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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2015〕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制度基本建立，保值增值责任初步得到落实，国有资产规模、利润水平、竞争能力得到较大提升。但必须看到，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问题依然存在，国有资产监管还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国有资产监督机制不健全，国有资产流失、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领域和企业比较突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亟待解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有关部署，现就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真正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新形势和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基本原则。 坚持权责明晰。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依法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出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依法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确保国有企业依法自主经营，激发企业活力、创新力和内生动力。 坚持突出重点。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以管资本为主，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注重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依法行使国有股东权利。 坚持放管结合。按照权责明确、监管高效、规范透明的要求，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和监管方式转变。该放的依法放开，切实增强企业活力，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该管的科学管好，严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坚持稳妥有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突出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系统性、协调性，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先行试点，分步实施，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二、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三）准确把握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责定位。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根据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监管企业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专司国有资产监管，不行使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以管资本为主，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保值增值。发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专业化监管优势，逐步推进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全覆盖。 （四）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监管重点。加强战略规划引领，改进对监管企业主业界定和投资并购的管理方式，遵循市场机制，规范调整存量，科学配置增量，加快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加强对国有资本运营质量及监管企业财务状况的监测，强化国有产权流转环节监管，加大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力度。按照国有企业的功能界定和类别实行分类监管。改进考核体系和办法，综合考核资本运营质量、效率和收益，以经济增加值为主，并将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着力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结果与职务任免、薪酬待遇有机结合，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分配。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推动监管企业不断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强化国有资产监督，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制度，建立健全国有企业违法违规经营责任追究体系、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 （五）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围绕增强监管企业活力和提高效率，聚焦监管内容，该管的要科学管理、决不缺位，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行使的投资计划、部分产权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等出资人权利，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其他直接监管的企业行使；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加强对企业集团的整体监管，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由一级企业依法依规决策；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配合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 （六）改进国有资产监管方式和手段。大力推进依法监管，着力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按照事前规范制度、事中加强监控、事后强化问责的思路，更多运用法治化、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切实减少出资人审批核准事项，改变行政化管理方式。通过“一企一策”制定公司章程、规范董事会运作、严格选派和管理股东代表和董事监事，将国有出资人意志有效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针对企业不同功能定位，在战略规划制定、资本运作模式、人员选用机制、经营业绩考核等方面，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分类监管。调整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内部组织设置和职能配置，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优化监管流程，提高监管效率。建立出资人监管信息化工作平台，推进监管工作协同，实现信息共享和动态监管。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设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及时准确地披露国有资本整体运营情况、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及经营业绩考核总体情况、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和监督检查情况，以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管理架构、财务状况、关联交易、企业负责人薪酬等信息，建设阳光国企。 三、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七）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主要通过划拨现有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组建，以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提高国有资本回报为主要目标，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等方式，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或选择具备一定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改组设立，以服务国家战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主要目标，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和资本整合等，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 （八）明确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关系。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依法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按照“一企一策”原则，明确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授权的内容、范围和方式，依法落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董事会职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维护股东合法权益，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九）界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与所出资企业关系。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依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所出资企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以财务性持股为主，建立财务管控模式，重点关注国有资本流动和增值状况；或以对战略性核心业务控股为主，建立以战略目标和财务效益为主的管控模式，重点关注所出资企业执行公司战略和资本回报状况。 （十）开展政府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工作。中央层面开展由国务院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等工作。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开展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 四、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 （十一）建立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国有资本收益管理规则。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根据政府宏观政策和有关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国有资本进退机制，制定国有资本投资负面清单，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十二）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重组。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提升效率。按照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要求，加快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领域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建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推动国有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实现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更好融合。 （十三）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制度。财政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等部门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根据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要求，提出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在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实施国有企业重组过程中，国家根据需要将部分国有股权划转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持有，分红和转让收益用于弥补养老等社会保障资金缺口。 五、协同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十四）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按照立法程序，抓紧推动开展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工作，出台相关配套法规，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夯实法律基础。根据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进展情况，推动适时废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研究起草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统一管理规则。 （十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度削减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行政性配置资源事项，区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管理职能，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提供环境条件。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实行网运分开、特许经营。加快推进价格机制改革，严格规范政府定价行为，完善市场发现、形成价格的机制。推进行政性垄断行业成本公开、经营透明，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十六）落实相关配套政策。落实和完善国有企业重组整合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土地变更登记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等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切实明确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涉及的债权债务承接主体和责任，完善国有企业退出的相关政策，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调整和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等相关问题。 （十七）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针对“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厂办大集体改革等问题，制定统筹规范、分类施策的措施，建立政府和国有企业合理分担成本的机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优先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 （十八）稳步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按照依法依规、分类推进、规范程序、市场运作的原则，以管资本为主，稳步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具备条件的进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金融、文化等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央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改革实施方案，确保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全面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国务院 2015年10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15-11-05/shanghai/2015/1105/2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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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够出席中日论坛。今天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霜降节气。