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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高宇 汇率风险表面上直接影响的是公司财务表现，但实际涉及公司多个部门的集体决策，其核心是“管理”，考验的是公司整体管理能力。 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加大，越来越多涉外企业都开始重视汇率风险管理，但能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的公司依旧凤毛麟角。尽管很多公司已充分意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真正能掌握汇率风险本质和风险对冲逻辑的却很少。很多公司虽然想开展汇率风险管理，但缺少能针对不同风险特点采取合适管理策略的专业人员；很多公司虽然也接受了金融机构针对外汇市场和产品进行的专业培训，但如何与企业内部管理以及决策机制相联通，仍面临很大困难。上述种种，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汇率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笔者结合自身实践，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实践中的难点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梳理，以飨读者。 明确“风险中性”管理目标 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初期，面对的首要困难就是如何在内部统一“风险中性”管理目标，并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包括风险识别机制、决策机制、考核机制、操作机制等。企业做一次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决策容易，但难在能够坚持不懈、持续进行汇率风险管理。而这就需要企业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来约束和持续推动汇率风险管理。 汇率风险表面上直接影响的是公司财务表现，但实际涉及公司多个部门的集体决策，其核心是“管理”，考验的是公司整体管理能力，而非单纯的财务专业能力。 在公司产生汇率风险时，财务部门往往作为管理第一责任人对外牵头。而汇率风险管理因为会涉及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外汇资产负债和衍生品的会计核算等，由于每一项都包含较多专业名词和复杂逻辑，因而财务人员在向管理层汇报时往往会倍感压力：如阐述内容和方式不当，就很难让管理层以及其他业务部门理解并获得支持。对此，财务人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升专业能力，学习外汇风险管理专业知识，防止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外汇市场走势、人为进行判断上；二是深入分析隐含的汇率风险及其影响，通过揭示外汇市场的复杂性和预判难度，帮助管理层树立“风险中性”的意识；三是在理解风险对冲原理及对冲效果的基础上，要充分阐明套保可能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而非只说明收益情景；四是为保证沟通效果，财务人员应尽可能使用浅显意赅的表述来阐释汇率风险的避险原理，减少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 在这一阶段，如果不能使公司内部树立起“风险中性”意识，甚至使管理层误以为汇率风险管理就是创造收益，那么后续的汇率管理就可能朝令夕改、半途而废。反之，如果公司内部建立起统一的“风险中性”管理目标，管理层及相关部门都能充分理解汇率风险的产生及对冲原理，公司也理顺了各部门的权责关系，确立了明确的管理制度，则可为公司今后的汇率风险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量身定制汇率管理策略 如何制定一套合适的风险管理策略，是企业建立汇率风险管理中的第二大难题。制定风险管理策略需要外汇人员深刻理解公司的战略目标：对内，对汇率风险追根溯源；对外，需要熟悉金融市场和工具。此外，由于不同的货币对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外汇人员熟悉不同国家的外汇监管政策、外汇市场影响因素、外汇产品及其定价以及不同国家涉及的税务成本等。需要注意的是，汇率风险管理策略表面上差别不大，一般包括管理目标、管理原则、敞口预测、工具选择、套保策略等要素，这些要素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经营目标和业务特点度身定制，不可照本宣科、盲目照搬。 以管理目标为例。很多公司提出以规避风险为目标，实践中则可将这一目标进一步细分为：平滑汇率对公司财务的影响、保证预算达成、提高经营的可预测性、支持产品定价、管理投资风险等。不同的管理目标对应不同的管理策略。如有的公司更加关注长期、持续的财务表现，希望公司经营业绩不会随着汇率波动大起大落，其衍生品套保策略会聚焦在如何通过提前锁定汇率风险来平滑汇率。对此类公司，“分层滚动”锁定风险的套保策略会更加适合。还有的公司实施的是强预算牵引，更关注公司在预算期间的业绩达成情况，此类公司则可采用“钉住目标汇率”并结合“未达目标汇率的应对机制”作为套保策略。因此，外汇人员还需要密切结合公司的战略导向，抽丝剥茧理出汇率管理的核心目标，制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并与公司管理层达成共识。 在管理工具方面，很多公司虽然提出了“优先自然对冲，再采用衍生品对冲”的原则，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忽视自然对冲的机会，而过度依赖衍生品管理。在把握自然对冲机会方面，外汇人员要特别注意汇率波动较大、交易成本很高的新兴市场货币，要对产生风险的公司主体进行分析，必要时可调整公司的价值链设计、盘活运营资产，以调整高风险货币主体的敞口，降低敞口规模、缩短敞口期限，将高风险货币尽快转为本币或流动性强、汇率波动率低的其他外币。