保值的结果，偏离风险中性初衷；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在授信资源和流动性资源等方面天然处于劣势，会对其对冲操作形成一定的制约。这些因素共同指向小微企业在汇率风险中性管理中并不能实现100%的汇率风险免疫，更现实的结果是将汇率风险的财务结果影响合理最小化。 具体来看，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汇率风险管理目标的确立应遵循“控制原则”，即树立以“保值”为核心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力求将风险暴露和损益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保值核心的重点在于准确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和盈亏平衡汇率。其中，准确识别汇率风险敞口，是为企业设定与之相匹配的对冲策略，切实降低其汇率风险敞口；准确识别盈亏平衡汇率，是从财务的角度出发，合理控制风险对冲成本，避免企业错误地将风险对冲成本与到期日当天的即期汇率作比较。 第二，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设置应遵循“不主动原则”，即不过度主动管理汇率风险敞口，避免频繁判断和过多主动调整破坏汇率风险管理的实质。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人力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像大型企业集团那样建立足够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链条。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在现有的财务管理机制下，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企业管理人员仅负责中长期风险管理策略的制定，汇率市场波动不可作为制度调整的出发因素；同时，提高保值操作的纪律性，财务操作人员仅保留有限度、可管理、可回溯的灵活度。 第三，汇率风险管理的考核机制应遵循“成本原则”，即明确汇率风险管理业务为成本中心，而非利润中心。对于小微企业来讲，首先要正确认识汇率波动对企业损益的影响，通过汇率风险管理形成的“收益”，不应作为未来收益预期的基础；而对于对冲形成的“亏损”，也不应构成未来调整对冲策略的主要原因。其次，对保值成本的关注，应侧重于盈亏平衡汇率，而非即期汇率，以保护小微企业本就较为脆弱的利润率。 第四，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应遵循“冲抵原则”，即遵循套期保值要求，以对冲风险敞口为根本目的。首先，应准确测算汇率风险敞口。对于小微企业来讲，已确认订单或收入形成的即时汇率敞口是企业汇率风险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其他确定性较强的可预期的经营性现金流，也可形成汇率风险估算。其次，风险对冲交易应与被对冲项目在金额、期限和币种等方面存在合理的相关性，避免对冲不足或过度对冲。 对小微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的建议 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方案的确定是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意愿和风险管理资源三者的平衡与统一。其中，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由企业的业务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共同决定。小微企业处于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或是所处行业的容量有限，其经营性现金流和利润相对不够稳定，企业的主要精力和资源会投入到生产和销售之中，风险管理资源十分有限，继而导致其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从企业的风险管理意愿来看，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者和决策者。即使企业具有一定的风险管理意愿，但受制于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源，也难以有效开展汇率风险管理。 笔者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及产品特性，以场景为出发点，应用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原则，提出以下贴合客户需求的一揽子保值解决方案。 独立小型出口企业 交易背景：企业是一家主营小家电制造的小型企业，主要业务模式为在境内市场购买原材料，并将产成品出口至海外市场。小家电制造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销售情况受国外客户需求影响较大，订单的稳定性一般，订单签约后的取消率约10%。近两年，企业年均主营业务收入约500万美元，其中80%为美元收入，销售账期以2—3个月为主。 敞口测算：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主要来源于美元销售收入和人民币成本之间的错配。由于企业为独立的小型出口商，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很难针对下一年订单做出预测，因此企业仅对已签约的销售合同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定量来看，年均汇率敞口约400万美元，期限2—3个月。相比企业整体主营业务收入，该汇率敞口占比很高，汇率风险保值的必要性很强。 保值方案建议： （1）企业仅针对已签约的订单进行保值，但考虑到订单签署后仍有10%左右取消的可能，因此可针对已签约订单设置80%—90%的固定保值比率，在订单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对美元应收账款的80%—90%叙做远期结汇交易，交易期限2—3个月，与现金流基本匹配。 （2）剩余敞口可待美元收入正式实现之时，叙做即期结汇对冲汇率风险。 大型企业供应链中的小型企业 交易背景：企业是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为某跨国制造业龙头企业集团的供应链企业，原材料部分采购自国内，部分采购自境外，产成品出口至海外，销售收入全部为美元。企业规模虽不大，但在该零部件生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来源于跨国企业集团的订单稳定性较强，销售和回款长期保持稳定。近两年，企业年均主营业务收入约300万美元，境外原材料采购支出约100万美元，采购付款周期为2个月，订单签订周期、采购付款周期和销售回款账期均为3个月。 敞口测算：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主要来源于美元销售收入和人民币成本之间的错配。由于收付款时间较为稳定，极少出现延迟现象，因此境外采购的美元支出可部分抵消美元销售收入产生的外汇敞口，年均待结汇净敞口约200万美元。 保值方案建议： （1）由于企业订单稳定性强，每年年底可对下一年的贸易计划做出估算，但为避免过度保值，可针对贸易计划设置40%—60%的固定保值比率，在每年年初即按照贸易计划对估算外汇敞口的40%—60%叙做远期或期权交易，期限与订单和回款周期基本匹配。根据订单和回款周期，可叙做3/6/9/12个月期限的保值交易。 （2）正式签订订单后的10个工作日内，可针对60%—40%的剩余未保值部分，追加叙做远期结汇交易，交易期限与回款现金流基本匹配。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全球市场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7.html
-
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4期 作者:冯茜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厘清财务报表科目之间的勾稽关系，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 随着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达到21.7%。与此同时，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是否应对有效，对冲措施是否降低了汇率风险敞口，如何从财务角度整体评价汇率风险管理效果等话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汇率风险分类 经典理论框架下，企业汇率风险可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企业管理实践中，汇率风险管理和相应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职能常由财务部门负责，然而汇率风险的表现形式常常伴随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而发生变化，反映在企业业绩的不同财务指标中，从而为识别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 以典型的进口贸易业务为例，在企业制定预算、签署合同、开立信用证的阶段，业务合同已确定进口所需外币支出金额，但尚未确认应付款项，此时汇率波动主要影响实际进口成本，汇率风险表现为交易风险；当发票入账后，外币记账项目的风险敞口即被确认，直至购汇还款前，会计报表日与入账日相比的汇率变动将直接计入利润表汇兑损益科目，此时汇率风险主要为折算风险。