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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刘志刚 魏颖娣 梅雨欣 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随着中资企业国际化、全球化水平的日益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年度汇兑损益加总净值规模不断扩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新时期，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在加大。为此，本文拟通过分析A股上市企业年报汇兑损益数据，探明当前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情况，并给出相关建议。 样本筛选与数据处理 截至2022年3月末，A股上市企业4854家。先做适当样本筛选：一是剔除运营相对不正常企业，如ST企业和上市至今尚未盈利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汇率管理代表性较差；二是剔除观察期内没有产生汇兑损益的企业，这类企业不存在汇率套保需求。 在数据选择方面，确定以2016—2020年期间筛选后的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准。一是由于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幅有效扩大，市场化程度提高；二是因为2016—2020年恰好经历了两轮较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升贬周期。无论是出口型还是进口型企业，在完整的汇率升贬周期内如果没有采取足够的套保措施，都可能出现较大的汇兑损益波动，易于观测；三是本文完稿时仅有32%的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2021年年报，考虑数据完整性问题，本文未用2021年数据。 经上述数据筛选后，2016—2020年的存在汇兑损益的样本企业（以下简称“样本企业”）分别为3102家、3279家、3667家、3701家和3724家。 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样本初瞰 首先对样本企业所在地、行业、经营规模、汇兑损益等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 一是地区分布。对于办公场所与注册场所不一致的样本企业按总部办公地点作为企业所在地。图1显示，样本企业所在地近五年分布比较稳定，东南沿海企业密集度明显高于西北部。此外，按省份划分的企业聚集度排名与该省份金融行业GDP总值排名高度契合，说明了金融业伴随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的发展态势，而更高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也可为该地区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支持。 二是毛利率分布。不同行业的企业，其套保损益可能有所不同。为观测这一点，常用的方法是将样本企业按照行业进行分类。但考虑到样本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占比过高，行业分析的差异性不够显著，故本文以不同企业的毛利率水平为代理区分变量进行分析。图2显示，2020年度样本企业毛利率较接近统计上的正态分布，主要集中在10%—40%区间内。 三是样本企业经营规模分布。通过数据导入，发现样本企业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40亿元以下，约占总体样本的70%。 四是汇兑损益分布。数据显示，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汇兑损益主要集中在-300万到500万人民币区间。具体来看，五年间产生汇兑盈余（即汇兑损益为负）的企业占比分别为74%、21%、68%、64%、22%，具备明显的年度特征：2016年、2018年和2019年汇率盈余企业占比明显高于2017年和2020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2017年、2020年这两年汇率双向波动更为明显，当年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带来较大挑战。 横向比较：不同上市企业汇率冲击率比较分析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本文横向地在不同规模上市企业中进行套保程度比较，构建汇率冲击率指标如下： 汇率冲击率=|汇兑损益/（净利润-汇兑损益）| 其中，分母为企业不考虑汇兑损益前的利润水平（汇兑损益前利润+汇兑损益=净利润），分子为汇兑损益本身。比率取绝对值是因为无论正值还是负值，绝对值过大都是套保不足的体现——充分套保的企业应不存在汇兑损益对净利润的过高影响，汇率冲击率数值越高，说明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越大。 一是地区比较。将样本企业按不同所在地划分并分析表现差异。为避免极值影响，取企业汇率冲击率的中位数来进行观察。数据显示，样本企业总体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1.67%。图4可见，在样本企业集中度最高的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七省市中，仅上海和北京的汇率冲击率低于全国水平，而福建的汇率冲击率为2.67%，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所在地不同对汇率套保行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统计了办公地与注册地不一致的企业的汇率冲击率。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中共有191家企业将办公地选在注册地以外的省市，其中173家企业将办公地驻扎在了金融GDP排名前七的省市。这173家企业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0.74%，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7%。这说明金融资源发达是企业实施汇率套保的重要条件。 二是毛利率比较。将样本企业数量按2020年毛利率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5可见，随着不同组别毛利率的上升，汇率冲击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毛利率在15%—24%间的样本企业，其汇率冲击率最高；毛利率超过24%后，汇兑冲击率随着毛利率的升高呈快速下行；特别是毛利率超过43%之后，汇率冲击率显著低于全国中位数。这可能是因为低毛利企业对成本敏感度更高，更不愿意承担汇率套保成本。 三是样本企业规模比较。首先，按营业收入分组。将样本企业按2020年营业收入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6可见，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营收规模在6至26亿间的企业汇率冲击率最高；随着营收规模的扩大，汇率冲击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说明相比毛利率，汇率冲击率对营业收入的变化相对没有那么敏感，即与其自身经营规模呈弱相关。 其次，按财务人员数量分组。将所有企业按财务人员数量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7可见，随着财务人员数量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财务人员配置越充足，意味着企业越重视财务规划，决策团队的专业能力可能较强，汇率冲击率随之下降。 通过横向比较发现，金融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更容易吸引企业聚集，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的企业套保能力就更强；毛利率越高（特别是超过43%）的企业，其经营受汇率损益影响越小；营收规模越大（特别是超过26亿元）的企业，其汇率冲击率也可能降低。 