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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上午，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易纲同志主持召开国家外汇管理局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机关党建工作，深入分析了新形势下做好局机关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部署安排了下一阶段机关党建重点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机关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方上浦、杨国中及机关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大力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为深化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提升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会议指出，当前外汇管理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外汇管理工作任务繁重。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认真履行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管理党员干部，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用党建工作成效促进外汇管理工作改革发展。 会议要求，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认真做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工作，学习落实中央新近出台的规章制度；紧紧围绕外汇管理中心任务，认真落实“两个责任”，统筹兼顾开展机关党建工作，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机关党委要发挥好牵头和协调作用，组织落实好中央和局党组关于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相关部门要按照分工，认真负责、密切配合，抓好职责范围内党建工作的落实；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职责，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带头践行廉洁自律规范。（完） 2015-10-29/safe/2015/1029/46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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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1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来到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看望和慰问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人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潘功胜，行长助理殷勇等陪同。 周小川代表人民银行党委对全体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并充分肯定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取得的成绩。周小川指出，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全面收官之年。回顾过去五年，我国外汇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央外汇业务中心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主动适应新常态，稳步推进经营管理各项工作，实现了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为支持国家各项改革和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小川表示，2015年外汇储备始终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牢牢把握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大局，克服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挑战，圆满完成了经营管理各项工作，在建设国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方向上迈出了新步伐，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国家重点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周小川强调，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人员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开拓创新，强化底线思维，以严和实的干事创业精神做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完） 2015-12-31/safe/2015/1231/4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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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接受了《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胡舒立采访。采访内容已由《中国改革》（2010年第八期）和财新网（www.caing.com）发表，现刊登如下。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佳选择 最终目标与时间表 胡舒立： 2010年 6月 19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继续推进汇改？如何评价迄今为止汇改取得的成果？ 易纲：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的最好选择。为什么说这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呢？对汇率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从1994年就开始启动了。 1994年 1月 1日 汇率并轨，随后，整个外汇市场就建立起来了。从1994年到1996年，人民币是双向浮动的，升值了约5%，美元兑人民币从大约8.71元，到了8.28元。后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泰铢和韩元大幅贬值。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所以，从1997年一直到2005年，8.28元基本没有动。这并不是说我们放弃了这个理念，相反，我们坚持这个理念，依然认为这样一种有管理的浮动货币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汇率机制，但是，这里面存在惯性、或说“路径依赖”。实事求是地说，这件事情还是比较艰难的。结果，到了 2005年 7月 21日 ，汇改重新启动，这就有了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的浮动。 这期间，人民币实际上是双向浮动的，而且跟一篮子货币的走向是相符合的。但是，2008年，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开始是“次贷危机”，尔后贝尔斯登破产，2008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更把金融危机推向高潮。从那以后，人民币基本维持在6.83元上下窄幅波动的水平。一直到今年6月19日，我们又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机制。只不过因为危机或其他因素，才有了这么多插曲。但是，这个方向是中国最好的选择，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坚持。 胡舒立：那最终目标是什么呢？ 易纲：我们的最终目标，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就已经决定了。 胡舒立：那么，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之间应该是种什么关系？