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要緊緊扭住金融支援和服務實體經濟與改善人民福祉的中心任務，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讓更廣泛的開放助推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

一、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是外匯管理改革的戰略目標

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之一，是保持社會總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標誌。因此，維護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既是外匯管理的核心職責之一，也是長期以來外匯管理改革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為應對發達經濟體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帶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挑戰，我國採取了一攬子綜合性政策措施。一是重視發揮價格機制的引導作用，持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二是綜合運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央行票據等數量型對沖工具，抑制流動性過剩。三是加強外匯管理，開展應對和打擊“熱錢”專項行動，啟動跨境資金異常流入應急預案，強化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加大對違規銀行和企業的處罰力度。實踐證明，這一政策組合及相關措施有利於維護國際收支平衡，對保障我國經濟金融安全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也要看到，在應對危機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於我不利的“怪圈”。發達國家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實際上是開動機器印鈔票。其中一部分用於購買中國商品，國內大量價廉物美的商品流向國外，生產過程中的汙染卻留在國內，耗費的資源能源也記在中國頭上。同時，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出現“雙順差”，外匯資金大量流入，銀行、企業和居民都不願持有外匯，就在市場上賣給中央銀行，造成外匯儲備增加。外匯儲備雖能投資于海外資產，但因發達經濟體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投資經營和保值增值難度越來越大。雖經努力，外匯儲備投資經營獲得了較好收益，但總體講投資環境並不樂觀。

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基礎還不十分牢固。特別是隨著我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通過資本管制來緩解收支失衡的空間越來越窄，短期內雖仍有效，但長期實行，效果會減弱，影響正常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這雖是我國經濟發展與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的特有現象，但與我國經濟發展較多依賴投資和外需、國內儲蓄投資關係沒有理順、人民幣匯率彈性不足、資本流出渠道不暢息息相關。妥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實事求是地推進位度創新，打好外匯管理改革攻堅戰。

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優化經濟結構是根本，理順體制機制是關鍵。簡言之，就是要“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這是我國長期以來堅持的方針。從改革實踐看，採取這一能夠相機抉擇的綜合性措施，就好像開出一劑“中藥方”，比起極端或激進的措施效果更好。其主要依據是一個完整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中藥方”裡有多種元素，它們在調整邏輯上是一致的，機制上是互相配合的，實踐中可以形成政策合力。實踐顯示，近年來我國採取擴大進口、實施“走出去”戰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擴大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等措施，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明顯改善。2012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7年的10.1%降至2.3%，處於國際公認的合理水平區間。

二、現階段外匯管理改革的著力點在於推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我國跨境資金流動規模不斷擴大，要求我們不斷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滿足市場主體日益增長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需求。

為此，我們解放思想，在全面開放經濟框架下重新審視外匯管理工作，在2009年率先明確提出了新時期深化外匯管理改革的“五個轉變”：從重審批轉變為重監測分析，逐步從較為依賴審批和核準的管理方式轉變為重點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分析和預警；從重事前監管轉變為強調事後管理，逐步從事前逐筆審核轉為事後核查和重點查處；從重行為管理轉變為更加強調主體管理，逐步從按交易行為和業務性質監管轉為以經濟主體為單位進行管理；從“有罪假設”轉變到“無罪假設”，逐步從事前排查經濟主體外匯收支的真實性轉為事後舉證查處違法違規經濟主體；從“正面清單”轉變到“負面清單”，逐步從“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轉為“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

“五個轉變”是對傳統外匯管理理念的重要揚棄。從提出到實施經曆了一個適應過程，比如有人擔心“五個轉變”會使外匯管理工作失去“抓手”，外匯管理部門失去“權威”，對改革心存疑慮。近年來，隨著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資本項目便利化改革的推進，外匯管理部門黨員幹部的服務意識、市場意識和成本觀念明顯增強，人們從改革中看到了實實在在的成效，“五個轉變”漸入人心。在“五個轉變”促進下，我國外匯管理方式呈現明顯變化，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顯著提高，外匯管理體制機制建設步入改革的“快車道”。在深化改革中，我們鼓勵具備條件的地區先行先試，積累了有益經驗。

