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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持有的仅作为通道、不具备融资功能的境外SPV或壳机构且持有的表决权比例大于等于10%，如何填报对外直接投资系列报表？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业务指引（2024年版）〉的通知》（汇发〔2024〕8号）中第二部分具体报表及数据项的填报方法第（三）项对外直接投资的填报方法（A01系列报表）第3点“对于申报主体持有的仅作为通道、不具备融资功能的境外SPV或壳机构，应区分两种情况”的第（1）种： 通过境外非融资性SPV持有首层非SPV实体，且持有的表决权比例大于等于10%的，应采取“看穿”原则，即在A01表“境外被投资机构代码（A0101）”“境外被投资机构全称（A0102）”和“境外被投资机构所属国家/地区（A0103）”项中填报被该SPV投资的首层非SPV实体的代码、机构全称和所属国家（地区），注意该首层非SPV实体可为中国境内或境外机构。同时，应在A01表中“申报主体是否通过SPV或壳机构持有该境外被投资机构（A0110）”选择“是”，并填报申报主体持有境外首层非融资性SPV或壳机构的股权比例，以及该SPV或壳机构所属国家（地区）、名称、代码和所属部门各项。 2025-03-07/tianjin/2025/0307/27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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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下午，外汇局青岛市分局举办2024年第3期“青汇讲堂”，就国际收支统计直接申报工作进行了介绍。外汇局青岛市分局副局长张朝晖及外汇各处室人员参加讲座。 本次讲座主要介绍了我国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框架及各项统计调查制度实施情况，详细讲解了直接申报工作的统计范围、报表框架、数据质量控制手段等内容，并以非金融企业扩容直接申报具体工作为切入点，分享了后续更好开展直接申报统计工作的打算和方法。与会人员围绕各外汇业务条线共享统计资源和数据产品、合力治理统计数据、协同监管涉汇申报主体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 张朝晖副局长指出，外汇各业务条线人员要持续了解各类外汇业务数据统计情况，共同运用好、分析好相关统计数据，筑牢外汇管理工作基石，不断提升全辖外汇管理质效。 2024-10-28/qingdao/2024/1028/2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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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12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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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6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0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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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13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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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6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07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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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4年第20期 本刊记者：荣蓉 王亚亚 过往两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波动与中美利差变化交织，企业避险管理面临又一全新场景考验，汇率风险管理对于“走出去”的企业来说依然是一个“长青”命题。 2024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现波动走势。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大致在7.10—7.27区间，走势呈现双向波动特点，步入7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开启升值，由7.28一路升值到9月25日的7.0关口。两个月时间，升值幅度近4%。在此背景下，涉外企业对于汇率波动逻辑如何理解？企业实际汇率避险实效又如何？为此，《中国外汇》调研了代表性企业与行业从业者。 调研发现，由于美联储降息一直拖后，美元韧性超出市场预期，涉外企业坚守汇率风险中性面临考验，2024年上半年囤汇、降低锁汇甚至是不锁汇的涉外主体并不鲜见。此次市场方向快速转变，上述主体不免恐慌。而得益于坚守汇率风险中性与日益精进的套保交易策略，也有一众企业在此轮市场震荡中表现出色。回溯过往两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波动与中美利差变化交织，企业避险管理面临又一全新场景考验，汇率风险管理对于“走出去”的企业来说依然是一个“长青”命题。 市场快速波动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早在2024年开年，市场都在等待美联储降息和美元指数走弱，不过直至2024年9月19日美联储降息靴子方落地，在此之前美元指数震荡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区间波动明显。9月19日美联储开启降息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快速从7.1区间步入7.0区间。9月24日我国金融领域系列稳增长政策出台，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走升，离岸人民币汇率甚至破“7”。 某大型跨国企业外汇负责人明霞（化名）对记者表示，公司对于美联储降息、美元指数走弱带动的人民币汇率波动有心理预期，但是此次波动速度之快还是出乎意料。国内一家大型清洁能源公司A下属财务公司国际结算部负责人心瑜（化名）也对记者表示，此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幅度超出预期。 “伴随美元潮汐波动，人民币升值并不是独立行情，相较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人民币波动幅度并不算太大。不过，此轮人民币升值幅度之大、波动程度之高是在多数人意料之外。”国内某手机出口企业B汇率风险管理团队负责人肖剑（化名）对《中国外汇》表示。在判断货币汇率方向时，中长期看经济基本面有一定效果，对于短期走势来说，市场预期的反转、资金敞口的博弈以及微观市场结构决定着汇率的变化。“这次市场波动人民币需求敞口快速转变，超出一般企业认知，就在大多数人认为人民币还处于贬值方向时，市场已经暗流涌动。”肖剑说道。 无独有偶，一家大型制造企业C资金部总经理刘宇（化名）也表示此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快速走强是资金层面活动带来的结果。