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天开始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双降”。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形势，下面我先就此作一介绍。 根据刚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为6.9%。我查了一下过去5年和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按照汇率折算，另一种是按照PPP，即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很多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IMF、OECD，都在做计算。尽管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略有差距，但总的来说，过去5-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三分之一。现在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的贡献比较大，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经济。 我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就是从以往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期，将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消费驱动。在内需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将是最大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投资的贡献率最大。未来新常态下消费会越来越重要。实际上今年消费在“三架马车”里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大。第二，最大的产业将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第三，中国将非常强调节能环保。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了承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环保、节能减排、降低单位GDP能耗等方面将作出巨大努力。节能环保将是中国经济重要的驱动力。第四，中国将更加重视社会保障。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将越织越牢靠，也就是“兜底线”，包括退休、养老、医疗、农村医疗、低保、对残疾人的照顾，等等。第五，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从过去依赖投资和资源的消耗转变为更加依赖人力资源的创造。大家已经看到最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每天注册的企业超过一万个，新产品也大量涌现。 未来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会有多快呢？我相信仍将是比较快的。我们所说的中高速，7%左右、百分之6点几的增速我认为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把握从何而来？来自两个最重要的增长动力。第一个动力是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目前的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才55%左右，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更低。如果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从55%到70%也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动力。另一个非常可靠的增长动力是改革开放、简政放权。改革开放、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率。改革开放的措施落实到经济里都会反映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反映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所以效率将提升。因此我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是有信心的。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天开始进行“双降”。“双降”指的是我们降低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5个百分点，同时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包括普遍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且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满足一定条件的金融机构额外再降低0.5个百分点，即普遍降准的基础上再加上定向降准。应该说，面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物价比较低的形势，货币政策为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已经多次降准降息，可以看到，实际上货币政策累积的效果正在显现。中国人民银行非常关注中国实际利率的走势。现在消费物价指数（CPI）比较低，仅1.6%。GDP平减指数在零左右，也是很低的。另外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43个月负增长。所以我们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调整了利率政策，使得实际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上，这样能够更加有效的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在这次出台的政策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的上限。那么放开上限后利率的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是怎样的？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只是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性的倍数要求，并不意味着央行对利率的管理有所减弱，相反央行会加强对市场利率的调控。放开利率行政管制是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取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但它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利率调控和价格工具将更加重要。虽然数量工具也很重要，但是中国的市场越来越跟世界连通，整个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经济，外汇市场既有在岸市场，也有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兑换更加便利。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价格杠杆、利率政策肯定会越来越重要。从这一角度说，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核心就是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利率框架。首先，我们有一个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我们每星期都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此引导短期利率。最重要的短期利率是隔夜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中国还从2007年开始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这些利率都在逐步成为货币市场定价的基准和基础。同时，近几年中国收益率曲线的进展非常快，也越来越可靠。从隔夜到一年以内再到一年以上，整个收益率曲线逐步健全。最近中国财政部开始滚动发行三个月期的短期票据，短期财政债券的利率决定频率提高且交易量增大，使得利率定价更有基础。对于更长期限利率的引导，中央银行有再贷款利率和各种再贷款类工具的利率，比如中期便利借贷利率、抵押补充贷款利率。这些再贷款利率也会影响整个利率体系。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从隔夜到长期利率的调控体系。当然，国外央行的经验是把调控的重点放在短期利率上。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的沿革，人们已经习惯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因此我们放开利率管制之后，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供市场和商业银行参考。 接下来，就是市场的利率体系。刚才已经提到，货币市场的利率，是以隔夜和7天回购以及Shibor为基准的一个利率体系，主要管从隔夜到一年期这个时间段的利率。同时，目前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已较为完善，在固定收益产品等市场上应用和定价的功能日益明显。过去收益率曲线上有些点没有交易，靠其他有交易的点平滑计算出来。现在收益率曲线各个点上的交易都比过去密集，所以整个收益率曲线更加可靠。在贷款市场上，有一个贷款基础利率（LPR），是指导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定价的基准之一。 总之，现在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再到信贷市场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利率体系，从央行的利率调控机制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也在逐步健全。今天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既是行政管制利率的基本放开，也意味着利率调控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在新阶段里，利率工具作为全社会融资的价格，将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利率管制放开后将更加有利于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更加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有效竞争，从而也更加有利于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利率管制放开也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融资风险议价和银行的自主定价提供了新的支持，使得资金融通渠道更加畅通，可以更好的支持这些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可能发生的风险。对于金融机构高息揽储、存款大战的风险，主要通过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内控机制、行业自律组织和外部监管来有效监控，目前各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的自律组织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统计和监管也在不断加强。我们还要坚决打击非法集资，这需要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高度警惕，也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提醒，把风险遏制在苗头阶段，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5年10月24日于北京 2015-10-28/shanghai/2015/1028/2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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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银行网站 1、此次出台降息和降准措施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我国经济增长仍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需要继续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预调微调，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此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主要是根据整体物价的变化，保持合理的实际利率水平，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央行对基准利率的调整一般主要观察CPI的变化，但也要适当参考GDP平减指数。在大多数情况下，CPI与GDP平减指数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但在目前特殊情况下，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以及国内投资、工业品需求明显放缓等因素影响，CPI和GDP平减指数走势有所分化。9月份CPI同比上涨1.6%，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为-0.3%，此外9月份PPI同比下降5.9%。综合起来看，当前我国物价整体水平较低，因此基准利率存在一定下调空间。 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可能的变化所作的预调。近期外汇市场预期趋于平稳，外汇占款对流动性的影响基本中性。未来影响外汇占款变化的因素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加之10月份税款集中入库将相应减少银行体系流动性，因此需要通过降准释放部分存款准备金，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2、此次定向降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在此前的6次定向降准中，按家数计算累计已有97%的金融机构享受了定向降准政策，在激励金融机构支农支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根据政策实施情况，此次人民银行调整优化了定向降准标准，对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额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调整后的定向降准标准主要考虑了金融机构符合宏观审慎经营的情况、“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及存量占比的情况，也综合考虑了“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总量等情况，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薄弱环节。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完善定向降准考核机制，优化考核标准，强化正向激励，继续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3、此次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当前，我国经济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接续关键期，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近年来科技进步、互联网发展及其与金融的不断融合，一些创新型的金融理财产品迅速发展，对存款的分流作用日益明显，存款利率管制的效果趋于弱化，对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此外，国际国内实践都表明，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好在物价下行、降息周期中进行，这样存贷款定价不易因放松管制而显著上升。当前，我国物价涨幅持续处于低位，市场利率呈下行趋势，也为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和时间窗口。 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市场条件也已成熟。目前，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已完全实现市场化定价，负债方的市场化定价程度也已达到90%以上。人民银行仅对活期存款和一年以内（含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保留基准利率1.5倍的上限管理，距离放开利率管制只有一步之遥。从实际情况看，我国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已显著提升，存款定价行为总体较为理性，已形成分层有序、差异化竞争的存款定价格局。主要商业银行对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已有充分预期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靴子”落地有利于进一步稳定预期。此外，大额存单和同业存单发行交易有序推进，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不断健全，存款保险制度顺利推出，也为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人民银行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结合货币政策调整，对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标志着我国利率管制基本放开，金融市场主体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自主协商确定各类金融产品定价。