是说它自由浮动以后才能够自由兑换，还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也可自由兑换？ 易纲：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理论色彩的问题。通常，可兑换的货币，其汇率是自由浮动的。 在历史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后，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主要货币再跟美元挂钩，这实质上是一个固定汇率体系。但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解体以后，主要国际货币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体系解体。从理论上说，可兑换货币应当是浮动汇率的货币。浮动汇率这一机制，本身就是可兑换货币的稳定器，正因为它浮动，才能保证它的“可兑换”。如果要永远坚持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兑黄金的承诺实际上实现不了。而如果它是浮动的，它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可兑换。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香港等地实行的货币局制度，它是一种特殊的安排，放弃了货币政策。一个规模小并且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才能实施这种制度。但这些经济体应该视为例外，不具有普遍性。一般的可兑换货币，其汇率机制应当是灵活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兴市场国家，它最终应当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那么，它不能够坚持的是什么呢？就是固定汇率。美国、欧元区就是这样。美元和欧元波动较大，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胡舒立：那人民币可兑换目标多长时间达到？有没有时间表？ 易纲：在我国，可兑换还没有一个官方时间表。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过，一般的国家，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平均用时大概是7年到10年左右。中国是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是15年了，这已经长于国际上的平均值了。我们没有时间表，但是，参考国际上的做法，人们可以对此事有一个大致判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很大，发展又不平衡，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认识的统一上也更加困难。 胡舒立：对于货币升值，我们都知道外部压力比较明显，而中国经济自身对此也有需求。综合而言，人民币迄今不能浮动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易纲：一种货币，其汇率浮动真正起作用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实际上，有两个渠道可使实际有效汇率发生变化。一个渠道就是名义汇率的调整。还有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价格上升：有升值压力，但可以不调名义汇率，通货膨胀也可以起到调整实际有效汇率的作用。 实际上，过去这十多年，这两个渠道中国都用了。我们既用了名义汇率的调整，同时，中国通过价格渠道做出的调整也很大。想想看，这些年房价涨了多少？ 胡舒立：现在，经过几轮汇改，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不是已经减弱了？还需要继续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调吗？ 易纲：应当说压力已经减弱了很多，十年来，北京、上海的房价涨了多少？一般物价上涨了多少？这些涨价其实都是对不均衡的调整。如果十年前拿美元换成人民币并在中国买房，能赚多少？现在看来能赚的不多了。其他的资产也调得差不多了。这说明现在人民币汇率其实离均衡水平，比十年以前已经近了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不具备汇率大幅波动的基础，有条件保持灵活的汇率机制，也可以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什么事都是有利有弊的。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决定了货币币值的总体趋势。在此趋势下，升值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升值多一点，通货膨胀就可以少一点。如果名义汇率不动，那通货膨胀就得多一点。有人说，老百姓不用进口产品，升值对他们没好处，这是不对的。比如，豆油，中国的大豆已经超过一半是进口的，千家万户都得吃豆制品，豆粕还可养猪，有多少人不吃猪肉？如果不升值，那大豆、豆油、豆粕的价格都得比现在贵20%以上。现在为什么这些产品国际价格虽然大涨，但在中国的价格没涨那么多？就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了，而大豆价格基本上是用美元计价的。原油、铁矿石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其实，原油和铁矿石跟千家万户也是相连的。升值首先抑制了输入型通货膨胀。 另外，中国有这么多公民出国旅游，送孩子留学，这些人都受益了。受益者应当说是“沉默的多数”。但是，受损者的声音强，主要是出口行业，他们认为日子过不下去了，肯定要失业了。 在2005年汇改以前，有关部门做过企业的换汇成本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换汇成本是8.11元，私人部门企业的换汇成本是8.07。换汇成本指的是只要汇率低于这个水平，这些企业就会亏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2005年汇改第一天，人民币汇率就跳到8.11 元了，那出口企业应该会出现大面积亏损。但是，汇改以来，中国在2005-2008年期间出口每年是以超过20%的幅度在增长。就是说，汇率调整并没有影响出口，出口反而大幅度增长，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中国产品的增加值，在这一期间都发生了。 所以，我们得动态地看这个问题。政府也从政策上千方百计地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比如，提供对冲工具、远期结汇、远期售汇等工具，帮助进出口企业来对冲风险。 还有一个论点，就是升值等于外汇储备亏损。在2007年升值比较快的时候，就有观察家说，外汇储备一个季度就亏一艘航空母舰。现在，我们有2.4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16万亿多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这些外汇储备用人民币来标值就少了，他说这个就等于亏了。其实，这个账算得是不对的。因为首先，我们没有亏，什么时候才亏呢？只有把外汇从美元换成人民币的时候才会亏，但我们并没有换，所以称不上亏。这种算法完全是账面转换。 如果非要进行这种账面计算，就要同时计算中国的人民币资产如果以美元计算“赚”了多少。让我们只算其中一部分。中国金融和房地产资产加起来，有大约两百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外汇储备的10倍)。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资产用美元来标价，相当于赚出至少十艘航空母舰。当然，实际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胡舒立：对，他没有算人民币的资产，而且，中国人的存款也可以升值。 易纲：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要全面地看。总之，亏和赚事实上都没发生，只是用不同的报告货币产生的一个视角的错觉。当然，美国的通胀会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下降，可以认为是损失。但多年以来，外汇储备的收益率是高于美国的通胀率的。 胡舒立：如果汇率不正常，就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压力，你能详细讲讲吗？ 易纲：如果名义汇率扭曲，它会产生一系列后果。汇率是一种价格，其扭曲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我们通常说要扩大内需。假如汇率不对，外需赚钱很容易，企业就不会往内需使劲。汇率扭曲也不利于扩大消费，不利于扩大服务业。 胡舒立：面对通货膨胀压力，有人主张升息，这与汇率杠杆能互相替代吗？ 易纲：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一种货币相对其他货币的比价；利率和汇率互相替代的作用十分有限。它们有一个离均衡点有多远的问题。这可以引起无穷的争论，因为谁也不知道均衡点究竟在哪里。从理论上来说，供求关系决定均衡点。最好的情形，就是汇率很接近均衡点，利率也是很接近均衡点。 