纵向比较：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汇率冲击率变化 样本企业中具有2016—2020年五年汇兑损益数据的企业共2927家。进一步观察这2927家企业在五年间的汇率冲击率变化，可以衡量上述企业主体套保能力是否提升。具体方法是，对这2927家企业，先设定一个特定幅度阈值X，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发散状态，即套保恶化；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收敛状态，即套保改善。 为充分分析不同情况，本文将该特定幅度阈值X分别设定为150%、140%、130%、120%、110%和100%六档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无论特定幅度阈值X取哪一个值，2927家企业中均只有少数企业汇率冲击产生收敛，即汇率套保改善。例如，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大值“150%”作为判别标准时，只有177家企业出现收敛；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小值“100%”作为判别标准时，仅61家企业出现收敛。这说明，从汇率冲击率本身作为时间序列数据看，大部分企业数据在2016—2020年呈发散状态，这其中有两点可能原因：一是部分企业虽充分意识到汇率波动会对其财务指标产生影响，但由于项目周期过长、财务考核跨年度、财务纪律约束等各种原因考虑并未开展汇率套保；二是部分开展套保的企业汇率套保能力并未随着时间推移明显改善，后续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研究数据并未包含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故2021年以来监管机构大力提倡汇率风险中性的效果在本文数据中无法得到体现。 相关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样本企业数据横向、纵向分析，由此可见： 一是金融资源的发达程度是企业套保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金融发达地区同样存在套保不足企业。全国75%的具有套保需求的企业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山东和福建等地，这7个省市在全国金融业GDP排名位列前7，不过，这7个省市中的样本企业除京沪外，其他5个省份汇率冲击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金融资源丰富地区，其当地企业并不必然拥有更强的套保能力。 二是毛利率偏低企业的，套保积极性更低。汇率套保产生财务成本，对于高毛利企业而言，该类成本不算高，但对于低毛利行业而言，汇率套保成本可能成为其选择汇率敞口“靠天吃饭”的充分理由。 三是企业的经营规模越大，财务人员配备越齐全，汇兑损益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相对越小。企业对汇率风险的认知和汇率套保的能力，是随着企业的成长而不断提升的。成长中的上市企业，其汇兑损益的波动随着经营规模的增长而放大，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其有精力有条件关注汇率风险对冲，企业套保能力提升，汇兑损益波动就有所下降。 根据上文分析，笔者在改善上市企业汇率套保工作方面，有如下建议： 一是要继续加大宣传，强化企业主体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二是多措并举，进一步降低低利润率企业套保成本。短期可通过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让利双管齐下，降低企业主体负担，培育该类企业的套保习惯。中长期中，可采取保证金方式，降低企业套保的资金占用成本，以市场化手段推动其长期参与汇率套保。尤其是对于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可不断改善小微企业的外汇套保金融服务，降低企业套保成本，提升其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刘志刚、魏颖娣 工作单位：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作者梅雨欣 工作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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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田雪彦 针对外债的风险管理，企业可以适用的套期会计包括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其核心目标是将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活动以恰当的方式反映到财务报表中。 企业在境外的经营和投资活动中，常常会有融入外币资金的需求，由此产生外债风险敞口。企业在通过各种衍生工具来管理外债风险敞口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外债以及外债风险管理对于财务报表的影响，避免财务报表因为汇率波动而“大起大落”。鉴于此，厘清外债风险管理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和不同风险管理方式可选用的套期会计类型，明确运用外债套期会计时的注意事项，有助于企业将外汇风险管理活动以恰当的方式反映到财务报表中，降低汇兑损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外债风险管理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首先，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被分开列报于不同的利润表项目。对于国内大部分企业来说，在敞口侧，由于外债通常以不同于企业记账本位币的外币币种发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企业需要在每个会计期末将外币货币性项目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并将因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前一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的差异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财务费用-汇兑差额”科目。而在衍生品侧，当企业使用远期外汇、掉期合约等衍生品管理外债产生外汇风险时，需要按照“远期汇率”计算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并将其损益在财务报表中列报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科目。鉴于此，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被分开列报于不同的利润表项目。 其次，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于利润表的影响并不完全同步。企业在运用衍生工具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还会付出相应的“套期成本”。典型表现之一就是远期合约中的“掉期点”。“掉期点”的产生源于交换币种的利差产生的“远期要素”，以及交换币种由于流动性差异而产生的“货币基差”；表现形式则是远期汇率和即期汇率之间的差异。由于“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的存在，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于利润表的影响并不完全同步。 最后，企业融入外债后，如果将资金用于境外再投资（例如对子公司或联营企业的投资），也会给企业的利润表带来影响。