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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来源： 人民日报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其中三季度当季增速也为6.9%。有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国经济跌破了政府设定的7%增速目标。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阐述和正确理解经济增长7%左右的含义。 首先，“7%左右”是预期性目标，不是约束性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得到发挥，经济运行不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政府配置资源、行政命令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其性质是预期性、指导性、引导性的，而非约束性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市场主体预期和生产经营行为、国内国际交织互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在具体确定目标值的过程中，既考虑了需要，也考虑了可能，主要目的是向社会释放出调控信号，引导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微观主体的决策，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目的。 第二，“7%左右”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值目标，而是区间概念。本届政府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创新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思路。按照这一思路，经济增长“7%左右”同样也是区间概念，以7%为参照，比7%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在“左右”的区间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有意无意地把“左右”这两个字去掉，认为6.9%就不是“7%左右”、就没有达到年初的预期目标，这是一种误读。从2014年的情况看，当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左右”，但实际执行结果为7.3%，同样符合年度预期目标，经济增长并没有滑出合理区间。 第三，“7%左右”是全年目标，季度间出现波动是正常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各种因素都会对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这其中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干扰，既有可预期的因素也有不可预见的因素。从时间轴来分析，在一个年度以内，各个月份、各个季度之间，由于扰动因素不同、影响大小各异，增长速度出现波动是正常的。判断经济运行是否符合年度预期目标，不能只看某一个时段的数据、被短期扰动因素所惑，而要看大势、看支撑经济稳定运行的核心因素有没有变化。从我国今年以来的情况看，国内的安全生产事故整顿、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国际上大国宏观政策博弈、金融商品市场波动等，都对经济运行产生了明显的扰动和影响。因此，不能以某个季度的速度稍有波动，就简单地做出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的判断，更不能得出全年增长达不到预期目标的结论。 要准确把握经济增长7%左右目标的含义，还必须站在统筹宏观调控多重目标、站在全球化大格局的高度，深入分析和正确理解。判断经济运行是否处在合理区间，不仅要看经济增速是否在7%左右，更要看就业是否稳定、结构是否优化、生态环境是否改善、民生是否得到较好保障，还要看在国际上的比较。 首先，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保持了就业形势稳定，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政府工作报告》在确定今年经济增速目标时，明确提出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从今年前三季度的实际情况看，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已提前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创业带动就业效应不断显现，截至9月1日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77.7%，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随着服务业比重上升、小微企业发展活力得到充分释放，较好地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前三季度涨幅为1.4%，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7%，快于经济增速0.8个百分点，实现了经济增长更多惠及民生的目标。 第二，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较好发挥了市场优胜劣汰作用，经济结构进一步趋优。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都需要适宜的宏观环境、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增速，既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目前的增速，既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符合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市场主体能够在松紧有度的环境下生产经营、主动调整转型；同时，也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转型升级，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供给结构进一步调整，传统产业着力挖潜增效，新兴产业、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前三季度第三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8.4%、10.4%；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5%，信息、旅游、新能源汽车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能耗强度下降5.7%，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3%、5%、3%和9%，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4%。 第三，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是比较高的，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调低全年增长预期，国际商品贸易出现两位数下降。在此情况下，虽然纵向比较中国经济增速比前几年有所回落，但横向来看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6.9%的经济增速仍是比较快的，不仅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与一些陷入滞胀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特别要看到的是，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6.9%所形成的增量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今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保持在30%左右，继续位居世界第一。 当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确实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投资需求依然疲弱，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持续下跌，产能严重过剩矛盾仍然突出，新的增长动力还难以弥补传统动力减弱带来的缺口，改革攻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更要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科学研究制定应对预案，避免局部问题和矛盾引发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回旋余地，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光明。只要我们主动适应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深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相机调控，我国经济仍将保持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态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实现“十二五”收好官、“十三五”开好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钟河） 2015-10-28/shanghai/2015/1028/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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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否具体谈谈此次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重大意义？对于未来如何调控利率央行还有哪些考虑？ 答：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领域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此次放开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存款利率上限，标志着我国的利率管制已经基本放开，改革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利率市场化进入新的阶段。这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在整个金融改革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利率的价格杠杆功能将进一步增强，推动金融资源向真正有资金需求和发展前景的行业、企业配置，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接续的关键期，放开利率管制可为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筛选支持的行业、企业提供更大空间，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进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随着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金融机构在利率受保护情况下“规模即效益”的传统经营模式将不可持续，有利于推动金融机构树立起“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加快转变经营模式，完善定价机制，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实现差异化、多元化、持续化经营，切实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了条件。随着金融创新发展，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总量与经济增长、物价等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也有所降低。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使利率真正反映市场供求情况，为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提供重要参考，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从国际经验看，强化价格调控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的必然选择，而放开利率管制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前提。 同时，也应该看到，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开启了新的阶段，核心就是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提高央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在此过程中，人民银行的利率调控将更加倚重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和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以此引导和调控整个市场利率。同时，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使各种金融产品都有其市场定价基准，在基准利率上加点形成差异化的利率定价。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理顺从央行政策利率到各类市场基准利率，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再到信贷市场，进而向其他市场利率乃至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形成一个以市场为主体、央行为主导、各类金融市场为主线、辐射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使市场机制在利率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后，人民银行仍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的重要参考，并为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提供一个过渡期。