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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服务实体经济；同时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过度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我们的双重使命。 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演进 跨境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有助于推动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并且带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和流动，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同时，跨境资本流动具有逐利性、顺周期和易超调等特点，短期内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波动可能对经济金融带来冲击。从历史上看，新兴经济体曾多次出现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当资本大量流入时，压缩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推升了资产价格，一定程度降低了新兴经济体推动经济改革和结构转型的动力。当资金大规模流出时，可能导致货币贬值、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世纪以来，全球跨境资本流动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2013年，国际资本高强度流入新兴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资本流入主要是因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资本回报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入则是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市场流动性泛滥。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以来，国际资本开始从新兴经济体流出。主要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特别是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并启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开始转向。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国家都面临不少风险因素，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跨境资本流动扑朔迷离，跨境资本流动的流量、流速、流向、结构都处于动态的变换之中。 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国际宏观经济和宏观审慎政策合作的重要性。主要经济体进行政策调整时，应充分考虑其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共同维护金融稳定。IMF总裁拉加德2016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时指出，“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提高了产生溢出效应的可能性——通过贸易、金融或者信心的影响。随着一体化继续推进，有效合作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至关重要。这要求所有国家集体行动。”近年来，国际社会在G20、IMF、FSB等框架下也开始努力推动协调合作。在这种大环境下，脆弱的经济体应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和进出口结构、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各国政策当局应实施恰当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与跨市场风险传播进行宏观、逆周期的调节，防范系统性风险。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特征及变化 受全球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影响，本世纪以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出两个阶段的特征。第一个阶段是2000～2014年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快速上升，资金大规模流入中国。国际金融危机前，直接投资流入规模较大；国际金融危机后，证券投资、外债等其他投资资金占比开始提升。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下半年以后，中国经常账户呈现顺差，但资本账户出现逆差，且资本账户逆差开始大于经常账户顺差，跨境资本开始流出，外汇储备由升转降。从时间、流向等方面看，中国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格局保持高度一致。 两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一是市场主体对外资产快速增长。以前中国对外资产基本由官方外汇储备形成，官方对外资产占比最高时超过70%。近年来，中国对外资产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通过外汇储备形成的官方对外资产下降，市场主体持有的对外资产上升，截至2016年底,官方、民间持有的外汇资产各占50%。二是市场主体对外债务减少。前几年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利息成本较低，中国企业借入了较多外债；近两年，美联储退出QE并逐步加息，美元利率有所上升，美元汇率有所走强。同时，中国的国内利率有所下降，在低利率环境下，中国企业从国内融资更容易，开始倾向于加快偿还美元外债,降低高杠杆经营和货币错配风险。2016年一季度,中国企业本外币全口径外债从2014年底的1.8万亿美元下降至1.4万亿美元，其中外币外债由9000亿美元降到7500亿美元。2016年二季度以来，中国企业外债去杠杆化进程告一段落，外债规模开始回升。 当前向均衡状态收敛：外汇储备、银行结售汇、跨境收支差额、美元指数等指标显示了外汇市场的变化趋势。2015年12月，美联储第一次启动加息，2015年第四季度美元指数上升了2.4%，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中国外汇市场经历了高强度波动。2016年第四季度，美联储加息升温，加上美国大选因素，美元指数上升了7.1%，但和2015年四季度比较，中国外汇市场波动明显减弱。2017年1月份以来，中国外汇市场表现趋稳，2月份、3月份外汇储备增加，跨境收支经历了17个月逆差之后，由逆转正，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入趋向均衡。 未来跨境收支具有良好的稳健基础：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随着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有质量、更有效率；二是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在合理区间，2016年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例为1.8%；三是中国仍将是境外长期资本最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四是中国外汇储备充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出现快速增长，2016年增速超过4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体现了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以及简政放权稳步推进等，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促进世界和被投资国经济增长，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但对中国外直接投资中有一些非理性和异常的投资行为，如大额非主业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行为等。有的企业在自身高负债情况下，依然大额举债到海外开展收购；还有的市场主体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包装下，非法转移资产。 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遵循“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和政府引导”的对外投资管理原则。外汇管理也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但汲取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得“快”不等于走得“好”，走得“稳”才有可能走得“好”。对外投资并购像一束带刺的玫瑰，美丽芳香，但小心刺破双手；有时候像沙滩上捧起的沙子，看上去抓住了，但是最终从手心滑落。过去几个月，随着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整实施，中国对外投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市场主体逐渐回归理性。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2016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三位，在新兴经济体排名第一位，外商投资结构逐步升级改善，流入高附加值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外资继续增长。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以及庞大的市场潜力，中国仍是对长期资本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外汇管理政策方面，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资本金意愿结汇，增资、减资、转股、撤资等真实合规的资金汇兑和支付不受限制。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是经常项目，属于可兑换范畴。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可用于境内再投资，也可自由汇出。利润汇出需符合真实性、合规性要求，包括按照中国《公司法》要求，需对以前年度亏损进行弥补，要提供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在中国的完税证明。这四个条件不是新条件，而是一直存在并且具备合理性的要求。 中国外汇管理的政策框架及取向 中国在制定和执行外汇管理政策时，坚持以下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水平，服务实体经济。二是坚持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止跨境资本无序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冲击，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基于上述两项原则，中国的外汇管理政策有下述几个基本内涵： 第一，“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中国外汇管理不会走回头路，不会再走到资本管制的老路上。