这既有利于促使金融机构加快转变经营模式，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也有利于健全市场利率体系，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和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更有利于完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发挥利率杠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4、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后，我国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将是怎样的？ 答：取消对利率浮动的行政限制后，并不意味着央行不再对利率进行管理，只是利率调控会更加倚重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从这个角度讲，利率市场化改革将进入新阶段，核心是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提高央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一是通过央行利率政策指导体系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和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央行以此引导和调控包括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在内的整个市场利率，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于短期利率，人民银行将加强运用短期回购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以培育和引导短期市场利率的形成。对于中长期利率，人民银行将发挥再贷款、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对中长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以及中期政策利率的功能，引导和稳定中长期市场利率。 二是各类金融市场以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为基准进行利率定价。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市场利率可以依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短期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等来确定，并形成市场收益率曲线。信贷市场可以参考的定价基准包括贷款基础利率（LPR）、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等，在过渡期内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也仍可发挥一定的基准作用。各种金融产品都有其定价基准，在基准利率上加点形成差异化、客户化的利率体系，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围绕市场基准利率变动。 三是进一步理顺利率传导机制。在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培育市场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人民银行将进一步理顺从央行政策利率到各类市场基准利率，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再到信贷市场，进而向其他市场利率乃至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同时，通过丰富金融市场产品，推动相关价格改革，提升市场化利率传导效率。 5、为保证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央行在引导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定价方面还有哪些措施？ 答：为保证实现货币政策调控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在前述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基础上，人民银行还将采取综合措施，引导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定价，维护公平定价秩序。一是在一段时期内央行将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完全建立前，央行公布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仍可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提供重要参考。二是发挥好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行业自律作用。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按照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原则，优先赋予利率定价较好的金融机构更多产品创新，以及贷款基础利率（LPR）等市场利率报价资格，并对高息揽储、扰乱市场秩序的金融机构予以自律约束。三是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定价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并研究通过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差别化存款保险费率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定价。四是继续督促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练好“内功”，不断增强自主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利率市场化环境。 6、下一步货币政策调控的总体考虑是什么？ 答：目前货币政策总体上仍是稳健的。下一步，货币政策将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预调微调，为经济平稳增长和转型升级继续营造松紧适度的货币条件。要把握好调控力度，既要防止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总需求的惯性下滑，又要防止债务率过度上升导致杠杆率过快提高。央行将继续密切监测经济和物价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稳定运行，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15-10-28/shanghai/2015/1028/2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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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确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这是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们要全面把握新的目标要求，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统筹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多元（现价，下同），按汇率折算，迈上10万亿美元的大台阶，占世界经济份额13.3%，一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594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居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9万元和1.1万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从这个起点出发，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时，初步预计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达17万亿美元左右，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发展将开始向更高水平迈进。 党的十八大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不仅现在如此，即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依然如此。目前虽然从总量上看，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已居世界前列，但按人均算就排到后面了。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70%、美国的1/7、欧盟的1/5，排在全球第80位左右。按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序，我们在第91位。从综合发展水平看，特别是在创新能力、劳动生产率、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体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左右。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和人才红利，努力把经济潜在增长率充分发挥出来，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二、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初步测算，“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才能实现翻一番目标。即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相当长时间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我们长期的任务。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要长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水平。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是因为没有实现转型升级，经济长期停滞，结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提出“双中高”，是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双中高”是两位一体、互促共进的。只有保持中高速增长，才能为转方式、调结构留下空间，为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好的条件；只有迈向中高端水平，才能既扩大需求、又创造供给，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超过10万亿美元高基数之上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要实现“双中高”并不容易。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交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必然会影响到我国。从国内看，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阶段，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推动经济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升级发展，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费和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不少有利条件。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孕育形成，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近两年多，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经济保持7%左右的增长，增速仍居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增量比过去两位数增长时还要大，而且经济结构出现积极变化，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民生不断改善。这些成绩确实来之不易，也增强了各方面的发展信心。 实现“双中高”，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和释放发展新动能。我国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产业装备亟须升级改造，有效投资需求有很大潜力。同时总储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社会资金充裕，扩大有效投资也有条件。要创新投融资机制，更多运用市场化办法，继续加大对中西部铁路和公路、水利、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薄弱环节投资，增加对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投资，提升投资效率，更好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60%左右，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充分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最大的结构调整。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增强城镇就业和公共服务能力等举措，着力解决好“三个一亿人”问题。要优化发展空间格局，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实现“双中高”，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增长新引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创新贯穿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进一步提高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近年来，服务业较快增长，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要继续推进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开放，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是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兴业之策，也是大企业的强盛之道。要依靠“双创”，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平台，推动大中小企业变革生产经营方式、提升效率，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三、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主要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否普遍提高为衡量标准。要坚持共享发展，在经济平稳增长基础上，促进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就业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之基。这几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就业一直保持稳定，已很不容易。“十三五”时期，就业压力依然不小，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培训，着力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其他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努力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教育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使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得到明显提高，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继续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既是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薄弱等问题依然突出。解决这一问题，应合理区分基本需求与非基本需求，政府主要是保基本、兜底线，非基本需求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要创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等市场化办法，引导社会资本及外商投资参与，使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公平性和可及性明显增强。按照保基本、建机制原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筑牢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十三五”期间，要基本完成棚户区改造任务，让中低收入群众和困难群众居住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建议》要求，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们要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多渠道增加投入，确保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与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推动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既关系效率也关系公平。城乡收入差距大是收入分配中的突出问题。近几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出现了由过去低于城镇居民到持续高于城镇居民的重大变化，城乡收入相对差距趋于缩小。