“9月中旬以来这一轮快速升值，先是被市场快钱对股市利好的激烈反应启动，再带动之前囤汇的资金跟随人民币升值行情不断涌入结汇。可以观察9月中下旬美元指数没有走弱太多，反观人民币一直在升值。”9月24日，刘宇接受《中国外汇》调研时谈及。 不过，也有人士分析这一轮波动是美元降息预期变化对美元指数影响所引致。“此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更多的是美元定价逻辑带来的下跌，而不是大量结汇触发的人民币升值。”北京迪威格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晓凡对《中国外汇》表示，美元降息预期变化更实质的影响是美元指数下跌，美元指数与人民币汇率影响更为相关，因此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分析，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建立了总体相关性。在二者总体同向变动的基础上，才基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呈现出人民币的偏强或偏弱。他谈及，本轮美元指数下跌比人民币升值要早大约一个月，从6月27日的106下跌到9月24日的100.4，不到三个月内跌幅5.4%。而人民币走势滞后于美元，反映了此前较浓的人民币贬值预期；7月底人民币最终开启升值，受到同期日元急升的催化。“无论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节奏，从根本上说本轮人民币升值是美元走弱下的必然，且相对于美元走弱的幅度、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升值幅度来说，当前的人民币汇率不算太强。”钟正生分析。 企业避险临考 平稳与困顿互显 市场的快速波动，再次考验涉外企业汇率避险管理实效。 明霞对记者表示，“面对此轮市场快速波动，我们及时把外汇敞口对冲比例调高，操作相对更加保守，以规避短期波动尤其是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由于之前公司的美元敞口大部分已对冲，此轮波动对公司外汇风险管理影响不大。” 心瑜对《中国外汇》说道，“我们公司一直秉持汇率风险中性原则。作为财务公司，在资金操作层面，主要是根据资金缺口适当开展掉期交易。此轮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财务公司还是根据集团整体资金需求稳步推进外汇交易。集团成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计划性较强，也储备了市场触发调整应急机制，并且内部已根据市场最新情况研判提出调整策略，后续会随时跟踪，相机决策。”心瑜补充谈及，为坚持汇率风险中性，避免受到短期市场变化扰动，公司建立了一项机制，明确了公司汇率避险管理的可承受成本。所谓的可承受成本是公司有权决策机构经批复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财务成本线，主要参考企业年度预算汇率以及中长期财务模型汇率等。 不过，此轮人民币汇率快速上扬令一度看贬的企业措手不及。当企业预期人民币贬值时，企业倾向于多从银行购汇，从而积累更多外汇。出口企业也不愿意及时结汇，形成一定规模的“囤汇盘”。“之所以有大量未结汇外汇留存市场，主要是因为美联储降息周期一再推后，美元持续走强，尤其是在2024年6—7月市场预期普遍比较悲观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没有坚守汇率风险中性就会囤汇。”肖剑说道。而由于美债利率高企，企业囤积的外汇还可通过对外理财、投资的方式，赚取更高收益。2024年以来，美元存款利率维持在5%的年化水平。 此轮人民币快速走升引发了囤汇企业的担忧。“人民币停留在7.2元区间较长时间，很多企业采取持有美元策略，如今突然出现反方向波动，触发了这些企业的恐慌情绪，市场有一定震荡。”孙晓凡说道。 钟正生分析，企业的囤汇决策主要与对人民币汇率走向的预期有关，囤汇意愿的变化往往明显滞后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他观察，本次人民币转升后，囤汇盘调整是迅速的。钟正生计算，8月付汇购汇率就从7月的69.7%下降到59.6%，收汇结汇率从53.7%上升到55.4%，二者差值从7月的16个百分点下降到4.1个百分点。而企业对外汇的需求由强转弱，无疑也对人民币升值起到了一定助推作用。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企业外汇管理部总经理徐曚捷告诉《中国外汇》，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期，结汇是外贸企业的常见行为。但企业的行为一般不会因外汇或利率政策变化而迅速改变存款比例、大量增加结汇，其决策仍基于企业外汇政策和全年金融市场的前瞻。“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如果汇率进一步升值，预计部分企业并不急于马上结汇。一是有部分资金可能会在海外进一步做相关的投资，以保持海外持续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二是在人民币没有大幅单边升值的背景下，美元的收益率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美元投资产品的多样性选择，也可为企业进一步提高收益并拉长期限。”她说。徐曚捷还表示，对于海外出口未来应收的部分，对冲和结汇的比例会提高。随着预期的改变，为避免对损益表产生外汇亏损影响，即期结汇比例预计也会相应增加。 此次人民币双边弹性增强，企业敞口套保不足的风险也在凸显。C企业主要外汇敞口为美元收入，由于中美息差扩大，2023年C企业高比例套保带来巨额套保成本，鉴于此，集团2024年年初对以往坚守的汇率风险中性原则做出了调整，C企业不再强制保持套保在一定比例，而是根据对汇率走势的研判进行调整。 “2024年上半年我们的套保比例整体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往年可能是50%以上，今年比较低，结果人民币对美元7月底快速升值，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到8月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7.12—7.14区间，当时我们计算，如果在这一水平上进行套保，到年底贴水（远期汇率低于即期汇率的差额）接近1300个点，套保部分的实际到期结汇成本在7. 0附近，就在我们犹豫要不要套保之际，发现人民币又升到眼下的7.1-7.0。尽管如此，贴水后套保部分到年底的成本依然接近7.0。”刘宇对《中国外汇》坦言，“在现在的环境下，我们公司一直面临成本与风险的两难选择，不得不持续比较未来的贴水成本和可能的升值幅度。” 强目标重过程 企业仍需坚守风险中性 刘宇反映了不少企业的心声。2022年以来，中美利差不断扩大，企业外汇套保贴水成本也大幅拉升。“2022年之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是升水（远期汇率高于即期汇率），从2022年开始变成贴水，这引发了市场交易行为的改变。当企业面临大幅贴水之后，再加上贬值压力，很多出口企业结汇意愿、套保意愿就有所下降。”孙晓凡分析。 C企业一直是国内较早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企业，公司长期坚持高比率套保，在2023年之前也取得了不错的避险成果，但是2023年出现挑战。“2023年公司汇兑收益近4亿元，但套保工具合计损失近11亿元，其中6亿元是套保工具贴水成本，这与公司希望实现的汇率风险中性明显偏离。”刘宇说道，“这样的损失对于身处制造业的企业来说难以承受，也很难对外解释什么是贴水，为什么贴水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2024年高贴水市场环境并未改变，C企业调整了公司套保策略，选择将套保比例与市场走势联动管理。“2024年年初人民币对美元在7.12附近，当时的全年贴水近2500个点，若继续选择高比例套保，企业实际结汇成本可能在6.85-6.90左右，这在年初来看也是难以接受的。”刘宇说道。 