当企业同时持有外债以及与之匹配的境外投资时，整体上不存在重大的外汇风险敞口；但由于外债及境外投资面临的外汇风险在会计报表中呈现于不同科目，企业的利润表仍会受到一定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对于境外经营净投资，企业需要在每个会计期末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中，资产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外）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项目则按照“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近似汇率折算。上述折算产生的差额，单独计入合并报表的“所有者权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对于外债，则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的差额，计入损益表中的“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外债适用的套期会计类型 套期会计的核心秘密在于“对冲”，即通过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相同科目”（如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来反映风险管理活动的影响，以降低汇兑差额或财务费用，达到“套期”效果。针对外债相关的风险管理，可以分别按照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来适用套期会计（见图1）。 公允价值套期 外债的公允价值会随着汇率波动而发生变动。对此，企业可以适用公允价值套期，将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和被套期项目因外汇风险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互相抵消，以实现“套期”的效果。例如，企业在某日发行一年期外债100万美元，管理层因担心美元升值带来的外汇风险，于同一日购入一年期远期外汇合约，锁定未来偿还外债的人民币金额，并在同一日将外债与远期外汇合约指定为公允价值套期关系。根据套期会计准则，由于远期外汇合约与外债在币种、期限上均无差异，且远期外汇合约不存在重大信用风险，因此可以预期对于外债汇率风险的管理高度有效。但在资产负债表日，由于受“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的影响，即期汇率的变动和远期汇率的变动可能并不同步。对此，企业可将远期外汇合约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也可以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作为“套期成本”排除在外，仅将远期外汇合约的“即期要素”指定为套期工具。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尽管依然属于高度有效的套期关系，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的波动会导致外债汇兑差额和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不能完全抵消，利润表依然面临一定的波动性；而后者由于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作为 “套期成本”排除在外，因此“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造成的衍生品公允价值的波动会递延至其他综合收益中，并且可以按照“直线法”在套期期间分摊，从而减少了企业利润表的波动（见图2）。 现金流量套期 当企业面临现金流量变动的风险敞口时，可以通过现金流量套期来锁定现金流量。对于外债面临的外汇风险而言，由于未来需要将不确定数量的记账本位币兑换成外币来偿还外债，因此也面临着现金流量波动的风险。 在对外债的外汇风险进行现金流量套期时，根据套期会计准则，企业可将用于管理现金流量的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先递延在“其他综合收益”，待被套期项目影响损益时再结转入当期损益。实务中，对于外债面临的外汇风险，企业既可以选择应用公允价值套期，也可以选择运用现金流量套期。如果企业选择现金流量套期，则与公允价值套期类似，也会面临是将远期外汇合约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还是仅将远期外汇合约中的“即期要素”指定为套期工具的问题。当企业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作为“套期成本”排除在外，仅将远期外汇合约的“即期要素”指定为套期工具时，会计处理结果与上述公允价值套期所对应的会计处理类似；而当企业将远期外汇合约的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时，企业可将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递延至“其他综合收益”，并在其影响损益时再结转入当期损益。因此，对于企业外债外汇风险的套期会计，现金流量套期相较于公允价值套期，更有利于缓释利润表的波动性。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如果企业同时面临外债及境外经营净投资外汇敞口，企业也可以对境外经营净投资的外汇风险通过外债予以对冲管理。根据套期会计准则，在运用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时，企业可用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有效部分或外币货币性资产外汇成分产生的汇兑差额，来对冲境外经营净投资累积在“其他综合收益”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外债本身按照即期汇率来计算汇兑差额，同时境外经营净投资对于外币报表折算的影响也主要源自即期汇率变动的差异，因此企业在用外债的外汇成分对境外经营净投资进行套期时，通常为高度有效的套期关系，并且不存在拆分“远期要素”以及“货币基差”的问题。此外，尽管企业对外投资通常是长期行为，一般不会预期在外债到期时处置境外投资，但出于套期会计目的，企业可以以固定期限的外债对无固定到期日的境外投资进行套期，待处置境外投资时，再将计入外币报表折算差额的汇兑差额一并转入投资收益。 在外债风险管理中运用套期会计的注意事项 一是交叉货币利率互换的应用。企业在对外债进行风险管理时，可以分别使用外汇衍生品以及利率互换对外汇风险及利率风险进行管理，也可以使用单一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工具同时管理外债的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对于浮动利率外债，企业在使用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工具管理利率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现金流量波动风险时，便可以应用现金流量套期会计；对于固定利率外债，企业在使用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工具管理利率和汇率变动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时，便可以应用公允价值套期会计。需要注意的是，当企业使用单一套期工具同时管理利率以及汇率风险时，需要确保两项风险管理都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有效性要求。 二是外币永续债券的外汇风险管理。企业发行的外债不仅包含定期债券，也包含外币永续债券。外币永续债券通常没有到期日，票息也可以延付，从而可使企业避免合同支付义务。因此，在企业报表中通常将其计入“所有者权益-其他权益工具”，而不是金融负债中的“应付债券”科目。然而，从外汇风险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预期会在若干年后主动赎回该外币永续债，且预期会定期主动支付票息而非延付，因此从预期支付的现金流的角度，仍会面临与定期债券类似的外汇风险，即在外汇升值时，企业预期未来需要花费更多的记账本位币兑换为外币以进行偿付。