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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5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1/content_70494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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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0月，银行结汇15194亿元人民币，售汇13940亿元人民币。2025年1-10月，银行累计结汇147941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142201亿元人民币。 按美元计值，2025年10月，银行结汇2142亿美元，售汇1965亿美元。2025年1-10月，银行累计结汇20675亿美元，累计售汇19866亿美元。 2025年10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44207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0579亿元人民币。2025年1-10月，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464836亿元人民币，累计对外付款452607亿元人民币。 按美元计值，2025年10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6231亿美元，对外付款5719亿美元。2025年1-10月，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64936亿美元，累计对外付款63227亿美元。 附：名词解释和相关说明 国际收支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 银行结售汇是指银行为客户及其自身办理的结汇和售汇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履约和期权行权数据，不包括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数据。银行结售汇统计时点为人民币与外汇兑换行为发生时。其中，结汇是指外汇所有者将外汇卖给银行，售汇是指银行将外汇卖给外汇使用者。结售汇差额是结汇与售汇的轧差数。 远期结售汇签约是指银行与客户协商签订远期结汇（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外汇收入（支出）发生时，即按照远期结汇（售汇）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售汇）。 远期结售汇平仓是指客户因真实需求背景发生变更、无法履行资金交割义务，对原交易反向平盘，了结部分或全部远期头寸的行为。 远期结售汇展期是指客户因真实需求背景发生变更，调整原交易交割时间的行为。 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是指银行与客户签订的远期结汇和售汇合同在本期末仍未到期的余额；差额是指未到期远期结汇和售汇余额之差。 未到期期权Delta净敞口是指银行对客户办理的期权业务在本期末累计未到期合约所隐含的即期汇率风险敞口。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指境内非银行居民机构和个人（统称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与非居民机构和个人之间发生的收付款，不包括现钞收付和银行自身涉外收付款。具体包括：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跨境收付款（包括外汇和人民币），以及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境内收付款（暂不包括境内居民个人和机构与境内非居民个人之间发生的人民币收付款），统计时点为客户在境内银行办理涉外收付款时。其中，银行代客涉外收入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从非居民收入的款项，银行代客对外支出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向非居民支付的款项。 2025-11-25/ningxia/2025/1125/2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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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5年第17期 作者：刘晓凯 管制多、流动性差、风险大、对冲成本高，是目前小币种汇率套保普遍面临的难点。 随着中国企业“出海”目的地日益多元化，小币种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上升。但小币种交易流动性差、相关金融服务供给较少，给汇率风险管理带来困难。笔者从小币种的特点着手，讨论小币种汇率风险管理面临的困难，并从供需两端分析当前企业小币种汇率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最后给出优化建议。 小币种汇率套保的难点 小币种一般是指交易流动性较低、市场规模较小、国际接受度有限的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相对。按照此定义，小币种既可以是发达经济体货币，也可以是发展中经济体货币。从实践层面看，由于发展中经济体货币的汇率往往波动较大，笔者重点讨论此类小币种的汇率风险管理。总体看，这类货币的下述特点加剧了汇率风险管理难度： 一是管制多。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政局不稳或经济落后，往往面临外汇短缺，存在各种形式的外汇管制。例如一些工程企业在非洲、中亚地区承包工程取得的收入存在汇回困难，一些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收入汇回也多次遭遇纠纷。 二是流动性差。小币种的交易不活跃、缺乏流动性、价格缺乏透明度，不仅增加了跨国使用难度，也导致市场研究和关注较少，需求和供给无法匹配，外汇市场一直发展不起来，即期交易尚有难度，衍生交易则更加困难。 三是风险大。小币种的汇率风险往往与其他风险（如国别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交织，金融机构开展相关业务需要付出较高的合规成本，部分金融机构因风险偏好不匹配而选择避开相关交易。就汇率风险本身而言，小币种给中国企业带来的主要是贬值风险。 四是对冲成本高。中资企业的小币种汇率敞口一般是出口收汇方向。但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利率较高，按照利率平价，高利率的货币贴水，因此即便存在活跃交易的市场，小币种的衍生品交易也往往存在较高的对冲成本（见图1）。 小币种汇率风险管理存在的现实约束 除了小币种自身特点造成的交易困难外，具体到中资企业的小币种汇率风险管理，还存在以下现实约束： 从供给端看，中资金融机构服务企业出海的能力存在不足。一是中资银行的全球业务布局尚不完善。与欧美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基本上由国内起家，2000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海外布局，区域上主要集中于传统发达市场，业务上主要是贸易融资、项目贷款等传统业务，在发展中经济体和小币种交易领域存在短板。二是中资银行对小币种业务的知识储备存在不足。小币种汇率更容易受当地政局、地缘风险等非传统甚至是冷门因素影响，国内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知识储备和人才培养更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和热门区域，对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外汇市场了解不够深入，难以快速响应企业的小币种汇率风险管理需求。 从需求端看，中资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方式比较粗放。一是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部分企业在出海初期，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开拓和业务扩张方面，一些企业还存在互相压价争夺项目的情形，对小币种汇率波动可能带来的财务影响缺乏足够预判，未能将汇率风险纳入项目成本，或者因一段时期内汇率相对稳定，而忽视了潜在的汇率波动风险。