肖剑坦言，他所在的A公司在2024年上半年也在尽量压缩结汇量，但鉴于公司有明确的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目标（公司会基于基准、乐观、悲观的市场行情在年初与管理层沟通，设立一个中性的汇兑损益目标——某个区间的假设定量），公司在7.2、7.15、7.05等关键结点积极结汇。“2024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公司全年结汇总量的40%—50%。”他说。之所以没有形成结汇盘，主要是公司坚守汇率风险中性，设立了明确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公司坚定地实行汇率风险目标结果导向，每个月都会跟踪复盘，根据年初设立目标，每月会通过对各个货币基本面分析，动态确定每种货币的每月套保比例。”据了解，A公司目前管理的外汇敞口除美元之外，还有20多种其他币种。 面对此轮汇率波动，孙晓凡坦言做好风险中性管理的企业应对会更为自如，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在区间波动，企业不会恐慌，也不会追涨杀跌。不过，他也分析道：“近两年远期升贴水的大幅变化以及远期购汇时的风险准备金确实对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的保值最终成本产生了一定影响。企业可以通过适当调整套保覆盖比例，或者调整保值产品等方法部分降低成本。但从长期来看，保持一定的套保覆盖仍是最佳策略。” 明霞谈及，长期以来，她所在的企业集团坚持以锁定汇率波动风险作为最终且唯一目标，坚持风险中性。企业对于对冲期限和对冲比例的设定，一般根据被套期外汇敞口对应资产或负债的期限、预测准确性、风险偏好等确定。“理论上企业对冲比例越高、经营确定性越强，企业管理层也能更加聚焦主业、从容应对汇率波动、稳健发展。但在实务中，企业需加强市场研究及行情关注，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及盈利能力，对交易策略进行微调，以便更好地顺应环境，实施精益化管理，以提升管理效果。”她补充道，“在贴水环境下，公司优化对冲策略，适度降低管理比例、缩短对冲期限，采用更加适配的衍生工具，结合具体业务阶段进行敞口对冲，降低了主要资产汇率波动风险，且有效规避了利差导致的远期掉期成本。” 据孙晓凡观察，当前企业面、社会面对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较早前几年进一步清晰，而不是之前的错误认知——在价位好的时候提前进行远期购汇/远期结汇，猜方向之后锁定才保值，如今很多企业对风险中性管理认识不断深化，企业更关注制度建设、体系建设、平台建设。 国内一家大型央企集团财务公司国际业务部李偶彰（化名）对本刊介绍，近两年，该集团高度重视和持续加强汇率风险管理，采取了系列举措：通过发布内部通知、组织专家培训和案例分享等方式，引导涉外企业充分认识汇率双向波动常态化，理性看待汇率波动，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进一步从风险识别与报告、考核目标、制度流程、授权体系、核算衔接、团队建设等方面完善汇率风险管控体系和风险监测，集团通过司库体系等信息化手段，打造汇率风险动态监测体系，明确敞口识别和认定规则，动态监测汇率风险敞口变动；针对不同类型的涉外企业，指导制订适用于该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指引，包括管理原则、风险敞口识别与计算、套保业务操作要求、套保比例建议等内容；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和审慎合理运用。“一方面，企业集团根据国资委关于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的相关要求，做好业务资质与年度计划管理、风险管理事项、业务操作要求、监督检查报告等。另一方面，集团要求涉外企业应基于自身业务类型和风险敞口情况，选择与自身业务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的外汇衍生工具。”李偶彰说，“在这个过程中，集团也是充分发挥财务公司专业服务优势，通过财务公司即期结售汇服务，发挥内部银行降本增效和防控风险的优势。” 孙晓凡强调，“当前，人民币中间价与市场价格趋于一致，人民币弹性增加，更好地反映了市场供需，是更有利于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的场景，避免追涨杀跌是更符合市场化的风险中性操作。” 涉外发展步入深水区 汇率避险需着眼于整体统筹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出海”成为企业开辟新增长曲线的重要法宝。根据《证券时报》相关报道，截至2024年8月底，A股市场近3900家公司发布2024年半年报，其中超2000家公司披露境外收入，出海规模整体再创同期历史新高。在中企加快“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也需要不断提升。 徐曚捷对《中国外汇》表示，近年来，随着中企涉外业务的快速发展，中企应对汇率风险能力也不断提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企汇率避险人员专业能力不断提升，企业的避险机制也不断成熟；二是国企央企以前更多关注即期、远期产品，现在随着内部管理机制的完善与专业水平的提升，企业也愿意接受有一定创新程度的避险产品；三是中企开始积极管理新兴市场货币，就新兴市场货币汇率风险进行对冲安排。 海云汇执行董事章砚柏观察说道，“目前市场上，跨境企业负责人对汇率风险越来越重视，很多公司一把手直接参与到公司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在管理上亲历亲为。通过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试错和积累经验，不少公司逐步建立了符合公司风险偏好、与公司资源匹配、可落地执行且可事后科学评估的汇率管理体系。在商业全球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增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企业需要在外汇市场风浪中不断历练、学习和适应，以提升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和外汇业务水平。” 当前，美元已启动降息通道，人民币降准、降息也同步启动，未来中美利差、汇率波动交互影响，企业外汇风险管理再添难度。“我们在开展避险操作时要考虑套保的成本影响，现金结汇会损失利差，远期套保会贴水，只要这个利差不显著消退，企业还是会在套保时把对市场走势的预期考虑进去。”刘宇坦言。 “能完全做到风险中性的主要是全球500强企业，他们有健全的对冲机制，也有良好的利润率。”肖剑谈到，“对于一般企业来说，若套保成本太高，企业很难坚持。当前企业对外发展已进入深水区，外汇管理可实现多部门联动。”A公司的外汇风险管理工作已经跟公司财务预算部门、总账部门、进出口单据中心以及税务部门形成联动，协同研究外汇风险管理，以更高视野、更大力度统筹化解汇率风险对企业经营影响。肖剑也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引导海外中企减少海外市场恶性竞争，“外汇风险管理联动可将外汇风险定价纳入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定价中，减少海外市场的恶行价格竞争，否则，企业可能出现经营上没有挣啥钱，外汇管理效果也差强人意。” 对此，刘宇也深有体会。2024年C公司强调汇率风险前置管理。“在目前的高贴水的环境下，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手段让汇率避险工作在全业务链条更有效地开展。”他说道。C公司希望在业务前端优化汇率风险管理，而不仅仅是寄望传统的财务后端手段：公司尝试将汇率风险影响包含进产品和服务报价中，与客户一起分担汇率风险；在合同设置汇率保护条款；有条件的情况下将境外项目结算币种调整为人民币；在项目启动之前的成本核算中，也更合理地纳入汇率套保成本，以期对项目成本达成理性共识。 此外，2024年多家企业集团也陆续开展了套保会计业务。