待市场化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建立健全后，将不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同时，人民银行还将通过发挥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督促金融机构提高自主定价能力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定价，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2、可否进一步说明央行10月23日宣布降息、降准措施的主要考虑？ 答：此次“双降”是根据经济物价以及流动性形势变化所作的合理的、必要的政策调节。从降息来看，主要是9月份整体物价走低，需要通过适当下调名义利率来使实际利率回归合理水平，促进社会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大家已经看到，9月份CPI同比上涨1.6%，比8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而且对基准利率的调整除了主要观察CPI的变化外，也要适当参考GDP平减指数等其他物价指数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GDP平减指数比CPI更低，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为-0.3%。此外9月份PPI更是同比下降5.9%，已连续43个月为负。因此，随着物价整体水平走低而适当下调基准利率是合理的，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从降准来看，主要是应对外汇占款减少所产生的流动性缺口，满足经济增长对流动性的正常需要。前些年我国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占款增加很多，导致流动性供应过剩，所以当时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加以对冲。目前外汇形势发生变化，前几个月外汇占款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虽然近期外汇市场预期趋于平稳，外汇占款对流动性的影响基本中性，但未来影响外汇占款变化的因素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对流动性的需求也会增加。此外，10月份税款集中入库减少了流动性。因此，当前需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一些流动性，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需要指出的是，降准只是使法定准备金变为超额准备金，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并没有扩张。 我国“双降”措施与国外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QE）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国外实施QE的背景是名义政策利率已经触及“零”下界，难以再通过常规的降息方式来使实际利率下降和增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直接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非常规办法来支持经济，也就是购买一定数量的特定资产（如某些债券），所以才被称为“量化”的宽松政策。 而我国此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显然都是很传统的、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并不是QE。中国尚未面临“零利率”的约束，名义利率水平仍在“零”之上，此外存款准备金率也相对较高，因此当前在需要增大货币政策支持力度的时候，利率工具及准备金率工具都有使用空间，降准措施也不直接扩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不属于非常规的QE措施。（来源：人民银行网站） 2015-10-28/shanghai/2015/1028/2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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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韩洁）4日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标志着这一关系亚投行能否顺利开张的法律协定已获我国立法机构批准，向最终生效迈出关键一步。 《亚投行协定》是指导亚投行未来运作的根本大法，为成立亚投行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协定规定，至少10个已签署协定、且股份占比不低于50%的国家提交批准书，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才能正式宣告成立。 我国是筹建亚投行倡议发起方和亚投行最大股东国。亚投行总认缴股本中，中国认缴股本比重达到30.34%，因此我国立法机构能否批准协定对亚投行年底能否如期开张至关重要。 今年6月29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楼继伟作为中国财政部长与其他49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代表分别代表本国在北京签署《协定》。10月27日，丹麦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协定，成为协定第54个签署方。 楼继伟说，中国较早完成国内立法机构批准程序，对于推动更多国家及早完成批准程序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目前，除缅甸、新加坡和文莱已提交批准书外，亚投行其他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在抓紧履行国内批准程序。 “我们期待有更多国家尽早批准协定，使之早日达到生效条件，从而确保亚投行在2015年底前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楼继伟说，《协定》一经生效，从法律意义上讲，亚投行就正式成立了。 财政部亚太中心副主任周强武说，虽然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只有四个国家批准了协定，但年底前达到协定生效条件还是非常乐观的，亚投行年底正式开张“指日可待”。 楼继伟说，目前，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正在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指导下积极为亚投行开业做准备。 他透露，准备工作包括建立健全亚投行组织架构，招聘相关人员，做好机构运营准备；制定完善各项业务政策，为银行开业后开展业务做好准备；与意向创始成员国一道做好初期项目储备库的准备工作，与世行、亚行探讨联合融资的机会等。 而亚投行筹备工作组副组长陈欢日前也透露，亚投行正按照年底宣布开张、明年正式投入运营的时间表有序推进，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未来将立足高效、廉洁、绿色宗旨投入运营。 周强武表示，亚投行宣告成立和正式运营是两个时间概念。年底如果顺利开张后，距离正式运营还需要一段时间。正式成立后，明年初会按计划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和执董会，对行长和管理层人选履行批准程序，并批准相关业务政策，同时批准《协定》国家第一笔股本金也要到位，为银行正式投入运营做好准备。 亚投行开张运营后，首批投资项目会聚焦哪些领域？楼继伟表示，主要还是投向基础设施项目，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周强武说，亚投行顾名思义是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资领域主要会聚焦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如飞机、铁路、公路、桥梁等大交通领域，电厂等能源项目都是目前相关成员准备的领域。未来不排除也会扩大到教育、卫生等社会基础设施项目。 “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大背景下，亚投行凭借其倡导的高标准、高效、廉洁、绿色等理念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显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周强武说，明年亚投行一旦投入运营，将可能启动新一轮接纳新成员工作，预计会有更多成员申请加入。这一更多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多边开发机构，将对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全球经济秩序变革、亚洲区域合作等产生积极作用。（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新华社） 2015-11-05/shanghai/2015/1105/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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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0月，银行结汇8145亿元人民币（等值1283亿美元），售汇9424亿元人民币（等值1484亿美元），结售汇逆差1279亿元人民币（等值201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结汇7068亿元人民币，售汇8977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1909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结汇1077亿元人民币，售汇447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顺差630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远期结汇签约229亿元人民币，远期售汇签约338亿元人民币，远期净售汇109亿元人民币。截至本月末，远期累计未到期结汇4945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售汇10612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净售汇5666亿元人民币。 2015年1-10月，银行累计结汇90770亿元人民币（等值14661亿美元），累计售汇110875亿元人民币（等值17877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逆差20106亿元人民币（等值3216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累计结汇80243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104280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逆差24037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累计结汇10526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6595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顺差3931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累计远期结汇签约7627亿元人民币，累计远期售汇签约18184亿元人民币，累计远期净售汇10557亿元人民币。 2015年10月，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入15323亿元人民币（等值2414亿美元），对外付款15943亿元人民币（等值2511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逆差620亿元人民币（等值98亿美元）。 2015年1-10月，境内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168147亿元人民币（等值27173亿美元），累计对外付款172907亿元人民币（等值27906亿美元），累计涉外收付款逆差4759亿元人民币（等值734亿美元）。（完） 附：名词解释和相关说明 国际收支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包括引起居民和非居民间资产和负债变化的所有金融交易和实物交易。 银行结售汇是指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及其自身办理的结汇和售汇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履约数据，不包括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数据。银行结售汇统计时点为人民币与外汇兑换行为发生时。其中，结汇是指外汇所有者将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售汇是指外汇指定银行将外汇卖给外汇使用者。结售汇差额是结汇与售汇的轧差数。银行结售汇形成的差额将通过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平盘，是引起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其不等于同期外汇储备的增减额。 银行结售汇不按居民与非居民交易的原则进行统计，且其仅包括银行与客户及其自身之间发生的本外币买卖，即人民币和外汇的兑换交易，不同于国际收支交易的统计范围。 远期结售汇签约是指银行与客户协商签订远期结汇（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外汇收入（支出）发生时，即按照远期结汇（售汇）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售汇）。远期结售汇业务使得企业可提前锁定未来结汇或售汇的汇率，从而有效规避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风险。银行一般会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来对冲远期结售汇业务形成的风险敞口。比如，当银行签订的远期结汇大于远期售汇时，银行一般会将同等金额的外汇提前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卖出，反之亦然。因而远期结售汇也是影响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因素。 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是指银行与客户签订的远期结汇和售汇合同在本期末仍未到期的余额；差额是指未到期远期结汇和售汇余额之差。签约额与累计未到期额之间的关系为：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上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本期远期结售汇签约额-本期远期结售汇履约额。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指境内非银行居民机构和个人（统称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与非居民机构和个人之间发生的收付款，不包括现钞收付和银行自身涉外收付款。