二是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源去管理小币种的汇率风险。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发展中经济体更多是欧美出口市场之外的补充，不少企业可能会同时在多个国家寻找机会，单一币种的收汇规模不大，难以分配足够的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往往因兑换不及时而产生损失。 小币种汇率避险的优化建议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指引》，企业在管理汇率风险时，可以把金融对冲和经营对冲相结合，把衍生品对冲和自然对冲相结合，还可以通过调整贸易计价货币来隔离汇率风险或调整商品价格来转嫁汇率波动。鉴于小币种存在汇兑难、对冲成本高等问题，企业可采用如下思路改进风险管理。 一是优先采用人民币或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企业应增强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在项目评估时将汇率风险考虑在内，在合同谈判中优先选择以人民币或美元、欧元等主流货币计价和结算，尽可能避开不可对冲的小币种敞口。如不得不选择小币种，则应在项目预算和合同中留出汇率风险管理成本。 二是以自然对冲和经营对冲为主要手段压缩汇率敞口。对于已经产生的小币种敞口，首先应进行系统梳理，将一部分敞口内部抵消，并在当地政策范围内尽可能将当地货币兑换为美元等主要货币。在此基础上主动优化财务管理和经营方式，通过本地化经营和适度扩大经营范围，在当地融资、生产、采购和销售，尽可能将资产和负债的币种匹配、将收入和支出的币种匹配，从而实现汇率风险的自然对冲。 三是积极利用各种外汇衍生品对剩余敞口进行管理。充分利用流动性较好的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例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交易所提供了印尼卢比、印度卢比、泰铢等小币种外汇期货（见表1）。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货币，企业可利用无本金交割远期（NDF）进行对冲。从成本和流动性角度，可以优先考虑叙做小币种与美元之间的NDF，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对冲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风险。 四是对于剩余无法对冲的风险，利用特殊方法进行管理。例如由于东道国外汇储备缩水，部分企业在当地的收入难以汇出，通过采购当地大宗商品并运回国内销售的方式，解决外汇管制带来的汇率风险问题。再如，部分企业在合同中纳入汇率波动条款，约定当汇率波动超过某个阈值时调整产品售价，从而规避极端汇率风险。此外，还可通过购买出口信用保险来防范政治和地缘等因素带来的收汇损失。 在企业层面做好汇率风险管理的基础上，从长远看，国内各方应努力改善金融供给，协助中资企业优化汇率风险管理。首先，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快海外布局，补齐小币种领域的服务短板，将人民币融资和结算网络拓展至全球市场，增强金融服务企业出海的能力。其次，龙头企业可利用自身优势将上下游产业链的敞口内化和集中，并以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经验给产业链赋能，优化小币种的汇率风险管理，实现协作共赢。再次，监管部门继续发挥统筹协调职能，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持续深化汇率避险合作。同时，继续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帮助企业降低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继续加快研究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进一步降低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成本。 2025-11-25/safe/2025/1125/268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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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5年第17期 作者：韦小川 李谷 较高的交易成本、雷亚尔直兑通道的缺乏以及严格的外汇管制，是目前制约中资企业开展巴西雷亚尔汇率避险操作的主要因素。 中国和巴西同为全球重要新兴市场，亦是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核心成员。近年来，两国持续以战略引领深化双边经济合作，两国关系定位已升级至“中巴命运共同体”。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巴西“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计划”“生态转型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主要发展战略深度对接，中巴两国企业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诉求相应增加。其中，构建针对巴西雷亚尔的高效、低成本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愈发重要，是中资企业深耕拉美业务布局、强化南南经贸韧性的关键支撑。 巴西经济基本情况 近年来巴西逐步走出新冠疫情影响，国民经济实现平稳增长，为商业活动和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在资源禀赋方面，巴西拥有世界第五大的国土面积、第七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第五大铁矿探明储量、第十五位的石油探明储量。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数据，2024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7万亿雷亚尔（约合2.0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创2021年以来最高增速，经济体量全球第十，稳居拉美第一。从需求结构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占GDP的比重超过80%，投资和净出口占比分别为16%和2%左右。2024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在4.7%，略高于巴西央行的通胀目标上限（4.5%）；失业率降至7.2%，为近十年来最低水平。 中国和巴西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双边经贸合作持续向纵深推进，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例如，中国对大豆、牛肉、铁矿、锂矿等产品存在大量需求，为巴西提供了广阔的出口市场；巴西工业升级战略所需的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动载具等产品则需要中国制造。自2009年起，中国始终稳居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巴西也是中国在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总体呈现增长态势。2024年中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882.14亿美元，同比增长3.57%。2025年1—7月，中巴贸易规模超过1110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逾3%。 巴西外汇市场概览 巴西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巴西央行通过外汇掉期、现汇买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等工具干预市场，抑制币值剧烈波动。巴西外汇管制政策较为严格，一般企业或个人在巴西境内不能开立外币账户，外币进入当地强制结汇成雷亚尔后方能使用，所有外币进出项下交易须通过授权金融机构（如银行）办理，并在巴西央行系统进行登记，提供相应的真实性用途证明。 