如果加息，那这种货币就会走强，近来，许多货币都加息了，但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没有加息。理想状态是汇率和利率各司其职，因为它们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胡舒立：长期使用固定汇率，造成了一定的扭曲，现在变成浮动，此时，除了观念上的问题，最大的威胁还是投机攻击吧？ 易纲：是。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地释放这些风险。随着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投机汇率就会变成“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没什么赚头。 胡舒立：外汇改革走走停停，是不是在节奏把握上，还是稍微有点慢了？ 易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转轨。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个不市场化了，那个改革滞后了，但是，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维持了高增长，而且自1994年那轮通货膨胀以后，没有出现过太高的通货膨胀。 综合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接近最优的。我们走走停停，可能有些人认为，汇改稍微慢了一些，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反思。但是，应该说，宏观政策总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 胡舒立：那为什么要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来恢复汇率的弹性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段风险比较小，还是认为外部压力变得更大呢？ 易纲：中国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基于国内的考虑，自主做出了决定。我刚才说了，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汇率稳定了一段时间。实际上，现在危机也还不可以说完全过去了，比如，今年又发生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总体来讲，形势比危机高潮时好多了。一方面，危机在消退，另一方面，去年增长率又调高了，从8.7%调到9.1%了。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预测大多也认为，2010年是复苏之年。综合国内和国际的情况，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现在恢复这个弹性，条件是成熟的。 胡舒立：但是，怎么评价汇率改革在外部失衡中的作用呢？ 易纲：国外的学者是从他们的框架来分析的，认为汇率对再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历史表明，汇率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决定性变量。回顾日本和德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日元和德国马克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升值，并没有导致日本和德国的顺差马上消失。这一点对中国的情况也适用。但是这个问题最难的一个回答，是反过来问，假如汇率升值也还无法调整中国的顺差，那么，升值不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吗？你想，如果我升值了，我买你什么都便宜了，结果我自己的顺差还没调下去，那不是你升值就只占便宜不吃亏了吗？这个问题更难回答。 怎样才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胡舒立：中国能否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易纲：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常说，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所谓国际货币体系，谁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呢？显然是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那么，它为什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呢？是因为美元等市场是开放的，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市场。那么，在这些市场上，不论股票，还是债券，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当然是美欧等国当局。我们为什么不能当游戏规则制定者？如果中国的市场开放，只要人家进了中国的市场，那中国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当然是游戏规则制定者，这是毫无争议的。 胡舒立：我最近采访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他认为人民币迟早要成为储备货币，而卢布最多成为区域性货币。你怎么看？ 易纲：我们自己可不能觉得中国了不得了，忘乎所以，这是非常有害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有自知之明。 胡舒立：那人民币有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呢？世界有没有这种需求呢？ 易纲：这种说法，有一半是给中国戴高帽，有一半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预测。我们要谦虚谨慎，还是要韬光养晦。如果别人选择人民币作储备货币，我们也不阻挠，这是市场需求。但是，我们不去使劲地推动，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地、最优地选择。千万不要人家一给戴高帽，就觉得人民币真的离储备货币很近，其实差得很远。 胡舒立：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是市场自然的选择结果呢？还是需要政府来一锤定音，还是二者互相推动？ 易纲：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首先是凭借所在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经济实力；其次是其文化凝聚力和感召力；第三，是政治和军事的实力。 经济实力是第一。文化是第二，文化的感召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核心价值观，能不能被广大的国家和地区接受。真正的储备货币，一定是在全世界相对而言，其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是有影响力的。 不要低估欧美修复能力 胡舒立：前两年，金融危机比较深重的时候，外界，包括中国有些人，对美国过分看空，然后对欧元过分看好。然后，这次欧洲债务危机表明，“老欧洲”也不值得唱多。以前，投资者对美国的问题估计不足，现在又似乎把美国看得太空了。 易纲：我只谈谈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我们坚持外汇储备多元化、分散化，指的是币种和资产两个层次。币种上，就是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新兴国家货币等，都要有分散化投资。在决定投资某个币种后，接下来就要决定在这个币种上，是买债券，还是买其他资产，就是说，在资产上也要分散化。回到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会特别看空美元、一会特别看空欧元。我们这么大个盘子，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做出调整。我们坚持分散化原则，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配置原则。 这一资产配置原则又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是参考中国的实体经济定的，按中国贸易的比例，然后是FDI的比例，还有一个因素是结算的比例。 胡舒立：中国外汇储备以往很少评论具体投资，但近期就“两房”问题连续表态，“两房”为什么这么重要？ 易纲：“两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对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次贷危机爆发初期，美国政府还依赖这两家机构缓解危机，随着危机深化两家机构也出现了问题，美国政府随后接管了“两房”，目前财政部已拥有“两房”约80%的股份，是最大股东。此次“两房”根据交易所相关规定退市，但对“两房”的债券未造成负面影响。近期外汇局的回应是希望帮助大家理解外汇储备资产是安全的，管理是有效的。 