汇率变动还可能会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时持有的现金流量减少或运营成本上升，进而海外经营利润无法弥补汇率波动引起的损失，此类经济风险带来经营层面的综合影响往往难以直接反应在财务指标之中。此外，由于很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并不满足套期会计的要求，企业套期工具（外汇衍生品）和被套期项目（外币资产/外币负债/外币预期交易等）如何抵销在财务报表中也并不显而易见。 基于上述因素，对于很多企业的财务部门而言，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并合理考核评价汇率风险管理的成效，在实务中仍具有较大挑战性。本文从一个典型跨国经营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实践入手，通过分析其定期财务报表中相关会计账户和科目的勾稽关系，识别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各项汇率风险，厘清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对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的实际效果。 企业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一家制造业细分领域龙头上市公司A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各年的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作为信息和数据来源。A集团主要经营位于中国境内，并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接近50%，外币资产和负债及外币交易的计价货币主要为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海外市场经济前景起伏不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加大了A集团跨国经营和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近三年A集团受汇率影响的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汇率风险识别 汇兑损益是企业货币性外币项目受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收益或费用，属于财务费用项下子科目（汇兑损失即费用，在利润表中计为正值）。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升后贬、双向波动，A集团汇兑收益达1.36亿元；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贬后升、整体强势，A集团的汇兑损失达4.22亿元，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7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是指企业境外经营使用的外币财务报表并表时与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折算产生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其他综合收益，实务中又称净投资外汇风险。并表时，A集团采用外币报表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东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收入与费用项目按照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2019年和2020年，A集团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分别为1.62亿元和-4.95亿元。虽然在未处置外币资产时，净投资外汇风险并不计入集团当期损益，但是对企业的杠杆率、筹资成本、每股收益等重要指标和海外项目处置周期产生实际重要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2019年和2020年，A集团的汇兑损益中，来自汇率变动对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影响占比分别高达80.14%和89.10%。这与A集团外币金融资产负债的结构息息相关。A集团货币资金中的外币资金占比较高，2019年底一度超过80%，其中又以美元资金占压倒性地位（见表2）。相对于外币金融资产的规模而言，A集团外币金融负债较少，因而形成了较高的外币（美元）净资产头寸（见表3）。因此，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较大幅度升值时，美元资产产生汇兑损失、美元债务产生汇兑收益，且汇兑损失的规模大大超过汇兑收益，最终A集团2020年汇兑损失超过4亿元。 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作为一家跨国经营多年的上市公司，A集团由总部财务部门负责监控集团外币交易和外币资产及负债的规模，并通过多种管理手段降低集团的外汇风险。经营对冲方面，包括在多个销售目标国投资设厂、分散经营，在采购、生产、销售环节优化结算币种，在收入和支出之间进行同币种匹配，在外币资产和负债的管理与海外业务的扩张进行合理匹配，以此推行从战略层面到执行层面的全方位汇率风险管理。 金融对冲方面，A集团持续采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如远期外汇、外汇期权、货币掉期等达到规避外汇风险的管理目标。表4显示了A集团外汇衍生品名义本金净额变化及已结算收益（计入当期利润）。 A集团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是否达到了降低汇率风险的效果，需要综合考量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形成的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已结算合约损益）三类科目在报表中的勾稽关系。精确计算时，需要将被对冲项目的汇兑损益与对冲所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合并考量，这体现了评价衍生工具时需“期”与“现”结合的原则。由于财务报表中未逐笔披露详细信息，本文主要评估A集团交易性汇率风险的整体套期保值效果。 从表5可见，A集团的外汇衍生工具部分对冲了其外币货币性项目造成的汇兑损益：2019年公司实现汇兑收益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损失；2020年公司实现汇兑损失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收益。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整体交易性汇率风险套期保值（汇兑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实现了正收益。2020年全年对冲收益为负，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美元净资产头寸和风险敞口较大，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整体升值。外汇风险对冲的目标是降低或者消除汇率敞口，而非追求净收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持续运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A集团实现了平滑主营业务财务指标的效果。就A集团现状而言，可以在综合考虑本外币融资成本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融资，当汇兑收益增额（或汇兑损失的减少）足以抵补外币利息支出时，可获得更好的自然对冲效果。 启示和建议 企业开展外汇衍生品等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时，按照常规会计处理方法（即未使用套期会计），被套期项目（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与衍生金融工具（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权等）的确认和计量基础不尽相同，两者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可能无法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记账结果也反映在不同类型的会计科目之中。因而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可能会产生会计错配或财务报表单个科目呈较大波动的情况。