具体包括：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跨境收付款（包括外汇和人民币），以及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境内收付款（暂不包括境内居民个人与境内非居民个人之间发生的人民币收付款），统计时点为客户在境内银行办理涉外收付款时。其中，银行代客涉外收入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从非居民收入的款项，银行代客对外支出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向非居民支付的款项。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国际收支统计的组成部分，但其统计原则与国际收支采用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不同，采用资金收付制原则，且其仅反映境内非银行部门与非居民之间的资金流动状况，不能反映实物交易和银行自身的涉外交易，统计范围小于国际收支统计。 2015-11-20/shanghai/2015/1120/2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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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允贵]:各位新闻媒体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3月份政策新闻发布会。我是综合司司长王允贵，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国际收支司王春英副司长、经常项目管理司杜鹏司长、资本项目管理司郭松司长、管理检查司张生会司长。[15:18] · [王允贵]:我代表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一下近期的外汇形势和外汇管理政策情况。[15:18] · [王允贵]:2016年以来，外汇局紧密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工作部署，继续把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外汇管理工作的主基调，稳步推进外汇管理各项改革工作，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和评估，突出外汇业务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要求，依法打击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活动，努力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汇环境。[15:21] · [王允贵]:从外汇形势来看，近期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明显缓解。一是外汇储备降幅收窄。2015年12月、2016年1月和2月，外汇储备余额降幅分别为1079亿、995亿和286亿美元。其中，2月份储备降幅较1月份收敛了71%，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2023亿美元。二是结售汇逆差下降。2015年12月、2016年1月和2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结售汇逆差分别为881亿、694亿和350亿美元。其中，2月份逆差较1月份下降50%，3月以来，结售汇日均逆差较2月份继续下降。三是跨境资金净流出减少。2015年12月、2016年1月和2月，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出分别为725亿、558亿和305亿美元，外汇资金净流出分别为401亿、201亿和105亿美元。其中，2月份跨境资金净流出较1月份减少45%，外汇资金净流出减少48%。3月以来，跨境资金日均净流出较2月份进一步减少。四是人民币汇率逐步趋稳。2016年以来，境内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弱后强，1月份小幅下跌、2月以来趋于稳定，境内外价差也进一步收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基本稳定。[15:30] · [王允贵]:在做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评估的同时，外汇局稳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改革措施：[15:32] · [王允贵]:一、改革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管理制度[15:32] · [王允贵]:2016年2月，外汇局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进一步扩大境内资本市场开放。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放宽单家QFII机构投资额度上限。不再对单家机构设置统一的投资额度上限，而是根据机构资产规模或管理的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作为其获取投资额度（基础额度）的依据。二是简化审批管理。对QFII机构基础额度内的额度申请采取备案管理；超过基础额度的，才需外汇局审批。三是进一步便利资金汇出入。对QFII投资本金不再设置汇入期限要求，允许QFII开放式基金按日申购、赎回。四是将锁定期从一年缩短为三个月，保留资金分批、分期汇出要求，QFII每月汇出资金总规模不得超过境内资产的20%。总的来看，QFII外汇管理改革是以进一步简化额度管理、便利汇兑为核心内容的。[15:34] · [王允贵]:二、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15:34] · [王允贵]:2016年1月，为进一步推动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政策试点，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外汇局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的通知》（银发〔2016〕18号）。此项政策的出台，建立了宏观审慎规则下基于微观主体资本或净资产的跨境融资约束机制，试点地区企业和27家试点银行均可按规定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外汇局在总结前期外债宏观审慎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依托现有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和丰富管理经验，积极配合人民银行研究探索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完善实施操作细节，认真做好外债宏观审慎政策的落地工作。[15:35] · [王允贵]:三、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15:35] · [王允贵]:2016年2月，为进一步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便利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依法合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人民银行发布了2016年3号公告，进一步放开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鼓励境外机构投资者作为中长期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并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下一步，外汇局将就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所涉外汇管理问题制定相应细则。[15:35] · [王允贵]:四、内地与香港两地基金互认工作有序推进[15:36] · [王允贵]:2015年11月，人民银行、外汇局发布《内地与香港证券投资基金跨境发行销售资金管理操作指引》，明确基金互认额度管理规则和相关操作，两地基金互认正式启动。基金互认开辟了两地投资者证券市场投资新通道，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新突破。截至目前，政策实施平稳有序，两地申请互认的基金相继获得对方证监会的认可，开始在内地和香港发行和销售。截至2016年1月末，内地基金香港发行销售资金累计净汇入2154.33万元人民币，香港基金境内发行销售资金累计净汇出4017.67万元人民币。[15:49] · [王允贵]:五、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15:49] · [王允贵]:2015年，外汇局在优化外汇管理服务的同时，明确要求银行遵守现行规定，加强真实性审核，紧紧抓住异常跨境资金违规流动主渠道，针对银行、融资租赁类公司、橡胶企业等各类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加大对虚构交易和地下钱庄等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2015年全年共查处外汇违规案件2000多起，处行政罚款4亿多元人民币。2016年以来，外汇局继续加大对资金违规流动渠道和异常线索的非现场检查分析和现场检查力度，开展了流出项下外汇业务专项核查，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外汇市场秩序。[15:50] · [王允贵]:六、上线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15:50] · [王允贵]:2016年1月1日，外汇局正式上线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与原有系统相比，新系统不再需要银行手工录入，有效减少了银行信息“二次录入”工作，节约了银行和个人办理外汇业务的时间。新系统在原有个人结售汇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增加个人“外汇收支”、“现钞存取”两方面数据，实现了个人外汇数据全口径采集。同时，外汇局依托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完善“关注名单”管理，实现了“关注名单”的全国共享。从试点两个多月情况看，新系统运行整体平稳，个人外汇业务办理顺畅有序。[15:50] · [王允贵]:七、完善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15:51] · [王允贵]:为适应国内外币现钞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2016年2月起，外汇局制定的《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调整外币现钞收付管理方式，侧重按风险大小和使用频率对交易项目进行管理。二是明确银行办理外币现钞收付业务的审核要求，要求银行按照“展业三原则”对外币现钞收付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核。三是完善相关外汇监管。外汇局加强数据采集和分析，强化事后监管与违规查处，进一步规范了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15:51] · [王允贵]:总体来看，目前各项外汇管理改革措施实施平稳，对于满足个人和企业正常合理用汇需求、便利市场主体跨境投融资活动、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5:51] · [王允贵]:下面，欢迎大家就刚才通报的外汇管理政策进行提问，由于时间有限，每位记者一个问题，提问前请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现在欢迎大家提问。[15:52] ·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想请教您的是，2014年之前，我们国家在外汇管理的政策方面大多是针对资金流入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反转，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是否够用。我们现在有的工具有哪些？正在研究的有哪些？比如说托宾税。经过去年的一些教训，我们现在在市场预期的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大的导向性的东西能够和大家分享？[16:04] · [王允贵]:我想简单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2014年之前，我们确实是面临着十年左右的长期净流入的压力，我们的外汇储备也是过去很多年出现了年年增加的情况。我们在当时的场景和情况下研发了很多工具，可以说有效应对了跨境资金大量流入对外汇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压力。2014年之后，随着美国加息政策的实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大多数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出现了资本流出压力，中国也不排除在外。面对资本流出压力，我们认为现行的外汇管理工具箱应该是足够的，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我们这套工具是足以应对流出压力。这套工具箱里面包含着很多种工具类型，比如说对现行的已经开放的经常项目管理，我们依然是强调要有真实性、合规性。所以，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比如说要求银行加强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经常项下交易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通过构造交易或者是虚假交易来蒙混过关的境外资金，通过核查和检查，我们予以发现，并对一些案件予以了处理。应该是有效的。对于资本项下尚未开放的项目，我们或者是通过留痕管理，比如说对于已经是基本可兑换的直接投资，包括FDI和ODI，要求市场主体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要进行登记，登记的要求就是说，你要留痕，事后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对这些痕迹进行追踪，我们会对相关的机构进行评析、核查和调查，甚至进行检查予以处理。这项留痕工具也是很有效的。对于部分开放的QFII、QDII等业务，我们通过和相关部门联合审批、联合监管，也是取得了很好效果。目前通过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也是有利的。境外资金投资中国的股市、汇市、债市，中国的企业投资于境外的资本市场，通过QDII制度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总量风险可控，微观非常有活力，这套工具我们认为也是有效的。在下个阶段我们将继续研发相关的工具，包括刚才记者讲的会不会有托宾税的相关的考虑，应该说托宾税也是我们工具箱正在研发的工具之一。有关的国际经验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拉美的国家实行金融交易税，我们也都在研究。