胡舒立：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欧洲、美国做了一些调整、修复，你怎么看待它们的修复能力？ 易纲：他们的修复能力是很强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美国和欧洲。美国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是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后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是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这轮金融危机的反思。这个法案，再加上英国最近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的路线图，还有G20指导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制定出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标准，构成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全世界金融监管标准和监管框架。在这种监管框架下，他们的修复能力是比较强的，修复速度是比较快的。 对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建立，欧洲人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当然，在美国监管改革法案通过后，美国人走在了前头。 胡舒立：最近，我跟高盛副主席迈克埃文斯谈了一下。他说，高盛准备调整其策略。原来，整个华尔街对美国金融法案还比较抵制。他说高盛要调整定位，拥护金融改革。第二，已经成立了商业标准委员会(Business Standards Committee)，通过调查和反思，最终提出改变高盛商业行为的具体措施。在谈到与美国证监会的官司时，他也说，尽管这个个案有政治因素，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过失。听他的口气，有可能和解，但他强调和解不意味着结束，高盛还是要调整商业行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现在美国各方对金融改革法案评价这么高，为什么推得还这么难呢？共和党为什么强烈反对？ 易纲：推动难，主要是因为利益。这个法案中一些伤害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利益的一些条款，已经磨得平和了许多，做了一些妥协。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法案是比较正面的，为什么呢？迅速地出台这个法案，比悬而不决好得多。悬而不决就是不确定性，这个法案一出台，等于靴子落地了，市场上预期就稳定了，市场就可以正常运作了。 以平和心态看待中国经济增长 胡舒立：我还想问一下宏观这块，你现在觉得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大不大？ 易纲：简单地回答，我认为“二次探底”的可能比较小。但是，准确的解释取决于如何定义“二次探底”。今年美国经济增长在2.5%—3.5%之间是比较靠谱的，日本今年应该是正增长，甚至比2%还要高一点。欧洲可能在0.5%—1.5%。这样的结果肯定称不上“二次探底”。当然美国的房地产和就业情况不好，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胡舒立：现在，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掉下来？上半年是11.1%。 易纲：中国经济增长全年可达9%以上，这应当说是相当高的增长了。高增长也是一个情结。现在，我希望多输入一些平和的心态。这样，能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期持续得更长一些。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经济基数越来越大，增长率肯定应该逐步慢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环境的约束已经到了空前紧张的时候了。地下水、空气、碳排放，等等。还有一个就是资源的约束，包括能源的进口。按照人类经济增长的规律来讲，今后中国经济增长肯定会逐步放慢一些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年均GDP增长率在9.5％以上，新世纪的头十年，我国增长率已经超过10%了。第二个十年，如果平均增长率在7%—8%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高的增长率，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维持住这样一个增长率。然后，我们还要看第三个十年，要能够维持5%—6%的增长，那么，中国就实现了50年的快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增长的质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调结构、要转变发展方式，其真正含义都是在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应该把自己的心态调得更加平和一点。（完） 2010-07-30/safe/2010/0730/4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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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 根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2016年1月31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向外汇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功胜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第六巡视组组长赵文波，副组长梁艾福、董云鹏、樊勇反馈了专项巡视情况。随后，赵文波代表中央巡视组向外汇局党组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中央巡视办负责同志对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潘功胜主持会议并作了表态发言。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15年10月30日至12月30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对外汇局党组进行了专项巡视。中央巡视组认真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求，紧紧围绕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以“六项纪律”为尺子，从严从实开展巡视监督。通过广泛开展个别谈话，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了专项巡视情况汇报，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了有关情况。 赵文波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局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将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外汇管理工作紧密结合，在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不断发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巡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弱化，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督执纪问责宽软，基层党建亟需加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漠视纪律规矩，公款吃喝、办公用房超标、出国（境）管理不严、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问题比较突出。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有的干部任用资格和程序把关不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轮岗交流等制度执行不严格。外汇行政执法等监管薄弱，利用检查处罚权谋私隐患大，下属企事业单位违规问题多发，存在利益输送风险。同时，巡视组还收到涉及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 赵文波代表中央巡视组对外汇局党组提出了三点意见建议。一是强化政治意识，切实担负管党治党责任。