巴西雷亚尔对美元的即期汇率呈现高波动态势，近年平均年化波动率约在13.5%左右，高于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印度卢比等新兴市场货币的波动水平。具体来看，影响巴西雷亚尔汇率的核心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大宗商品价格。巴西出口收入的60%依赖于大宗商品，其中以大豆、肉类等农产品以及铁矿石、原油等矿产品为主，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会显著影响市场货币需求和巴西雷亚尔汇价。二是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事件。2025年以来，美元指数走势、国内政治运动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等都曾在短期内导致雷亚尔币值发生剧烈波动。三是国内通胀及货币政策。由于通胀水平持续高于巴西国家货币委员会（CMN）设立的目标区间（1.5%—4.5%），巴西央行自2024年9月起开始实施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目前基准利率已达到15%，与多数经济体利差交易空间超过10%，吸引大量套利资金入市的同时，亦为雷亚尔币值提供一定支撑。 鉴于巴西雷亚尔对美元的高波动性易给贸易投资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为减少美元依赖、降低汇率风险、强化区域金融合作，巴西政府近年来陆续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阿根廷等拉美地区国家，以及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相继建立了本币结算机制，以期重塑巴西外汇市场和雷亚尔汇率形成机制。 中资企业对巴西雷亚尔的汇率避险诉求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我国不同业态的涉外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业务持续拓展。在巴西市场，中资企业在制造业、能源与矿业、农业、基建以及数字科技领域的投资布局加速落地，对资金结算、汇率避险等需求越发迫切。 对于一般贸易类企业，有效的汇率风险管理是这类企业聚焦主业、提升经营可预测性、保持竞争力的关键保障。在美国发动关税战、贸易战的背景下，巴西政府积极表态愿意拓展对华贸易合作。然而，由于巴西雷亚尔汇率波动剧烈且实行外汇管制，使得中资企业收付汇资金面临显著汇兑风险，对经营利润造成较大冲击。此类中资企业的核心需求集中于可交割的现汇即期、远期结售汇业务，旨在降低巴西雷亚尔汇率波动对经营利润的侵蚀，锁定成本和收益。 对于跨境电商、物流等新业态，巴西人口结构年轻，互联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对移动支付、电商、短视频等新兴互联网服务接受度高，展现出巨大的线上消费潜力和持续增长动能，推动跨境电商行业在当地稳步成长，并催生出大量仓储物流需求。在此背景下，中资互联网电商、物流企业纷纷布局巴西市场，在物流费用结算、海外仓建设、完善全球供应链布局等方面存在明确的国际结算和汇率风险管理需求，主要集中在即期汇率风险对冲，希望通过锁定汇率以管理汇兑损益。 对于海外投资类企业，中资企业在巴西的投资与运营已经成为推动两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其中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构成投资主力军，业务遍及传统资源、绿色能源及高科技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由于巴西当地融资成本高企，中资企业主要依赖自有资金或人民币等低息货币融资进行投资，并倾向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此类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是资本金购汇风险，即初始投资时产生的货币兑换风险；二是日常经营敞口风险，即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外汇风险敞口；三是报表折算风险，即合并财务报表时的货币折算风险。以上汇率风险管理需求通常需要借助外汇即期以及衍生工具进行对冲，而巴西严格的外汇管制增加了相关中资企业的风险对冲交易成本和对冲难度。 金融服务巴西雷亚尔汇率避险需求的主要路径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金融机构通过打造境内外一体化经营网络，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巴西雷亚尔汇率避险服务体系。国内市场方面，巴西雷亚尔外汇业务稳步推进，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美元对巴西雷亚尔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部分商业银行亦开放对客NDF服务，另有少数银行能够提供可交割的巴西雷亚尔结售汇服务。在巴西市场，多家中资大行已在当地设立分行、子行等经营机构，着力构建覆盖当地中资企业的金融服务网络。以下将分类介绍主要的巴西雷亚尔汇率风险管理工具。 一是即期汇率风险管理。当前，国内少数中资银行可以提供巴西雷亚尔即期结售汇直兑报价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当前银行和客户开展巴西雷亚尔即期结售汇交易时必须承担额外交易成本，核心在于巴西雷亚尔金融交易税（IOF）政策。根据巴西当地规定，当地金融机构间外汇交易免税，但境外机构与巴西境内金融机构之间涉及巴西雷亚尔的外汇交易需缴税（因巴西央行未开放此类交易的登记豁免），因此我国境内银行与巴西当地金融机构开展巴西雷亚尔外汇交易，都需要缴纳金融交易税。根据巴西最新税法规定，买入巴西雷亚尔税率为0.38%，卖出巴西雷亚尔税率为3.5%。 二是远期汇率风险管理。外汇远期是主流汇率避险工具，但包括巴西雷亚尔在内的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尚缺乏与人民币之间的直接远期汇率报价机制，这一市场空白使相关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国内少数具备国际业务能力和新兴市场专业经验的中资银行推出了针对巴西雷亚尔远期产品服务，包括可交割远期结售汇（DF）和NDF。可交割远期到期时可以进行本金的实际兑换，适用于具有真实贸易背景、未来需完成实际交割的企业，但银行和企业必须处理金融交易税、衍生品交易协议签署、保证金缴纳等复杂流程，并且由于存在时差及市场深度不足，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难点。而无本金交割远期操作灵活，到期按特定的参考价格以美元或人民币进行轧差清算，市场流动性较好，且基本不受交易货币的时区限制，但主要适用于旨在对冲汇率波动风险而无实际货币资金收付需求的场景，如估值管理、资本项下投资对冲等。实务操作中，针对时差和市场流动性等限制因素，国内中资银行可通过产品组合方式对冲汇率风险，实现对客可交割巴西雷亚尔远期结售汇服务。以交通银行为例，通过“NDF锁定+到期即期交易”组合策略，即先以NDF锁定远期汇率，到期后开展可交割即期交易（需要承担可控的基差风险），可以间接实现远期风险对冲，满足企业客户的汇率避险需求。 三是汇率和利率综合风险管理。外汇掉期交易及货币互换是实现汇率与利率风险同步管理的有效工具，在满足流动性管理需求、支持融资安排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灵活交易组合，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汇率、利率风险管理方案和报价服务。具体有以下几类方式：其一，人民币对巴西雷亚尔无本金交割货币掉期（NDCCS）。这类方式的交易成本和操作复杂性低，可用于对冲汇率和利率波动带来的现金流风险，但不适合存在实际融资需求和资金使用计划的场景。其二，人民币对巴西雷亚尔可交割外汇掉期。这类方式能够同时覆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和资金融通需求，但金融交易税会抬高整体交易成本，并且外汇衍生品的保证金要求也会增加银行和企业资金占用以及风险管理的复杂度，致使在境内直接办理人民币对巴西雷亚尔可交割外汇掉期成本较为高昂。其三，跨境联动模式。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蓬勃发展赋予企业管理新兴市场货币汇率风险的新路径。