去年人民银行对于远期售汇征收的无息存款准备金等有关政策的制定，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下一阶段我们会继续研究，包括外债宏观审慎在内的政策措施，都属于工具箱范围之内。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工具是有力的，相关的措施也能够比较有效地执行到位，银行配合也是非常积极。[16:11] · [金融时报记者]:我想问一下近期外汇局对跨境资金监测这一块有什么情况？谢谢。[16:47] · [王春英]:我们始终保持比较高频的监测，每日都会就方方面面的数据进行观察和分析。关于近期情况，刚才允贵司长已经给大家做了通报，从去年12月份、今年1月份和2月份，甚至3月份以来的情况看，外汇资金流出压力缓解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外汇储备的降幅收窄，结售汇和跨境收支逆差都在下降，而且通过工作日或交易日进行日均测算，剔除2月份春节假期因素看，1、2月份流出压力也是逐步趋缓的。3月份，截止到18日，日均结售汇逆差较2月份继续下降9%，跨境资金日均净流出比2月份下降30%，外汇资金日均净流出下降79%，甚至某些天的外汇资金还是净流入的。人民币汇率总体也比较稳定，昨天交易中心编制的CFETS、BIS、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分别比2015年末下降2.8%、2.5%和1.5%，幅度并不大。从具体表现看，当前市场主体的本外币资产负债调整更加平稳，一方面，藏汇于民速度在减缓，2月份外汇存款余额增加83亿美元，比1月份少增了113亿美元。另一方面，企业偿债节奏也有所放缓。例如，从进口跨境融资的余额来看，2月份下降25亿美元，比1月份降幅收窄了72亿美元。[16:47] · [王春英]: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与内外部环境变化有关。一是金融市场在波动以后逐渐趋向稳定。我们观察美元指数，从1月份下调之后保持窄幅波动；反映市场避险情况的波动率指数，即VIX指数，从2月份中旬的高位开始回落了，因此国际市场波动情况有所回稳。第二，人民币汇率保持比较稳定的水平。前几天还有比较大的升值，这几天，升和贬的幅度都比较稳定。第三，除了强调外汇交易的真实性、合规性要求以抑制投机的需求外，外汇管理政策没有作出补充调整，这一点也稳定了市场情绪。[16:47] · [王春英]:未来一段时期，跨境资金流动有望总体趋稳。3月16号，在外汇局的网站上发布了2月份的结售汇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还配发了答记者问，也给大家做了相关介绍。从主要项目来看，货物进出口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还会保持较大规模。企业对外债务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去杠杆化调整以后，将保持更加稳定的水平。从内外部环境来看，近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大大降低。如果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将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稳定。从国内经济情况来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是6.5%-7%，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较高水平，所以，吸引外资流入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我们也跟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讨论过资金流出压力的问题，其中一位国外著名学者反问过我们一句话，你觉得到哪投资会获得7%这么高的稳定收益？[16:47] · [经济参考报记者]:刚才您在介绍中提到，包括我们之前3月份官方微博也发过一条信息，外汇局自2015年开始加强了对于银行真实性的审核要求，我想问一下，就这种加强真实性的审核，会不会对于企业的进出口造成一定影响？谢谢。[17:03] · [杜鹏]:促进贸易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是外汇管理局的重要的工作。我们从2012年实施了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通过改革，大力简政放权，取消了进出口逐笔核销的制度，按照“奖优限劣”的原则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一共有“贸易外汇收支名录企业”65.5万家，其中，分类为B类和C类的企业约5216家，占所有名录企业不到1%。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绝大多数的企业是合规、守法的，它们均能够受到政策的便利。仅有少部分企业，也就是说不到1%的企业，业务会受到一些限制以及从严的管理。这种做法对正常的进出口不仅没有影响，反而会有一些促进的作用。我想强调的是，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是外汇管理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外汇管理改革的方向不会变，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政策取向不会变。同时，我们也将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突出对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核要求，加强对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的监测、预警、核查和打击力度。可以说，真实性审核管理，是保障贸易收支真实合法、维护正常外汇市场秩序的需要。2015年外汇局在不改变现有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货物贸易收支真实性审核要求，但是，并没有增加新的管理规定。明确和细化相关的审核要求，主要是针对当前形势下有少部分企业的异常违规行为，其目的主要是防范跨境收支风险。近年来，我们发现了一些不法企业利用货物贸易的渠道进行了套利或者违规调配跨境资金的异常违规行为，比如说没有贸易背景的收付汇，还有涉嫌利用贸易渠道向境外转移资金，还有一些，通过“离岸转手买卖”等渠道，构造虚假贸易、套取境内外的利差等等。所以，加强真实性审核和专项核查，是防范和打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需要，也是为守法诚信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不会影响市场主体的合理、合规的用汇需求，更不会对企业正常的货物贸易业务产生影响。[17:03] · [ 美国市场新闻社记者]:我们想提问一下，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近中国的有关机构利用非公开衍生品交易支撑人民币。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报道如何评价[17:19] · [王允贵]:我大体的理解是，由于现在境内的外汇市场和离岸的市场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比如境内的外汇市场有远期产品、掉期产品。这类产品的开发，一是支持汇率的灵活浮动，二是支持企业和机构合理避险，这个过程是合理有效的。至于在离岸市场上做的一些相关交易，要按照离岸市场的金融监管部门的要求去做。所外溢出来的对汇率的影响，通过各种各样的产品可能有一些传导，但整个过程是可控的。我们不认为相关的衍生品的交易对我们的汇率产生重大的扰动。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汇率应该是符合我们目前的保持稳定的基本态势。[17:28] ·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提问一下，近期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关于境内居民到香港去买保险的情况。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这方面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谢谢。[17:48] · [王允贵]:我们也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对此，我们大体有以下几个判断想法。第一，中国的居民个人到境外去购买相关的保险，首先要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部门的政策规定。第二，应该是符合外汇管理政策的有关规定。外汇管理对于境内居民个人到境外买保险是分两种情况的，一种情况，如果是中国的境内居民个人到境外旅行、商务活动，还有留学等，要购买个人的人身意外险、疾病保险，是属于服务贸易类的交易，在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下是允许和支持的。我们出国的个人都知道，出国去买保险，没有任何的限制，比如说你去买旅游险，个人的意外险，疾病险，这些都是外汇管理予以支持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大陆居民个人到境外去买人寿保险和投资返还分红类保险，这两类保险，按照我们的相关分类是属于金融和资本项下的交易，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和法规，对这种保险类产品法规上未明确允许，或者说是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尚未开放。我们认为，这样的交易是存在着风险的。2016年1月份，中国银联对境外的收单机构进行了调查，发现有些境外收单机构在规避外汇管理政策。外汇管理政策是什么呢？2004年和2010年，外汇局发了两个关于银行卡的有关政策规定，里面明确支持境内居民个人到境外买属于服务贸易项下的保险类产品，但有一个额度是等值是5000美元，即单笔交易金额不得超过5000美元。中国银联今年1月份在境外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境外机构在规避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因而，请相关收单机构调整，相关的收单机构也做了很好的配合。总体上我们认为，目前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有关的机构和个人在操作这种属于未开放的境外保险类产品，我们认为是存在大量风险的。[17:49] · [经济日报记者]:刚才提到了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问题，现在大家普遍预期是在6月份加息。但是，最近也有美联储官员提出，有可能美联储会在4月份加息。我的问题是，如果美联储加息的时点要比市场预期要早，是不是会对我们的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再次形成压力？[17:53] · [王允贵]:关于美联储加息的时间时点我们不去揣测，美联储有各种各样的指标考虑它加息的节奏。但是，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看，美元加息对于全球的资本流动确实产生了很多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美元回流美国压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些回流是对过去大量流入的一个纠正。比如说，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相关国家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便宜的美元流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2008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外汇流入压力是相当大的。现在美元实行加息政策，相关的资金回流，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性反应。在美元加息的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流出压力，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观察总体是可以忍受和能够承受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机构通过提前还掉相关的美元外债，甚至把一些贸易融资产品提前做了一些结构性安排，这些操作都是有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有利于防范风险。从2014年6月份起到目前为止，将近7900亿美元的储备下降，应该是可以承受的。目前我们有3.2万亿的外汇储备，从2015年12月份以来跨境资金流出连续三个月都在收敛，无论是储备余额的下降、跨境资本流出还是结售汇逆差的下降，三个数据都表明，美联储加息对这一轮跨境资金流动冲击正在得到逐步的消化和化解。[17:54] · [新华社记者]:我想接着刚才允贵司长境外购买保险问题，除了您说的有一定法律风险之外，是不是也和当前资本流出压力有一定关系，有没有有个别人以这种方式转移资金出境的情况存在？[17:55] · [王允贵]:刚才我讲到了，关于银行卡境外刷卡政策，是在2004年和2010年有两个文件，2010年的文件是覆盖了2004年的文件，但是这两个文件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对于符合服务贸易类项下的个人在境外的意外险和疾病险，这些是敞开供应的，也没有任何限制。使用银行卡购买，每笔不超过五千美元都可以办理。这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是新政，是2004年外汇局就有这项政策。最近，在资本流出项下，个别的个人通过一些机构到境外去旅行的过程中买了一些属于人寿险或者是投资分红险，这些产品，我们认为有些是有跨境资产摆布的需要，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交易，在外汇管理上是属于金融和资本项下交易，是尚未得到政策支持的。这样的交易，我们不认为它是和当前流出是有关的，也可能更多的是居民在资产多元化过程中，考虑的一个多元化配置。所以，我的观点就是，不完全和资本流出的压力相等同。[17:57] · [王春英]:刚刚允贵司长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有关保险的政策，实际上不是一项政策调整。允贵司长一开始就强调，2004年我们出台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规范得很清楚了，可能记者提出来，现在为什么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和我们一直强调的加强真实性和合规性的审核，这个取向是一致的。只要真实、合规的经常项目下的交易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境外刷卡消费形成透支，境内购汇还款，这个政策是没有障碍的。大家可能拿着VISA或者其他国际组织的卡，对于这些卡怎么管，我们一样通过境内的刷卡行和境外的收单机构，做商户方面的筛查和甄别。大家的政策是一致的。不管是银联卡还是其他国际卡组织的外币卡，政策是一致的。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银行卡仅仅是众多支付工具之一，对于银行卡项下交易金额的管理，没有改变我们现在一直坚持的真实合规下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可以澄清。