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知，仅仅观察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或汇兑损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外汇衍生合约的锁定汇率与到期日即期汇率简单比较来考评套保是“亏”还是“赚”。如果企业的财务部门仅着眼于“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投资收益”“外汇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单一科目的变化情况，却忽视了各个科目之间的会计勾稽关系，则可能对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实际效果“看不懂”而“不敢做”。当企业符合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时，还可以选择使用套期会计方法记账，通过提前或者延迟确认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降低整个交易期内时间错配带来的估值风险，从而减少企业当期财务报表因汇率变化造成的账面波动。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坚持“保值”而非“增值”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向企业推广外汇衍生产品时，银行应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遵循简单适用原则，推荐与企业经营特点和汇率管理团队交易能力相匹配的套期保值方案，详细讲解产品风险和情景分析，协助企业梳理优化外汇衍生工具的管理。套期保值交易达成后，银行仍需持续关注企业的交易行为，避免企业出现因汇率变化或主观汇率预期随意改变套保策略和交易执行的情况。银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事前、事中、事后一系列高效优质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帮助企业将经营对冲和金融对冲手段合理结合，切实护航实体经济稳健经营。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各国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外部需求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或将趋于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将给企业应对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将充分释放实体经济的汇率避险需求。我国政策层面逐步规范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以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套期保值为原则，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的路径，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型、拓宽交易范围、健全基础设施，也将为国内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践行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供更多工具和更大空间。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国际业务部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1.html
-
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刘志刚 魏颖娣 梅雨欣 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随着中资企业国际化、全球化水平的日益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年度汇兑损益加总净值规模不断扩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新时期，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在加大。为此，本文拟通过分析A股上市企业年报汇兑损益数据，探明当前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情况，并给出相关建议。 样本筛选与数据处理 截至2022年3月末，A股上市企业4854家。先做适当样本筛选：一是剔除运营相对不正常企业，如ST企业和上市至今尚未盈利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汇率管理代表性较差；二是剔除观察期内没有产生汇兑损益的企业，这类企业不存在汇率套保需求。 在数据选择方面，确定以2016—2020年期间筛选后的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准。一是由于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幅有效扩大，市场化程度提高；二是因为2016—2020年恰好经历了两轮较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升贬周期。无论是出口型还是进口型企业，在完整的汇率升贬周期内如果没有采取足够的套保措施，都可能出现较大的汇兑损益波动，易于观测；三是本文完稿时仅有32%的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2021年年报，考虑数据完整性问题，本文未用2021年数据。 经上述数据筛选后，2016—2020年的存在汇兑损益的样本企业（以下简称“样本企业”）分别为3102家、3279家、3667家、3701家和3724家。 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样本初瞰 首先对样本企业所在地、行业、经营规模、汇兑损益等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 一是地区分布。对于办公场所与注册场所不一致的样本企业按总部办公地点作为企业所在地。图1显示，样本企业所在地近五年分布比较稳定，东南沿海企业密集度明显高于西北部。此外，按省份划分的企业聚集度排名与该省份金融行业GDP总值排名高度契合，说明了金融业伴随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的发展态势，而更高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也可为该地区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支持。 二是毛利率分布。不同行业的企业，其套保损益可能有所不同。为观测这一点，常用的方法是将样本企业按照行业进行分类。但考虑到样本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占比过高，行业分析的差异性不够显著，故本文以不同企业的毛利率水平为代理区分变量进行分析。图2显示，2020年度样本企业毛利率较接近统计上的正态分布，主要集中在10%—40%区间内。 三是样本企业经营规模分布。通过数据导入，发现样本企业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40亿元以下，约占总体样本的70%。 四是汇兑损益分布。数据显示，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汇兑损益主要集中在-300万到500万人民币区间。具体来看，五年间产生汇兑盈余（即汇兑损益为负）的企业占比分别为74%、21%、68%、64%、22%，具备明显的年度特征：2016年、2018年和2019年汇率盈余企业占比明显高于2017年和2020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2017年、2020年这两年汇率双向波动更为明显，当年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带来较大挑战。 横向比较：不同上市企业汇率冲击率比较分析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本文横向地在不同规模上市企业中进行套保程度比较，构建汇率冲击率指标如下： 汇率冲击率=|汇兑损益/（净利润-汇兑损益）| 其中，分母为企业不考虑汇兑损益前的利润水平（汇兑损益前利润+汇兑损益=净利润），分子为汇兑损益本身。比率取绝对值是因为无论正值还是负值，绝对值过大都是套保不足的体现——充分套保的企业应不存在汇兑损益对净利润的过高影响，汇率冲击率数值越高，说明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越大。 一是地区比较。将样本企业按不同所在地划分并分析表现差异。为避免极值影响，取企业汇率冲击率的中位数来进行观察。数据显示，样本企业总体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1.67%。