借助套期保值会计，能够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活动以恰当的方式反映到财务报表中，降低交易期内时间错配带来的估值风险，减少利润表的账面波动，真实反映企业风险管理的效果。心瑜和刘宇均反馈，其所在的集团于2024年开展了套保会计业务，部分业务条线已经完成，今后会继续推动其他业务条线实施套保会计。对此，肖剑也谈及，“我们也希望开展套保会计，不过未来如果美元贬值，非美货币走强，公司推动套保会计的动力会降低。如果在市场中感受不到疼，可能企业内部改革的动力也会变弱。” 2025-03-07/jilin/2025/0307/25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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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4年第22期 作者：孙炜 面对中美利差倒挂、远期贴水等新市场现象，监管、银行与企业层面都需要有针对性地细化汇率风险中性工作，有效落实专业化分工，确保市场经营主体能够及时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汇率风险管理的挑战愈发严峻，企业与商业银行都应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落实行业级的专业化分工，推动汇率风险中性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尤其是面对当前中美利差倒挂、远期贴水等新的外汇现象，银企双方要站在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理顺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响应国家高质量发展号召的维度来看待汇率风险管理。企业应聚焦主营业务，正视套期保值成本变化，理解其背后的市场逻辑，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汇率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中稳健前行。商业银行应不断探索与实践新市场环境下的汇率避险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发挥外汇市场行业级经验，从理念宣导、市场沟通、产品服务、系统支持等方面帮助企业提升避险能力，最终协助企业形成目标明确、决策有效、执行有力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市场进入新一轮叙事逻辑 远期深度贴水引发企业避险难题 近期部分出口企业提出困惑：“现在做套期保值很‘贵’，一笔远期结汇的‘套保成本’差不多3%，同时即期汇率又比较稳定，远期交易到期后发现提前锁定的套保汇率还不如即期汇率，套期保值总是在‘亏钱’。”那么，如何看待新市场环境下部分出口企业套期保值的问题与困境呢？ 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打破单边升值态势，汇率弹性显著增强。经过几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波动已成为人民币汇率的新常态，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也令企业汇率避险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最近两年，市场环境变化令部分出口企业认为套期保值的“性价比”不高，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的管理理念面临挑战。这一变化在最能反映出口企业套保意愿的远期结汇产品上有所体现。可以看到，企业远期结汇签约规模增速近两年来有所放缓（见图1）。尤其是进入2024年，企业月均远期结汇规模较2023年和2022年分别下降26%和42%，企业远期结汇规模在银行对客人民币外汇业务规模中的占比由2021年末的8.5%降至2024年9月末的4.5%。 远期结售汇的定价由即期汇率+远期升贴水（掉期点）构成，而决定升贴水的核心因素是两国利差。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多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快速降至0.25%的历史低位并维持至2015年。在经历3年的缓步加息后，美联储再次进入降息周期，并维持零利率至2022年初。美国多年的零利率政策使得中美间长期保持正利差，以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为例，在2022年4月前的十余年间始终维持在正数区间，利差平均值达到1.3%，最高2.5%，这在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上体现为远期升水（掉期点为正），同时正利差对人民币即期汇率也有支撑作用。对出口企业来说，在正利差的市场周期，落实结汇端的套期保值可以用优于当前即期市场汇率的价格锁定人民币升值的风险，相当于套保是有“汇差收益”的，企业接受意愿比较高。 2022年3月后，为应对通胀压力，美联储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快速度的加息周期。我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错位与货币政策的分化使中美利差出现倒挂，且倒挂幅度不断突破历史极值，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倒挂最深时接近-2.5%，持续多年的远期结汇升水也被打破，美元对人民币一年期掉期一度下探到-3000点水平（见图2），年化成本约4%，人民币即期汇率也相应有所走弱。在新的市场叙事逻辑下，远期结汇价格要低于当前即期市场汇率，所以部分企业会认为结汇套期保值从“汇差收益”变成“汇兑亏损”，套保成本骤然增加。对于很多出口企业，尤其是前期落实高套保率的企业来说，套保策略的执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通过下调套保比例来压降成本，造成较大的风险敞口暴露。 上述问题看似是单纯由市场变化引发的，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 第一，企业财务管理压力不断上升。近两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和严峻的市场竞争，涉外企业的经营压力也日益增加。企业为达成利润率目标，对财务成本的管理更加精细化，财务人员的管理压力骤然提升，这也是企业对汇率避险愈加重视和关注的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汇率风险属于市场风险，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是被动且不可控的，如果不通过搭建汇率风险管理体系进行防范，企业的主营利润更难以保障。 第二，部分企业套保目标制定未能及时适应市场化定价。套期保值的目的是规避市场风险，是一种市场化行为，其成本应紧随市场变化进行定价，并及时体现在企业整个财务管理链条中，其作用应该被合理看待。从国际先进企业经验来看，套保目标汇率的制定通常采用相对科学的市场化方式，财务部门会将实时测算的套保成本反馈至业务部门，由其前置到订单合同的谈判环节，财务部门只需按照既定流程落实汇率风险管理操作即可。而国内很多出口企业在国际谈判中面临较严峻的订单竞价，议价能力相对较弱，或是企业业务部门尽管掌握定价权，但未能充分考虑套保部分的市场化定价，造成财务人员处于整个定价链条的末端，只能基于一个偏离市场的价格目标进行套期保值，在策略执行时必然捉襟见肘。 在目标成本汇率测算中，如某出口企业于2024年10月30日与进口商签订一笔3年期的出口订单，预计3年后将收到1亿美元货款。订单签署当日的美元对人民币即期结汇汇率为7.12，3年期远期贴水为-4500点，相应美元对人民币远期结汇汇率为6.67。套期保值效果的评估公式为：（锁汇汇率-目标成本汇率）×金额。如果企业将即期汇率作为目标成本汇率，在贴水的市场环境下，远期锁汇汇率必然无法达到企业的目标价格，可能会造成企业持汇观望，或进一步向银行议价。