20世纪末，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逐步提高，直接投资项实现基本可兑换；通过通道开放的方式稳步推进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包括QFII、RQFII、QDII、RQDII、沪港通、深港通等。这些中国已经实现的开放政策不会取消。 第二，审慎有序推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2016年，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有很多亮点，包括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优化沪港通政策，启动深港通试点；深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改革，弱化额度限制及锁定期约束等。改革不能仅有目标，更需要达成目标的策略。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应与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相适应。在不同时期，要充分考虑内外部多重因素，找准资本项目开放的重点、节奏、步骤等。 第三，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监管体系。构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预警和响应机制，进一步丰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在现行法律法规和外汇管理政策框架下，开展市场监管和市场执法，严厉打击外汇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中国法律法规和外汇管理政策的严肃性，维护健康、稳定、良性的外汇市场秩序。 第四，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过去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窄幅波动，人民币兑美元呈现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下一步，要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提高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性，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稳定。同时，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保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中的功能。 中国外汇储备的经营与管理 近两年来，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外汇市场和跨境资本流动经历了高强度的冲击和考验。2017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形势趋于稳定，跨境资本流动趋向均衡。2017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3.01万亿元。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位居第一，并且远超过第二名，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30%。 一个国家持有多少外汇储备算是合理的水平？国际、国内没有统一标准，需要综合考虑一国的宏观经济条件、经济开放程度、利用外资和国际融资的能力以及经济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等。无论是以传统的指标衡量，还是以IMF经济学家提出的综合指标衡量，中国外汇储备都是充足的。 影响中国外汇储备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的变动。中国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报告，非美元外汇储备折算成美元，汇率会对储备变动产生影响，储备投资的债券、股票等资产价格每个月都在变动，成为影响外汇储备变动的重要因素；二是多元化运用，比如设立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等，外汇储备出资后，需要从外汇储备数据中扣除；三是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 中国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坚持安全、流动、保值、增值原则，进行审慎、规范、专业的投资运作，优化并动态调整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提升竞争力，既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需要。人行向市场提供外汇流动性，旨在防止汇率超调和“羊群效应”，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做法，对国际社会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原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7年5月刊） 2017-05-08/safe/2017/0508/6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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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日，外汇管理部门对个人外汇信息申报管理进行完善，是否涉及个人年度购汇额度调整？ 答：不涉及个人外汇管理政策调整，个人年度购汇便利化额度没有变化。境内个人凭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真实性购汇需求申报后，直接在银行办理年度便利化额度之内的购汇；便利化额度之外的经常项目购汇，凭有交易金额的真实性证明材料办理，不存在任何障碍。 二、本次改进个人外汇信息申报管理有何背景？ 答：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目前我国每年出境人次已达1.2亿，个人用汇明显增多，但相应的国际收支个人购汇统计仍沿用过去较为简化的模式，这种统计现状既满足不了经济金融分析的需要,也与国际组织提出进一步细化和提高国际收支统计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根据G20和国际协作有关原则，各国需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应对税基侵蚀等方面加强合作配合，需要进一步增强金融交易的透明度，提高数据统计质量。因此,有必要提升我国国际收支统计质量,包括加强购汇真实性审核、细化支出分类等。 过去，我国国际收支个人购汇中存在一些漏洞，致使部分违规、欺诈、洗钱等行为时有发生，包括利用经常项目从事资本项目交易(比如海外购房和投资等),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下钱庄等违法行为，这扰乱了正常交易秩序，也对广大遵守个人购汇规定的居民形成了利益侵蚀。在改进个人购汇事项申报统计后，外汇管理部门可据此加强事后核查，对有关违规违法行为加强管理和处置。 此外,个人购汇及使用情况也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个人购汇事项申报有利于建立健全企业和居民诚信大数据平台，推进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实现诚信社会。 三、本次改进个人外汇信息申报管理主要涉及哪些内容？ 答：一是细化申报内容，明晰个人购付汇应遵循的规则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个人办理购汇业务时应认真阅读并如实、完整申报，作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承诺。 二是强化银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责任。要求银行加强合规性管理，认真落实展业原则，完善客户身份识别。按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3号）报告大额及可疑交易。对于存在误导个人购付汇、真实性审核不严、协助个人违规购付汇、未按规定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等行为，监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理。 三是对个人申报进行事中事后抽查并加大惩处力度。虚假申报、骗汇、欺诈、违规使用和非法转移外汇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将被列入“关注名单”，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限制或者禁止购汇，依法纳入个人信用记录、予以行政处罚、进行反洗钱调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 四、完善个人外汇信息申报管理，对境外留学和旅游等用汇有何影响？ 答：没有影响，个人购汇政策没有变化。出境留学，便利化额度内购汇，按规定进行完整、真实的信息申报；超过便利化额度的，提供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学费证明或生活费用证明就可以购汇；出境旅游，可以在便利化额度内按需购汇，也可在境外使用银行卡消费，用汇不受影响。 五、如何看待目前部分个人在境内配置外币资产或购买外币理财现象？ 答：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资本项下个人对外投资只能通过规定的渠道，如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实现。除规定的渠道外，居民个人购汇只限用于经常项下的对外支付，包括因私旅游、境外留学、公务及商务出国、探亲、境外就医、货物贸易、购买非投资类保险以及咨询服务等。 个人在境内配置外币资产的选择面较窄，只能持有外币存款或购买品种有限的外币理财。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水平仍处于低位，欧、日实施“零利率”政策，美国的利率水平也较低，外币存款利息和外币理财收益率都明显低于人民币存款和理财。且国际汇市波动频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市场主体持有外币资产的收益还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相比之下，目前人民币利率水平仍显著高于其他主要货币，境内人民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相对较高，产品种类非常丰富，也是投资者更为熟悉的市场，能够满足市场主体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需求。市场主体要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克服从众心理，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谨慎理性投资。 从我国经济基本面、境内外利差，以及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表现看，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是稳定的强势货币，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六、新的一年，外汇管理部门对个人外汇业务监管有何举措？ 答：强化外汇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外汇违规违法行为，坚决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稳定。 目前个人经常项目下购付汇比较便捷，我们将继续优化相关政策、督促银行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加强对银行办理个人购付汇业务真实性合规性检查。