《建议》提出，今后五年，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完成这一任务，仅靠“二次分配”是不够的，主要得靠“一次分配”。很重要的在于推进“双创”，让更多的人富起来，畅通社会纵向流动渠道，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既要努力满足人民物质需求，也要努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我们要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一个国家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与文化密不可分。《建议》要求，要使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要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可以说是规模宏大的社会创业创新行动的结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更好发挥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要积极倡导创业创新文化、理念和社会氛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新动能。 《建议》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成这一任务，政府、市场、社会要共同参与，构建起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政府主要是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创新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使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要围绕“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同时，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持续扩大感召力和影响力。 五、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良好生态环境，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发展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作为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实现双赢，是亟须破解的难题。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起来，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面小康社会普惠的公共产品和民生福祉。 《建议》要求，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十二五”规划确定的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预计可以如期实现。但目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强度仍然偏高，节能减排潜力很大。“十三五”期间，我们要多措并举，促进能源资源使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同时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这不仅是促进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我们已制定并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和产业发展格局。对于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要把生态环境安全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让保护资源环境的地方不吃亏、能受益。“十三五”时期，要使主体功能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 六、依靠改革开放推动制度建设 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法律体系等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之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基本形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的具体制度仍不完善，存在着不少体制机制弊端。改革开放既是推动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推动制度建设的重要动力。我们要按照《建议》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到2020年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近年来，这项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减少行政审批1/3的目标提前完成，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部取消。特别是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使新增市场主体呈井喷式增长。下一步，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健全既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又能保障公平竞争，也能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创新外贸发展机制、推动“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推动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转变，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创新内陆开放机制、推动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新格局。 同时，要协调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具体制度建设。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受到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得到发挥。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组织体系更加完善，支撑国家安全发展能力增强。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显著提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已经明确，关键要积极作为、真抓实干。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转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来源：人民日报） 2015-11-12/shanghai/2015/1112/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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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来源： 人民日报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其中三季度当季增速也为6.9%。有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国经济跌破了政府设定的7%增速目标。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阐述和正确理解经济增长7%左右的含义。 首先，“7%左右”是预期性目标，不是约束性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得到发挥，经济运行不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政府配置资源、行政命令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其性质是预期性、指导性、引导性的，而非约束性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市场主体预期和生产经营行为、国内国际交织互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在具体确定目标值的过程中，既考虑了需要，也考虑了可能，主要目的是向社会释放出调控信号，引导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微观主体的决策，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目的。 第二，“7%左右”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值目标，而是区间概念。本届政府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创新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思路。按照这一思路，经济增长“7%左右”同样也是区间概念，以7%为参照，比7%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在“左右”的区间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有意无意地把“左右”这两个字去掉，认为6.9%就不是“7%左右”、就没有达到年初的预期目标，这是一种误读。从2014年的情况看，当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左右”，但实际执行结果为7.3%，同样符合年度预期目标，经济增长并没有滑出合理区间。 第三，“7%左右”是全年目标，季度间出现波动是正常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各种因素都会对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这其中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干扰，既有可预期的因素也有不可预见的因素。从时间轴来分析，在一个年度以内，各个月份、各个季度之间，由于扰动因素不同、影响大小各异，增长速度出现波动是正常的。判断经济运行是否符合年度预期目标，不能只看某一个时段的数据、被短期扰动因素所惑，而要看大势、看支撑经济稳定运行的核心因素有没有变化。从我国今年以来的情况看，国内的安全生产事故整顿、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国际上大国宏观政策博弈、金融商品市场波动等，都对经济运行产生了明显的扰动和影响。因此，不能以某个季度的速度稍有波动，就简单地做出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的判断，更不能得出全年增长达不到预期目标的结论。 要准确把握经济增长7%左右目标的含义，还必须站在统筹宏观调控多重目标、站在全球化大格局的高度，深入分析和正确理解。判断经济运行是否处在合理区间，不仅要看经济增速是否在7%左右，更要看就业是否稳定、结构是否优化、生态环境是否改善、民生是否得到较好保障，还要看在国际上的比较。 首先，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保持了就业形势稳定，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政府工作报告》在确定今年经济增速目标时，明确提出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从今年前三季度的实际情况看，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已提前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创业带动就业效应不断显现，截至9月1日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77.7%，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随着服务业比重上升、小微企业发展活力得到充分释放，较好地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前三季度涨幅为1.4%，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7%，快于经济增速0.8个百分点，实现了经济增长更多惠及民生的目标。 第二，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较好发挥了市场优胜劣汰作用，经济结构进一步趋优。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都需要适宜的宏观环境、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增速，既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目前的增速，既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符合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市场主体能够在松紧有度的环境下生产经营、主动调整转型；同时，也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转型升级，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供给结构进一步调整，传统产业着力挖潜增效，新兴产业、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前三季度第三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8.4%、10.4%；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5%，信息、旅游、新能源汽车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能耗强度下降5.7%，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3%、5%、3%和9%，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4%。 第三，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是比较高的，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调低全年增长预期，国际商品贸易出现两位数下降。在此情况下，虽然纵向比较中国经济增速比前几年有所回落，但横向来看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6.9%的经济增速仍是比较快的，不仅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与一些陷入滞胀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特别要看到的是，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6.9%所形成的增量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今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保持在30%左右，继续位居世界第一。 当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确实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投资需求依然疲弱，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持续下跌，产能严重过剩矛盾仍然突出，新的增长动力还难以弥补传统动力减弱带来的缺口，改革攻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更要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科学研究制定应对预案，避免局部问题和矛盾引发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回旋余地，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光明。只要我们主动适应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深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相机调控，我国经济仍将保持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态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实现“十二五”收好官、“十三五”开好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钟河） 2015-10-28/shanghai/2015/1028/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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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否具体谈谈此次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重大意义？对于未来如何调控利率央行还有哪些考虑？ 答：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领域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此次放开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存款利率上限，标志着我国的利率管制已经基本放开，改革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利率市场化进入新的阶段。