[17:59] · [王允贵]:外汇局会一直并将继续支持银行卡用于跨境正常合规的旅游消费支出，便利国际交往。对于境外消费、境内购汇还款等政策，外汇管理局不会改变。[18:00] · [证券时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对于美联储加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下一轮加息的时间可能会在6月-9月份。我想问一下，虽然刚才王司长说今年整体来说跨境资本流动趋稳，但会不会出现时点性的大的波动？还有，上周周小川行长也提到过，未来可能会加强关于超短期投机跨境的打击，我想问一下，关于托宾税的出台，你们觉得什么时点会比较合适一些？谢谢。[18:10] · [王允贵]:美元加息对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扰动，应该是长期存在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回避它。美元加息到底对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可以看过去几轮加息的情况。我们总体认为，美元加息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确实会产生压力，因为在美元加息的过程中，过去便宜的美元已经不再。便宜美元不再的话，前期曾经借过外债的境内机构，以及国内的各类机构需要到境外投资、消费，可能都会因此发生一些财务性安排，我们认为都是正常的。美元加息对于外汇管理的压力确实有，但是我们应对的工具箱是丰富的，相关的资金流出规模也是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的。所以，对于美联储在什么时点加息，我们已经做了相关的政策安排。而且，市场主体已经开始提前消化相关的这项需要，包括有些市场主体开始提前购汇还掉前期做的贸易融资，这是我们支持的，总体上既有利于微观主体规避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宏观上减轻我们对外债的依赖度。针对跨境资金流出的压力，外汇管理的工具箱是需要的，包括周行长讲到的相关的金融交易税，或者是托宾税。事实上，托宾税不是一个简单的税种，托宾税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提出来的，就是在飞速转动的国际资金流动的链条上掺沙子，降低资本流动速度。只要能够降低跨境资金流动的速度，增加投机者的交易成本相关的价格手段都可以理解为是托宾税。过去人民银行、外汇局采取了一些政策，是有效的。未来是否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托宾税，我们认为还要研究。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对金融交易采取6%或者百分之几的金融交易税，效果也是短期的，有些东西可能还要进行评估。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特别是理论和实践中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践，在不影响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情况下，对于短期的投机性资金采取一定的措施增加它的交易成本，相关的政策措施都应该是予以考量的。这项政策我们会进一步研究。外汇管理局会紧密配合人民银行，只要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都是我们工具箱内的措施。[18:12] · [路透社记者]:我们都知道，最近监管层一直在强调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但是，从上周的人民币汇率指数来看，人民币已经出现高估的情况，而且很多分析师认为人民币已经高估了10%，您觉得今年会选择一些合适的时点让人民币调整到其公允价值上吗？[18:22] · [王允贵]: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我们现在讲三句话，人民币汇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三句话没有说汇率的公允价值在哪里，讲的是在机制上要反映国内市场供求。同时，要反映国际上的各种货币价值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是完全放任让市场自由地不动，是要有管理的浮动。只有保持稳定，才能够不断地探索出合理均衡的价值在哪里，或者市场公允价值在哪里。至于你说，现在汇率人民币存在一定的高估，你去调查企业和机构，还会有很多机构说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低估。关于人民币汇率高和低的问题，我觉得单纯从价格水平上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有些企业是用美元结算，有些企业是用欧元或者日元、韩元结算，我们强调的是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稳定。至于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双边汇率，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反映国内供求。汇率有升有贬是常态，任何一个货币有升有贬是常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也是一个常态。过去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有一定的贬值，对其他的货币则有一些升值，综合对冲以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是稳定的。刚才春英司长讲到了，我们无论对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的人民币汇率指数，还是参考SDR的汇率指数或者参考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汇率指数，方向都是一致的，可能具体值略有不同，表明了人民币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市场上任何一个机构猜测人民币公允价值，赌公允价值都存在政策上的风险。[18:23] ·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可否讲讲在汇率预期管理方面有哪些政策思路？[18:32] · [王允贵]:预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强调的是信心。和实体经济不一样，信心对金融市场非常重要。关于预期管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事实告诉大家。金融市场经常会存在着羊群效应，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市场到底怎么样，大的机构这么操作了，老百姓也跟着去做。我们过去一直和大家去讲，看人民币汇率更多要看基本面，比如说看中国的GDP，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看中国的CPI，看中国的贸易顺差，这些都反映了基本面。周行长、易行长和潘行长都讲了一句话，就是人民币不存在着长期贬值的基础，实际上告诉大家，短期的汇率有升有贬是常态，但是长期贬值是不存在市场基础的。我认为，预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和负责任的管理机构，我们应该把事实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不断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5900多亿美元，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在增加，中国的企业在还外债过程中，杠杆率在下降。这些都是好现象。总之，关于人民币汇率预期，还是那句话，人民币不存在着长期持续贬值的市场基础。这个道理非常复杂，但是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更多地看清楚市场基本面。我们做各种数据实际上就是便利大家了解市场的基本面。[18:33] · [上海证券报记者]:总理在发布会上说了关于今年要推出深港通的问题，外汇局对于深港通的技术准备，在外汇管理方面技术准备的怎么样？[18:33] · [郭松]:深港通不是由外汇局来负责的。第一个是涉及到所有的资金进出都是人民币，而且是封闭循环的，所以，理论上不存在外汇管理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每天都能看到沪港通的数据，也不需要外汇局来发布，有市场机构每天甚至实时在发布这个数据。所以，外汇局不需要做准备工作。[18:34] · [王允贵]: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在4月份还会有数据的发布会，初步定是4月中下旬，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欢迎大家参加，感谢大家的参与！[18:34] （原文载于人民网） 2016-04-01/shanghai/2016/0401/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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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来源： 经济日报 一、发展，向着转型升级全力推进 变革，也势必改变世界经济的增长轨迹和传统格局。 国际经济动荡与各种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都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导进来；加上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和动力转换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各种因素叠加使我们面临着很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是，超越短期的、扰动性的、局部的现象层面，着眼于主导性趋势和宏观层面，无论是从已取得的发展成绩看，还是从拥有的发展潜力看，中国仍然堪称世界经济的“优等生”。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四个没有变”，深刻阐明了“中国信心”的深厚基础，是我们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立足点。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可以看到，我国经济体制的调整和适应能力比较强，面对不同发展阶段要求不断加以改革完善，既释放了制度红利，也增强了体制适应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可以看到，我国经济追赶型增长过程并没有结束，从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迫切投资要求，到不断升级的居民消费结构，内需增长空间巨大。 从区域发展差异可以看到，我国结构调整有着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些产业虽然在沿海地区失去了比较优势，但在内陆地区仍然有发展前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虽然对资源型地区造成困难，但在另一些地区却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一些地区面临较大去产能压力而放缓经济增速，但另一些地区则由于“早调整早主动”，实现了转型升级并进入稳定增长期。 从产业体系完整性可以看到，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使我国拥有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产业配套能力、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不久前，一位韩国学者调研山东青岛一家服装厂时，吃惊地看到，生产线上每台缝纫机都装备了小型电脑，“互联网+”推动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使工厂年利润居然增长了150%。这位学者感慨地说，“脚下的这片土地，已不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生存的韩国企业所能待的地方了”。 同样感到吃惊的还有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去年该院发布的《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报告中说，大量实证数据表明，中国仍然是擅长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创新海绵”，而且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远胜于世界的估计，令人吃惊”。报告说，尽管研究认为中国还需付出更多努力解决一些问题，但“中国的确具备了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潜能”。 这是中国经济发力转型大步向前的生动注脚。 还有更多场景——从“嫦娥”飞天“蛟龙”入海，到高铁巨龙蜿蜒舒展；从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到“一带一路”连点成片；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动，到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推进——或印证着变革的波澜壮阔，或记录着进步的深水湍流。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综合国力稳居世界第一阵营，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人心，科技成果产出持续扩大，一批核心关键共性技术实现突破；服务贸易取得长足进展，“走出去”战略加快实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绿色发展重绘大美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连年超过GDP增速，消费占比越来越大，人民福祉大幅增加。 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国的分量越来越重——持续提高的影响力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源，被评价为“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最具竞争力”。2015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和出口额仍居于世界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稳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资连续24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投资位居世界第三位。这是一份助力国家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出色答卷。 