目前企业能够通过巴西当地的中资银行在离岸市场完成汇兑和避险操作，符合条件的企业还可经过巴西当地的跨境人民币参加行，办理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 外汇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承载着支持中巴两国深化互联互通的职责使命。在中国外汇市场推动开展人民币与巴西雷亚尔的直接兑换业务，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双边经贸往来，更好满足企业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向前看，发展人民币与雷亚尔直兑市场大有可为，未来市场建设可聚焦以下方向：一是推动降低交易成本。建议两国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推动逐步豁免国内银行与巴西境内金融机构涉及巴西雷亚尔外汇交易的金融交易税，降低业务成本。二是加速打通人民币与巴西雷亚尔直兑通道。适时在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人民币与巴西雷亚尔直接交易，降低对第三方货币依赖，进一步提升交易效率。三是扩大本币融资场景。推广跨境人民币贷款模式，复制成功项目的低成本融资经验，拓展人民币在巴西能源、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的融资使用。 2025-11-25/safe/2025/1125/268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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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5年第17期 作者：梁玥 鉴于东盟各国外汇市场存在差异，企业应根据投资目的地区别制定汇率避险策略，参考货币的结算便利度，金融产品的丰富度，以及是否与人民币直接兑换有特殊安排，确定相应的货币汇兑和对冲方案。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等合作框架下，中国与东盟逐步形成了“产业链共筑、市场共拓、风险共担”的互利共赢模式。然而，东盟国家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遭受重创的记忆以及经济结构、政治局势问题等原因，大多存在外汇管制且本币汇率波动较大，加大了中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难度，企业需结合自身业务布局，动态跟踪政策与市场变化、灵活运用金融工具，方能在区域经贸浪潮中行稳致远，筑牢发展根基。 东盟国家经济金融概况 经济概况。东盟各国经济结构差异较大，中资企业进入东盟市场面临的政治经济条件、自然禀赋等存在较大不同。按经济增长速度来划分，东盟十国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是高增长组，包括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这类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外部投资拉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数字经济推动以及区域合作加强。第二组是中速组，包括泰国、文莱、老挝，这类国家受制于经济结构、人口等因素，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高增长组。第三组是低速组，包括新加坡和缅甸，前者主要是经济绝对体量较大，基数效应拉低经济增速，后者主要受政治动荡和外部制裁拖累。此外，如按产业结构划分，东盟各国的差异也较为明显。新加坡、泰国等是服务业驱动，越南和印尼制造业占比较高，马来西亚、菲律宾大宗商品资源丰富，柬埔寨、老挝仍以农业为主，文莱则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金融市场概况。为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接，相关国家央行等金融监管机构已做出协同安排。一是区域支付系统互联。东盟通过区域支付互联互通（RPC）和本地货币结算（LCS）两大机制，初步构建起跨境资金流动的基础设施网络。在LCS框架下，泰铢—印尼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等货币对直接交易规模达3.2亿美元/日。中国与东盟合作建设的“数字人民币—东盟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多币种实时兑换。二是清迈倡议多边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共同签署“清迈倡议”，旨在解决本区域短期流动性困难，弥补现有国际金融安排的不足。截至2024年年底，清迈倡议的资金池规模已从最初的800亿美元扩容至2400亿美元，对区域金融市场稳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三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现已覆盖东盟10国，2024年处理东盟业务量达4.8万亿元；跨境支付合作不断深化，例如支付宝与柬埔寨Bakong系统实现互认，2024年跨境二维码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210%；此外，东盟监管还推动建立统一的尽职调查（KYC）数据库，实现黑名单实时共享。 从泰铢和林吉特看东盟货币避险 如按资金流动的自由性对东盟国家的货币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新加坡元，实行较高程度的可自由兑换。第二梯队是泰铢和文莱元，实施有限程度内的可自由兑换。第三梯队是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卢比、越南盾、菲律宾比索，实施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第四梯队是柬埔寨瑞尔、老挝基普、缅币，实施极其严格的外汇管制，资金几乎难以跨境流动。整体看，除新加坡外，泰国和马来西亚是目前东盟投资潜力较大的两个国家，也是不少中资企业所青睐的投资目的地。鉴于此，以下重点分析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汇率制度安排和避险策略。 泰铢 外汇制度安排。东南亚货币大部分是管制货币，泰铢是少见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境内外主体均可参与泰铢即期、远期市场。为遏制恶意做空泰铢投机和热钱快速流入、降低非居民持有泰铢规模，泰国央行从1990年起规定非居民泰铢账户（NRBA）单日余额不得超过3亿泰铢，但制度缺陷以及过早开放资本账户，使得泰国仍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被狙击。2006年开始，泰国央行强化限额执行、要求NRBA账户超额交易需提供贸易/投资背景；2013年推出非居民合格公司计划，符合条件企业可豁免限额；2021年后明确非居民泰铢账户和非居民证券账户分离制度，禁止账户间转账，强化反洗钱审核。同时，泰国央行通过即期外汇买卖等各种工具高频率干预泰铢汇率，维护泰铢汇率稳定。 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泰铢汇率走势和泰国跨境资金流动看，泰国央行的外汇管制措施较为成功。近10年，美元对泰铢的波动区间为29.7—37.8，最大振幅接近30%，整体较为平稳，2025年美元对泰铢的日均波动率仅有0.7%。2025年4月，当美国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造成市场恐慌性卖出泰铢时，泰国央行买入等值120亿美元泰铢稳定汇率，取得较好效果。 外汇市场走势。泰国是出口导向经济体，长期以来，不论是为促进制造业还是旅游业，泰国央行都有动力维持泰铢温和贬值，以提振出口竞争力。泰国是典型的第三产业占比高，工业次之的国家，其中以旅游业为支柱的服务业是泰国的第一大产业，在泰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高达44%。但对旅游业的高度依赖也使泰国经济和泰铢汇率易受到全球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泰国旅游业收入锐减，对泰国经济造成重创。2022年美联储快速加息到5.50%，而同期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通胀温和，泰国基准利率最高仅2.5%，泰铢与美元利差倒挂维持在300个点以上，令泰铢汇率承压。此外，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在高能源价格和高利差的双重影响下，泰铢对美元下跌近30%。