这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在整个金融改革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利率的价格杠杆功能将进一步增强，推动金融资源向真正有资金需求和发展前景的行业、企业配置，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接续的关键期，放开利率管制可为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筛选支持的行业、企业提供更大空间，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进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随着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金融机构在利率受保护情况下“规模即效益”的传统经营模式将不可持续，有利于推动金融机构树立起“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加快转变经营模式，完善定价机制，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实现差异化、多元化、持续化经营，切实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了条件。随着金融创新发展，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总量与经济增长、物价等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也有所降低。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使利率真正反映市场供求情况，为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提供重要参考，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从国际经验看，强化价格调控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的必然选择，而放开利率管制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前提。 同时，也应该看到，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开启了新的阶段，核心就是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提高央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在此过程中，人民银行的利率调控将更加倚重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和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以此引导和调控整个市场利率。同时，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使各种金融产品都有其市场定价基准，在基准利率上加点形成差异化的利率定价。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理顺从央行政策利率到各类市场基准利率，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再到信贷市场，进而向其他市场利率乃至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形成一个以市场为主体、央行为主导、各类金融市场为主线、辐射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使市场机制在利率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后，人民银行仍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的重要参考，并为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提供一个过渡期。待市场化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建立健全后，将不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同时，人民银行还将通过发挥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督促金融机构提高自主定价能力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定价，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2、可否进一步说明央行10月23日宣布降息、降准措施的主要考虑？ 答：此次“双降”是根据经济物价以及流动性形势变化所作的合理的、必要的政策调节。从降息来看，主要是9月份整体物价走低，需要通过适当下调名义利率来使实际利率回归合理水平，促进社会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大家已经看到，9月份CPI同比上涨1.6%，比8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而且对基准利率的调整除了主要观察CPI的变化外，也要适当参考GDP平减指数等其他物价指数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GDP平减指数比CPI更低，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为-0.3%。此外9月份PPI更是同比下降5.9%，已连续43个月为负。因此，随着物价整体水平走低而适当下调基准利率是合理的，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从降准来看，主要是应对外汇占款减少所产生的流动性缺口，满足经济增长对流动性的正常需要。前些年我国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占款增加很多，导致流动性供应过剩，所以当时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加以对冲。目前外汇形势发生变化，前几个月外汇占款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虽然近期外汇市场预期趋于平稳，外汇占款对流动性的影响基本中性，但未来影响外汇占款变化的因素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对流动性的需求也会增加。此外，10月份税款集中入库减少了流动性。因此，当前需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一些流动性，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需要指出的是，降准只是使法定准备金变为超额准备金，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并没有扩张。 我国“双降”措施与国外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QE）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国外实施QE的背景是名义政策利率已经触及“零”下界，难以再通过常规的降息方式来使实际利率下降和增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直接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非常规办法来支持经济，也就是购买一定数量的特定资产（如某些债券），所以才被称为“量化”的宽松政策。 而我国此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显然都是很传统的、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并不是QE。中国尚未面临“零利率”的约束，名义利率水平仍在“零”之上，此外存款准备金率也相对较高，因此当前在需要增大货币政策支持力度的时候，利率工具及准备金率工具都有使用空间，降准措施也不直接扩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不属于非常规的QE措施。（来源：人民银行网站） 2015-10-28/shanghai/2015/1028/2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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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韩洁）4日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标志着这一关系亚投行能否顺利开张的法律协定已获我国立法机构批准，向最终生效迈出关键一步。 《亚投行协定》是指导亚投行未来运作的根本大法，为成立亚投行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协定规定，至少10个已签署协定、且股份占比不低于50%的国家提交批准书，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才能正式宣告成立。 我国是筹建亚投行倡议发起方和亚投行最大股东国。亚投行总认缴股本中，中国认缴股本比重达到30.34%，因此我国立法机构能否批准协定对亚投行年底能否如期开张至关重要。 今年6月29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楼继伟作为中国财政部长与其他49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代表分别代表本国在北京签署《协定》。10月27日，丹麦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协定，成为协定第54个签署方。 楼继伟说，中国较早完成国内立法机构批准程序，对于推动更多国家及早完成批准程序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目前，除缅甸、新加坡和文莱已提交批准书外，亚投行其他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在抓紧履行国内批准程序。 “我们期待有更多国家尽早批准协定，使之早日达到生效条件，从而确保亚投行在2015年底前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楼继伟说，《协定》一经生效，从法律意义上讲，亚投行就正式成立了。 财政部亚太中心副主任周强武说，虽然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只有四个国家批准了协定，但年底前达到协定生效条件还是非常乐观的，亚投行年底正式开张“指日可待”。 楼继伟说，目前，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正在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指导下积极为亚投行开业做准备。 他透露，准备工作包括建立健全亚投行组织架构，招聘相关人员，做好机构运营准备；制定完善各项业务政策，为银行开业后开展业务做好准备；与意向创始成员国一道做好初期项目储备库的准备工作，与世行、亚行探讨联合融资的机会等。 而亚投行筹备工作组副组长陈欢日前也透露，亚投行正按照年底宣布开张、明年正式投入运营的时间表有序推进，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未来将立足高效、廉洁、绿色宗旨投入运营。 周强武表示，亚投行宣告成立和正式运营是两个时间概念。年底如果顺利开张后，距离正式运营还需要一段时间。正式成立后，明年初会按计划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和执董会，对行长和管理层人选履行批准程序，并批准相关业务政策，同时批准《协定》国家第一笔股本金也要到位，为银行正式投入运营做好准备。 亚投行开张运营后，首批投资项目会聚焦哪些领域？楼继伟表示，主要还是投向基础设施项目，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周强武说，亚投行顾名思义是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资领域主要会聚焦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如飞机、铁路、公路、桥梁等大交通领域，电厂等能源项目都是目前相关成员准备的领域。未来不排除也会扩大到教育、卫生等社会基础设施项目。 “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大背景下，亚投行凭借其倡导的高标准、高效、廉洁、绿色等理念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显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周强武说，明年亚投行一旦投入运营，将可能启动新一轮接纳新成员工作，预计会有更多成员申请加入。这一更多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多边开发机构，将对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全球经济秩序变革、亚洲区域合作等产生积极作用。（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新华社） 2015-11-05/shanghai/2015/1105/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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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0月，银行结汇8145亿元人民币（等值1283亿美元），售汇9424亿元人民币（等值1484亿美元），结售汇逆差1279亿元人民币（等值201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结汇7068亿元人民币，售汇8977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1909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结汇1077亿元人民币，售汇447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顺差630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远期结汇签约229亿元人民币，远期售汇签约338亿元人民币，远期净售汇109亿元人民币。截至本月末，远期累计未到期结汇4945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售汇10612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净售汇5666亿元人民币。 2015年1-10月，银行累计结汇90770亿元人民币（等值14661亿美元），累计售汇110875亿元人民币（等值17877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逆差20106亿元人民币（等值3216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累计结汇80243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104280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逆差24037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累计结汇10526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6595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顺差3931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累计远期结汇签约7627亿元人民币，累计远期售汇签约18184亿元人民币，累计远期净售汇10557亿元人民币。 2015年10月，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入15323亿元人民币（等值2414亿美元），对外付款15943亿元人民币（等值2511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逆差620亿元人民币（等值98亿美元）。 2015年1-10月，境内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168147亿元人民币（等值27173亿美元），累计对外付款172907亿元人民币（等值27906亿美元），累计涉外收付款逆差4759亿元人民币（等值734亿美元）。（完） 附：名词解释和相关说明 国际收支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包括引起居民和非居民间资产和负债变化的所有金融交易和实物交易。 银行结售汇是指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及其自身办理的结汇和售汇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履约数据，不包括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数据。银行结售汇统计时点为人民币与外汇兑换行为发生时。其中，结汇是指外汇所有者将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售汇是指外汇指定银行将外汇卖给外汇使用者。结售汇差额是结汇与售汇的轧差数。银行结售汇形成的差额将通过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平盘，是引起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其不等于同期外汇储备的增减额。 银行结售汇不按居民与非居民交易的原则进行统计，且其仅包括银行与客户及其自身之间发生的本外币买卖，即人民币和外汇的兑换交易，不同于国际收支交易的统计范围。 远期结售汇签约是指银行与客户协商签订远期结汇（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外汇收入（支出）发生时，即按照远期结汇（售汇）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售汇）。远期结售汇业务使得企业可提前锁定未来结汇或售汇的汇率，从而有效规避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风险。银行一般会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来对冲远期结售汇业务形成的风险敞口。比如，当银行签订的远期结汇大于远期售汇时，银行一般会将同等金额的外汇提前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卖出，反之亦然。因而远期结售汇也是影响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因素。 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是指银行与客户签订的远期结汇和售汇合同在本期末仍未到期的余额；差额是指未到期远期结汇和售汇余额之差。签约额与累计未到期额之间的关系为：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上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本期远期结售汇签约额-本期远期结售汇履约额。