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中推進外匯管理事業創新發展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潘功勝

1979年3月13日，國務院批准設立國家外匯管理總局，拉開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序幕。40年來，外匯管理部門始終服務黨和國家事業大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在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約配置外匯資源的同時，有效應對金融危機衝擊。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外匯管理部門緊緊圍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積極服務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成功抵禦跨境資本流動高強度風險衝擊，與新時代全面開放新格局和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外匯管理體制機制在實踐中日趨完善。

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和開放型經濟發展趨勢，外匯領域改革開放在複雜條件下取得曆史性成就

改革開放40年是人民幣可兌換程度顯著提高的40年。隨著我國逐步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外來直接投資國和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開放型經濟發展對人民幣可兌換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1996年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義務，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新世紀以來，穩妥有序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直接投資實現基本可兌換，外債從事前審批轉向宏觀審慎管理，跨境證券投資渠道不斷拓展，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類標準評估，我國資本項目已具有較高可兌換程度。

改革開放40年是市場在外匯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斷加強的40年。40年來，人民幣匯率制度經曆了從官定匯率到市場決定、從固定匯率到有管理浮動匯率的重大演變。改革開放之初實行外匯留成制度，1980年以後逐步形成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制度。順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1994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按照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要求，2005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近年來，我國參與主體多元化、交易產品不斷豐富、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外匯市場持續創新發展，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增強，其外匯市場“自動穩定器”功能得以更好發揮，外匯市場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提高。

改革開放40年是外匯儲備在大規模經營和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積累豐富經驗的40年。1981年起，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外匯儲備管理制度。新世紀以來，隨著涉外經濟發展，我國逐漸擺脫外匯資源短缺狀態，外匯儲備規模2006年以來穩居世界第一。一方面，面對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和大規模經營挑戰，外匯儲備加強中長期戰略擺布，審慎優化貨幣和資產結構，保障安全性、流動性和保值增值，基本形成適應大規模外匯儲備和我國國情的經營管理模式。截至201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3.07萬億美元，較1978年末增長1.84萬倍。另一方面，外匯儲備積極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拓展多元化運用。2003年成立中央匯金公司，創造性支援金融機構改革。2011年成立儲備委貸辦，不斷拓展外匯儲備多元化運用，堅持市場化原則，為服務“走出去”和“一帶一路”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40年是成功應對金融危機風險衝擊的40年。外匯管理部門始終堅持底線思維，在複雜的曆史條件下有效維護外匯市場穩定，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採取多項措施，避免外部風險傳染。2015年底至2017年初，受國內外多重因素影響，我國外匯市場幾度出現較嚴重的“跨境資本大規模流出—外匯儲備持續下降—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大”負向螺旋。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外匯管理部門積極採取一系列穩定外匯市場的綜合性措施，避免了可能發生的高強度外匯市場衝擊。2018年以來，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外匯市場出現邊際變化。外匯管理部門深入總結近年來成功應對外匯市場高強度風險衝擊的實戰經驗，堅持底線思維，多措並舉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在複雜嚴峻的形勢下有力維護了外匯市場穩定和國家經濟金融安全。

在開放的環境中適應開放，與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相適應的外匯管理體制機制不斷完善

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以外匯管理理念和方式“五個轉變”統領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放管服”改革成效明顯，行政審批事項大幅減少，同時帶動管理重心從重審批轉向重事中事後監管。加強依法行政頂層設計，適時修訂完善《外匯管理條例》。推進經常項目外匯管理改革，近年來先後實施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外匯管理改革，企業單筆業務辦理時間下降70%以上。提升跨境投融資自由化便利化，貫徹事前准入+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大幅節約市場主體“腳底”成本。支援自由貿易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援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開展外匯管理改革先行先試，打造外匯管理改革開放新高地和試驗田。

具有中國特色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初步形成。宏觀審慎從維護外匯市場穩定大局出發，以防控大規模、不穩定跨境資本流動衝擊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為總體目標，主要針對外匯市場順周期波動，採取必要的逆周期管理工具，調控市場主體交易行為，強化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監測監管。微觀監管保持政策和執法標準跨周期穩定性、一致性和可預期性，堅持功能監管，加強行為監管，分類管理、合理引導對外投資健康有序發展，打擊跨境套利、地下錢莊、非法網路炒匯等違法違規活動，強化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監管。

開放條件下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框架經受住了經濟周期考驗。我國開放型經濟體金融宏觀調控框架，經受住了從加入世貿組織之後“雙順差”，到美國量化寬鬆，再到美國複蘇加息的完整周期考驗。在這一框架下，外匯儲備按照國務院、人民銀行、外匯局三級授權管理，成為貨幣政策有效兼顧對內對外兩組目標兩組工具的重要載體和政策紐帶，在我國成功抵禦曆次嚴重外部衝擊中發揮了重要的“護城河”作用。

新時代明確新目標，新時代開啟新征程。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的重要講話精神，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進一步增強做好外匯管理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原文刊載於《人民日報》2019年03月11日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