2024年，泰铢对美元升值迅速，主要原因在于，泰国黄金交易中心是亚洲最大交易中心，而泰国黄金交易以泰铢为主，导致泰铢和黄金价格之间产生了正向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2024年黄金价格暴涨期间被强化，泰铢与黄金价格的相关性从0.4变为0.7，推动泰铢在2024年对美元上涨。同时，2024年美国开始进入降息周期，美元指数全年下跌近8%，受此影响，美元对泰铢汇率在三个月内从37下跌至32。 2025年以来，泰铢币值总体稳定，截至目前，美元对泰铢汇率从年初的34.80下跌到最低32.20，泰铢已升值8%。展望泰铢走势，一方面，鉴于泰铢币值与黄金在过去两年的正相关性不断增强，而黄金价格现已涨到3300美元/盎司，且未来大概率仍将上涨，预计泰铢将获得黄金价值的支撑。另一方面，市场对美联储在后半年降息的预期令美元承压，也会对泰铢形成升值压力。基于上述背景，预计泰国央行会加大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以将泰铢汇率维持在合意区间，维持出口竞争力。 马来西亚林吉特 外汇制度安排。马来西亚央行对林吉特实施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林吉特为境外不可交割货币。离岸银行须在签署承诺函（承诺不参与离岸NDF交易）和完成一定的报备、内控、操作流程等环节的前提下，申请获得授权、成为在岸银行的指定海外机构（Appointed Overseas Office，以下简称AOO）后，方可开展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外汇交易和对冲、结算等业务，马来西亚境外企业的本地账户也可以通过AOO进行林吉特的结售汇业务。在AOO框架下，AOO可以与在岸银行基于代客交易需求开展林吉特平盘交易。马来西亚央行的管控政策，保证了实需背景下林吉特的正常流通，同时也加大了游资冲击林吉特的难度。 外汇市场走势。马来西亚林吉特与泰铢走势相似度极高，但因为马来西亚农业和矿产、石油出口占GDP比重较大，因此相较于其他东盟国家货币，林吉特还会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整体而言，马来西亚林吉特波动性比泰铢高的多：2014—2016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115美元跌到每桶30美元、棕榈油价格下跌30%，对林吉特造成了极大冲击；同期，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推升美元指数，林吉特作为典型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的货币遭受重创。此外，马来西亚外债占GDP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也是影响林吉特币值稳定的一大因素。 在经济因素之外，林吉特汇率还会受到政治突发事件的影响。2015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曝出涉嫌转移大额美元资产，引发市场对马来西亚政治稳定的担忧，投机者通过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市场集中卖出林吉特，林吉特在2年内对美元贬值40%以上。而境内外价差的存在，促使投机者不断以卖出在岸林吉特、买入离岸林吉特的方式跨市场加杠杆套利，并在期权市场买入1年期看跌期权、推高美元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期权隐含波动率，叠加当时市场盛行的买入美元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以轧平不断挤出的Gamma头寸交易策略，形成了马来西亚林吉特的贬值循环。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央行严格限制AOO等离岸机构通过在岸和离岸市场价差炒作外汇，禁止其参与林吉特的NDF交易。 2025年以来，林吉特汇率趋于平稳，受美元走弱影响，美元对林吉特汇率从年初高位4.5下跌到现在的4.2附近。展望后市，预计美元对林吉特汇率在2025年下半年将继续在4.2附近波动。从升值可能性看，如果美联储快速降息，美元对林吉特汇率有可能下破4.20、冲击4.0关口；从贬值可能性看，国际油价目前波动较大，但后续如出现乌克兰危机结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增产等事件，国际油价仍有下跌空间，或带动林吉特贬值。此外，美国对等关税的影响也不应小觑，亚洲作为出口国，如果关税冲击加大，包括林吉特在内的众多亚系货币预计仍会承压。长期看，除了经济结构易受外部冲击外，马来西亚的外债是外汇储备的2.5倍，相较于外汇储备可以覆盖全部外债的泰国，外汇储备的相对不足使得林吉特在极端情形下仍有可能被外部游资挤兑。 东盟货币汇率避险建议 第一，对于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无为而治”往往胜过主动作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基于充分的事前准备：一方面，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企业应当事先综合评估被投资国或进口国的汇率制度安排、未来变化路径以及政治风险，避免退出时遭遇本金损失。建议优先选择第一梯队（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政策红利显著国家（越南、泰国），谨慎进入高风险国家（缅甸、老挝等）。另一方面，企业可通过国际结算类产品调整本外币结构，达到外汇敞口的“自然对冲”，降低汇率摩擦损耗，例如扩大当地货币在成本支出中的占比，降低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币种错配，或签署以人民币或可自由兑换货币计价的合同，将不可交割货币的汇率风险转移给交易对手承担。 第二，对于无法通过自然对冲规避的外汇风险，企业可建立与自身禀赋相适应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鉴于东盟货币结算和汇兑安排具有区域特色，建议中资企业在出海前向境内银行了解当地外汇政策，通过银行的境内外分支机构协作，充分运用中国—东盟双边本币结算、跨境人民币等网络，事先确定好结算和汇兑方式。对于汇率风险管理意愿强、能力好、资源丰富的成熟企业，可将东盟货币纳入自身汇率风险管理框架，银行为其提供报价流动性支持，以敏捷、有竞争力的报价服务企业避险需求。对于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较薄弱的企业，可以邀请境内银行共同参与汇率风险管理的决策和执行。 第三，在对冲工具的选择上，鉴于东盟国家外汇市场存在差异，企业应根据投资目的地区别对待。对于新加坡和泰铢，企业可以依托两类货币的结算便利优势，自由选择境内或境外市场，通过即期、远掉期管理汇率风险。对于印尼等存在外汇管制，但对人民币直接兑换有特殊安排的货币，企业可以优先选择通过东道国、其次选择在中国境内办理汇兑和对冲。越南虽然与中国存在区域双边直接兑换安排，但目前仅限于相关边境省份，可与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货币一同在当地及时完成汇兑，并及时汇出外汇，避免政策变化引起损失。 此外，在顶层设计上，对于两国基于双边本币结算的汇率制度安排，期待各国央行能够不断深化货币合作，推动相关东盟国家货币当局采取更为平等、开放和互信的态度，在离岸清算行/离岸授权机构代离岸客户使用本国货币的汇兑交易进行申报时，简化相关非交易要素信息的收集，进一步提升跨境交易的便利度，同时避免与相关信息出境限制相冲突。 2025-11-25/safe/2025/1125/268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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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5年第17期 作者：周宏波 刘畅 郭强 结合自身业务特征和避险诉求，企业可灵活选择基于中印尼双边本币合作框架开展汇率避险、通过汇率对冲工具和本地化融资实现汇率避险以及通过滚动对冲和动态套保应对长期限汇率风险等方案。 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然而，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存在较高波动性与不确定性，推动新兴市场货币与人民币直接结算，对于出海企业开展汇率避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笔者以印尼卢比为研究对象，探讨中资企业出海印尼过程中进行汇率避险的必要性，并结合汇率避险案例探索实践方案。 