堅持簡政放權，推進外匯管理依法行政和職能轉變。根據國務院統一部署，外匯管理部門已分6批取消61項行政審批項目，佔全部門審批事項的73%。我們從國家發展大局出發，加強外匯管理法規的長遠設計和規劃，著力構建適應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需要的外匯管理法規體系，一方面大膽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項目，做好外匯管理法規的清理和簡化；另一方面加大政務公開力度，不斷提高外匯管理透明度，加強社會對外匯管理行政權力運用的監督。2009年以來，外匯管理部門共廢止外匯管理法規近700件，極大地促進了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圍繞政府和市場關係，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調節作用。在改革中，我們主動調整不符合市場運行規律的外匯管理措施，盡量避免增加市場主體的經營和管理成本。例如，取消強制結售匯制度，開展貨物貿易核銷制度改革，允許企業出口收入存放境外；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在直接投資實現基本可兌換基礎上，加快完善境內外機構投資者制度；大力培育和發展外匯市場，夯實外匯市場基礎建設，完善市場交易規則，豐富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品種，提高外匯市場自我出清能力，等等。上述改革措施順應了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符合廣大市場主體的期盼，獲得了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評價。

著力改進服務，不斷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改進服務始終是外匯管理工作的基礎。近年來，我們更加重視基層調研，根據群眾意見實事求是地對部分政策進行調整完善。在推出每一項改革措施時，我們寓管理於服務之中，積極推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努力降低銀行、企業和個人辦理外匯業務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例如，近兩年實施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外匯管理改革後，但凡守法合規企業均能充分享受到貨物貿易外匯收支政策便利，僅簡化憑證和流程一項就平均為每家企業節省工資費用約7萬餘元，銀行辦理貿易收付匯業務時間也由平均每單26分鐘縮短為9分鐘。

堅持底線思維，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紅線。外匯管理的一個重要功能是防範外部風險內部化。近年來，我們始終將防風險擺在突出位置，從管理制度、管理方式、技術手段和隊伍建設等入手，加強監測分析，完善事後監管，健全風險預案，穩步提升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防範能力，切實保障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同時，我們把防範風險放在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的首要位置，不斷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體制機制，優化貨幣和資產結構，穩步推進多元化經營，適時調整風險管理政策，優化海外機構經營平台，切實保障了外匯儲備的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

三、進一步全面深化外匯管理改革的工作要點

進一步深化外匯管理改革，要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動力，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緊緊圍繞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這一戰略目標，大膽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大力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不斷提升外匯管理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以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果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

堅持把推進改革作為做好外匯管理工作的重點。要緊扣建立健全調節國際收支的市場機制和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外匯管理中長期工作規劃，對外匯管理各項重要任務進行梳理，確定實施步驟、時限以及分工，明確路線圖和時間表。有序推進資本市場開放，改進和完善外債管理體制，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深入研究“托賓稅”、無息存款準備金、外匯交易手續費等價格調節手段，抑制短期投機套利資金流出入。擴大外匯市場開放，放寬交易範圍，增加交易主體，豐富避險保值產品，逐步建成一個成熟發達的多層次外匯市場體系。

堅持把防範跨境資金流動衝擊作為做好外匯管理工作的關鍵。要密切跟蹤形勢變化，針對潛在風險，加快建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平台和指標體系，充實以逆周期調節為主的政策預案。加強與相關部門的監管協調，不斷豐富和完善監管協調的合作形式和機制，著力形成防範跨境資金流動衝擊的監管合力。堅持多元化和分散化投資，管好和用好外匯儲備，加大優質資產配置，提高外匯儲備經營管理能力，實現安全、流動、保值增值的經營目標。

堅持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做好外匯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增強服務意識，善於換位思考，促進政策調整與市場主體商業運作模式相銜接，為守法合規市場主體儘可能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優化流程和手續，通過改進服務來深化改革，切實提升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降低外匯管理的社會成本，真正做到寓管理於服務之中。積極支援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對於具備條件的地區可通過試點等方式，鼓勵開展外匯管理政策創新。

堅持依法行政和簡政放權。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行政效能。著力加強外匯管理法規建設，進一步加大法規清理力度，切實推動管理重點從 “正面清單”向“負面清單”轉變。深入推動政務公開，加強內控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外匯管理各環節的監督制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