而与此同时，由于外币永续债券在会计上被分类为“权益”而非“负债”，其仅需要按照发行日的即期汇率记录发行的本金，后续不需要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进行重估，因此，当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对“权益”类的外债外汇风险进行管理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相关规定，企业无法对其运用套期会计，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衍生品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三是利率基准改革的影响。企业除了需要管理外债的外汇风险，还会有管理利率风险的诉求，因此应尤其注意利率基准改革对利率风险管理的影响。如果企业原先对利率互换等衍生品是按照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下称“LIBOR”）定价，并以此对外债的价格风险或利率风险进行管理，则在LIBOR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企业也需要及时对外债的定价基准以及衍生品的定价基准进行变更。例如在原有合同中进行修改，以基于实际交易的无风险利率替代LIBOR；或者终止原来基于LIBOR的衍生品合约，重新签订基于无风险利率的衍生品合约。在修改定价基准的过程中，企业可能会面临外债会计核算以及套期会计延续性的相关问题。对此，企业可以重点参考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利率基准改革——对IFRS 9、IAS 39、IFRS 7、IFRS 4及IFRS 16的修订》中的相关指引。这些指引对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简化会计核算的操作便利，在满足会计准则相关条件的情况下，企业仍然可以延续适用套期会计。 作者单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05-22/safe/2024/0522/24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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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章砚柏 和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多数跨境电商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淡薄，不愿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和专业管理团队，因而遇到汇率风险只能根据经验判断、被动接受。 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逆势上扬。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验放的进出口清单24.5亿票，同比增长63.3%，中国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整体规模已超1万亿元。随着跨境电商业务规模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跨境支付规模持续扩大，其受汇率风险的影响也在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跨境电商开始聚焦汇率风险管理。 洞悉跨境电商金融需求 跨境电商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跨境电商是指跨境零售电商，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借助互联网达成交易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将商品送达消费者手中，包括：9610和1210海关监管代码模式；广义跨境电商为电子商务在进出口贸易及零售中的应用，包括：进出口跨境电商、跨境电商（B2B、B2C、C2C）和相关服务商。本文的跨境电商特指后者。 整体来说，跨境电商金融服务可分为资金流转服务、融资服务和衍生服务。其中，资金流转服务是最基础的需求，融资服务是核心需求，而衍生服务是基于资金流转服务和融资服务所产生的、层级较高的服务。 资金流转服务是指跨境电商的跨境支付与境外收款业务。目前，跨境支付和收款主要通过三类服务机构：第一类是支付宝、拉卡拉等具有跨境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第二类是贝宝（PayPal）、派安赢（Payoneer）、万里汇（Worldfirst）等外资支付机构；第三类是境内外银行提供的相关服务。资金安全、回款时效、服务费率、支持货币种类，是企业选择跨境支付服务商的四大考量因素。 跨境电商的融资服务。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蓬勃发展，行业也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领域共有33家平台获得融资，融资总额超70.9亿元。尽管2020年跨境电商获得很多股权融资，但在日常运营中流动资金不足一直制约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不同于很多互联网企业在创立之初就接受外部资本，大多数跨境电商是从中小外贸企业转型而来。由于跨境电商业务的特殊性，如平台付款账期、海外仓、备货和物流等原因，跨境电商，尤其是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对融资需求更大。绝大部分跨境卖家在成长过程中是依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对外融资一直是短板。 衍生服务即汇率风险管理服务。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在经营活动中以外币计价结算，且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就会产生汇率风险。电商业务一旦“跨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汇率风险。亿邦动力研究院的调查显示，目前，国内不到两成跨境电商企业意识到汇率管理的重要性并开展了相关的汇率风险管理。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以家居产品、3C产品及日用品等低附加值产品居多，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弱、利润微薄，所以对各个环节成本把控十分重要。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强，跨境电商对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汇率风险是不可忽视的挑战 跨境电商时效产生汇率风险。跨境电商完成交易过程的各阶段时效是影响汇率风险的重要因素。以跨境B2C收款为例，从用户下单到商家将货款结汇到国内账户，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用户下单、商家发货到用户收货的物流时间，视不同国家和物流方式，需要3—15天不等；二是用户收到产品后确认收货时间，因用户操作习惯而异，平台自动确认收货通常为5—7天；三是商家发起提款，平台将货款划转至对应的收款账户，有的电商平台为T+7，即发起提款后七天到账；四是商家通过收款服务商，从海外账户转到国内账户并完成结汇。不同平台受时效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如速卖通受全部四个阶段时效影响，而亚马逊、eBay则不需要买家确认收货，因此不受第一、二阶段时效影响。 跨境电商卖家收款主要来源地为美国、欧洲和东南亚，与跨境电商市场拓展情况保持一致。和传统外贸的趋势一样，这几年东南亚市场发展较快，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延续了增长态势。货币价值波动，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一新兴市场一直较为明显，如印尼盾、泰铢等货币的汇率波动率经常达到20%—30%（年化）。汇率波动对跨境电商的经营成果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能否管理好汇率风险对跨境电商来说日趋重要。 当前，跨境电商以中小企业为主，普遍缺乏汇率风险规避手段。