印尼经济特点及印尼卢比汇率波动特征 根据2024年最新数据，在东盟十国中，印度尼西亚以约1.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占东盟十国经济总量的35.5%），成为东盟第一大经济体；其人口约2.83亿，同样位列东盟首位。印尼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农业、矿业、服务业为核心支柱。制造业是印尼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24年制造业占GDP比重超40%，涵盖电子电器、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多个高增长行业。农业和矿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为印尼出口创汇提供重要支撑。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占印尼GDP的约13%，主要农产品包括棕榈油、橡胶、咖啡、茶叶和可可等。作为全球重要的矿产资源国，矿业占印尼GDP的约5%，主要矿产品包括煤炭、镍矿、锡矿以及金、银、铜等。此外，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如金融、电信、物流）逐步成为印尼经济新增长点。 印尼卢比（IDR）是印尼法定货币，也是全球流通货币中币值最小、面额最大的货币之一。印尼卢比的高面额特征源自其高通胀的历史，尽管1965年的货币改革实施了旧卢比以1000:1的比例兑换新卢比，使卢比币值一度趋于稳定；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度导致印尼卢比大幅贬值，形成了如今卢比面额较大的现状。目前，印尼通胀水平维持在2%至5%之间，虽相对可控，但仍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作为新兴市场货币，印尼卢比汇率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全球经济形势以及国内经济表现、美联储货币政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一，作为亚洲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印尼是众多大宗商品的主要出口国，因此印尼卢比汇率与大宗商品价格高度相关。其二，受政治、经济稳定性不足等因素影响，卢比汇率波动较大，且近十几年来长期呈现逐步贬值态势。其三，由于印尼卢比的流动性显著低于主要货币，这使得卢比汇率易受短期资本流动冲击，例如，在美联储加息周期中，资本流出印尼市场，就会导致卢比贬值。 为平抑卢比汇率的波动，印尼央行对印尼卢比与外币的兑换实施相应限制措施，开展印尼卢比外汇交易（即期、远期、掉期等）需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包括交易对手身份、交易类型、交易背景等。同时，对印尼卢比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必要时进行外汇干预。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引发全球市场恐慌，外资撤离新兴市场，卢比对美元汇率从年初的13600暴跌至16500；随后，印尼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叠加煤炭、棕榈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卢比汇率回升至14200。2021年，美联储释放缩表信号，但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对卢比汇率形成支撑。2022年上半年，乌克兰危机持续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卢比汇率稳定在14300至14700区间；2022年下半年起，美联储连续加息，卢比贬值至15800附近。2023年以来，受大宗商品出口下滑，叠加2024年至今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影响，卢比继续呈走弱趋势，目前稳定在16000至16500区间。 在利率干预方面，印尼央行的政策调整与经济形势、汇率压力紧密相关。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印尼央行紧急降息五次，利率从5%降至3.75%。2022年，为应对美联储加息引发的资本外流压力，以及印尼通胀飙升至6%（突破央行2%—4%目标区间）的挑战，印尼央行全年紧急加息六次，利率升至6.25%。2023年至今，因美联储延迟降息，印尼央行不敢轻易放松货币政策；同时，国内通胀重新抬头、卢比汇率承压。内外部压力相叠加，导致印尼卢比利率迄今仍维持在6%的高位。 企业在印尼卢比汇率避险中的主要诉求 基于印尼卢比高波动、强管制的特性，中资企业对印尼开展经贸往来时，汇率避险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不同类型企业因业务模式、交易特征以及风险暴露场景存在差异，对印尼卢比汇率避险的诉求各有侧重。深入把握企业汇率避险的核心诉求，是助力企业做好汇率避险工作的重要前提。 以锁定汇率成本为目标的汇率风险管理。一般贸易企业作为跨境货物贸易的核心参与者，其汇率风险管理的核心诉求是通过锁定汇率成本实现经营利润的可预期性。这类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交易金额大、结算周期长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企业签订进出口合同后，需历经生产、运输、报关等一系列环节才能完成结算，这一过程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半年甚至更久。同时，合同定价货币与成本核算货币存在错配——多数企业以卢比作为销售货币，却以人民币核算成本，形成“外币收入—本币成本”的天然敞口。在此期间，汇率每一次波动都可能给企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企业在签订合同之初锁定汇率成本、规避汇兑损失，才能确保经营利润稳定。 以“高效率、低损耗”为目标的汇率风险管理。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具有高频、碎片化交易特点，与传统贸易差异显著：订单数量多但单笔金额小、交易频率高、资金周转速度快。对这类企业而言，实时汇率兑换可帮助其在最优汇率时点完成兑换，最大限度减少汇差损失；直接兑换省去中间货币转换环节，既能提高结算速度，又能降低转换成本。此外，企业还希望获得便捷的线上操作平台，实现汇率查询、兑换、结算等全流程线上化操作，提升工作效率。综上，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企业的核心诉求包括实时汇率兑换、直接兑换及线上化操作。 以稳定市值管理为目标的汇率风险管理。对外投资类企业需要在印尼长期运营，企业市值能否稳定不仅关系到企业市场价值的体现，更是维系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支撑。汇率波动通过资产计价、利润核算、现金流预期等多重路径影响企业市值，而印尼卢比的高波动性与外汇管制政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例如，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工程项目时，投入以美元为主，但项目收益和运营成本多以印尼卢比结算。若印尼卢比大幅贬值（如2011—2020年累计贬值近80%），企业将卢比兑回美元时会面临惨重损失；同时，因印尼子公司长期借款币种与记账货币错配，频繁的汇率波动会导致财务报表中的汇兑损益剧烈波动，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判断。因此，构建以稳定市值为核心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成为对外投资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印尼卢比汇率避险实践 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诉求，结合中印尼双边本币合作框架与市场工具，实践中已形成多类可复制的避险方案。 一是基于中印尼双边本币合作框架开展汇率避险。尽管印尼卢比是受限制的可兑换货币，在货币兑换、资金汇入汇出等方面受若干管制规定的约束，但印尼近年来也在逐步推进开放进程，与多国签署双边本币框架结算协议，允许印尼卢比在部分离岸市场开展受限制交易。2021年9月，中国与印尼两国央行正式启动双边本币结算合作框架（LCS框架），并授权特许交叉货币做市商（ACCD银行）开展人民币对印尼卢比直接交易。