巡视发现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党组书记要带头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抓好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共同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到实处。抓好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着力健全基层党组织。完善选人用人机制，认真执行轮岗交流等制度，对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严格按规定处理。结合巡视反馈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深刻剖析、对照检查，提出整改措施。二是坚决遏制顶风违纪问题。把纪律和规矩在外汇局鲜明立起来、严起来，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特别是对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必须严肃处理，专项整治违规公务接待、办公用房超标、滥发津补贴等问题，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三是防范重点领域廉洁风险。紧盯权力集中的业务部门，扎牢制度笼子，着力解决执法中的暗箱操作等问题，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的监管，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 中央巡视办负责同志指出，外汇局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要高度重视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在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建立问题、任务、责任清单，逐一抓好落实，按时报告整改情况；要切实履行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扎紧制度笼子，促进改革发展，确保取得整改实效。对巡视整改情况，要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潘功胜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听取2015年第三轮巡视工作汇报时所作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对金融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指导外汇局的巡视整改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第六巡视组对外汇局党组为期两个月的专项巡视是中央对外汇局的全面“政治体检”，是对外汇局系统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的一次党性洗礼。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整改要求和意见，外汇局党组完全同意、诚恳接受，并将坚决整改。 潘功胜强调，做好巡视整改落实工作，是外汇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一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是要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不折不扣地抓好巡视整改工作。主动承担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建立巡视整改工作领导机构，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全面落实整改领导责任。各部门、各单位要建立整改台账制度，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每个问题和建议，都要有整改落实的具体方案，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待。加强对巡视整改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整改任务落实到位。三是要以此次专项巡视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长效机制。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把责任扛起来、立场硬起来、纪律严起来。巩固和拓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不断改进作风，抓好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坚定理想信念。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加强作风建设，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纪检机构要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加强执纪问责。四是要自觉把巡视整改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外汇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潘功胜表示，外汇局将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巡视组的要求，扎实抓好巡视整改工作，以坚决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和有力的举措，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开创外汇管理工作新局面，向党中央、巡视组和广大干部职工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中央巡视组有关成员、中央纪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组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反馈会。外汇局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外汇局总会计师，外汇局各部门、各事业单位副司局级以上干部及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2016-02-04/safe/2016/0204/46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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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记者就《通知》有关内容采访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一、此次《通知》出台的背景如何？ 依据现行对外担保管理相关规定，目前除境内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实行年度余额管理外，其他类型的对外担保主要实行逐笔审批管理。 随着我国深入融入全球经济，境内机构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境外投资企业对境内信用支持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迫切需要改革当前对外担保管理政策：一是余额管理的适用范围较窄，不适用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银行对外担保余额管理的范围也仅限于被担保人为境外机构的融资性担保。二是核定银行对外担保余额指标时，主要依据外汇资本金和营运资金，指标核定的合理性逐步降低。三是对担保人、被担保人的资格条件规定得相对严格，对担保人净资产比例、被担保人净资产比例、盈利情况等要求较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外担保业务的开展。因此，需尽快对当前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相关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 二、此次调整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的主要目标和原则是什么？ 此次改革的目的，是在维持现有对外担保政策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对现行管理政策进行大幅简化，梳理、澄清担保管理实践中需要明确的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大力促进投资便利化，进一步推进对外担保外汇管理方式改革。 这次政策调整主要遵循简化、高效、可控原则。通过简化行政审核手续，提高管理效率，更有力地支持境内机构“走出去”。