面对不断扩大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市场上缺乏适合跨境电商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产品。银行的外汇业务服务有一定的门槛，且申请流程复杂、涉及文件繁多、受理周期较长，审批结果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银行以服务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的标准化产品为主，较难满足跨境电商中小企业用户交易场景的定制化、碎片化需求。其他第三方金融服务商如跨境支付机构，主要集中在即期汇率风险的管理，通过提供锁定汇率的方式来降低汇损。在此类服务模式下，需要用户自己判断汇率变动，在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用户很难通过判断中短期汇率波动来降低汇兑成本。随着跨境电商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境电商企业受汇率风险潜在影响也日趋明显。 如何应对汇率风险 一是实时收集汇率市场信息，关注汇率变化趋势；增强汇率风险意识，识别和计量公司的汇率风险敞口。亿邦动力研究院的市场调研发现，和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多数跨境电商汇率风险意识淡薄，不愿建立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和专业管理团队，遇到汇率风险只能根据经验判断、被动接受。亿邦智库2020年第四季度的企业调研也显示，当前跨境电商出口卖家中，认为汇率波动对公司财务影响不大的仅为13.7%，而认为影响很大的为33.0%；在实际应对汇率风险管理举措方面，84.6%的出口卖家只是采用经验判断乃至被动接受的应对方法（见附图）。 跨境电商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表现之一是物流和支付环节中产生的资金沉淀和由于汇率波动而导致的汇兑损失风险。另外一个汇率风险，是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企业在会计记账编制报表时，必须按照记账规则将外币资产或负债折算成本币，这会导致当汇率市场波动时折算成本币的价值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财务报表。对于跨境电商而言，公司需要增强对汇率风险敞口的识别能力，并对风险进行分析、分类和评级。这是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 二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跨境电商可考虑搭建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如果跨境电商确定汇率风险对公司利润影响较大，就需要认真管理汇率风险。建议大型跨境电商针对汇率风险管理制定专项风险管理制度，确定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建立规范的风险管理业务的授权审批制度，明确授权程序及授权额度，并在人员职责发生变更时及时对授权进行调整；要明确规定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的职责、业务种类、交易品种、业务规模、止损限额、独立的风险报告路径、应急处理预案等，且需覆盖事前防范、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理的各个关键环节。 三是采用合适的金融工具管理汇率风险。跨境电商因其大量的进出口业务，需要频繁进行外币购汇和结汇。部分企业使用留存的美元收入进行对外支付，以此自然对冲汇率风险。如果因受进出口业务竞争加剧、现金流紧张、利润下滑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自然对冲，建议跨境电商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及创新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组合产品，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这样既能及时结汇进行资金周转，又能降低汇率风险，避免损失。 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时，公司应慎重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人员；企业内部估值结果要及时与交易对手核对，如出现重大差异要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重大浮亏时，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及时建立应急机制，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跨境电商通过金融工具管理汇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其核心诉求是为了平滑公司的报表和利润，使公司能更专注于擅长的主营业务，并使公司能以更稳健的财务报表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所以，在汇率管理中切勿顾此失彼，放大金融工具的作用。 作者单位：海云汇 2024-05-22/safe/2024/0522/244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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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郭佳 面对小额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涉外企业需建立适合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并通过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搭建最优避险产品组合，以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主业经营的影响。 2020年以来，全球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衡量多个发展中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强弱程度的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JP Morgan EMCI）下滑12%。其中，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等货币跌幅居前。以巴西雷亚尔为例，截至2022年3月31日，雷亚尔兑美元累计贬值约20%（见图1）。 新兴市场小货币的大幅波动，对中国出口贸易行业和从事新兴市场投资活动的企业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小货币汇率避险成为众多面对新兴市场出口及投资的企业迫切需要面对的的外汇风险管理难题。 健全小货币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A公司为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该公司近几年对新兴市场的出口量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增长。A公司80%以上的业务都是在巴西，巴西雷亚尔汇率大幅波动对其业务影响巨大。2020年之前，A公司对汇率风险不够重视，也没有应对外汇市场风险的管理意识。2020年之后，新兴市场货币大幅波动，A公司因此产生较明显的汇兑损失。有过深刻教训后，A公司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公司只有建立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方可在重大风险发生之际应对有序。对此，A公司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加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一是A公司根据公司业务背景建立明确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A公司分别确定了投融资和贸易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在投融资项下，A公司支持新兴市场业务融资尽量以当地货币融资，实现当地货币融资对应当地货币资产的自然对冲。