中国人民银行还在浙江省建立人民币与印尼卢比直接报价及交易的银行间区域市场。该机制的运行，对于节省人民币对印尼卢比兑换成本、畅通双方投融资渠道、便利双边经贸往来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中国和印尼两国企业已可在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项下开展本币结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5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5年上半年人民币对印尼卢比即期直接交易量为32.18亿元，较2024年上半年的8.2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88.19%，表明我国实体企业对印尼卢比的结算和交易需求正快速增长。作为全国最早开办外汇业务的银行之一，中信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充分发挥外汇业务专业优势，积极推进LCS及相关业务：加入ACCD银行行列，完善人民币对印尼卢比汇率、利率衍生产品体系，加快数字化建设进程，为中国及印尼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跨境人民币产品服务；同时，结合企业印尼卢比业务需求，探索提供涵盖结算、融资、交易及避险保值在内的全方位金融服务方案，满足企业对印尼贸易及投资的综合金融服务需求。 二是通过汇率对冲工具和本地化融资实现汇率风险管理。在汇率对冲方面，企业可选的工具主要包括远期结售汇和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其中，远期结售汇是贸易企业锁定汇率的首选工具，企业通过与银行约定未来结算日的汇率，可实现结算汇率的确定性与成本预算的可控性，进而达成“订单利润可视化”目标。例如，某电动汽车出口企业2024年通过远期合约锁定全年60%的卢比收款，成功规避卢比阶段性贬值3.2%带来的损失，避免“订单盈利但结算亏损”的情况。又如，某汽车零部件企业从印尼进口天然橡胶，2024年通过“即期购汇+远期锁汇”组合策略，将全年橡胶采购的汇率成本控制在预算±1%以内，避免因卢比阶段性升值导致成本超支。而对于无法进行卢比实际交割的企业，可采用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工具。例如，某外贸企业通过办理卢比对美元NDF，间接锁定人民币成本，2024年累计办理金额折合人民币2.3亿元，平均节省汇兑成本1.2个百分点。此类工具的优势在于无需实际交割卢比，仅通过差额结算实现风险对冲，尤其适合受印尼外汇管制影响、无法在离岸自由调配卢比外汇的企业。此外，企业还可通过资产负债货币结构的匹配，实现汇率风险的自然对冲，减少估值波动对净资产的冲击。部分出海印尼的企业，在项目建设期便采用“卢比资产—卢比负债”的匹配策略：通过印尼本地银行的卢比贷款解决融资需求，对应以卢比计价的厂房、设备等投资。若卢比贬值，企业资产端缩水与负债端贬值可形成对冲，将汇率波动引发的合并报表净资产变动率控制在较小范围。对于无法在印尼本地融资的企业，可通过境外主体融入印尼卢比，降低卢比净资产敞口。例如，某机械制造企业印尼子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印尼卢比，但长期负债以人民币计价；该企业以香港子公司的身份主体进行印尼卢比跨境贷款，融资2300亿印尼卢比（折合人民币1亿元），有效降低了卢比汇率波动对合并报表层面净资产和利润的影响。 三是通过“滚动对冲”与“动态套保”应对长期限汇率风险。鉴于印尼卢比作为新兴市场货币存在长期流动性不足、汇率波动大的问题，对于长期订单，企业可采用“滚动对冲”策略，将大额长周期敞口拆分为多个短期合约。例如，某重型机械企业出口印尼的2年期订单，通过每3个月签订一次远期合约的方式，既适应了汇率市场变化，又确保各阶段结算汇率稳定，最终实际结算成本与初始预算偏差仅0.8%。此外，企业还可以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动态调整套保比例，结合印尼卢比汇率的波动率以及波动方向，确定相应的套保比例、选择对应期限的套保产品，并持续跟踪观测市场，动态调整套保策略。 2025-11-25/safe/2025/1125/268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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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5年第17期 作者：晋东 姚树屏 李婷婷 总体看，越南外汇市场管制严格，且流动性和市场成熟度相对较低。企业应尽量通过开展同币种利率操作减少汇率风险敞口，同时抓住有利价格窗口，借助境内外银行协同越南盾与美元等外币交易模式降低汇率避险成本。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入推进，中国与越南的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越南已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与海外投资目的地。然而，越南盾作为典型的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呈现高波动特征。同时，越南外汇市场存在管制严格、衍生品工具种类有限、离岸流动性不足等问题，给开展对越贸易投资的中资企业带来显著汇率风险。笔者从越南盾汇率避险的必要性、越南金融市场核心特点、企业差异化避险诉求、针对性避险方案四个维度展开分析，并就推动人民币与越南盾直接交易、完善外汇市场机制提出建议。 做好越南盾汇率避险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与越南在实体经济领域的联动日益紧密，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投融资活动日趋频繁。从合作基础看，中国与越南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密切。越南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特点与我国形成显著互补：越南在电子制造、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竞争优势，而中国在高端制造、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领域实力突出。这种互补性推动两国贸易往来持续升温，跨境投融资活动也随之快速增长。 从贸易往来看，作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自2016年起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连续四年突破2000亿美元。2025年上半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847亿美元，其中越南从中国进口商品金额为556亿美元，同比增长42.2%，中国已成为越南原材料、中间品及设备的最大来源地。与此同时，越南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市场潜力，成为中资企业海外布局的重要选择，2024年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规模超25亿美元，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双边经贸往来的不断密切，催生了中资企业对越南盾汇率避险的迫切需求。2025年以来，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放大了越南盾汇率风险。2025年4月，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其中对越南的关税税率一度高达46%；美国后续提供了90天关税缓冲期，并在8月1日的最新政策中将对越关税调整为20%。但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已对中越贸易节奏产生影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中国对越南进出口总额4月同比增长10.7%，7月同比涨幅扩大至11.2%。短期贸易量的激增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对越南盾结算与汇率避险的需求。 越南盾汇率制度与波动特征 当前，越南盾外汇市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间价定价方面，越南央行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越南当地时间）公布越南盾对美元的中间价。