回望1978年，我们党顺应时代要求，以英明政治决断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拉开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大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累积30多年快速发展的雄厚物质基础，面向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新格局，中国走进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更高发展水平上推进现代化进程。 二、潜力，中国仍然堪称世界经济的“优等生” 历史将怎样记录“十三五”开局的这个新起点？ 2016年新春伊始，全球黄金、股市、汇市，粮食、石油、矿石等价格指标齐声振动，令曲折复苏中的世界经济行情激变、险象环生。艰难现状，从根本上说还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和深化，是发达经济体过度依赖金融扩张、财政刺激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及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交织缠绕所导致。为重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世界各国都在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积极打造具有强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结构，争取彻底摆脱困境、重新走向繁荣。尤其要看到，新的产业变革催生了涉及经济、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的深刻 从宏观调控空间可以看到，我国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负债率都不高，金融状况总体比较健康，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宏观调控具备较多政策工具和较大政策空间。 中国经济的这些鲜明特质，在世界范围看都非常难得。更何况，我们已形成推动未来改革发展的正确思路。眼下，一方面，从供给侧发力的结构性改革正在全面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加快进行，各类配套政策相继出台以减轻转型阵痛；另一方面，新的发展理念正在落地生根，以创新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以协调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以绿色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以开放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以共享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五大理念，符合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特定阶段，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有利于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三、实干，激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热情 今天的中国，的确面临着长长的“问题清单”。化解产能过剩、应对总需求收缩、治理生态环境、提升开放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挑战，无一不是艰巨的课题、难啃的硬骨头。《纽约时报》曾感叹，“治理未来十年的中国，可能是全球最为艰难的工作之一”。 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克难靠发展，发展要转型，转型靠改革。而这一切最关键的在于实干，在于进一步激发改革创新、干事打拼的热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抓实、再抓实，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 眼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已经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十分明确，抓落实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抓落实关键靠人，靠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 当前，如何调动各个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改革发展生动气象，是迫切需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一，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企业的创新意愿和活力，是检验结构性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尺。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要引入新技术、设计新标准、实行新管理、开辟新市场，无不需要创新实干的企业家精神，这是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最核心的竞争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精神，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在持之以恒的反腐倡廉中加快制度创新，打造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真正把功夫下在巩固基础、增强底气上。 第二，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技创新活动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的明显特点，用过度行政干预的方式搞科研，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以良好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形成正确的评价导向，是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活力的关键措施。这就要对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等方面有步骤、有系统地推进改革，加大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法治保障力度，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第三，充分调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近两年，中央在推动“双创”上出台了不少政策，并鼓励社会、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共同培育支持蹒跚起步的创新型企业。下一步，我们既要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扶持优惠政策，还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和采取一揽子措施，净化创业生态，优化市场环境，破除技术壁垒、垄断藩篱，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并以健全的法制规范行为秩序、保障创新权益、保护营商环境，让更多的创新型企业不仅“生出来”，更能“长起来”，促进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充分迸发，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第四，更有效地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党的干部队伍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力量，一支既廉且能、履职尽责的干部队伍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石。长期以来，我们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我国改革发展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当前确有少数领导干部无论是思想作风还是能力素质都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或因为官不易“不想为”，或因本领恐慌“不能为”，或因担当不足“不敢为”，影响了改革推进和政策实施，人民群众的反映也非常强烈。治理庸官能混、懒官能撑、“为官不为”的现象，不能等、不能拖，必须辩证施策，争取尽快扭转。要继续以“三严三实”要求严格对照检查，同时开展精准化的理论培训、政策培训、科技培训、管理培训、法规培训，增强广大干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信心和能力；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区分好改革的探索性失误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要健全激励保障制度，使庸官不能上岗、懒官难过考核，有力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 12年前，习近平同志任职省委书记时，曾撰写过一篇文章《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其中，“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句，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在改革发展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大批有能力、有作为的党员领导干部，增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保持昂扬向上的进取心，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鼓作气攻克一个个障碍、拿下一个个堡垒，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伟大“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钟经文） 2016-03-14/shanghai/2016/0314/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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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银行网站 周小川：谢谢主持人。刚才王毅部长和虎城部长介绍了G20会议的主要内容，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财金渠道关于G20峰会的准备工作。财金渠道的议题在G20峰会中历来很重要，从这些年各国举办峰会的经验看，峰会之前通常要召开四次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今年2月底中国已在上海召开了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7月份还将在成都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另有两次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套开。此外峰会前还要召开若干次副手会和工作组会，以为G20峰会的讨论做好准备。 今年G20峰会的准备工作与往年类似，财金渠道首先要讨论全球经济形势，包括各国的经济金融情况。这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不一定达成重要的决议，但是形势判断是制定所有经济决策的基础。另外，全球经济形势并不平稳，有时会突发一些重大问题，甚至可能影响原来预设的议题。例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恰逢2011年G20戛纳峰会召开的前夕，导致整个峰会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希腊问题，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再次发生。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也是G20峰会的重要内容。刚才王毅部长也谈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今年的峰会特别强调结构性政策的设计和采用。虎城部长也谈到贸易政策，2008年在华盛顿召开首次峰会时，贸易问题以及如何在危机条件下促进贸易融资是当时的一个重点。 今年财金渠道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国际金融架构，这是G20历来关注的问题。在危机时期，如2009年、2010年和2012年，大家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动员更多的资源，因为进行危机救助是需要大家共同出资的，需要确定用什么机制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资源。当然，这也不仅仅涉及资金问题，更主要的是国际金融架构能够确保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更好的危机预警，更好地解决问题，能够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权重的变化等。这其中也包括SDR的相关议题。 此外，每次G20峰会都会讨论金融改革的相关议题，该议题主要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牵头负责。由于G20是因危机应对产生的，应对危机需要改革，因此，这些年陆陆续续推出很多重要的金融改革，大家印象较深的是巴塞尔III关于银行体系的改革。今年将重点强调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继续讨论处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等问题。 今年的财金渠道还有两个议题。一个是普惠金融，强调如何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为贫困群体、为大众、为中小企业做好金融服务，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另一个是绿色金融，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鼓励金融活动明确支持绿色发展，采用的工具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为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我们也成立了工作组。 