非当地货币融资，融资货币对当地货币全额锁汇；在贸易项下，已收当地货币货款全额锁汇，应收货款根据一定比例进行锁汇，预期当地货币销售收入尚未确认应收部分金额利用期权或期权组合等非线性金融工具锁汇。以上策略的基本原则是风险收益匹配原则，即确定性的资产负债产生的风险，企业采用线性、确定的金融工具管理风险；或有的资产负债产生的风险用非线性金融工具管理风险。 二是企业建立、完善对冲交易流程和相关人才培养。考虑到汇率风险对公司损益有较大影响，A公司逐步培养自己的外汇交易人才，外汇交易业务的授权、责任、分工清晰明确，流程健全，确保公司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必要的、灵活、快速的风险决策流程。 三是不断增强企业对汇率风险对冲产品的理解与操作心得。2020年以前，A公司只在当地与银行开展本金交割远期（Delivery Forwards，DF）锁汇业务。2020年之后，考虑到疫情影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以及海外市场金融资源丰富、资金划转方便等诸多有利因素，A公司决定将其香港公司打造为A公司的海外财资中心，从各类金融机构获取授信额度，集中开展现金管理、汇率/利率风险管理业务，同时进行其他投融资活动。从对冲工具选择上，A公司海外财资中心充分利用在岸、离岸两个市场开展本金交割远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on-deliverable Forwards，NDF）以及期权等锁汇业务。 参透小额货币管理利器 一是NDF。NDF是指双方约定远期汇率，合约到期时只需将交易本金按约定汇率与定盘汇率之间的差额进行交割清算，无需对NDF的本金进行交割。NDF的交易货币对通常为美元与一个存在管制或部分管制的货币，因该货币的管制特点所以不用交割全额本金，通常选用官方汇率作为基准，通过美元直接进行差额交割。因此，NDF被业界称为小额货币管理利器。 产品示例：A公司记账本位币为美元，2021年9月，A公司预计未来每三个月会收到一笔货款100万巴西雷亚尔 （BRL），需要换汇成美元（USD），但是雷亚尔兑美元汇率面临较大汇率波动风险，由于巴西央行对雷亚尔相关外汇交易采取一定的限制，因此出于成本和便利性考虑，公司选择在香港市场通过NDF产品锁定汇率风险。2021年9月13日，A公司与银行签订购买3个月期限USDBRL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本金金额100万雷亚尔，合约锁定NDF汇率为5.30。 2021年12月15日，USDBRL大幅升值，当日USDBRL外汇市场即期定盘汇率为5.6892，对于这笔NDF合约，A公司无需交付100万雷亚尔本金，只需按照当初合约汇率5.30与定盘汇率5.6892做差额结算，获取12907.61美元汇兑收益，弥补A公司因雷亚尔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12907.61USD（1000000BRL/5.30—1000000BRL/5.6892）。同时，A公司在巴西当地以即期汇率买美元卖雷亚尔获得175771.64USD（1000000BRL/5.6892）。综合上述交易，公司整体USDBRL汇率成本锁定在5.30附近。 由此可见，通过NDF产品，A公司成功规避了外汇市场波动造成的汇兑损失，锁定了企业宝贵的经营利润。在这里，NDF产品结合A公司香港账户，相当于是A公司在巴西境外开通了一个离岸钱包，通过使用香港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来管理汇率风险，确保主业收益。 对于新兴市场小货币汇率避险来说，NDF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当涉外企业在新兴市场因当地政治、经济原因无法正常开展汇兑活动时，可通过开展小货币汇率衍生品NDF交易进行汇率避险。 二是可交割远期产品或期权产品对冲汇率风险。在外汇交易市场的选择上，除了离岸的外汇交易市场，如果可以找到新兴市场当地的银行提供手续简便、价格优惠的金融衍生品服务，A公司也可以选择可交割远期产品或期权产品对冲汇率风险。 产品示例：假设A公司在2021年9月与银行签订购买USDBRL3个月远期合约，远期汇率为5.3050，本金金额100万雷亚尔。3个月后，公司按照5.3050的汇率购汇，从银行收取188501.41美元，同时支付银行100万雷亚尔。若是购买看涨期权，A公司在2021年9月向银行购汇3个月期限、执行价为5.3050的平价看涨期权，本金金额为100万雷亚尔，支付期权费6488美元。 3个月后，如果USDBRL即期汇率高于5.3050，公司行权，以5.3050的汇率购买美元、卖出100万雷亚尔，规避雷亚尔贬值的风险；3个月后，如果即期汇率低于5.3050，公司放弃行权，以更优的即期汇率购买美元并卖出100万雷亚尔。A公司购买可交割远期产品和期权产品损益见图2。 若A公司每季度都采用以上3个月期限可交割远期产品或平价看涨期权产品滚动对冲外汇风险，图3中两条线分别代表3个月USDBRL可交割远期产品和平价看涨期权产品到期的损益，其中期权费已经从期权收益中扣除。从图3的损益回溯分析可见，如果新兴市场货币贬值趋势非常明显，贬值方向比较确定，可交割远期产品可以提前锁定成本，是规避汇率波动有效的方式；而在有效锁定汇率风险的前提下，利用期权产品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通过上述信息，企业可认识到，当汇率波动幅度较大，且升值或贬值方向不确定时，期权产品可以作为新兴市场货币风险对冲的重要工具。 面对小额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一方面应逐步建立适合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可根据离岸和在岸市场不同的资金流动和汇兑管理要求，通过多个外汇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搭建最优汇率避险产品组合，以管理好企业的资金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风险，有效保障公司主业。 作者单位：海云汇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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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4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3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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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2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26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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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3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28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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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3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27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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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5年第17期 作者：晋东 姚树屏 李婷婷 总体看，越南外汇市场管制严格，且流动性和市场成熟度相对较低。