各参与银行在日内交易时段（越南当地时间上午8:30至16:30），围绕中间价在一定的日内波动区间内进行越南盾对美元交易，越南盾对美元即期汇率的日内交易波动区间由越南央行根据全球外汇市场以及越南盾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进行管理。从历史轨迹看，越南盾日内波动区间的跨度从±0.75%到±5%不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越南盾汇率大幅波动，越南央行为缓解市场恐慌，于2008年3月将日内波动区间从±0.75%扩大至±1%，2009年3月进一步放宽至±5%。其后，随着外汇市场逐步企稳，2011年2月日内波动区间缩小至±1%。2015年8月，随着美联储结束零利率、进入加息周期，全球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贬值压力普遍增加。越南央行于2015年8月19日将美元对越南盾参考汇率调高1%，设在1美元对21890越南盾，同时进一步调整越南盾交易区间，扩大至中间价上下浮动3%。2022年9月以来，全球通胀加剧叠加美联储激进加息，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压力陡增，越南央行于2022年10月再次将越南盾对美元即期汇率日内波动区间上调至±5%。2024年，受越南资本市场外资流出压力加大、美元与越南盾基准利率利差处于历史高位等因素影响，越南盾对美元汇率全年贬值约5%。2025年上半年，越南盾对美元贬值趋势延续，较2024年末再贬2.8%。对此，越南央行采取积极灵活的货币政策，同时逐步调整中间价，通过可控的贬值吸收美加征关税的外部冲击。 随着中越经贸合作深化，人民币在越南的使用需求逐步提升，企业对开展人民币对越南盾的汇率避险诉求相应增加。越南央行于2018年8月28日颁布第19/2018/TT-NHNN号通知，自2018年10月12日起，可在中越边境地区使用人民币结算，相关货物或服务结算可采用越南盾或人民币进行支付，支付方式可为现金或者银行转账。此后，人民币对越南盾区域外汇市场有一定发展，但中越双边本币结算机制仍有待深化，人民币对越南盾外汇风险对冲工具和市场建设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受美元汇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冲突及国内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越南盾汇率短期波动频繁，加大企业汇率风险敞口；另一方面，越南外汇市场产品种类有限，境内可交易的外币仅限美元、欧元、日元等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且交易集中于美元对越南盾（USD/VND），其余外币对越南盾及外币对外币的交易较少。从市场流动性看，越南境内外汇市场主要是美元对越南盾（USD/VND）即期交易，日均交易量在20亿美元左右；离岸市场越南盾交易量更加有限，远小于境内市场规模。如果企业要在越南本土以外的交易市场进行越南盾的可交割交易，往往会因为传统金融工具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不足而受限。 企业在越南盾避险中的主要诉求及解决方案 企业在越南盾避险中的主要诉求 一般贸易类企业。一般贸易类企业通常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其主要诉求是降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成本和利润的影响。例如，出口企业可能面临越南盾贬值导致的收入减少，进口企业则可能面临越南盾升值导致的成本上升。这类企业通常希望通过汇率避险工具锁定汇率，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贸易新业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通常涉及多国市场和多币种结算，其业务模式较为复杂，同时电商终端客户多为越南当地个人，因此在越南盾的小额交易方面存在大量需求。这类企业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较高，且由于业务模式灵活，对汇率避险工具的需求更为多样化。例如，跨境电商企业可能需要同时处理人民币、美元、越南盾等多币种的汇率风险，因此需要灵活的汇率避险工具和多币种结算服务。而在越南当地，人民币交易的活跃度和市场流动性远低于美元交易，加大了中资企业管理多币种汇率风险的难度。 对外投资类企业。对外投资类企业通常涉及长期投资和资本运作，其投资回报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例如，企业在越南设立子公司或进行直接投资时，可能面临汇率波动导致的资本损失或收益不确定性，这类企业通常需要通过长期汇率避险工具锁定汇率，以降低投资风险。 在越南当地的中资生产型企业。这类企业通常涉及大量原料进口和销售，且需要在当地运营，面临包括融资、投资、汇率避险等在内的多币种资金管理需求。而越南当地美元融资和存款利率水平与境外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美元融资成本偏高，另一方面美元存款收益远低于境外美元利率，加大企业资金管理成本。 越南盾汇率避险的主要方案 总体看，越南外汇市场管制严格，流动性和市场成熟度相对较低，商业银行能够提供的产品支持相对有限。对越南境内市场而言，交易主要货币为美元对越南盾（USD/VND），其余外币对越南盾以及外币对外币的交易较少。交易品种虽涵盖即期、远期、掉期等，但交易量较小，且尚未推出外汇期货，外汇市场总体处于初级阶段。而在境外市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相较于其他亚洲货币，越南盾的交易量偏小，越南盾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流动性一般，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在越南境外管理越南盾汇率风险的空间。针对越南外汇市场上述特点，有以下汇率避险建议。 一是企业尽量开展同币种利率操作。利用银行的信贷融资手段，将企业运营所需的资金按照币种的收支情况，进行科学的量化管理，做好现金流的预测，通过同币种融资的手段，解决币种不匹配问题。例如，对于在越南当地开展生产，需要大量美元支付进口款项，同时销售收入也以美元为主的企业，可采取融美元、还美元的方式操作，降低对越南盾的风险敞口。 二是开展越南境内外银行协同越南盾与美元等外币交易模式。如果美元对越南盾本金交割远期（DF）和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存在有利价差窗口（如美元对越南盾NDF汇率高于远期DF汇率，见图1），企业可先在越南当地进行越南盾贸易融资，融入越南盾后即期兑换为美元、支付进口货物；同时，企业的母公司通过境外银行买入美元对越南盾的NDF，锁定未来收款日卖出美元、买入越南盾归还越南盾贸易融资的汇率。该NDF将在到期日配合越南子公司在当地的美元收款，即美元结汇越南盾的即期交易同步进行，从而达到美元对越南盾的远期锁汇目的，帮助企业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增加锁汇收益。 思考和建议 整体看，随着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的不断密切，人民币和越南盾的直接兑换前景广阔。为更好地支持企业开展越南盾汇率避险，未来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人民币对越南盾的相关制度设计。 一是进一步深化双边货币合作。可借鉴马来西亚央行海外授权机构，以及中国和印尼的双边本币结算合作框架（LCS）等机制，尝试开展人民币对越南盾的本金可交割即期、远期以及掉期业务。在此基础上，推动越南央行允许LCS报价银行在中国境内开立越南盾账户，便利账户管理。 二是支持有实需的企业便利开展越南盾套保。建议相关部门在尝试开展人民币对越南盾本金可交割远期以及掉期业务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减免人民币购越南盾的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三是推动越南当地商业银行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协力优化和便利两国在跨境支付交易中的账户管理，夯实人民币和越南盾的本币结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外汇交易、货币清算的效率，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2025-11-25/safe/2025/1125/268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