图4可见，在样本企业集中度最高的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七省市中，仅上海和北京的汇率冲击率低于全国水平，而福建的汇率冲击率为2.67%，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所在地不同对汇率套保行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统计了办公地与注册地不一致的企业的汇率冲击率。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中共有191家企业将办公地选在注册地以外的省市，其中173家企业将办公地驻扎在了金融GDP排名前七的省市。这173家企业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0.74%，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7%。这说明金融资源发达是企业实施汇率套保的重要条件。 二是毛利率比较。将样本企业数量按2020年毛利率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5可见，随着不同组别毛利率的上升，汇率冲击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毛利率在15%—24%间的样本企业，其汇率冲击率最高；毛利率超过24%后，汇兑冲击率随着毛利率的升高呈快速下行；特别是毛利率超过43%之后，汇率冲击率显著低于全国中位数。这可能是因为低毛利企业对成本敏感度更高，更不愿意承担汇率套保成本。 三是样本企业规模比较。首先，按营业收入分组。将样本企业按2020年营业收入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6可见，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营收规模在6至26亿间的企业汇率冲击率最高；随着营收规模的扩大，汇率冲击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说明相比毛利率，汇率冲击率对营业收入的变化相对没有那么敏感，即与其自身经营规模呈弱相关。 其次，按财务人员数量分组。将所有企业按财务人员数量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7可见，随着财务人员数量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财务人员配置越充足，意味着企业越重视财务规划，决策团队的专业能力可能较强，汇率冲击率随之下降。 通过横向比较发现，金融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更容易吸引企业聚集，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的企业套保能力就更强；毛利率越高（特别是超过43%）的企业，其经营受汇率损益影响越小；营收规模越大（特别是超过26亿元）的企业，其汇率冲击率也可能降低。 纵向比较：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汇率冲击率变化 样本企业中具有2016—2020年五年汇兑损益数据的企业共2927家。进一步观察这2927家企业在五年间的汇率冲击率变化，可以衡量上述企业主体套保能力是否提升。具体方法是，对这2927家企业，先设定一个特定幅度阈值X，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发散状态，即套保恶化；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收敛状态，即套保改善。 为充分分析不同情况，本文将该特定幅度阈值X分别设定为150%、140%、130%、120%、110%和100%六档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无论特定幅度阈值X取哪一个值，2927家企业中均只有少数企业汇率冲击产生收敛，即汇率套保改善。例如，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大值“150%”作为判别标准时，只有177家企业出现收敛；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小值“100%”作为判别标准时，仅61家企业出现收敛。这说明，从汇率冲击率本身作为时间序列数据看，大部分企业数据在2016—2020年呈发散状态，这其中有两点可能原因：一是部分企业虽充分意识到汇率波动会对其财务指标产生影响，但由于项目周期过长、财务考核跨年度、财务纪律约束等各种原因考虑并未开展汇率套保；二是部分开展套保的企业汇率套保能力并未随着时间推移明显改善，后续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研究数据并未包含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故2021年以来监管机构大力提倡汇率风险中性的效果在本文数据中无法得到体现。 相关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样本企业数据横向、纵向分析，由此可见： 一是金融资源的发达程度是企业套保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金融发达地区同样存在套保不足企业。全国75%的具有套保需求的企业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山东和福建等地，这7个省市在全国金融业GDP排名位列前7，不过，这7个省市中的样本企业除京沪外，其他5个省份汇率冲击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金融资源丰富地区，其当地企业并不必然拥有更强的套保能力。 二是毛利率偏低企业的，套保积极性更低。汇率套保产生财务成本，对于高毛利企业而言，该类成本不算高，但对于低毛利行业而言，汇率套保成本可能成为其选择汇率敞口“靠天吃饭”的充分理由。 三是企业的经营规模越大，财务人员配备越齐全，汇兑损益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相对越小。企业对汇率风险的认知和汇率套保的能力，是随着企业的成长而不断提升的。成长中的上市企业，其汇兑损益的波动随着经营规模的增长而放大，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其有精力有条件关注汇率风险对冲，企业套保能力提升，汇兑损益波动就有所下降。 根据上文分析，笔者在改善上市企业汇率套保工作方面，有如下建议： 一是要继续加大宣传，强化企业主体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二是多措并举，进一步降低低利润率企业套保成本。短期可通过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让利双管齐下，降低企业主体负担，培育该类企业的套保习惯。中长期中，可采取保证金方式，降低企业套保的资金占用成本，以市场化手段推动其长期参与汇率套保。尤其是对于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可不断改善小微企业的外汇套保金融服务，降低企业套保成本，提升其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刘志刚、魏颖娣 工作单位：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作者梅雨欣 工作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5.html
-
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张霓 刘启超 近几年，根据外汇市场发展以及自身业务总结，A集团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逐步领悟到汇率管理的实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当期汇兑损益的对冲，以达到总体平滑财务报表损益的目的。 A集团以工程承包为核心业务，业务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等47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的境外工程承包业务特点，决定了收款周期长、收款时间不确定性大、收款币种基本均为外币等情况。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强，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也愈发重要。 从现金流层面看，A集团项目收款90%来自于境外，其中以美元为主，而付款以人民币为主。由于同时存在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因此汇率波动对财务报表损益影响较为明显，A集团存有较强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近年来，A集团的汇兑损益绝对值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平均达到20%。加强和提高汇率风险管理对A集团来说势在必行。 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近两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有一定“赌汇率”心态的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中损失较大。