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指境内非银行居民机构和个人（统称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与非居民机构和个人之间发生的收付款，不包括现钞收付和银行自身涉外收付款。具体包括：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跨境收付款（包括外汇和人民币），以及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境内收付款（暂不包括境内居民个人与境内非居民个人之间发生的人民币收付款），统计时点为客户在境内银行办理涉外收付款时。其中，银行代客涉外收入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从非居民收入的款项，银行代客对外支出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向非居民支付的款项。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国际收支统计的组成部分，但其统计原则与国际收支采用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不同，采用资金收付制原则，且其仅反映境内非银行部门与非居民之间的资金流动状况，不能反映实物交易和银行自身的涉外交易，统计范围小于国际收支统计。 2015-11-20/shanghai/2015/1120/2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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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允贵]:各位新闻媒体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3月份政策新闻发布会。我是综合司司长王允贵，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国际收支司王春英副司长、经常项目管理司杜鹏司长、资本项目管理司郭松司长、管理检查司张生会司长。[15:18] · [王允贵]:我代表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一下近期的外汇形势和外汇管理政策情况。[15:18] · [王允贵]:2016年以来，外汇局紧密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工作部署，继续把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外汇管理工作的主基调，稳步推进外汇管理各项改革工作，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和评估，突出外汇业务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要求，依法打击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活动，努力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汇环境。[15:21] · [王允贵]:从外汇形势来看，近期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明显缓解。一是外汇储备降幅收窄。2015年12月、2016年1月和2月，外汇储备余额降幅分别为1079亿、995亿和286亿美元。其中，2月份储备降幅较1月份收敛了71%，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2023亿美元。二是结售汇逆差下降。2015年12月、2016年1月和2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结售汇逆差分别为881亿、694亿和350亿美元。其中，2月份逆差较1月份下降50%，3月以来，结售汇日均逆差较2月份继续下降。三是跨境资金净流出减少。2015年12月、2016年1月和2月，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出分别为725亿、558亿和305亿美元，外汇资金净流出分别为401亿、201亿和105亿美元。其中，2月份跨境资金净流出较1月份减少45%，外汇资金净流出减少48%。3月以来，跨境资金日均净流出较2月份进一步减少。四是人民币汇率逐步趋稳。2016年以来，境内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弱后强，1月份小幅下跌、2月以来趋于稳定，境内外价差也进一步收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基本稳定。[15:30] · [王允贵]:在做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评估的同时，外汇局稳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改革措施：[15:32] · [王允贵]:一、改革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管理制度[15:32] · [王允贵]:2016年2月，外汇局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进一步扩大境内资本市场开放。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放宽单家QFII机构投资额度上限。不再对单家机构设置统一的投资额度上限，而是根据机构资产规模或管理的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作为其获取投资额度（基础额度）的依据。二是简化审批管理。对QFII机构基础额度内的额度申请采取备案管理；超过基础额度的，才需外汇局审批。三是进一步便利资金汇出入。对QFII投资本金不再设置汇入期限要求，允许QFII开放式基金按日申购、赎回。四是将锁定期从一年缩短为三个月，保留资金分批、分期汇出要求，QFII每月汇出资金总规模不得超过境内资产的20%。总的来看，QFII外汇管理改革是以进一步简化额度管理、便利汇兑为核心内容的。[15:34] · [王允贵]:二、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15:34] · [王允贵]:2016年1月，为进一步推动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政策试点，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外汇局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的通知》（银发〔2016〕18号）。此项政策的出台，建立了宏观审慎规则下基于微观主体资本或净资产的跨境融资约束机制，试点地区企业和27家试点银行均可按规定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外汇局在总结前期外债宏观审慎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依托现有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和丰富管理经验，积极配合人民银行研究探索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完善实施操作细节，认真做好外债宏观审慎政策的落地工作。[15:35] · [王允贵]:三、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15:35] · [王允贵]:2016年2月，为进一步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便利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依法合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人民银行发布了2016年3号公告，进一步放开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鼓励境外机构投资者作为中长期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并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下一步，外汇局将就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所涉外汇管理问题制定相应细则。[15:35] · [王允贵]:四、内地与香港两地基金互认工作有序推进[15:36] · [王允贵]:2015年11月，人民银行、外汇局发布《内地与香港证券投资基金跨境发行销售资金管理操作指引》，明确基金互认额度管理规则和相关操作，两地基金互认正式启动。基金互认开辟了两地投资者证券市场投资新通道，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新突破。截至目前，政策实施平稳有序，两地申请互认的基金相继获得对方证监会的认可，开始在内地和香港发行和销售。截至2016年1月末，内地基金香港发行销售资金累计净汇入2154.33万元人民币，香港基金境内发行销售资金累计净汇出4017.67万元人民币。[15:49] · [王允贵]:五、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15:49] · [王允贵]:2015年，外汇局在优化外汇管理服务的同时，明确要求银行遵守现行规定，加强真实性审核，紧紧抓住异常跨境资金违规流动主渠道，针对银行、融资租赁类公司、橡胶企业等各类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加大对虚构交易和地下钱庄等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2015年全年共查处外汇违规案件2000多起，处行政罚款4亿多元人民币。2016年以来，外汇局继续加大对资金违规流动渠道和异常线索的非现场检查分析和现场检查力度，开展了流出项下外汇业务专项核查，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外汇市场秩序。[15:50] · [王允贵]:六、上线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15:50] · [王允贵]:2016年1月1日，外汇局正式上线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与原有系统相比，新系统不再需要银行手工录入，有效减少了银行信息“二次录入”工作，节约了银行和个人办理外汇业务的时间。新系统在原有个人结售汇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增加个人“外汇收支”、“现钞存取”两方面数据，实现了个人外汇数据全口径采集。同时，外汇局依托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完善“关注名单”管理，实现了“关注名单”的全国共享。从试点两个多月情况看，新系统运行整体平稳，个人外汇业务办理顺畅有序。[15:50] · [王允贵]:七、完善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15:51] · [王允贵]:为适应国内外币现钞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2016年2月起，外汇局制定的《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调整外币现钞收付管理方式，侧重按风险大小和使用频率对交易项目进行管理。二是明确银行办理外币现钞收付业务的审核要求，要求银行按照“展业三原则”对外币现钞收付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核。三是完善相关外汇监管。外汇局加强数据采集和分析，强化事后监管与违规查处，进一步规范了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15:51] · [王允贵]:总体来看，目前各项外汇管理改革措施实施平稳，对于满足个人和企业正常合理用汇需求、便利市场主体跨境投融资活动、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5:51] · [王允贵]:下面，欢迎大家就刚才通报的外汇管理政策进行提问，由于时间有限，每位记者一个问题，提问前请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现在欢迎大家提问。[15:52] ·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想请教您的是，2014年之前，我们国家在外汇管理的政策方面大多是针对资金流入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反转，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是否够用。我们现在有的工具有哪些？正在研究的有哪些？比如说托宾税。经过去年的一些教训，我们现在在市场预期的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大的导向性的东西能够和大家分享？[16:04] · [王允贵]:我想简单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2014年之前，我们确实是面临着十年左右的长期净流入的压力，我们的外汇储备也是过去很多年出现了年年增加的情况。我们在当时的场景和情况下研发了很多工具，可以说有效应对了跨境资金大量流入对外汇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压力。2014年之后，随着美国加息政策的实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大多数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出现了资本流出压力，中国也不排除在外。面对资本流出压力，我们认为现行的外汇管理工具箱应该是足够的，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我们这套工具是足以应对流出压力。这套工具箱里面包含着很多种工具类型，比如说对现行的已经开放的经常项目管理，我们依然是强调要有真实性、合规性。所以，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比如说要求银行加强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经常项下交易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通过构造交易或者是虚假交易来蒙混过关的境外资金，通过核查和检查，我们予以发现，并对一些案件予以了处理。应该是有效的。对于资本项下尚未开放的项目，我们或者是通过留痕管理，比如说对于已经是基本可兑换的直接投资，包括FDI和ODI，要求市场主体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要进行登记，登记的要求就是说，你要留痕，事后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对这些痕迹进行追踪，我们会对相关的机构进行评析、核查和调查，甚至进行检查予以处理。这项留痕工具也是很有效的。对于部分开放的QFII、QDII等业务，我们通过和相关部门联合审批、联合监管，也是取得了很好效果。目前通过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也是有利的。境外资金投资中国的股市、汇市、债市，中国的企业投资于境外的资本市场，通过QDII制度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总量风险可控，微观非常有活力，这套工具我们认为也是有效的。在下个阶段我们将继续研发相关的工具，包括刚才记者讲的会不会有托宾税的相关的考虑，应该说托宾税也是我们工具箱正在研发的工具之一。有关的国际经验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拉美的国家实行金融交易税，我们也都在研究。去年人民银行对于远期售汇征收的无息存款准备金等有关政策的制定，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下一阶段我们会继续研究，包括外债宏观审慎在内的政策措施，都属于工具箱范围之内。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工具是有力的，相关的措施也能够比较有效地执行到位，银行配合也是非常积极。[16:11] · [金融时报记者]:我想问一下近期外汇局对跨境资金监测这一块有什么情况？谢谢。[16:47] · [王春英]:我们始终保持比较高频的监测，每日都会就方方面面的数据进行观察和分析。关于近期情况，刚才允贵司长已经给大家做了通报，从去年12月份、今年1月份和2月份，甚至3月份以来的情况看，外汇资金流出压力缓解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外汇储备的降幅收窄，结售汇和跨境收支逆差都在下降，而且通过工作日或交易日进行日均测算，剔除2月份春节假期因素看，1、2月份流出压力也是逐步趋缓的。3月份，截止到18日，日均结售汇逆差较2月份继续下降9%，跨境资金日均净流出比2月份下降30%，外汇资金日均净流出下降79%，甚至某些天的外汇资金还是净流入的。人民币汇率总体也比较稳定，昨天交易中心编制的CFETS、BIS、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分别比2015年末下降2.8%、2.5%和1.5%，幅度并不大。从具体表现看，当前市场主体的本外币资产负债调整更加平稳，一方面，藏汇于民速度在减缓，2月份外汇存款余额增加83亿美元，比1月份少增了113亿美元。另一方面，企业偿债节奏也有所放缓。例如，从进口跨境融资的余额来看，2月份下降25亿美元，比1月份降幅收窄了72亿美元。[16:47] · [王春英]: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与内外部环境变化有关。一是金融市场在波动以后逐渐趋向稳定。我们观察美元指数，从1月份下调之后保持窄幅波动；反映市场避险情况的波动率指数，即VIX指数，从2月份中旬的高位开始回落了，因此国际市场波动情况有所回稳。第二，人民币汇率保持比较稳定的水平。前几天还有比较大的升值，这几天，升和贬的幅度都比较稳定。第三，除了强调外汇交易的真实性、合规性要求以抑制投机的需求外，外汇管理政策没有作出补充调整，这一点也稳定了市场情绪。[16:47] · [王春英]:未来一段时期，跨境资金流动有望总体趋稳。3月16号，在外汇局的网站上发布了2月份的结售汇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还配发了答记者问，也给大家做了相关介绍。从主要项目来看，货物进出口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还会保持较大规模。企业对外债务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去杠杆化调整以后，将保持更加稳定的水平。从内外部环境来看，近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大大降低。如果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将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稳定。