加大对个人购付汇申报事项的事后抽查和检查力度，提高对个人申报信息和交易数据的监测、分析、筛选、审查频率。 加大惩处强度，提高违规违法行为成本。对虚假申报、骗汇、欺诈、洗钱、违规使用和非法转移外汇资金的个人列入“关注名单”，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限制或者禁止购汇，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对违规银行依法予以通报批评、罚款、暂停结售汇业务、责令停业整顿以及责任人员纪律处分、罚款的处理。根据《外汇管理条例》进行行政处罚；涉嫌洗钱的，根据《反洗钱法》协同国家反洗钱部门进行反洗钱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2016-12-31/safe/2016/1231/6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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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按照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法规清理、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统一部署，国家外汇管理局继续积极深入开展重点领域立法和法规清理工作。立法工作主要涉及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电子单证审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贸易信贷调查等。法规清理主要是助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对不适应业务发展和改革要求的部分外汇管理法规予以废止或宣布失效。在此基础上，为便利社会公众查询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更新了《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政府网站上对外公布。 此次为外汇局连续第7年更新并公布现行有效主要法规目录。本次更新后的《目录》共收录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布的外汇管理主要法规209件。按照综合、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国际收支与外汇统计、外汇检查与法规适用、外汇科技管理8大项目分类，并根据具体业务类型分为若干子项。此次更新还对《目录》格式进行了微调，分子项统计了法规数量。 今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继续紧密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深入推进“放管服”，坚持定期梳理更新《目录》，提高政策透明度，便利银行、企业、个人等了解和使用外汇管理法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完）。 2017-01-19/safe/2017/0119/67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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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 问：有记者问，对当前对外投资形势如何看？需要坚持什么样的对外投资方针政策？ 答：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保持较快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深化我国与各国互利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对外投资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原则是明确的，即坚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坚持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把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规范市场秩序，按有关规定对一些企业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核实，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016-11-28/safe/2016/1128/6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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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期查处了一批外汇违法违规案件，深圳6家企业在外汇收支中涉嫌违法，经过警方进一步侦查，破获一起涉案近500亿元的地下钱庄案件。此外还查明多家企业采用虚假单据、虚构贸易等手段逃汇；多名个人采用“蚂蚁搬家”的手段，涉嫌洗钱、非法转移资产等行为。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将加强外汇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外汇违法和违规行为，以维护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此同时，还将增强政策透明度，推动金融市场继续对外开放。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我们将继续推动和支持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潘功胜表示，当前我国外汇市场形势比较稳定，跨境资金流动也在趋向平衡。 （来源：中央电视台2月26日新闻联播） 2017-02-27/safe/2017/0227/6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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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外汇市场开放水平，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7〕5号，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在具备资格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提高外汇市场开放水平。 二是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衍生品业务遵守实需交易原则，限于对冲以境外汇入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产生的外汇风险敞口，保障外汇市场秩序。 三是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衍生品业务提供多样化的交易工具和交易机制选择，便利外汇风险管理。 《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完） 2017-02-27/safe/2017/0227/6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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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银行结售汇统计，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银行结售汇统计报表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17〕4号，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丰富衍生产品业务统计指标，增加远期差额交割和掉期交易存量统计；二是提升数据报送电子化水平；三是整合统计制度管理文件。银行结售汇统计是我国外汇市场统计监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调整有助于提高银行和外汇局的统计操作效率，也为未来进一步提高外汇市场数据透明度提供基础支持。 《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完） 2017-01-20/safe/2017/0120/67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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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据外媒报道，德意志银行正在与外汇局讨论将出售华夏银行股份所得汇出境外。请问上述报道是否属实？ 答：上述报道与事实不符。此业务在外汇管理方面不存在政策障碍。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境外机构转让其在境内机构的股份，可直接在银行办理与股份转让相关的购付汇手续，银行进行真实、合规审核后即可办理，不需要外汇局事前审批或核准。外汇管理部门支持真实、合规的跨境股权转让交易，积极支持贸易投资便利化。 2016-09-29/safe/2016/0929/67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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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下同）总计成交12.8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87万亿美元）。其中，银行对客户市场成交2.0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971亿美元），银行间市场成交10.80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57万亿美元）；即期市场累计成交5.55万亿元人民币（等值8060亿美元），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7.29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06万亿美元）。 2017年1-5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58.05万亿元人民币（等值8.43万亿美元）。（完） 2017-06-23/safe/2017/0623/67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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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论述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易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发展成功实践，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经济建设和发展领域，面对“三期叠加”的新形势，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新时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全面理解我国经济“三期叠加”判断的科学依据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大局，作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但正处在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作出这一判断，表明党中央勇于面对改革发展攻坚中的各种问题，善于抓住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全面理解“三期叠加”判断的科学依据，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 经济发展规律决定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保持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2013年经济总量达到56.88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巨大，保持高速增长面临生产要素供给约束。