因此，国资委、外汇局等部委密集发声，敦促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树立汇率风险中性原则。 A集团于2011年已小规模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但存在交易规模小、委托较为零散不规律、对汇率单边预期较为依赖等问题，公司尚未形成有效的汇率管理体系。近几年，根据外汇市场变化以及对之前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经验总结，A集团对其外汇风险管理模式持续进行优化。 首先，明确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及策略执行不应受到对汇率走势预判的干扰，而是通过公司收付款计划的精细化预算判断外汇敞口，通过建立衍生品管理制度形成相对固定的交易下单策略，形成较为系统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管理体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汇率中性”管理方案。 其次，A集团将汇率中性区分为“汇率波动风险中性”及“远期价格风险中性”两层含义。其中“汇率波动风险中性”是指不赌汇率涨跌，积极开展远期减少未来汇率波动影响；而“远期价格风险中性”是指不赌远期价格高位，不再试图等待汇率较好时一次性委托，而是定期通过分笔委托操作来分散远期价格风险。 最后，为宣传贯彻汇率风险中性理念，A集团积极组织各类内部宣传活动，定期邀请银行专家对全公司业务人员开展汇率避险讲座，并对财务人员持续进行专业培训，宣传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以及优化下单模式的必要性。 健全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在收付款币种自然对冲、应收账款提前卖断、押汇等基本汇率避险方案基础上，A集团主要通过外汇远期业务实现风险对冲管理。根据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0〕8号）及《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1〕17号）的相关规定，为确保远期业务依法合规、严守套保原则，A集团首先建立完善了《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实施细则》，明确业务审批、计划、操作流程、保证金管理以及会计核算等金融衍生业务活动过程的工作程序、控制措施和方法，以制度为牵引，强化内控执行，规范开展授权审批、交易操作、资金使用、定期报告等，构建了完善的交易前、中、后台相互联接的管理体系。 其次，根据业务模式、管控架构以及金融衍生业务实施的特点，A集团严守不相容岗位分离原则，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如业务部门、交易部门、运营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以及法律部门等相应部门或岗位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 最后，A集团建设了定期报告机制，定期向管理层及上级集团报送金融衍生业务开展情况。 A集团的外汇远期业务坚持依托真实贸易背景开展，按发起部门分为项目层面和总部层面两类业务。集团积极引导项目组对在手执行合同收汇计划开展外汇远期锁定汇率，总部层面则根据旗下分子公司整体收汇预算对总体外汇敞口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这两个层面的业务开展互为补充，动态调整，有效地实现了对外汇风险敞口的对冲管理。 持续优化远期业务操作 为保障风险对冲是以真实贸易背景为依托，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远期结售汇需要以精准的收付款预算为基础。A集团每年年初会从项目层面入手，编制该集团年度外汇收支预算，同时持续跟踪重大项目的收支情况，随时对外汇敞口进行分析，并制定外汇远期交易方案。 A集团于2020年首次确立了远期锁汇规模（年度交割金额）占外汇风险敞口（年度外汇净流入）50%的目标比例，并在2021年顺应外汇市场形势变化，对这一目标比例进一步提升。由于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收款周期长，收款期时间波动性大，A集团为外汇风险敞口变化预留了部分空间，以防止超额锁汇情况出现。 在这一比例范围内，总部层面根据项目层面委托外汇远期交易业务情况及公司整体现金流预算更新情况，灵活调整自身委托业务规模，将实际远期锁汇规模趋近于既定锁汇目标比例。 A集团外汇交易部门通过预算及敞口比例，测算出年度可交割规模，减去A集团总部层面和项目层面已锁定规模，计算出该年度外汇远期金额。若接近比例上限，将不再对本年度交割的远期业务进行下单。如仍有开展空间，在确定具体委托金额之后，选取3—5家银行询价，按照市场化竞价方式下单。 总部层面交易策略 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经过长期探索，通过对历史外汇远期业务交易数据的回顾梳理，得出如下结果：一是从交易金额看，对固定金额平摊、均匀操作的结果，优于每笔参差不齐下单金额的管理；二是从交易时间看，连续间隔相同频率下单优于不定期下单，两周一次下单模拟结果和每周一次下单结果差异极小；三是历史操作远期期限在1—24个月内的成果较好，期限过长的项目远期因长期汇率波动较大而普遍承受较大损失。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自2018年起，A集团在总部层面逐步完善并形成了目前的交易策略：每两周下单一次、每次对未来24个月均匀下单100万美元，共2400万美元。同时，为了避免单月交割规模过高，设置了月交割规模上限，当某月超过月规模交割上限时，将不再进行委托。此种交易方式可以通过离散下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对冲汇兑损益，达到规避汇率波动的作用。此外，为进一步降低外汇风险敞口，提高公司整体结汇汇率的平滑度以防范汇率风险，在对年度敞口进行测算后，A集团在总部层面对2020年之后每月外汇远期交割规模上限提升一倍，并逐步提高总部下单规模。 项目层面交易策略 项目层面的外汇远期交易业务，按照未来合同预计收汇情况进行决策。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发布汇率利率双周报、在汇市重大变化结点，向业务决策人员发出提示，积极引导其加强项目汇率风险管控。目前，A集团开展外汇远期业务的项目明显增加。 由于项目层面以合同收汇为背景开展业务，锁定的金额与日期同收汇计划一一对应，下单的时间点根据市场情况而定，较于总部层面的交易策略，项目层面的交易，其锁定的金额和价格相对集中。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对已交割项目层面远期回顾测算发现，如项目层面能够采用A集团总部层面目前的交易策略——对未来预期收汇平分为相同金额、连续间隔相同频率委托等额开展远期操作，均能显著提升汇率风险对冲效果。因此，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积极鼓励、引导项目层面分期、平滑下单。2021年，A集团项目层面的外汇远期交易基本采用分批平滑下单的方式来分散汇率风险，没有出现对外汇远期业务择机一次性委托的情况。 此外，受工程承包企业特性决定，项目工期和付款时间可能受种种原因影响而延后，造成在预计收汇节点未能收到款项的情况，从而使得外汇远期业务到期无法完成交割。有时因汇率情况与下单时点有较大变化，项目部对未来汇率的预期发生重大改变，希望对到期远期进行平仓，不再继续开展远期操作，从而使得部分应收账款重新暴露在外汇风险之中。针对此种心态，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积极引导项目部树立正确的外汇管理理念，不因汇率波动而放弃套期保值原则，通过收款计划的重溯，对远期业务办理展期，保证对外汇敞口持续不间断地覆盖。在业务操作中，A集团提倡不因对汇率预期或对展期价格的主观判断而终止远期操作，持续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通过多年的实践，A集团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逐步领悟到汇率管理的实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当期汇兑损益的对冲，以达到总体平滑财务报表损益的目的。2021年，A集团汇率风险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因为持续开展外汇远期业务，且远期操作规模对外汇风险敞口的覆盖比例进一步提升，A集团远期损益对汇兑损益的对冲效果接近100%，基本实现了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管理目标。另一方面，通过A集团持续、分批实施远期锁汇，无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经历怎样的波动，每个月A集团远期交割的平均价格始终维持在目标汇率稳定水平之上，远期结汇锁定价格也较为平滑，较好地实现了通过远期业务实现套期保值的风险管理目标。下一步，A集团将继续贯彻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外汇远期业务以保值为核心，严守合规底线，紧密跟踪外汇市场动态，完善内控机制，不断探索优化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作者单位：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4.html