和前两届G20会议一样，财金渠道将继续讨论税收问题。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要求动员更多的税收，因此，在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议题下，G20各国加强沟通，密切合作，以防止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从而减弱财政政策的效力。 每次峰会之后，在部分经济议题和改革议题上会形成峰会批准的文件，这是经过G20领导人批准后需要落实的文件。因此每次峰会都需要回顾此前共识落实的情况，评估遇到的困难和进展，并制定相应的对策。 我就借此机会做一些介绍。谢谢！ 主持人：刚才我注意到周行长提到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下行的风险和压力增大，很多国家都希望今年中国举办的G20峰会能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请问今年的G20将如何在宏观政策协调方面发力？ 周小川：2月底在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应该说，G20是应对危机的产物。1999年召开第一次G20会议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波，2008年G20会议升级为峰会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谓应对危机，首先就是制定危机解决方案，用什么办法能克服危机，用什么办法能够促进复苏，复苏以后如何保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2009年，匹兹堡G20峰会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其中就包括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但也是在对危机的诊断以及解决危机中暴露的问题的基础上来协调这些政策。从需求方面看，金融危机一般会导致全球信心下降、总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都不景气，因此总需求方面的政策协调是一个重点任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因此受到重视。货币政策方面，大家已经看到有些国家实施了数轮量化宽松，有的国家实施了量化和质化宽松，最近这两年还有一些国家在实行负利率。因此，G20财金渠道的讨论肯定要评审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怎么样，量化宽松政策在必要时如何退出，还要考虑其“溢出效应”，相互之间会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大家也会讨论负利率政策究竟怎么样，当然这还需要观察。总之大家非常关心这些议题，要通过讨论来增强协调。 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重要但也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还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在近期发挥的作用可能更重要。但各国财政政策的空间有差异，所以大家也会有争议，要讨论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赤字率是多少、总债务率是多少，一国才有空间更多的运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除了支出方面还有收入方面，税收要有保证，才能有空间实施财政政策。 此外，今年G20会议的讨论中大家更加关注结构性政策。其实结构性政策的提法已有数年。有一些经济体结构性矛盾比较严重，光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像刚才王毅部长谈到的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针对其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尽管结构改革需要的时间较长，但能最后真正解决问题。最近提出的鼓励创新，最后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情况下，汇率和资本流动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政策协调问题之一。汇率的争议可能跟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有关，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首先会导致一些产油国收支平衡受到影响，其汇率率先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包括股市在内的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随之发生。大家对中国也比较关注，上海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使用的语言和李克强总理的表态其实是一致的，即，各国要在汇率政策上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大家都不赞成采用竞争性贬值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能靠过度的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同时，跟汇率、宏观政策连在一起的还有资本流动问题。当前的资本流动有些异常，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太有利。因此资本流动也成为需要协调讨论的问题。这种协调和讨论并不一定是要达成一致的文件，但经过沟通后，各国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都会参考G20共同讨论的结果，使得政策更加协调。 彭博提问：我是来自彭博社的记者，我想问的是周行长对于SDR前景的看法。中国对于SDR持怎样的观点，对于未来进一步提升SDR地位和扩大SDR使用有何计划？ 周小川：不能说中国对于SDR有什么计划或要求，这应该是全球的要求，只不过讨论中谁说的声音大一点或者谁先说了。关于SDR讨论的起源是清楚的，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后，美元开始大幅波动，所以大家开始想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让国际货币体系更加稳定的办法。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贸易和投资伙伴非常多元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美元，同时也用欧元和日元。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在危机过程中遇到了贸易支付上的困难，就像虎城部长刚才提到的贸易融资方面的困难，这些因素有时候跟所谓的储备货币或主流货币有关，跟币值和流动性也有关，所以周边国家自己搞了相互之间互相支持的方案，诸如货币互换、相互融资等等。在相互融资、货币互换的过程中，大家自然想到既然美元不是那么稳定，那为什么非要用它呢，还是可以用更多元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起因。而SDR本来就是一个包含多种货币的篮子，而且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控的，因此自然会有声音要求讨论进一步发挥SDR的作用，扩大SDR的使用。同时IMF也一直对此十分重视，因此中国在今年接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即IFA，拟推动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2011年，法国作为G20主席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这一问题十分重视，当时萨科奇总统特意到南京，主持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南京研讨会。但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2011年G20领导人峰会被希腊问题冲淡了，导致其他议题讨论未能充分展开。我们今年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3月底会在巴黎再召开一次类似南京研讨会的会议，也有人将此称作南京II。这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上，SDR的作用和使用将是内容之一。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SDR是一揽子货币的综合，提高其可信度、扩大其使用有助于提高各国的风险管理以及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性，同时，如能扩大SDR在财务报表中的使用，它的客观性和波动性将会具有一定优势。当然这还是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中国将和包括G20成员和IMF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探讨这一问题，希望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共同逐步探索。 谢谢。 2016-04-01/shanghai/2016/0401/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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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来源： 经济日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把脉世界和中国经济——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剂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上，各国嘉宾汇聚一堂，把脉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与会嘉宾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在过去5年已经启动，突出表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明显提高，中国经济转型对全球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对于世界经济是稳定剂，而不是风险—— 京城三月，暖意袭人。3月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各国嘉宾汇聚一堂，把脉世界和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 “改革的一些低垂的果实已被收获，世界经济需要进行深度的结构性改革。”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总裁苏玛·查克拉巴蒂说出了与会嘉宾的一个共识：“世界经济面临结构性改革”。 全球经济仍然处在深刻调整阶段，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去，一些国家采取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但全球依然处在低增长的困境之中，一些国际顶尖的专家学者用“新平庸”来形容当前萎靡的全球经济。苏玛·查克拉巴蒂表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一起做了一个调查，表明全球相当一些国家的改革落后于收入的增长，很多国家改革的措施正在减弱，而在政治层面，民粹主义在抬头。 “世界经济正砥砺前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很多国家生产力的提升在放缓，最核心的问题是全球总的需求量没有获得足够提升。加强全球合作、提高总体需求将是恢复世界经济均衡的一剂良方。“提升全球总需求还有很多工具。”斯蒂格利茨认为，当前市场已经失去了方向感，没办法按照自己的速度来修复，需要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也认为，货币政策的效用已越来越低，世界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改革可以使得经济增长重新回到中高速增长的轨道，金融系统的改革、法治建设，尤其是对产权的保护、开放市场等，可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使得生产率提高，促进市场竞争。“当然，结构性改革实施起来非常困难，新的改革肌肉是需要锻炼的。”英卓华说。 全球面临结构性改革的共同挑战，使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引人注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到2015年末，中国已经有10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万美元，人口总数近5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深刻调整，世界都在讨论中国经济的减速。但过去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如果做一个对比，中国的减速，比日本、韩国要更为缓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在过去5年已经启动，突出表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明显提高，2015年达到66.4％的贡献率。服务业的比重正在明显的提高，2015年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5%。中国也是全球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网络上商品和服务的销售额已经占全球的11%。中国城镇化也在迅速推进，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6%。 “中国经济的转型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转型，所以它面临的挑战和阵痛前所未有，但中国的转型对全球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王一鸣说。 在全球贸易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口规模2015年达到了1.68万亿美元，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180亿美元，有超1.2亿人次出境旅游，境外商品消费超1000亿美元。王一鸣认为，中国的这种变化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加快转型，将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2015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大波动，但在彭博有限合伙企业董事长高逸雅看来，相比于日元、欧元的同期波动幅度，人民币的波动不足为奇。