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力数量和占比双降，人口老龄化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难以支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先后经历了23年和36年的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分别为9.7%和8.02%，其后经济增速约下降一半。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自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增速换挡中把握好调整的合理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应对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总体上较为粗放，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2013年前3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也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船舶、光伏等行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到50%。制造业产能过剩，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边际产出下降。同时，制造业粗放发展还带来大量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单位GDP能源消耗较高，水、大气、土壤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如果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面对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消化前期刺激政策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前几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一揽子刺激政策，为我国经济稳健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但大规模刺激政策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债务偏高、地方融资平台等部分领域和环节潜在风险积聚等。高负债率、高杠杆率条件下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对未来的透支，而且会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风险隐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妥善处理保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推动经济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发展。 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三期叠加”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科学分析。我们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丰富内涵，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扎实做好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未来发展目标。 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速逐渐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有利于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切实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济增速换挡只是相对于以往高增长的适度降低，但我国经济增速仍然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而且是结构更加稳定、合理的经济增长，是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稳态增长。可以预测，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过去一个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达到GDP的46%。但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一般达到70%以上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我们要的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经济增长速度。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高于制造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有利于丰富生活性产品供给、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有利于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增长。 发展理念从片面追求GDP向以人为本和保护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不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原则，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改革、促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中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强调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将加快，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将被打破。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2013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3.7%，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享受到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统筹城乡扎实推进，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正在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 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推动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 从“三期叠加”到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习近平同志强调：“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要牢牢抓住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破解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通过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一是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减少许可、审批和资质资格认定，激发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为经济转型提供不竭动力。二是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按照负面清单的思路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立能够反映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促进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三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服务业和高技术领域。四是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鼓励外资参与境内并购重组，放宽境内居民境外投资限制，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坚持创新取向的改革。一是深化教育改革，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源泉作用，为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夯实基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和商业模式，促进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作用。 坚持可持续发展取向的改革。一是加快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科学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考核体系和监测体系，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强化指标约束。二是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和城市交通拥堵防治。三是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等生态工程，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坚持普惠取向的改革。一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借鉴其他国家实施福利政策的经验教训，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避免出现福利水平过高诱发“福利病”和福利水平过低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的问题。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 2014 年 11 月 3 日第 7 版） 2014-11-03/safe/2014/1103/45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