-
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2期 作者:王思聪 刘志刚 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业务背景，从汇率走向、行权价格等要素着手，灵活适度应用外汇期权产品。 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环境下，涉外企业要及时锁定汇率敞口，并灵活适度用好避险工具。与即期、远期及掉期产品不同，外汇期权产品一方面操作门槛相对较高，不易把握；另一方面，因其兼具灵活度高以及可定制化特性，深入掌握期权在外汇套保中的应用，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增强汇率避险管理能力，助力企业更好地实现汇率风险中性目标。 期权产品使用误区 当前，涉外企业在汇率避险内部管理架构设计上实现了突破，但在避险工具使用方面，不少企业仍处于积累经验的阶段。从境内企业可采用的外汇避险产品看，主要有即期、远期、掉期和期权产品。前三类产品结构相对简单，易于理解，市场参与度较高，价格也较透明，是企业汇率避险的主要产品。不过，上述三类产品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如产品要素固定、灵活度低等。针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汇率管理工作提出了更加精细化的要求，不少企业配备了专业管理人员，并寻求在避险产品操作水平方面的提升。 外汇期权，是指合约购买方在向出售方支付一定期权费后，所获得的在未来约定日期或一定时间内，按照规定汇率买进或者卖出一定数量外汇资产的选择权。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业务背景，从汇率走向、行权价格等要素着手，灵活适度应用外汇期权产品，从而实现既锁定了风险，又保留了一定灵活度的目的。2011年4月，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推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2015年“8·11”汇改之后，期权交易量一度出现快速增长。 不过期权产品相对复杂，要灵活应用并不容易。目前，不少企业对期权的理解仍存有以下两个误区：一是期权属于高风险产品，不适合稳健型企业汇率避险操作风格。不少企业对期权产品的理解往往和“对赌”“巨亏”等词汇关联在一起。这样的印象往往来源于海外市场的经济危机或者交易前台亏损等新闻。部分企业面对期权产品甚至谈虎色变，避而远之。二是把对期权产品的理解等同于对即期市场的理解。企业往往喜欢询问金融机构的市场观点，预判市场走势，然后通过卖出期权收期权费的方式来赌市场汇率不会突破自己的预设行权价。殊不知裸卖期权相当于“压路机前捡硬币”，收益有限但风险无限。企业虽然看上去是做了期权避险，但其实还是在赌即期市场走势，再加上没有及时锁定敞口，反而进一步放大了风险。走出上述两个误区，市场的变化也要求企业认真学习期权的避险功能。当前，人民币汇率市场波动增大，从最初的单边走势到目前的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更富弹性。企业需要适应新形势下的避险需要，简单地单边买入或者卖出期权将不再适用，区间波动型、期限错配型等组合型期权将会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这就需要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期权产品的学习。 期权产品的合理应用 主动避险型期权 主动避险型期权，顾名思义就是把避险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这一类期权往往以买入期权，支付期权费的方式为主。产品范围上包括单纯的看涨、看跌期权以及期权组合。这类期权主要适用于不希望承担汇率波动，能够完全对冲风险的企业客户。 以某上市航空公司为例。该公司一般在会计科目上以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汇率作为基准汇率用于核算下一年度购买飞机的成本。对此，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策略是通过远期购汇锁定50%的敞口。2018—2019年，美元兑人民币涨幅超过4800点，该航空公司财务年报显示其汇兑损益科目亏损超过3000万元。鉴于投资者和股东对于公司利润表的关注，该航空公司迫切希望找到新的汇率避险工具，能够降低汇兑亏损或完全规避市场风险。对这种情况，企业可考虑主动避险型期权，在每年年底做财务预算时，划拨部分财务费用专门用于第二年购买外汇期权。具体操作如下：假设企业的成本汇率为美元兑人民币6.50，企业每年的购汇总量为1亿美元，企业购买1年期执行价为6.50的看涨期权价格为1980pips。在该假设下，锁定全部敞口，成本最多为1980万元。如果年末美元兑人民币即期价格在6.50上方，则企业可用美元兑人民币市场价与执行价进行差额交割，可完全对冲美元的上涨风险；如果年末美元兑人民币即期价格在6.50下方，则企业可选择不行权，以实时市场价格购汇（见图1）。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发生，企业会计账目上汇兑损益科目均为零，而期权费可记为公司财务费用。该汇率避险方式相当于企业每年年初通过支出固定的财务费用，给自身汇率敞口购买了一笔“保险”，保护汇兑损益科目不出现亏损，而“保费”就是期权费。 上述单纯买入普通看涨或者看跌期权的劣势在于，期权费支出相对较高。对此，如果企业希望既能够进一步掌握避险主动权又能降低期权费支出，则可以买入期权组合来实现这一目的。例如，企业如果想降低期权费，可以选择看涨价差型期权组合。具体操作如下：买入1倍看涨期权和卖出1倍看涨期权。如企业买入1年期执行价为美元兑人民币6.50的看涨期权，同时卖出1年期执行价为6.70的看涨期权。期权费为1000pips，相比单纯买入看涨期权可以节省980pips。到期时，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在6.50—6.70之间，企业可以选择差额交割，对冲市场风险；若市场价格在6.70上方时，企业收取2000点补贴，即6.70与6.50的差额（见图2）。虽然不能够完全对冲美元上涨风险，但是可以在锁定汇率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效降低期权费，减少企业财务成本。 主动避险型期权的优势在于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盈利能力，在编制预算时提前框定预先支出的财务费用——期权费，通过购买期权的方式将汇率避险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规避了汇率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和估值压力。在具体实际操作中，企业可结合自身业务背景以及会计核算成本，合理选择期权行权价。 区间波动型期权 区间波动型期权是指通过期权组合的形式，将汇率波动锁定在一定的区间之内，从而达到部分对冲市场风险的目的。相比主动避险型期权，区间波动型期权适用那些外汇专业避险能力相对较强、风险承受意愿相对较高的企业。 如某服装加工类出口型企业，年收汇额为5亿—8亿美元。受2021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企业利润率压缩，盈利压力较大。企业希望一方面能够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够将期权费用控制在一定范围，以降低公司整体运营负担，保有盈利空间。为此，企业通过区间波动型期权，将自身的净敞口锁定在一定区间之内，具体选择了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产品。该组合包括买入1倍美元看跌期权，此时行权价为美元兑人民币6.4353（设为行权价1）；卖出1倍美元看涨期权，此时行权价为美元兑人民币6.6212（设为行权价2），期限3个月。到期日，若美元兑人民币市场价格在执行价1和2之间，企业按照市场价格结汇；若市场价格在行权价1的上方或者行权价2的下方，则按照行权价1或行权价2来结汇（见图3）。使用该产品，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的汇率敞口始终锁定在行权价1和行权价2的目标区间内，对市场风险实现了较好的保护，企业也基本实现了风险中性。同时，企业不需要先期支付期权费，对比主动避险型期权企业需支付1000pips以上的期权费，节省了财务成本。 区间波动型期权适用于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汇率波动，不希望期初支付费用，但同时可以实现汇率敞口锁定的企业。这类期权在市场判断和汇率区间选择上专业度要求较高，适用于具备较高专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对风险有一定承受力的涉外企业。在汇率避险产品实操层面，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外币净敞口、财务费用和成本控制要求，制定合理的套期保值比例；在具体产品选择方面，企业可以考虑主动避险型期权搭配区间波动型期权来实现不同风险比重产品的有效结合。 作者单位：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9.html
-