企业应尽量通过开展同币种利率操作减少汇率风险敞口，同时抓住有利价格窗口，借助境内外银行协同越南盾与美元等外币交易模式降低汇率避险成本。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入推进，中国与越南的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越南已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与海外投资目的地。然而，越南盾作为典型的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呈现高波动特征。同时，越南外汇市场存在管制严格、衍生品工具种类有限、离岸流动性不足等问题，给开展对越贸易投资的中资企业带来显著汇率风险。笔者从越南盾汇率避险的必要性、越南金融市场核心特点、企业差异化避险诉求、针对性避险方案四个维度展开分析，并就推动人民币与越南盾直接交易、完善外汇市场机制提出建议。 做好越南盾汇率避险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与越南在实体经济领域的联动日益紧密，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投融资活动日趋频繁。从合作基础看，中国与越南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密切。越南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特点与我国形成显著互补：越南在电子制造、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竞争优势，而中国在高端制造、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领域实力突出。这种互补性推动两国贸易往来持续升温，跨境投融资活动也随之快速增长。 从贸易往来看，作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自2016年起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连续四年突破2000亿美元。2025年上半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847亿美元，其中越南从中国进口商品金额为556亿美元，同比增长42.2%，中国已成为越南原材料、中间品及设备的最大来源地。与此同时，越南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市场潜力，成为中资企业海外布局的重要选择，2024年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规模超25亿美元，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双边经贸往来的不断密切，催生了中资企业对越南盾汇率避险的迫切需求。2025年以来，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放大了越南盾汇率风险。2025年4月，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其中对越南的关税税率一度高达46%；美国后续提供了90天关税缓冲期，并在8月1日的最新政策中将对越关税调整为20%。但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已对中越贸易节奏产生影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中国对越南进出口总额4月同比增长10.7%，7月同比涨幅扩大至11.2%。短期贸易量的激增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对越南盾结算与汇率避险的需求。 越南盾汇率制度与波动特征 当前，越南盾外汇市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间价定价方面，越南央行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越南当地时间）公布越南盾对美元的中间价。各参与银行在日内交易时段（越南当地时间上午8:30至16:30），围绕中间价在一定的日内波动区间内进行越南盾对美元交易，越南盾对美元即期汇率的日内交易波动区间由越南央行根据全球外汇市场以及越南盾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进行管理。从历史轨迹看，越南盾日内波动区间的跨度从±0.75%到±5%不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越南盾汇率大幅波动，越南央行为缓解市场恐慌，于2008年3月将日内波动区间从±0.75%扩大至±1%，2009年3月进一步放宽至±5%。其后，随着外汇市场逐步企稳，2011年2月日内波动区间缩小至±1%。2015年8月，随着美联储结束零利率、进入加息周期，全球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贬值压力普遍增加。越南央行于2015年8月19日将美元对越南盾参考汇率调高1%，设在1美元对21890越南盾，同时进一步调整越南盾交易区间，扩大至中间价上下浮动3%。2022年9月以来，全球通胀加剧叠加美联储激进加息，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压力陡增，越南央行于2022年10月再次将越南盾对美元即期汇率日内波动区间上调至±5%。2024年，受越南资本市场外资流出压力加大、美元与越南盾基准利率利差处于历史高位等因素影响，越南盾对美元汇率全年贬值约5%。2025年上半年，越南盾对美元贬值趋势延续，较2024年末再贬2.8%。对此，越南央行采取积极灵活的货币政策，同时逐步调整中间价，通过可控的贬值吸收美加征关税的外部冲击。 随着中越经贸合作深化，人民币在越南的使用需求逐步提升，企业对开展人民币对越南盾的汇率避险诉求相应增加。越南央行于2018年8月28日颁布第19/2018/TT-NHNN号通知，自2018年10月12日起，可在中越边境地区使用人民币结算，相关货物或服务结算可采用越南盾或人民币进行支付，支付方式可为现金或者银行转账。此后，人民币对越南盾区域外汇市场有一定发展，但中越双边本币结算机制仍有待深化，人民币对越南盾外汇风险对冲工具和市场建设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受美元汇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冲突及国内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越南盾汇率短期波动频繁，加大企业汇率风险敞口；另一方面，越南外汇市场产品种类有限，境内可交易的外币仅限美元、欧元、日元等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且交易集中于美元对越南盾（USD/VND），其余外币对越南盾及外币对外币的交易较少。从市场流动性看，越南境内外汇市场主要是美元对越南盾（USD/VND）即期交易，日均交易量在20亿美元左右；离岸市场越南盾交易量更加有限，远小于境内市场规模。如果企业要在越南本土以外的交易市场进行越南盾的可交割交易，往往会因为传统金融工具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不足而受限。 企业在越南盾避险中的主要诉求及解决方案 企业在越南盾避险中的主要诉求 一般贸易类企业。一般贸易类企业通常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其主要诉求是降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成本和利润的影响。例如，出口企业可能面临越南盾贬值导致的收入减少，进口企业则可能面临越南盾升值导致的成本上升。这类企业通常希望通过汇率避险工具锁定汇率，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贸易新业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通常涉及多国市场和多币种结算，其业务模式较为复杂，同时电商终端客户多为越南当地个人，因此在越南盾的小额交易方面存在大量需求。这类企业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较高，且由于业务模式灵活，对汇率避险工具的需求更为多样化。例如，跨境电商企业可能需要同时处理人民币、美元、越南盾等多币种的汇率风险，因此需要灵活的汇率避险工具和多币种结算服务。