但如果企业将远期汇率作为目标成本汇率，则可于订单签订日与银行签订3年期远期结汇合约，完全锁定汇率风险，达成目标价格。 第三，部分企业未能建立合理的套保效果评价机制。目前仍有不少企业以衍生品到期日的即期汇率来评判套期保值是“亏”还是“赚”，或者单纯以衍生品的单边盈亏来评价汇率风险管理效果，忽视“期现结合”，甚至将不科学的评估结果纳入对财务人员的绩效考核，造成财务人员无法客观、中性地执行套期保值策略，乃至发生投机行为，导致企业难以在汇率波动中保持稳定的财务状况。 套期保值应回归风险中性管理的本源 套期保值的本质是有效规避市场极端风险，从而确保企业财务表现的稳定性。如果企业只在微观层面看重短期市场变化和成本问题，必然会忽视对未来市场尾部风险的防范和有效管理。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展现出有升有贬、双向波动的特征，其弹性日益增强。从过往几年的市场情况看，人民币经历了数轮快速升值的周期，如2022年11月，人民币在8个交易日内升值4.1%；2023年11月，在18个交易日内升值2.7%；2024年三季度，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轮从7.2775到7.0050的快速升值，2个月内升值幅度达3.6%。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预期仍会反复调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汇率测不准是常态。 在此背景下，坚持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显得尤为重要。它倡导企业将汇率波动视为日常财务决策的考量因素，专注于主营业务发展，通过积极管理来最大程度地减少汇率波动对核心业务及企业财务状况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一理念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的可预测性，并有效管理投资风险，从而更好地实现企业的主营业务目标。 汇率风险中性落地卓有成效 企业套期保值理念逐步加深 为确保市场主体能够合理应对汇率风险，避免单边预期积累，国家外汇管理局近年来多措并举，持续引导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并通过推动金融机构不断优化对企服务，协助企业有效落实汇率风险管理。 一是加强政策宣导与培训。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开展汇率避险宣传，发布包括汇率避险案例、外汇衍生品介绍等宣传材料，帮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2022年和2024年先后发布两版《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指引》，从风险认知、机制搭建、产品选择、场景案例等多维度提供实践标准，作为企业落实汇率风险中性的参考指南。 二是推动金融机构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服务能力建设。引导银行优化外汇衍生品授信机制，加强人员专业化培训，提升分支机构展业能力；鼓励银行为企业提供线上汇率避险服务，积极参与银企服务平台建设与推广。 三是支持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引导银行通过减费让利、设立保证金资金池、专项担保、政策性保险等方式降低中小微企业外汇套期保值交易成本。 四是丰富外汇避险产品。建设完善外汇衍生品体系，满足企业多样化避险需求，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五是加强监管与评估。通过对银行汇率风险管理服务进行评估和监督，提升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质量和效果，引导资源向实体经济集中。 随着汇率风险中性相关工作的推进，企业对汇率风险认知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套期保值理念的执行。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超过1.1万亿美元，套保率达到27%，首次办理汇率避险的商户超过3.2万家，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行百里者半九十 企业汇率避险工作道阻且长 不同企业由于规模、行业、国际业务占比等因素的不同，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水平和重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即便在同一企业内部，不同的部门和员工对汇率风险管理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偏差。上文提到的部分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是认知差异造成的。因此，当前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第一要务仍是消除认知偏差，只有思想统一，才能形成下一步举措。针对新的市场形势和部分企业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未来监管政策、银行支持以及企业自身层面都需要进行更加细化、有针对性的安排，有效落实专业化分工，以确保市场经营主体能够及时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监管层面 探讨形成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评估体系。金融监管部门与企业监管部门可进一步加深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合作，探讨制定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形成最佳实践标准。加强企业端市场风险敞口的计量和管理，搭建针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评估体系，通过评估考核促使企业建立正确认知，将汇率风险管理纳入日常经营的必要环节，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能力和动力制约问题。 持续推进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引入更多的市场参与主体，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尤其是完善中长期限产品和复杂产品的价格发现机制，提升金融机构定价能力，进一步降低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成本。 持续进行服务性政策创新。推动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机制，结合区域客户特点因地制宜地推出属地便利化政策，共同研究解决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遇到的问题，降低企业外汇套保成本。 银行层面 进一步提升汇率风险中性宣导的广度和深度。培训对象除企业财务人员以外，还应覆盖企业管理层和前台业务人员；培训内容除了帮助企业了解汇率市场动态和常规避险策略外，也应着重加强避险工具定价逻辑、先进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机制搭建、套期保值效果评估等方面的内容，自上而下提升企业对汇率避险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企业建立避险文化。 定制化提供汇率避险全面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境内市场已经形成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期权及期权组合等多品种的基础产品体系。