同时也要防止对外担保这种或有外债变为实际债务或债权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到既要促进发展，又要控制风险。 三、本次政策调整后，境内银行对外担保管理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是扩大了融资性对外担保实行余额管理的范围，从现在的为境外机构提供融资性担保，扩大到为境内、外机构提供融资性担保。也就是说，银行为境内机构提供的融资性对外担保不再需要逐笔申请核准。二是调整了银行余额指标的核定依据。从现行的以外汇资本金或营运资金为准，调整为以本外币合并的实收资本或外汇净资产为准，即原则上不得超过该机构本外币合并的实收资本或营运资金的50％，或者其外汇净资产数额。三是取消了银行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时被担保人的资格条件限制，即被担保人不受与境内机构的股权关系、净资产比例和盈利状况等限制。四是明确了银行非融资性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银行在提供非融资性保函时，被担保人不受净资产比例和盈利状况的限制，不需事前核准；但从审慎角度考虑，仍要求被担保人或受益人至少有一方为境内机构或由境内机构持股或间接持股的境外机构。五是明确取消对银行对外担保履约的事前核准手续。六是明确银行余额管理项下对外担保登记实行定期备案。七是重新设计银行对外担保定期备案相关报表，提高数据填报的便利程度。 四、本次政策调整后，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外担保管理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是形成以逐笔审批为主、余额管理为辅的管理方式。对外担保业务笔数较多、内部管理规范的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和非融资性对外担保，可向外汇局申请核定余额指标，在指标范围内提供对外担保，无需再向外汇局逐笔申请核准。但外汇局为企业核定的余额指标或（和）逐笔核准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二是企业担保人的净资产比例由过去的贸易型、非贸易型企业等两个标准统一调整为15%。三是扩大了被担保人范围。担保人为企业时，被担保人从境内企业的境内外一级子公司扩大为担保人在境内外设立、持股或间接持股的企业。担保人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时，被担保人为在境内机构或者境内机构按照规定在境外设立、持股或间接持股的机构。四是明确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发生对外担保履约，须向所在地外汇局逐笔申请核准，其办理对外担保履约时可以购汇。五是明确外商独资企业应参照一般企业的管理原则办理对外担保逐笔核准、逐笔登记等相关手续。 五、《通知》对被担保人的规定做出了哪些调整？ 本次政策调整，降低了被担保人的资格条件，主要包括：一是根据担保人机构类型，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被担保人范围。银行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时，被担保人不受任何资格条件限制，由银行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及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自行决定；银行提供非融资性对外担保时，被担保人或受益人只要有一方为境内机构或由境内机构持股或间接持股的境外机构即可。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对外担保时，被担保人调整为境内机构及境内机构的境外投资企业。企业提供对外担保时，被担保人扩大为担保人在境内外设立、持股或间接持股的企业。二是统一、简化了被担保人的财务指标限制，将被担保人净资产比例统一调整为“为正值”，盈利要求由过去的不得亏损调整为过去3年中至少有1年盈利（资源开发类等长期项目可延长至5年）。三是取消了当被担保人为境内、外合资企业时，只能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的相关要求。 六、此次调整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有何意义？ 此次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改革，是我国外汇管理为实现“寓管理于服务”的又一次重要改革，将有助于进一步支持境内机构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施国家“走出去”战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有助于境内机构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有助于境内金融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和业务拓展，逐步提高国际竞争力。 七、此次政策调整后如何控制相关风险？ 在此次政策调整中，我们充分考虑了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的管理实践，并根据不同机构的风险承担与管理能力，实行分类管理，在制度上强化了风险控制，而且，加强了事后核查机制，因此，相关风险总体可控。具体来说：首先，从近年来的实践看，近年来我国境内机构提供对外担保一直保持着较低的履约率，各类主体对外担保项下信用风险控制良好。第二，考虑到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等三类机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风险管理能力有差异，我们确定了分类管理的方式，在放宽资格条件限制的同时，从制度设计上强化了风险控制。第三，我们对此次政策调整进行了压力测试，测算结果显示，政策调整的总体风险可控。此外，我们还将不断健全和完善对外担保项下统计监测手段和事后核查机制，加强对外担保统计监测和分析预警，以有效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完) 2010-07-30/safe/2010/0730/47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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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举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暨党风廉政建设培训专题报告会，邀请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祝彦围绕“认真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高党性修养”，为局机关党员干部作专题辅导，同时对局机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进行再动员，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 会议指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贯彻从严治党要求、推动管党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部署和具体举措，是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实践和有效载体，是加快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有效履行外汇管理职责的重要保证和有力支撑。外汇局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深刻理解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外汇局党组的工作部署上来。 会议要求，外汇局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取得实效。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认真履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党支部书记要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全面发动、全员参与，落实好学习教育任务。二是要强化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切实把解决问题贯彻学习教育全过程，并结合中央专项巡视整改任务，即知即改，使解决问题前后呼应、接续推进。三是要坚持统筹兼顾，将学习教育贯穿于外汇管理重点工作、履行外汇管理职责之中，以“两学一做”成效推动外汇管理工作，用外汇管理各项任务的完成验证学习教育成果，切实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外汇局党组成员、机关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及退休党员干部参加了报告会。