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2期 作者:郭嘉沂 张梦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为企业套期保值拓展了应用场景，也为银行创新汇率风险管理方案提供了便利。 继欧式期权（European Options）后，银行间外汇市场将再添美式期权（American Options）、亚式期权（Asian Options）。企业可以由此运用更加丰富的外汇套保工具进行汇率风险管理，银行则应进一步引导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升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服务能力和效率。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在套期保值中的应用 2021年11月26日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市场主体外汇风险管理有关措施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规定，“银行对客户外汇市场新增人民币对外汇普通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及其组合产品。已具备对客户期权业务资格的银行，可自行开展上述新产品。”根据《征求意见稿》，普通美式期权是指期权买方可以在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任何一天或到期日前约定的时段行权的标准期权。亚式期权是指期权结算价或行权价取决于有效期内某一段时间观察值的平均值，分为平均价格期权和平均执行价格期权。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差别在于行权日的选择。美式期权持有者可以在到期日前自主选择行权日，欧式期权仅可在到期日行权。美式期权广泛应用于豆粕、白糖、玉米、棉花、橡胶等商品期权中。亚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结算价或行权价取值不同。亚式期权是奇异期权（Exotic Options）中交易量最为活跃的品种之一。亚式期权取合约期内某段时间的市场平均价格作为结算价（平均价格期权），或直接作为执行价格（平均执行价格期权）（见表1）。 传统欧式期权的定价可以使用布莱克-斯科尔斯（Black-Scholes）模型。在Black-Scholes模型中，期权价格取决于标的资产现价、无风险利率、剩余到期时间、行权价格和标的资产波动率。对于看涨期权而言，标的资产现价越高，无风险利率越高，剩余到期时间越长，行权价格越低，标的资产波动率越大，则期权价格（期权费）越高。 美式期权无法直接通过Black-Scholes模型求解，而是需要借助二叉树模拟、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Method）等方法进行数值计算，或是通过BAW等模型求出近似解。BAW模型的原理是将美式期权价格分解为“欧式期权价格（基于Black-Scholes模型）+提前行权价值”。美式期权赋予了持有者更灵活的行权时间，因此同等条件下，美式期权的期权费用理论上要高于欧式期权。 就美元对人民币期权而言，美式看跌期权的期权费高于同等要素下的欧式看跌期权（见图1），但美式看涨期权的期权费用持平于欧式看涨期权。这是因为美元利率较人民币利率更低，因此提前行权相当于“损失”了一部分利息，理性持有者会选择“卖出美式看涨期权”（即平仓）而非“提前行权”（该结论的前提是美式看涨期权为具备较高流动性的场内交易产品，或场外交易时经交易对手同意结清合约）。这使得美元对人民币美式看涨期权提前行权的价值降低，期权费接近于欧式看涨期权。 亚式期权也需要使用二叉树模拟、蒙特卡洛模拟等进行数值计算。由于标的资产平均价格的波动小于行权日当日市场价格的波动，因此同等条件下，亚式期权的期权费用低于欧式期权（见图1）。亚式期权中，平均价格期权以合同约定价格作为行权价，平均执行价格期权以行权日标的资产价格作为结算价，后者的价格波动高于前者。一般而言，平均价格期权费用低于平均执行价格期权。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在价格选取、行权方式、收益结算等方面更加灵活，为企业套期保值拓展了应用场景，也为银行创新汇率风险管理方案提供了便利（见表2）。 推动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 2021年以来，外汇局等监管部门大力推动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引导企业建立汇率套期保值的财务管理体系，通过强化外汇套保考核、降低手续费用、新增外汇期权品种等方法推动银行创新外汇风险对冲产品和方案，为企业提供针对性、全面性的服务。2021年10月，外汇局印发《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内容》，将“外汇套保比率”纳入银行外汇业务考核指标；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关于支持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减免银行间外汇市场相关交易手续费的通知》。 在监管、银行和企业合力推动下，2021年企业套保比率大幅提高，以“远期与期权成交量占即期、远期和期权成交量比重”衡量的汇率套保比率从2020年的不到16%增至2021年的22%（见图2）。与之前汇率波动幅度较大时追加套保的情形有所不同，此次套保比率的提高发生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率下降时期，这反映出企业的风险中性意识提升，且对汇率的单向预期减弱。 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我国企业不成熟的套保理念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外汇市场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掣肘。全球外汇市场波动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当前企业面对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优化，正是培育汇率风险管理经验的最佳“试炼场”。未来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境内企业需要提前积累更加成熟的风险中性财务管理方案方可应对。 对银行业务的建议 对于已具备对客户期权业务资格的银行而言，建议从以下方面更好地帮助企业合理运用衍生品工具进行汇率套保。 首先，区分企业汇率套保的类型。从外汇敞口类型划分，企业汇率套保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套保和现金流套保两大类。资产负债表套保是指规避集团内海外分支机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负债表在并表时产生的汇兑损失。此类企业往往关注发生汇兑损益的会计科目、差额结算金额等。资产负债表货币错配将会对财务报表中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会计科目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外币现金和银行存款、应收/应付/预收/预付账款等。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套保的过程中，往往采取定期调汇（例如每月一次）的策略对动态变化的外汇敞口进行锁定。现金流套保是指规避未来收取或支出的贸易和投融资现金流因汇率波动而遭受的损失。此类企业往往关注该笔订单的净利润率、企业现金流的充裕度和利润率的稳健性等。对现金流进行套保时，需要根据现金流的收支时点和市场波动情况制定针对性套保方案，期权和期权组合在现金流套保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次，帮助企业锁定“成本汇率”，以“成本汇率”而非“远期汇率”为锚制定套保方案，既不过度套保也不完全“裸敞口”。不同交易类型的企业面临不同的成本汇率。举例来说，经常项下生产型企业的成本汇率是订单汇率；经常项下代理型企业的成本汇率则是交割汇率；资本项下外债企业的成本汇率是结汇汇率；国际化企业并表时的成本汇率则是记账汇率。确定成本汇率后，银行需帮助企业建立汇率套保是为了“锁定未来的结算汇率优于成本汇率”（即锁定成本，稳定利润）而非“确保结算汇率优于到期时的市场利率”（即利用衍生品赚取收益）的观念。套保比例方面，既无需过度套保也不可完全“裸敞口”，可以采取汇率套保与随行就市相结合的方式。 最后，加强修炼“内功”，配合风险中性理念的宣传与引导。一方面，加强银行内部对FICC（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团队的资源倾斜，对FICC专员进行阶梯化培育，同时创新和优化汇率套保产品及方案，包括在美式期权和亚式期权开展后研发相关产品及产品组合。另一方面，配合对风险中性的宣传引导，通过宣讲会、入户拜访等方式帮助企业搭建汇率风险管理架构，以制度取代主观决策。举例来说，银行可帮助企业调整考核机制，将汇率风险管理视为“成本中心”，取消汇率套保的收益目标，将套保的规范性和纪律性作为考核依据。 作者单位：兴业研究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0.html
-