高逸雅表示，人民币波动的原因很多，重要的原因是整个时期全球经济也在波动，此外，中国的汇率政策正在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转型，希望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毫无疑问会在一段时间内增加不确定性。 高逸雅认为，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决定反映出世界经济管理方式向前迈进了一步。对于中国来说，要抓住这个机会，加快改革进程。“中国已经在资本市场改革和开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十三五’规划也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贯彻和实施好‘十三五’规划，将增强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信心。”高逸雅说。 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比过去有所放缓，但是中国仍然能够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它仍然稳步走在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道路上，而人民币也正在通往成为国际化货币的道路之上，一个更加国际化的人民币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好消息。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在全球依旧是比较好的，中国政府看到了问题症结，面对问题，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增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什么叫风险？风险是不确定性，是有问题存在而看不到问题。中国政府现在是看到了问题，面对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凝聚共识，把提出的改革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中国经济会有好的未来。”吴晓灵说。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于中国金融风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此，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当前，防控金融风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对中国来说，随着利率更加市场化、融资更加多元化，流动性管理的难度也在加大。股票市场、汇率市场的波动也加大了风险控制的难度。但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更不会引发地区性的全球性的金融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还在深刻的调整和改革过程当中，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回旋空间，改革会焕发出新的增长动力和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年的改革当中，银行业也增强了抵御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 桥水基金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瑞·达利欧表示，世界经济的生产效率复苏在即，因为有了一些颠覆性的技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超级计算等。中国正在做的结构调整非常令人赞赏，“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稳定剂，而不是一个风险”。 G20要加强政策协调 2016年，G20峰会将首次在中国杭州举办，但2016年的全球经济仍然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作为全球经济主导力量的二十国集团如何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加强合作？中国作为东道主，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与会的国内外嘉宾们一致表示，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需要G20成员国加强政策协调，并且达成一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表示，目前的政策组合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货币政策效果有限，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包括结构性改革，“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平衡发展目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强调，各国要意识到自己的行动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即所谓的溢出效应或者说外部性。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都需要很好进行协调，G20要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这种全球决策。G20应在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这是所有国家责无旁贷的责任。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国作为G20峰会2016年度的主席国，将加强同G20成员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协调与沟通，形成重要的政策共识，发挥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沟通最重要的平台作用。中国将与全体G20成员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形成应对经济挑战的政策、共识，向全世界发出积极的信号，促进全球经济沿着强劲、可持续、平衡的轨道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表示，G20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机制。“期待中国引导G20，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要让G20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的话，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努力、共同合作，为全球的经济注入活力。”罗伯特·鲁宾说。（记者 祝惠春 袁勇） 2016-04-01/shanghai/2016/0401/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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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来源： 经济日报 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回落 ——经济运行质量提高 内生增长动力增强 3月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16年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2月份，PMI为49.0%，低于上月0.4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7%，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 有关专家表示，2月份PMI虽然有所回落，但也有一些积极变化。非制造业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但新兴消费相关行业活动持续走旺。从未来走势看，二季度制造业PMI有望回升，非制造业PMI有望保持在高出荣枯线3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说，2月份制造业PMI回落，一方面是受春节假日因素影响，部分企业停工减产，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有所回落；加之企业员工集中返乡，制造业用工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随着近两个月生产经营活动的放缓，企业原材料采购量继续下降。 “2月份PMI指数继续下降，表明当前经济增长仍存在下行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构成PMI的12个分项指数中有6个指标上升，6个指标下降，表明当前经济增长的趋势性特征还不明显，经济仍处于底部企稳过程中。 虽然PMI有所回落，但制造业也有一些积极变化。赵庆河指出，随着国家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和提质增效等政策措施的实施，企业信心有所增强，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7.9%，升至较高景气区间，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总体来看，当前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内生增长动力增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陈中涛认为，在PMI指数回落的背后，购进价格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升幅扩大，回升到50%以上，有利于改善企业效益，提高生产扩张动力；就业在淡季也保持相对稳定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明显增加就业压力。 2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7%，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非制造业PMI虽然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但创下了多年来的新低，表明非制造业扩张速度有所放缓。在非制造业PMI各单项指数中，新出口订单、投入品价格、销售价格、从业人员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上升，升幅在0.1-1.1个百分点之间；其余各主要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在节日消费的带动下，新兴消费相关行业活动仍然持续走旺，支撑了指数的稳定。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武威分析说，春节消费除拉升运输、餐饮等传统行业活动外，也带动了新兴消费的增长。一是春节消费习惯的改变，提升信息消费空间，相关行业指数环比升幅明显。二是居民旅游出行热度的增强拉动相关行业指数上升。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共接待游客3.02亿人次，同比增长15.6%；实现旅游收入3651亿元，同比增长16.3%。三是网络购物热度不减带动邮政快递业保持活跃。（记者 林火灿） 2016-03-14/shanghai/2016/0314/3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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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6年2月份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就近期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近期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情况怎么样？请您介绍一下。 答：近期，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明显缓解。今年以来，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结售汇逆差和涉外收付款逆差均呈下降态势。2月份，非银行部门结售汇逆差350亿美元，较1月份下降50%，剔除春节长假因素，用交易日计算的日均逆差环比下降37%；非银行部门涉外收付款逆差305亿美元，日均逆差较1月份下降39%，其中涉外外汇收付款逆差105亿美元，日均逆差环比下降42%。 从具体表现看，当前我国市场主体的本外币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更加平稳。一方面，“藏汇于民”稳步推进。2月份，外汇存款余额增加83亿美元，较1月份少增了113亿美元。另一方面，企业偿债节奏有所放缓。例如，2月份进口跨境融资余额下降25亿美元，较1月份降幅收窄了72亿美元。 内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减缓了跨境资金流出压力。首先，国际金融市场在波动后逐步趋向稳定。美元指数自1月底下调后保持窄幅波动，反映市场避险情绪的波动率VIX指数也从2月中旬的高位回落；其次，国内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2月份，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微幅波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境内外交易价均有所升值，境内外价差也进一步收窄，市场主体购汇意愿有所减弱。此外，除强调外汇交易真实性合规性要求以抑制投机需求外，外汇管理政策没有作出调整，也稳定了市场情绪。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有望总体趋稳。从主要项目看，我国货物进出口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还会保持较大规模，企业对外债务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去杠杆化调整后将保持更加稳定的水平。从内外部环境看，近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降低，如果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将有助于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稳定；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为6.5%-7%，在全球范围内仍属于较高水平，吸引外资流入的基本面没有变。 2016-04-01/shanghai/2016/0401/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