根据工作安排，外汇局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在前期自学的基础上，将采取集中授课、分组讨论、撰写体会等形式，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学习培训，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完） 2016-05-23/safe/2016/0523/4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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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功胜局长会见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集团主席安德鲁•拉什巴斯 潘功胜局长会见黑石集团总裁托尼•詹姆斯 2016年2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北京分别会见了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集团主席安德鲁·拉什巴斯和黑石集团总裁托尼·詹姆斯。 潘功胜指出，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总的看，当前中国经济仍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2015年中国经济保持6.9%的中高速增长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一增速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的基数上实现的，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较高水平。 潘功胜强调，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有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也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整政策的结果，有利于中国实现更加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增长，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未来中国将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平衡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风险防范三者间的关系，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再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潘功胜表示，当前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基本平稳，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总体可控，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我们统筹考虑便利化和防风险，在继续大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突出真实性合规性审核要求，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不会走资本管制的“老路”。 会谈中，大家还就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交换了意见。（完） 2016-02-05/safe/2016/0205/4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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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大力开展法规清理工作，已分6批累计废止275件法规。在上述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整理发布了《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截至2010年6月底）》（以下简称《目录》）。 《目录》共收录外汇管理政策法规496件，其中，行政法规5件，部门规章19件，规范性文件472件。所录法规均为全部或绝大部分内容正在有效实施，包括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或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的政策性通知或政策性批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外汇管理有关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外汇管理有关司法解释。《目录》分综合、经常、资本、金融机构外汇业务、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国际收支统计等9大项，并按照具体业务类型分为若干子项，以便公众查询使用。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继续深入开展法规清理，定期梳理更新《目录》，不断提高政策透明度，便利银行、企业、个人等了解和使用外汇管理法规（完）。 2010-07-13/safe/2010/0713/47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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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境内银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进一步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和分析工作，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境内银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自 2010 年 9 月 1 日 起实施。 《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一是明确将具有法人资格的境内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外资法人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境内银行纳入管理范畴；二是取消境内银行境外直接投资项下购汇核准手续；三是明确境内银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变更、注销及结汇核准等业务的办理程序；四是规范境内银行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汇出、利润汇回、减资、清算及转股等事项；五是明确境内银行在《通知》发布前已从事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应履行的登记备案手续。 《通知》与2009年发布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在管理原则，管理框架及要求上基本一致，以登记备案为基本原则，有利于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同时有助于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统计监测，切实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完） 2010-07-05/safe/2010/0705/4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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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6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应邀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举办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主持，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萨默斯教授介绍了当前全球和美国经济金融环境变化、经济金融政策走势等情况。双方就当前低利率环境、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的调整趋势，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完） 2016-06-21/safe/2016/0621/4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