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4期 作者:付建平 李婕 全流程汇率风险管理是企业在外汇敞口时点量化分析的基础上，从汇率风险产生源头入手，前置汇率风险管理，加强过程管控，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202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呈现出明显的双向波动特征，为适应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特点，笔者意图从全流程管理视角出发，梳理涉外企业外汇敞口的形成和关闭，分阶段厘清外汇敞口管理主体，明确外汇敞口全流程管理思路与管控要点，以进一步提升企业风险中性管理精细度，有效保障企业经营效益。 外汇敞口时点量化分析 境内企业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如果在开展进出口业务时结算货币为外币，企业在合同签订之日，就将形成外汇敞口，直至采取相关汇率管理手段锁定风险敞口，并最终实现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企业方完成外汇敞口关闭。在持有外汇敞口时段内，企业将承担汇率波动风险。由此可见，企业外汇敞口形成于企业销售部门；外汇敞口的关闭来源于该贸易合同完成交割或终止。涉外企业外汇敞口主要涉及四个重要时间节点：时点一，企业外币计价合同的报价以及合同签订日期，外汇敞口形成；时点二，合同项下权利或义务的财务挂账日期，外汇敞口存续期；时点三，合同项下的外汇资金交割日期，外汇敞口存续期；时点四，企业完成外币与人民币兑换的日期，外汇敞口关闭。 在时点一，企业进行合同报价，同时也就确定了订单的成本汇率。企业一旦签订以外币计价的进出口合同，即形成了外汇敞口。虽然签订进出口合同并不满足会计入账条件，也未形成企业的资产负债，但基于合同已经完成签约，就需提前确认外汇敞口。敞口金额等于合同项下应收应付款项金额。该时期内的企业虽然不核算汇兑损益，但仍承担汇率风险。 在时点二，企业对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进行财务挂账，即可从财务报表角度考量外汇敞口，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外汇存量货币资金以及以外币计价的各种等价物，包括外汇资产、外汇负债、外汇衍生工具等。二是以外币计价的企业经营活动，包括以外币计价的应收账款以及其他完工但尚未结算的款项，以外币计价的应付账款、应付工程款等，还有其他应收应付款等。三是以外币计价的筹融资活动，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等，在存续期间内构成企业外汇敞口。四是以外币计价的投资活动，包括外币应收应付股利等。 在时点三，企业完成权利或义务的外汇资金交割，出口企业收到了外汇货款，外汇敞口体现在外汇货币资金。企业依然需要按照会计核算要求，每季度末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间价来核算汇兑损益。 在时点四，企业完成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以外币计价的涉外合同全部权利和义务转化为记账本位币，完成相应收入、成本及费用等核算，外汇敞口及时关闭。 在完成外汇敞口时点的量化分析之后，企业可以根据对不同时点外汇敞口存续相关影响因素实施前置管理，以有针对性地实现对汇率风险的全流程管控。 全流程汇率风险管控要点 一是选择恰当的订单结算货币。在汇率风险敞口形成时点，企业业务部门可尽量选择国际交易清算份额较高的货币作为订单结算货币，企业采购或者营销部门在合同谈判时，应积极主动沟通，争取选取以人民币或其他国际主流货币作为结算货币。一般而言，国际交易清算份额越高的货币，其币值相对越稳定，后期波动较小，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若以人民币为订单结算货币，即从源头规避了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风险。 二是审慎确定订单预算汇率。在订单报价之前，业务部门应联合财务部门，选择相对保守且恰当的订单预算汇率。在确定订单预算汇率时，企业可考虑结算货币未来的币值变化，并结合订单回款时间节点，参考相应期限的远期汇率，以综合确定订单预算汇率，为未来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留出余地。若企业选取的是国际交易清算份额较低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那就需要在订单预算汇率环节额外考虑该结算货币币值稳定性较差所产生的风险溢价问题。其风险溢价幅度可参考相应货币兑人民币汇率的平均波动幅度来确定。 三是在外汇敞口存续期，企业财务部门负责做好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措施的落地实施。绝对的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是指企业在签订海外订单的同时，要么形成外汇资产敞口与外汇负债敞口的自然对冲，要么开展相应的套期保值业务以锁定结算货币的汇率波动。汇率风险中性管理不能完全消除汇率风险的波动，企业可以借助资产负债的匹配、恰当地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将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控制在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四是搭建全流程汇率风险管理监测和预警体系。通过搭建全流程汇率风险管理监测和预警体系，企业可实现外汇敞口横向全覆盖监测，并进一步实现企业汇兑损益动态的全程预警。涉外企业可以以海外订单为起点，将海外订单重要要素纳入统一的合同信息系统进行标准化管理，自动生成外汇现金流状况；在此基础上，对应未来的时间序列，并结合金融市场外汇走势，搭建外汇敞口的量化监测体系，跟踪现金流变化，对未来汇兑损益进行预警，实现外汇敞口闭环管理。根据对外汇敞口的时点分析，该信息系统应能覆盖外汇敞口形成、敞口监测和敞口关闭三个时间节点。企业相关职能部门需按照职责分工维护基础信息和汇率市场实时状况，并按季度确定公司接受损益状况的阈值，形成汇率风险的闭环监测和预警。 汇率风险全流程管理策略分析 一是尽量降低外汇敞口的余额。汇兑损益计算公式为：期末汇兑损益＝期末外汇敞口×（期末外汇汇率－期初末外汇汇率） 根据该公式可知，企业汇兑损益的影响因素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期末企业持有的外汇敞口，另一方面是期初到期末的汇率波动。因此，企业外汇货币资金余额不可过多，一般而言，通过套期保值管理汇率风险后，“企业剩余外汇敞口/企业净资本”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5%），才能在多数情况下将汇率风险控制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此外，企业在持有外汇敞口期间内，还应密切关注外汇市场走势，一旦汇率优于或者接近预算汇率，企业可办理远期结售汇等基础性外汇衍生产品，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尤其是在外汇敞口较大情况下，企业不宜观望或等待。 二是制订有效的应对外汇资产敞口所形成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首先，企业应从管理外汇敞口余额着手，降低或者消除外汇资产类敞口，进而降低汇率风险。对于外汇货币资金敞口，一旦汇率优于预算价格，企业可对应办理金融机构即期结汇业务。其次，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主动办理金融衍生产品，锁定该外汇资产的未来换汇汇率。对于外汇应收账款类敞口，由于无法降低或者消除该类资产，可与金融机构叙做金融衍生产品来锁定未来换汇汇率，对应办理金融机构远期结汇、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等业务。此外，公司还可主动去形成新的相同币种、相近期限、相近金额的外汇负债，从而与外汇资产敞口形成反方向对冲。比如企业可根据外汇应收账款敞口情况主动举债并及时结汇，用未来到期的应收账款偿还到期借款，不但可对冲外币举债成本，还可获得借款结汇后的人民币利息收入。企业可综合考虑成本后，制订具体实施策略。 三是针对外汇负债所形成的汇率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管控。首先，从外汇负债余额着手，降低或者消除外汇负债类敞口。企业进口采购业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人民币结算。其次，在已经形成外汇负债敞口的情况下，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主动办理金融衍生产品，尽量提前锁定未来因履行负债义务办理购汇所产生的汇率成本。此外，还可主动形成相同币种、相近期限、相近金额的外币资产来对冲外币负债。 当前，影响汇率走势的因素越来越复杂，除宏观经济基本面以外，各种政治驱动事件、突发性事件、投资者心理预期等，也都会对汇率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涉外企业始终都面临着汇率风险的严峻考验。新的形势下，企业应恪守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加强外汇敞口全流程管控，前置汇率风险管理时点，借助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管理精细度，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中车财务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