未来银行一方面应持续丰富汇率避险产品线，加强产品结构化设计，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参与到企业构筑完备的汇率风险管理架构和工作机制的过程中，结合企业的组织架构、管理体系、经营情况和汇率管理经验等综合因素，为企业定制化提供产品、服务、系统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方案。 积极探索创新服务模式。推出外汇衍生品风险中性专项授信方案，对于符合标准的企业给予外汇衍生品专项授信额度，缓解企业担保品压力，切实降低客户套保成本。积极参与政银企合作便利政策，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汇率避险增信服务。加强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市场采购平台等外贸新业态平台的合作，由点及面“一站式”地服务更多被代理企业的套期保值需求，为企业降低操作成本。 从技术层面为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目前银行主要为企业提供线上外汇交易平台，满足企业报价、交易、交割清算、市值查询等需求，未来银行可以发挥在金融市场业务领域的行业级经验，将服务延伸至企业的财务管理系统，协助企业搭建基于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层级、可视可控可管的市场风险管理模块。特别是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银行既可以协助企业实现对确定风险敞口的实时归集和可视化管理，也能够结合企业的业务发展对未来潜在风险敞口进行预估，通过设置风险限额和预警机制，帮助企业及时识别并评估汇率变动对财务状况的影响，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对汇率风险的精准把控，做到目标明确、决策有效、执行有力。 企业层面 统一思想，建立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确保管理层和有权决策人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将汇率风险管理纳入日常财务决策链条，建立科学高效的汇率风险管理框架，并通过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约束落实。对财务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应重过程、轻结果，关注执行人员是否按照既定流程落实汇率风险管理操作、操作过程是否规范合规等。 提高认知，不断优化套保策略。企业可根据财务管理的目标进一步优化套保策略和套保比例，例如建立常规套保和机动套保机制，利用买入期权等策略防范尾部风险，合理看待期权费财务成本支出，采用套期保值会计记账方法，将期权费用与相关的风险对冲效果相匹配，平滑企业财务表现。 加大培训力度，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企业可根据实际需求和长远发展战略，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计划，可与银行协同建立持续、系统的专业培训体系，确保决策人员和执行人员真的懂业务、懂市场、懂产品，全面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 2025-03-07/jilin/2025/0307/2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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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4年第22期 作者：于璐 刘江 邓益 中资跨国公司建立体系化、精细化的跨境人民币融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有助于企业集团更有针对性管理汇率风险，降低汇率波动给集团现金流以及会计报表带来的不确定性。 为遏制不断攀升的通胀，美联储自2022年3月开启加息周期，截至2024年11月10日美联储降息75个基点之前，该轮美国加息周期共计加息525个基点，这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推升至5.25%—5.5%，达到2001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我国企业境外融资成本处于高位。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为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自2022年以来多次降准降息，截至2024年10月21日，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3.1%，五年期及以上LPR为3.6%，境内融资利率处于低位筑底阶段。 在境内外融资成本利差较大的背景下，202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资跨国公司选择开展跨境人民币融资，置换境外美元等高息贷款，压降整体融资成本，与此同时中资跨国公司的汇率风险敞口也有所扩大。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叠加，对中资跨国公司汇率风险管理提出挑战。 基于此，如何有效管理人民币跨境融资置换美元等高息贷款所产生的新的汇率风险敞口、选择何种衍生品交易工具等，对企业稳定持续经营愈发重要。笔者试图以某跨国公司实际开展人民币跨境融资业务时实施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为例，分析汇率风险管理的可选方法，以期为中资跨国公司开展跨境人民币融资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人民币跨境融资汇率风险分析 综合考虑中资跨国公司下属境外子企业经营环境、收入币种结构以及记账本位币等因素，人民币跨境融资通常将产生如下汇率风险。 一是现金流风险。境外企业跨境人民币融资还本付息日期明确，但由于经营收入币种等原因，境外企业普遍缺乏稳定的人民币收入来源，导致收支币种错配，产生现金流风险。一旦人民币相对于企业收入币种升值，则需要更多外币资金兑换人民币还款，不仅增加财务成本，也导致境外企业难以准确预测未来现金流需求，加大了预算管理难度。 二是会计报表风险。境外企业记账本位币多为美元等外币币种，提取人民币贷款将产生汇率负债敞口。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外汇汇率变动的影响》关于交易折算相关规定，对非本位币货币性资产和负债采用期末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期末汇率与期初汇率或交易发生时汇率所产生的差异记入利润表中的汇兑损益科目，人民币融资对境外企业利润表产生不确定影响，进而影响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境外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评价。 衍生品交易锁定汇率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境外企业可通过衍生品交易锁定风险敞口，在具体衍生产品、套期保值比例、交易目标设定等选择上，需综合考虑境外企业面临的风险类型、衍生品自身特性、交易灵活性、企业风险承受度等因素，现简要分析如下： 一是衍生品交易工具选择。境外企业可根据外汇市场流动性及交易价格波动性，采取远期、货币掉期、外汇掉期等衍生品工具锁定汇率风险，以保证交易策略灵活实施。对于锁定利率形式而言，以美元为例，如境外企业预期美元进入降息周期，则可考虑适当增加以美元浮动利率定价的货币掉期的交易比例，相反如境外企业预期美元降息步伐不如市场预期，或未来利率已降至底部，则可适当提升以美元固定利率定价的货币掉期的交易比例。 