从国内经济情况来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是6.5%-7%，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较高水平，所以，吸引外资流入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我们也跟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讨论过资金流出压力的问题，其中一位国外著名学者反问过我们一句话，你觉得到哪投资会获得7%这么高的稳定收益？[16:47] · [经济参考报记者]:刚才您在介绍中提到，包括我们之前3月份官方微博也发过一条信息，外汇局自2015年开始加强了对于银行真实性的审核要求，我想问一下，就这种加强真实性的审核，会不会对于企业的进出口造成一定影响？谢谢。[17:03] · [杜鹏]:促进贸易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是外汇管理局的重要的工作。我们从2012年实施了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通过改革，大力简政放权，取消了进出口逐笔核销的制度，按照“奖优限劣”的原则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一共有“贸易外汇收支名录企业”65.5万家，其中，分类为B类和C类的企业约5216家，占所有名录企业不到1%。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绝大多数的企业是合规、守法的，它们均能够受到政策的便利。仅有少部分企业，也就是说不到1%的企业，业务会受到一些限制以及从严的管理。这种做法对正常的进出口不仅没有影响，反而会有一些促进的作用。我想强调的是，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是外汇管理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外汇管理改革的方向不会变，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政策取向不会变。同时，我们也将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突出对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核要求，加强对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的监测、预警、核查和打击力度。可以说，真实性审核管理，是保障贸易收支真实合法、维护正常外汇市场秩序的需要。2015年外汇局在不改变现有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货物贸易收支真实性审核要求，但是，并没有增加新的管理规定。明确和细化相关的审核要求，主要是针对当前形势下有少部分企业的异常违规行为，其目的主要是防范跨境收支风险。近年来，我们发现了一些不法企业利用货物贸易的渠道进行了套利或者违规调配跨境资金的异常违规行为，比如说没有贸易背景的收付汇，还有涉嫌利用贸易渠道向境外转移资金，还有一些，通过“离岸转手买卖”等渠道，构造虚假贸易、套取境内外的利差等等。所以，加强真实性审核和专项核查，是防范和打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需要，也是为守法诚信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不会影响市场主体的合理、合规的用汇需求，更不会对企业正常的货物贸易业务产生影响。[17:03] · [ 美国市场新闻社记者]:我们想提问一下，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近中国的有关机构利用非公开衍生品交易支撑人民币。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报道如何评价[17:19] · [王允贵]:我大体的理解是，由于现在境内的外汇市场和离岸的市场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比如境内的外汇市场有远期产品、掉期产品。这类产品的开发，一是支持汇率的灵活浮动，二是支持企业和机构合理避险，这个过程是合理有效的。至于在离岸市场上做的一些相关交易，要按照离岸市场的金融监管部门的要求去做。所外溢出来的对汇率的影响，通过各种各样的产品可能有一些传导，但整个过程是可控的。我们不认为相关的衍生品的交易对我们的汇率产生重大的扰动。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汇率应该是符合我们目前的保持稳定的基本态势。[17:28] ·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提问一下，近期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关于境内居民到香港去买保险的情况。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这方面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谢谢。[17:48] · [王允贵]:我们也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对此，我们大体有以下几个判断想法。第一，中国的居民个人到境外去购买相关的保险，首先要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部门的政策规定。第二，应该是符合外汇管理政策的有关规定。外汇管理对于境内居民个人到境外买保险是分两种情况的，一种情况，如果是中国的境内居民个人到境外旅行、商务活动，还有留学等，要购买个人的人身意外险、疾病保险，是属于服务贸易类的交易，在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下是允许和支持的。我们出国的个人都知道，出国去买保险，没有任何的限制，比如说你去买旅游险，个人的意外险，疾病险，这些都是外汇管理予以支持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大陆居民个人到境外去买人寿保险和投资返还分红类保险，这两类保险，按照我们的相关分类是属于金融和资本项下的交易，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和法规，对这种保险类产品法规上未明确允许，或者说是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尚未开放。我们认为，这样的交易是存在着风险的。2016年1月份，中国银联对境外的收单机构进行了调查，发现有些境外收单机构在规避外汇管理政策。外汇管理政策是什么呢？2004年和2010年，外汇局发了两个关于银行卡的有关政策规定，里面明确支持境内居民个人到境外买属于服务贸易项下的保险类产品，但有一个额度是等值是5000美元，即单笔交易金额不得超过5000美元。中国银联今年1月份在境外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境外机构在规避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因而，请相关收单机构调整，相关的收单机构也做了很好的配合。总体上我们认为，目前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有关的机构和个人在操作这种属于未开放的境外保险类产品，我们认为是存在大量风险的。[17:49] · [经济日报记者]:刚才提到了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问题，现在大家普遍预期是在6月份加息。但是，最近也有美联储官员提出，有可能美联储会在4月份加息。我的问题是，如果美联储加息的时点要比市场预期要早，是不是会对我们的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再次形成压力？[17:53] · [王允贵]:关于美联储加息的时间时点我们不去揣测，美联储有各种各样的指标考虑它加息的节奏。但是，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看，美元加息对于全球的资本流动确实产生了很多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美元回流美国压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些回流是对过去大量流入的一个纠正。比如说，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相关国家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便宜的美元流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2008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外汇流入压力是相当大的。现在美元实行加息政策，相关的资金回流，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性反应。在美元加息的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流出压力，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观察总体是可以忍受和能够承受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机构通过提前还掉相关的美元外债，甚至把一些贸易融资产品提前做了一些结构性安排，这些操作都是有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有利于防范风险。从2014年6月份起到目前为止，将近7900亿美元的储备下降，应该是可以承受的。目前我们有3.2万亿的外汇储备，从2015年12月份以来跨境资金流出连续三个月都在收敛，无论是储备余额的下降、跨境资本流出还是结售汇逆差的下降，三个数据都表明，美联储加息对这一轮跨境资金流动冲击正在得到逐步的消化和化解。[17:54] · [新华社记者]:我想接着刚才允贵司长境外购买保险问题，除了您说的有一定法律风险之外，是不是也和当前资本流出压力有一定关系，有没有有个别人以这种方式转移资金出境的情况存在？[17:55] · [王允贵]:刚才我讲到了，关于银行卡境外刷卡政策，是在2004年和2010年有两个文件，2010年的文件是覆盖了2004年的文件，但是这两个文件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对于符合服务贸易类项下的个人在境外的意外险和疾病险，这些是敞开供应的，也没有任何限制。使用银行卡购买，每笔不超过五千美元都可以办理。这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是新政，是2004年外汇局就有这项政策。最近，在资本流出项下，个别的个人通过一些机构到境外去旅行的过程中买了一些属于人寿险或者是投资分红险，这些产品，我们认为有些是有跨境资产摆布的需要，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交易，在外汇管理上是属于金融和资本项下交易，是尚未得到政策支持的。这样的交易，我们不认为它是和当前流出是有关的，也可能更多的是居民在资产多元化过程中，考虑的一个多元化配置。所以，我的观点就是，不完全和资本流出的压力相等同。[17:57] · [王春英]:刚刚允贵司长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有关保险的政策，实际上不是一项政策调整。允贵司长一开始就强调，2004年我们出台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规范得很清楚了，可能记者提出来，现在为什么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和我们一直强调的加强真实性和合规性的审核，这个取向是一致的。只要真实、合规的经常项目下的交易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境外刷卡消费形成透支，境内购汇还款，这个政策是没有障碍的。大家可能拿着VISA或者其他国际组织的卡，对于这些卡怎么管，我们一样通过境内的刷卡行和境外的收单机构，做商户方面的筛查和甄别。大家的政策是一致的。不管是银联卡还是其他国际卡组织的外币卡，政策是一致的。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银行卡仅仅是众多支付工具之一，对于银行卡项下交易金额的管理，没有改变我们现在一直坚持的真实合规下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可以澄清。[17:59] · [王允贵]:外汇局会一直并将继续支持银行卡用于跨境正常合规的旅游消费支出，便利国际交往。对于境外消费、境内购汇还款等政策，外汇管理局不会改变。[18:00] · [证券时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对于美联储加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下一轮加息的时间可能会在6月-9月份。我想问一下，虽然刚才王司长说今年整体来说跨境资本流动趋稳，但会不会出现时点性的大的波动？还有，上周周小川行长也提到过，未来可能会加强关于超短期投机跨境的打击，我想问一下，关于托宾税的出台，你们觉得什么时点会比较合适一些？谢谢。[18:10] · [王允贵]:美元加息对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扰动，应该是长期存在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回避它。美元加息到底对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可以看过去几轮加息的情况。我们总体认为，美元加息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确实会产生压力，因为在美元加息的过程中，过去便宜的美元已经不再。便宜美元不再的话，前期曾经借过外债的境内机构，以及国内的各类机构需要到境外投资、消费，可能都会因此发生一些财务性安排，我们认为都是正常的。美元加息对于外汇管理的压力确实有，但是我们应对的工具箱是丰富的，相关的资金流出规模也是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的。所以，对于美联储在什么时点加息，我们已经做了相关的政策安排。而且，市场主体已经开始提前消化相关的这项需要，包括有些市场主体开始提前购汇还掉前期做的贸易融资，这是我们支持的，总体上既有利于微观主体规避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宏观上减轻我们对外债的依赖度。针对跨境资金流出的压力，外汇管理的工具箱是需要的，包括周行长讲到的相关的金融交易税，或者是托宾税。事实上，托宾税不是一个简单的税种，托宾税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提出来的，就是在飞速转动的国际资金流动的链条上掺沙子，降低资本流动速度。只要能够降低跨境资金流动的速度，增加投机者的交易成本相关的价格手段都可以理解为是托宾税。过去人民银行、外汇局采取了一些政策，是有效的。未来是否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托宾税，我们认为还要研究。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对金融交易采取6%或者百分之几的金融交易税，效果也是短期的，有些东西可能还要进行评估。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特别是理论和实践中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践，在不影响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情况下，对于短期的投机性资金采取一定的措施增加它的交易成本，相关的政策措施都应该是予以考量的。这项政策我们会进一步研究。外汇管理局会紧密配合人民银行，只要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都是我们工具箱内的措施。[18:12] · [路透社记者]:我们都知道，最近监管层一直在强调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但是，从上周的人民币汇率指数来看，人民币已经出现高估的情况，而且很多分析师认为人民币已经高估了10%，您觉得今年会选择一些合适的时点让人民币调整到其公允价值上吗？[18:22] · [王允贵]: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我们现在讲三句话，人民币汇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三句话没有说汇率的公允价值在哪里，讲的是在机制上要反映国内市场供求。同时，要反映国际上的各种货币价值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是完全放任让市场自由地不动，是要有管理的浮动。只有保持稳定，才能够不断地探索出合理均衡的价值在哪里，或者市场公允价值在哪里。至于你说，现在汇率人民币存在一定的高估，你去调查企业和机构，还会有很多机构说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低估。关于人民币汇率高和低的问题，我觉得单纯从价格水平上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有些企业是用美元结算，有些企业是用欧元或者日元、韩元结算，我们强调的是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稳定。至于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双边汇率，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反映国内供求。汇率有升有贬是常态，任何一个货币有升有贬是常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也是一个常态。过去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有一定的贬值，对其他的货币则有一些升值，综合对冲以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是稳定的。刚才春英司长讲到了，我们无论对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的人民币汇率指数，还是参考SDR的汇率指数或者参考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汇率指数，方向都是一致的，可能具体值略有不同，表明了人民币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市场上任何一个机构猜测人民币公允价值，赌公允价值都存在政策上的风险。[18:23] ·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可否讲讲在汇率预期管理方面有哪些政策思路？[18:32] · [王允贵]:预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强调的是信心。和实体经济不一样，信心对金融市场非常重要。关于预期管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事实告诉大家。金融市场经常会存在着羊群效应，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市场到底怎么样，大的机构这么操作了，老百姓也跟着去做。我们过去一直和大家去讲，看人民币汇率更多要看基本面，比如说看中国的GDP，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看中国的CPI，看中国的贸易顺差，这些都反映了基本面。周行长、易行长和潘行长都讲了一句话，就是人民币不存在着长期贬值的基础，实际上告诉大家，短期的汇率有升有贬是常态，但是长期贬值是不存在市场基础的。