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上午，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黨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統代表團開放日上回答了記者提問。以下為文字實錄：

 記者：我是彭博新聞社的記者。十九大報告提到了中國金融市場會進一步開放，市場也在猜測人民幣很快就會擴大波幅，現在是不是推動人民幣擴大波幅的好時機？央行推動這項改革的時候主要考慮哪些因素？現在來看人民幣匯率是十分穩定的，現在是不是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進一步開放的好時機？什麼時候可以實現完全可自由兌換？謝謝您。

 周小川：匯率的浮動更加依靠於市場供求關係來決定，以及人民幣更多地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是一個長期的進程。儘管過去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這個過程還沒有走完，所以今後還會繼續向前推進。至於時機，當前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時機，但是總的來講，在7月份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和總理的講話都強調要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有這個訊號。昨天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又對開放、引進競爭機製作了強調，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無疑會進一步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至於人民幣波幅的擴大，並不是當前最緊要的事。首先，當前的浮動區間已很少能限制到匯率，匯率變化主要取決於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當然，有時候擴大一下匯率浮動區間，也是釋放一個擴大開放的訊號，顯示匯改會繼續向前邁進，匯率主要由市場決定。但大家也要注意到，擴大波幅並不是當前最關注的重點。

 另外幾個重要方面，包括市場方面的對外開放，“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都是市場方面的連通，還有“一帶一路”也是市場方面的連通，此外機構方面的合作，以及金融市場准入也會進一步對外開放，請大家更全面地關注開放的內容。謝謝。

 記者：我是中央電視台的記者，我的問題想提給周行長，十九大報告提到了“雙支柱”的調控框架，未來怎麼去協調兩者之間的配合？怎樣進一步完善和健全這個“雙支柱”的調控框架？謝謝。

 周小川：這個問題如果展開說會很長的。大家也都知道，中央銀行在調控方面，首先是運用貨幣政策，對此各類教科書裡都有所描述，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後，貨幣政策也有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主要是對目標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和校正，工具箱也更加豐富。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調控手段，就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G20和全球金融穩定理事會以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提出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引入宏觀審慎政策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常規的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順周期的因素太多，經濟好的時候，股票市場也好，公司盈利也多，同向推動的力量比較大。所以，要引入所謂逆周期的政策措施。

此外，宏觀審慎的調節也是因為危機的產生使大家提高了對金融穩定的重視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穩定的措施。同時，還強調了金融監管標準的更新，像“巴塞爾Ⅲ”，對資本的質量、流動性、槓桿等等都有新的要求。再有，作為宏觀審慎措施之一，就是對於系統重要性機構，包括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和國內的系統重要性銀行（我國的“工農中建”都是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平安保險也是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公司），它們的標準應該有適當的提高，因為這些機構對市場的影響比較大。我們已經開展了這幾個方面的工作，但是確實在制度上、在規則設置上、在政策協調上，還做得不夠好，所以今年7月份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特彆強調提出了“雙支柱”調控框架，要讓兩個支柱之間配合得更好。在機構之間，包括“一行三會”，各大金融機構之間，也都希望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同時，從全球來講，“雙支柱”調控框架也仍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謝謝。

記者：我是《中國日報》的記者。我的問題是提給周行長的。在習總書記的報告中也提出要防止加深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如請您來評估一下當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您會做何評價？另外，在未來金融去槓桿的方面會有哪些主要手段？還有，最近社會上比較關注企業債務高企的問題，不知道您有什麼相關的評價？謝謝。

周小川：首先，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這個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討論的比較多。金融風險有一般性的金融市場風險、金融機構風險，如個別金融機構不健康、不符合相關標準，甚至存在關閉破產的可能性。而所謂系統性金融風險則有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會在市場上引發劇烈的連鎖反應，使經濟和就業遭受重大衝擊。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風險點也不一樣，但也有共同的東西。首先從全球來講，都要防止惡性通貨膨脹所造成的風險。另外，要防止資產價格劇烈調整所導致的風險，資產泡沫既有可能出現在資本市場上，也有可能發生在房地產市場上，還可能在影子銀行、金融衍生產品方面。對於經濟轉軌國家，特別是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來講，另外一種現實的金融風險，就是所謂金融機構大面積不健康的風險。因為在轉軌過程中可能不良資產會非常多，財務上出現的缺口導致虧損可能非常多。而且在制度轉變過程中，可能規則、監管等各個方面都有所不足，金融機構也有可能大面積出現不健康，不少轉軌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機構基本上都垮了，或者全部都賣給外國人了，這也是一種系統性風險。再有一點，正如剛才所提到的，如果經濟中的順周期因素太多，使這個周期波動被巨大的放大，在繁榮的時期過於樂觀，也會造成矛盾的積累，到一定時候就會出現所謂明斯基時刻，這種瞬間的劇烈調整，是我們要重點防止的。

關於去槓桿的問題國內已經有很多研究，國際上也有不少評論。首先，若總量閥門把握比較好的話，總量就不至於膨脹得過快，槓桿率就會有所下降。我國企業部門的槓桿率相對比較高，這裡既有剛才郭樹清主席所說的直接融資比重低，企業靠借貸、靠債務融資比重過高的問題，也確實存在企業運用資金的效率不夠高的問題，包括投資的效益、使用流動資金的效益。因此，我們特彆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不僅涉及到企業，也涉及到銀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資產質量，必須兩方面共同努力來調整。同時，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掛在企業名下的貸款，實際上可能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債務，地方政府有時候借地方國有企業的名義作為融資的手段，把債務算到企業頭上，這個問題要認真對待，要防範地方政府（當然各個地方很不一樣，有好的，也有差一些的）在使用融資平台方面和各種變相債務方面，有一些不健康的行為，包括財務紀律不夠強，或者突破了界限。

   關於家庭部門的債務槓桿率，從全球比較來講，中國還不算高，但是最近幾年增長很快。這個快的程度提請大家注意，不是說現在就要去槓桿，而是說增長的過程要注意質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穩健，同時又是高質量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