二是套保比例设定。跨境人民币融资的还本付息计划明确，如还款资金来源大部分为再融资，可结合再融资币种策略确定合适的套保比例。如未来基本确定用美元等外币再融资偿还，则可适当提升套保比例；如未来再融资币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采用人民币再融资可考虑适当降低套保比例，预留部分人民币敞口。 三是交易目标设定。境外企业针对跨境人民币融资开展衍生品交易，主要目的包括保障资金安全、降低财务成本、锁定汇率敞口，建议套期保值目标可设置为综合利率不低于同条件美元等币种融资利率。 实际执行过程中可在风险中性理念的前提下，适当根据市场走势及未来预期择机开展交易。如预测人民币汇率呈现持续贬值趋势，则可基于风险承受能力，先开展即期换汇，再择机开展远期或交叉货币掉期以锁定更好的成交价格；相反如市场预测人民币呈现升值趋势，则建议在人民币融资提款同时开展外汇掉期或交叉货币掉期完成汇率风险锁定。 四是衍生品交易后风险管理。衍生品交易后，外汇市场波动将产生相关影响，第一种情形，跨境人民币融资的货币掉期是以美元浮动利率定价的，如后续美元等降息不及预期，可能面临保值交易后整体融资利率较高的潜在不利影响；第二种情形，人民币融资产生的汇兑损益和套期保值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并非完全对冲，在市场变动较大时，可能会降低套期保值对财务报表稳定性的贡献。 针对第一种情形，建议设置的衍生品保值规模低于拟置换的美元等币种高息贷款规模上限，或分档分批完成交易，目的是在锁定汇率风险敞口的前提下，保留一定的灵活操作空间，交易品种可选择外汇掉期、普通远期，以应对未来美元等币种降息不及预期、后续贷款接续币种不确定等情况。针对第二种情形，衍生品交易执行后，可采用套期会计处理，进一步减小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实现衍生品交易闭环管理。 资产负债匹配对冲汇率风险的案例展示 A集团境外天然铀项目根据投资和运营安排，设置多层级公司，其中Z公司为项目香港产业平台，J公司为项目并购主体，S公司为项目运营主体（见图1）。由于建设该项目投入金额大，截至2022年底，S公司和J公司仍分别持有数亿美元项目建设贷款及并购贷款，受美联储加息周期影响，每年利息支出高达数千万美元，对境外项目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为充分利用低息跨境人民币融资渠道，境外项目公司一方面逐步开展部分保值交易，另一方面通过变更经营结算币种、重组债务、变更本位币等一系列管理操作（见图2），综合控制项目下属相关公司的汇率风险在可控范围，具体操作如下。 一是变更经营结算币种。Z公司将部分天然铀贸易款调整为人民币结算，形成人民币收入，用于偿还人民币贷款产生的利息支出，降低还款现金流汇率风险。具体操作上，Z公司将销售收入与人民币贷款利息支出精准匹配，直接使用人民币贸易收入偿还国内银行的人民币贷款利息，无需再经过复杂的换汇环节。这种内部自然对冲安排一定程度上降低货币转换带来的不确定性。 二是变更内外部债务币种。Z公司与J公司的内部股东贷款由美元转换为人民币，实现Z公司层面人民币资产负债敞口自然对冲，避免汇率损益风险。与此同时，将J公司层面项目并购贷款由美元调整为人民币，为J公司记账本位币变更奠定基础。具体执行层面需关注债务转换时点人民币汇率，转换汇率将会影响Z公司及J公司当年已实现的汇兑损益金额，进而影响当年的利润表。 三是变更记账本位币。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外汇汇率变动的影响》规定，企业记账本位币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除非企业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选定企业记账本位币，首先应当考虑经营活动使用的主要币种，在考虑经营活动后仍无法判定记账本位币的，需结合融资活动及其他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企业的记账本位币（见附表）。 J公司为项目并购主体，主要业务为融资，无经营活动，本位币选择应依据融资活动主要币种，在内外部债务币种由美元转为人民币后，综合考虑债务和资产等因素，在与会计事务所充分沟通并获得认可的前提下，将J公司本位币从美元变更为人民币，关闭J公司汇率风险敞口。 通过以上操作，境外公司可实现低息人民币贷款置换高息美元贷款的同时，通过自然对冲的方式有效规避汇率风险，预计J公司剩余贷款期限内，J公司、Z公司将规避年均数亿元的财务报表波动（见图3）。 跨境人民币融资汇率风险综合管理建议 整体来看，跨境人民币融资汇率风险管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中资跨国公司需在风险中性的理念前提下，建立系统性、精细化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科学系统管理跨境人民币融资置换美元等高息债务所产生的汇率风险，为企业经营护航。具体可开展如下工作： 一是积极拓展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针对境外主体海外项目投资和运营资金需求，中资跨国公司可以积极探索并利用多种跨境融资工具，如银行跨境直贷、跨境资金池、熊猫债等，以获取成本更低的跨境人民币资金。通过这些渠道筹集的资金，中资跨国公司可以有计划地分批置换境外子企业的美元等高息贷款，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二是积极探索自然对冲管理汇率风险。中资跨国公司在充分利用低息人民币融资的基础上，可优先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其一，境外子企业可以通过债务和资产的币种转换，以及调整记账本位币的方式，实现境外子企业或集团内部资产负债的汇率风险敞口自然对冲，以此有效规避汇兑损益风险。其二，境外子企业还可积极推动境外经营活动中的人民币结算，降低因美元等币种结算带来的现金流风险。 三是积极利用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衍生品交易建议结合风险中性的套期保值原则，基于中资跨国公司境外子企业可承受成本，在进行全面系统性分析后制定详细的交易计划。具体执行交易时，建议考虑汇率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确保计划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选择流动性好的时点，适当考虑采取分笔拆单的方式完成交易。 2025-03-07/jilin/2025/0307/25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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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北京“两区”建设金融领域推进制度型开放情况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市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证监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二级巡视员毛钢锤介绍了北京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动资金跨境流动便利改革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提升首都制度型开放水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和开放型经济质量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人行北京市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以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打造更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工作主线，扎实推进首批自贸试验区（港）对接国际高标准试点工作，落地实施了一批金融领域改革创新举措。 