我认为，预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和负责任的管理机构，我们应该把事实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不断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5900多亿美元，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在增加，中国的企业在还外债过程中，杠杆率在下降。这些都是好现象。总之，关于人民币汇率预期，还是那句话，人民币不存在着长期持续贬值的市场基础。这个道理非常复杂，但是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更多地看清楚市场基本面。我们做各种数据实际上就是便利大家了解市场的基本面。[18:33] · [上海证券报记者]:总理在发布会上说了关于今年要推出深港通的问题，外汇局对于深港通的技术准备，在外汇管理方面技术准备的怎么样？[18:33] · [郭松]:深港通不是由外汇局来负责的。第一个是涉及到所有的资金进出都是人民币，而且是封闭循环的，所以，理论上不存在外汇管理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每天都能看到沪港通的数据，也不需要外汇局来发布，有市场机构每天甚至实时在发布这个数据。所以，外汇局不需要做准备工作。[18:34] · [王允贵]: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在4月份还会有数据的发布会，初步定是4月中下旬，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欢迎大家参加，感谢大家的参与！[18:34] （原文载于人民网） 2016-04-01/shanghai/2016/0401/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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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来源： 经济日报 一、发展，向着转型升级全力推进 变革，也势必改变世界经济的增长轨迹和传统格局。 国际经济动荡与各种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都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导进来；加上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和动力转换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各种因素叠加使我们面临着很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是，超越短期的、扰动性的、局部的现象层面，着眼于主导性趋势和宏观层面，无论是从已取得的发展成绩看，还是从拥有的发展潜力看，中国仍然堪称世界经济的“优等生”。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四个没有变”，深刻阐明了“中国信心”的深厚基础，是我们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立足点。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可以看到，我国经济体制的调整和适应能力比较强，面对不同发展阶段要求不断加以改革完善，既释放了制度红利，也增强了体制适应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可以看到，我国经济追赶型增长过程并没有结束，从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迫切投资要求，到不断升级的居民消费结构，内需增长空间巨大。 从区域发展差异可以看到，我国结构调整有着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些产业虽然在沿海地区失去了比较优势，但在内陆地区仍然有发展前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虽然对资源型地区造成困难，但在另一些地区却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一些地区面临较大去产能压力而放缓经济增速，但另一些地区则由于“早调整早主动”，实现了转型升级并进入稳定增长期。 从产业体系完整性可以看到，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使我国拥有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产业配套能力、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不久前，一位韩国学者调研山东青岛一家服装厂时，吃惊地看到，生产线上每台缝纫机都装备了小型电脑，“互联网+”推动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使工厂年利润居然增长了150%。这位学者感慨地说，“脚下的这片土地，已不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生存的韩国企业所能待的地方了”。 同样感到吃惊的还有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去年该院发布的《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报告中说，大量实证数据表明，中国仍然是擅长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创新海绵”，而且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远胜于世界的估计，令人吃惊”。报告说，尽管研究认为中国还需付出更多努力解决一些问题，但“中国的确具备了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潜能”。 这是中国经济发力转型大步向前的生动注脚。 还有更多场景——从“嫦娥”飞天“蛟龙”入海，到高铁巨龙蜿蜒舒展；从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到“一带一路”连点成片；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动，到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推进——或印证着变革的波澜壮阔，或记录着进步的深水湍流。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综合国力稳居世界第一阵营，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人心，科技成果产出持续扩大，一批核心关键共性技术实现突破；服务贸易取得长足进展，“走出去”战略加快实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绿色发展重绘大美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连年超过GDP增速，消费占比越来越大，人民福祉大幅增加。 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国的分量越来越重——持续提高的影响力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源，被评价为“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最具竞争力”。2015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和出口额仍居于世界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稳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资连续24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投资位居世界第三位。这是一份助力国家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出色答卷。 回望1978年，我们党顺应时代要求，以英明政治决断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拉开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大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累积30多年快速发展的雄厚物质基础，面向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新格局，中国走进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更高发展水平上推进现代化进程。 二、潜力，中国仍然堪称世界经济的“优等生” 历史将怎样记录“十三五”开局的这个新起点？ 2016年新春伊始，全球黄金、股市、汇市，粮食、石油、矿石等价格指标齐声振动，令曲折复苏中的世界经济行情激变、险象环生。艰难现状，从根本上说还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和深化，是发达经济体过度依赖金融扩张、财政刺激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及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交织缠绕所导致。为重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世界各国都在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积极打造具有强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结构，争取彻底摆脱困境、重新走向繁荣。尤其要看到，新的产业变革催生了涉及经济、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的深刻 从宏观调控空间可以看到，我国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负债率都不高，金融状况总体比较健康，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宏观调控具备较多政策工具和较大政策空间。 中国经济的这些鲜明特质，在世界范围看都非常难得。更何况，我们已形成推动未来改革发展的正确思路。眼下，一方面，从供给侧发力的结构性改革正在全面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加快进行，各类配套政策相继出台以减轻转型阵痛；另一方面，新的发展理念正在落地生根，以创新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以协调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以绿色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以开放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以共享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五大理念，符合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特定阶段，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有利于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三、实干，激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热情 今天的中国，的确面临着长长的“问题清单”。化解产能过剩、应对总需求收缩、治理生态环境、提升开放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挑战，无一不是艰巨的课题、难啃的硬骨头。《纽约时报》曾感叹，“治理未来十年的中国，可能是全球最为艰难的工作之一”。 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克难靠发展，发展要转型，转型靠改革。而这一切最关键的在于实干，在于进一步激发改革创新、干事打拼的热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抓实、再抓实，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 眼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已经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十分明确，抓落实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抓落实关键靠人，靠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 当前，如何调动各个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改革发展生动气象，是迫切需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一，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企业的创新意愿和活力，是检验结构性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尺。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要引入新技术、设计新标准、实行新管理、开辟新市场，无不需要创新实干的企业家精神，这是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最核心的竞争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精神，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在持之以恒的反腐倡廉中加快制度创新，打造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真正把功夫下在巩固基础、增强底气上。 第二，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技创新活动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的明显特点，用过度行政干预的方式搞科研，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以良好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形成正确的评价导向，是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活力的关键措施。这就要对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等方面有步骤、有系统地推进改革，加大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法治保障力度，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第三，充分调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近两年，中央在推动“双创”上出台了不少政策，并鼓励社会、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共同培育支持蹒跚起步的创新型企业。下一步，我们既要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扶持优惠政策，还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和采取一揽子措施，净化创业生态，优化市场环境，破除技术壁垒、垄断藩篱，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并以健全的法制规范行为秩序、保障创新权益、保护营商环境，让更多的创新型企业不仅“生出来”，更能“长起来”，促进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充分迸发，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第四，更有效地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党的干部队伍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力量，一支既廉且能、履职尽责的干部队伍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石。长期以来，我们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我国改革发展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当前确有少数领导干部无论是思想作风还是能力素质都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或因为官不易“不想为”，或因本领恐慌“不能为”，或因担当不足“不敢为”，影响了改革推进和政策实施，人民群众的反映也非常强烈。治理庸官能混、懒官能撑、“为官不为”的现象，不能等、不能拖，必须辩证施策，争取尽快扭转。要继续以“三严三实”要求严格对照检查，同时开展精准化的理论培训、政策培训、科技培训、管理培训、法规培训，增强广大干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信心和能力；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区分好改革的探索性失误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要健全激励保障制度，使庸官不能上岗、懒官难过考核，有力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 12年前，习近平同志任职省委书记时，曾撰写过一篇文章《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其中，“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句，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在改革发展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大批有能力、有作为的党员领导干部，增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保持昂扬向上的进取心，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鼓作气攻克一个个障碍、拿下一个个堡垒，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伟大“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钟经文） 2016-03-14/shanghai/2016/0314/3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