而在越南当地，人民币交易的活跃度和市场流动性远低于美元交易，加大了中资企业管理多币种汇率风险的难度。 对外投资类企业。对外投资类企业通常涉及长期投资和资本运作，其投资回报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例如，企业在越南设立子公司或进行直接投资时，可能面临汇率波动导致的资本损失或收益不确定性，这类企业通常需要通过长期汇率避险工具锁定汇率，以降低投资风险。 在越南当地的中资生产型企业。这类企业通常涉及大量原料进口和销售，且需要在当地运营，面临包括融资、投资、汇率避险等在内的多币种资金管理需求。而越南当地美元融资和存款利率水平与境外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美元融资成本偏高，另一方面美元存款收益远低于境外美元利率，加大企业资金管理成本。 越南盾汇率避险的主要方案 总体看，越南外汇市场管制严格，流动性和市场成熟度相对较低，商业银行能够提供的产品支持相对有限。对越南境内市场而言，交易主要货币为美元对越南盾（USD/VND），其余外币对越南盾以及外币对外币的交易较少。交易品种虽涵盖即期、远期、掉期等，但交易量较小，且尚未推出外汇期货，外汇市场总体处于初级阶段。而在境外市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相较于其他亚洲货币，越南盾的交易量偏小，越南盾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流动性一般，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在越南境外管理越南盾汇率风险的空间。针对越南外汇市场上述特点，有以下汇率避险建议。 一是企业尽量开展同币种利率操作。利用银行的信贷融资手段，将企业运营所需的资金按照币种的收支情况，进行科学的量化管理，做好现金流的预测，通过同币种融资的手段，解决币种不匹配问题。例如，对于在越南当地开展生产，需要大量美元支付进口款项，同时销售收入也以美元为主的企业，可采取融美元、还美元的方式操作，降低对越南盾的风险敞口。 二是开展越南境内外银行协同越南盾与美元等外币交易模式。如果美元对越南盾本金交割远期（DF）和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存在有利价差窗口（如美元对越南盾NDF汇率高于远期DF汇率，见图1），企业可先在越南当地进行越南盾贸易融资，融入越南盾后即期兑换为美元、支付进口货物；同时，企业的母公司通过境外银行买入美元对越南盾的NDF，锁定未来收款日卖出美元、买入越南盾归还越南盾贸易融资的汇率。该NDF将在到期日配合越南子公司在当地的美元收款，即美元结汇越南盾的即期交易同步进行，从而达到美元对越南盾的远期锁汇目的，帮助企业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增加锁汇收益。 思考和建议 整体看，随着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的不断密切，人民币和越南盾的直接兑换前景广阔。为更好地支持企业开展越南盾汇率避险，未来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人民币对越南盾的相关制度设计。 一是进一步深化双边货币合作。可借鉴马来西亚央行海外授权机构，以及中国和印尼的双边本币结算合作框架（LCS）等机制，尝试开展人民币对越南盾的本金可交割即期、远期以及掉期业务。在此基础上，推动越南央行允许LCS报价银行在中国境内开立越南盾账户，便利账户管理。 二是支持有实需的企业便利开展越南盾套保。建议相关部门在尝试开展人民币对越南盾本金可交割远期以及掉期业务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减免人民币购越南盾的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三是推动越南当地商业银行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协力优化和便利两国在跨境支付交易中的账户管理，夯实人民币和越南盾的本币结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外汇交易、货币清算的效率，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2025-11-25/safe/2025/1125/26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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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0月，银行结汇15194亿元人民币，售汇13940亿元人民币。2025年1-10月，银行累计结汇147941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142201亿元人民币。 按美元计值，2025年10月，银行结汇2142亿美元，售汇1965亿美元。2025年1-10月，银行累计结汇20675亿美元，累计售汇19866亿美元。 2025年10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44207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0579亿元人民币。2025年1-10月，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464836亿元人民币，累计对外付款452607亿元人民币。 按美元计值，2025年10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6231亿美元，对外付款5719亿美元。2025年1-10月，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64936亿美元，累计对外付款63227亿美元。 附：名词解释和相关说明 国际收支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 银行结售汇是指银行为客户及其自身办理的结汇和售汇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履约和期权行权数据，不包括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数据。银行结售汇统计时点为人民币与外汇兑换行为发生时。其中，结汇是指外汇所有者将外汇卖给银行，售汇是指银行将外汇卖给外汇使用者。结售汇差额是结汇与售汇的轧差数。 远期结售汇签约是指银行与客户协商签订远期结汇（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外汇收入（支出）发生时，即按照远期结汇（售汇）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售汇）。 远期结售汇平仓是指客户因真实需求背景发生变更、无法履行资金交割义务，对原交易反向平盘，了结部分或全部远期头寸的行为。 远期结售汇展期是指客户因真实需求背景发生变更，调整原交易交割时间的行为。 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是指银行与客户签订的远期结汇和售汇合同在本期末仍未到期的余额；差额是指未到期远期结汇和售汇余额之差。 未到期期权Delta净敞口是指银行对客户办理的期权业务在本期末累计未到期合约所隐含的即期汇率风险敞口。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指境内非银行居民机构和个人（统称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与非居民机构和个人之间发生的收付款，不包括现钞收付和银行自身涉外收付款。具体包括：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跨境收付款（包括外汇和人民币），以及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境内收付款（暂不包括境内居民个人和机构与境内非居民个人之间发生的人民币收付款），统计时点为客户在境内银行办理涉外收付款时。其中，银行代客涉外收入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从非居民收入的款项，银行代客对外支出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向非居民支付的款项。 2025-11-17/safe/2025/1117/268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