一、推进制度型创新，释放金融高水平开放新动能 在北京全域实施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为企业减单证、减流程、降成本。2024年试点以来，已有700余家企业享受到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外债登记下放银行等便利化政策红利，办理业务金额超1000亿美元。升级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政策。在北京地区形成本外币合一、高低版互补的跨境资金池政策框架。107家跨国公司集团参与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企业的全球资金管理效能不断提升。稳妥推广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北京市支持办理本外币合一账户业务的网点覆盖各行政区，各类银行性质，有效提升账户服务质效和开户便利。截至2024年末，740家网点累计开立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6.43万户。 二、聚焦重点领域，提升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 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外汇支持力度。持续优化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试点主体扩大至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借用外债额度统一为1000万美元，拓宽轻资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支持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截至2024年末，77家企业签约金额合计超48亿美元，借款综合成本较境内融资大幅下降。今年年初，又新发布实施了“科汇通”业务试点，进一步便利非企业科研机构外汇资金入账及结汇使用。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流程。试点企业接收境内再投资时，无需办理外汇登记，目前120家企业参与再投资免登记试点，促进外商企业在华兴业展业。进一步便利跨境人民币使用。推动承包工程优质企业结算便利化等跨境人民币创新政策落地见效，支持银行优化业务办理流程，为企业提供优质的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 三、优化管理服务，助力打造更加开放友好、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 全面提升首都外籍来华人员支付服务水平。全国率先建设两大机场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实现外籍来华人员在全市地铁轨道交通持外卡拍卡过闸，北京也是中国内地唯一实现这一功能的城市。首创首发两款银行卡、通信卡融合创新产品，一体解决支付、通信等高频服务堵点，为外籍人士提供多元选择和便捷体验。全国率先实现四、五星级酒店及重点文旅场所外币兑换服务设施全覆盖。持续优化“外卡内绑”“外卡线上收单”业务便利度，外籍来华人员移动支付体验显著提升。取消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行政许可。新设企业在银行开立外汇账户时，可同步办理名录登记手续和外汇收支业务，享受“一站式”服务。提高数字化服务水平。广泛宣传推进资本项目数字化服务工作，2024年辖内银行累计办理数字化业务2.5万笔，金额合计27.34亿美元。上线推广外汇资本金账户在线预约开户功能，指导33家银行在“e窗通”上线提供预约开户服务。 为加强央地工作协同、更好服务首都经济发展，人行北京市分行增设了一个内设机构-地方金融服务办公室，牵头“两区”建设、营商环境等综合统筹和沟通协调工作，这将为首都金融业改革开放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专业支持和组织保障。 下一步，人行北京市分行将按照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协同“五子联动”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更好地支持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提问 问：今年1月，外汇局北京市分局新出台了《北京市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管理规定》，对于金融领域来说，又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能否就此次升级的跨境资金池政策，详细介绍下其优化了哪些内容，以及此项政策出台在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方面有哪些积极意义？ 毛钢锤：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跨国公司资金归集使用，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北京市等10省市优化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2025年1月22日，外汇局北京市分局发布实施《北京市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管理规定》（京汇发〔2025〕5号文印发）。该试点政策再次率先落地北京，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北京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此次政策升级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一是允许跨国公司境内成员企业间错币种用于经常项目跨境支付业务，降低企业资金融资成本；二是简化备案流程及涉外收付款相关材料审核，提升企业跨境收支便利化水平；三是允许跨国公司根据宏观审慎原则自行决定外债和境外放款的归集比例，便利企业跨境资金运营管理；四是支持跨国公司主办企业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代境外成员企业办理其与境内成员企业或境外主体之间的集中收付，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北京自2012年以来一直是跨国公司外汇管理改革的先行试验区。2021年，率先在全国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经过前两轮政策升级，北京已有10余家跨国公司开展了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惠及成员企业1700家，跨境收支规模超过1500亿美元。2023年，北京再次率先在全国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业务，目前已有93家跨国公司开展此项试点。叠加本轮政策优化，北京市“本外币合一、高低版本互补”的跨境资金池政策框架更加稳固，为跨国公司提升资金配置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 下一步，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市分局将加大政策实施和工作推进力度，对辖内银行、跨国公司开展政策培训和业务指导，加快政策落地，助力服务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5-03-07/beijing/2025/0307/25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