除了关注衍生品管理，还要综合评估海外主体的融资能力、所在国的利率水平、相关税务成本，并根据利率平价原理，比较衍生品的锁定成本与融资等其他工具的综合成本，选择成本最低的管理工具。对于同一货币，也需区分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对此，企业可比较在岸与离岸市场汇率形成机制的差异，对差异较小的，基于对交易集中度、专业化考虑，可选择在金融市场发达地区统一设置交易中心；企业还可以通过考量货币流动性、税务成本、当地银行合作关系等因素，适当选择在境外进行交易。 套保策略，一般包括套保管理比例、下单时点及套保期限。本文重点阐述下单时点、套保期限的选择。企业选择下单时点，不应根据市场时机来判断，而应根据公司自身业务特点来确定。常见的套保策略有：静态对冲、滚动对冲、分层滚动。若公司进出口业务采用订单制，订单约定了各个时间点交付的金额及报价，则可采用“静态对冲”方式，在明确订单后，使用衍生品对各个期限进行锁定；若公司销售是直接面对境外零售终端或用户，未来的销售数据难以预测，则可采用“分层滚动”方式，不同期限分配不同比例，越近端期限因预测准确性越高，可相应地增加套保比例；若公司外汇敞口是较长期限且金额较固定，如长期外币负债，就可采用“滚动对冲”方式，根据不同期限掉期产品的流动性、货币之间利率差的变化趋势，选择合适的锁定期限，不断滚动锁定。 需注意的是，公司一旦确定管理策略，应以书面形式，上报相关层级审批，以确保达成共识，推进落地，不能再根据汇率变化而随意调整，包括在衍生品出现亏损时暂停锁定，或持有汇率走势观点，追涨杀跌。此类操作，会让公司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效果适得其反。当然，管理策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业务模式调整、产品定位变化、金融环境发生趋势性变化时，管理策略也需进行调整。外汇人员需联合多个部门定期回顾汇率风险管理策略的有效性，审视管理策略给公司竞争力带来的影响。 优化跨国企业集团的汇率管理 相较一般涉外公司，跨国企业集团面对的汇率风险复杂程度相对更高。如集团公司若在多个国家设立制造基地、研发中心、销售公司或采购平台等，会涉及多国的进出口贸易和不同业务特点的经营主体，存在日常经营的汇率风险；若公司对外进行投资/并购，则存在跨境投资过程中的外汇风险，甚至可能被卷入被投资标的公司自身的汇率风险。此外，在资金管理中，跨国企业集团也会面对多货币投融资的外汇风险。而从集团内部管理看，由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较细、业务单元较多、国别众多，汇率风险管理需进一步向精细化、信息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具体可通过明确职责、理顺流程、建章立制等措施推进汇率风险管理的落地。 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升对敞口的精细化管理，包括对敞口的快速识别和准确预测。即使再好的策略，也难以对冲因预测偏差带来的本不存在的敞口风险。一般而言，外汇人员一般不直接负责预测敞口数据，但应有分析敞口预测偏差并减少相应偏差的管理机制。如果提供敞口预测数据的人员不承担外汇损益责任，就没有动力提高外汇敞口预测的准确度。跨国企业敞口涉及面广，更需要明确业务与财务、成员公司与集团总部的职责分工，通过考核和激励手段提高前端人员的积极性，坚持培训一线人员提升风险识别、敞口预测的能力，使之能快速感知敞口变化，持续提高敞口预测的质量。 精细化管理仅依靠人力还不够，还需提升信息化水平。大型公司往往因业务发展较快，多个业务板块系统一时难以打通。需要集团总部制定统一标准，如会计核算标准、风险管理规则等，以确保各业务板块语言统一、数据有效、上报及时，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外汇管理系统，实时收集各经营板块敞口信息；同时，还应通过系统监测敞口及损益变动、衍生品市值波动，实现对汇率风险的可视、可控、可预警。 随着外汇专业人员配置的不断优化及团队的壮大，跨国企业集团还应不断提升汇率风险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重点是以下六个方面的能力： 一是对汇率风险管理业务的理解能力。汇率风险管理不会独立于公司业务而开展，因此外汇人员必须对业务有足够的了解，包括公司的贸易模式、资金流向、结算方式、竞争策略、定价策略、投融资策略等，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合适的管理策略。 二是对金融产品的综合运用能力。外汇人员需综合运用汇率、利率等产品，了解不同产品的相关性、定价和和走势，方能制定出更加综合的管理策略。 三是外汇交易能力。优秀的交易人员，能敏锐地感知到市场情绪的变化、机构报价的优劣，能够捕捉到短期较优的交易机会，采用更佳的交易策略，汇率避险实效也更胜一筹。不少集团公司有专门的交易团队，进行集中化交易，推进集团旗下不同主体之间的敞口轧差后再对外交易，以减少交易成本。有的企业集团有财务公司，可申请即期、衍生品资格，通过直接参与境内银行间市场，可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在拥有专业的交易团队、完善的风控体系的前提下，集团公司代客（指成员企业）交易也可能保留一定的外汇敞口。但该敞口与企业经营项下的敞口性质不同，是由交易买卖时间差和价差产生的风险。这部分敞口更依赖专业的风控策略和市场监控。公司需参考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模式，建立前、中、后台分离的风控体系，依靠风险管理系统进行风险量化，实时监控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 四是风险量化能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重视风险的量化分析，包括通过VAR模型，计算敞口的在险价值；通过回测，分析公司汇率风险管理策略的有效性；通过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来测试极端情况的风险承受力等。这些都为汇率风险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可帮助企业更加科学地制定管理策略。 五是宏观分析能力。外汇市场与宏观环境、利率、商品等市场走势密切相关，跨国公司虽然面临着多国汇率波动的风险，但也存在配置多国资产和负债的机会，而汇率则是考虑本/外币资产负债配置的枢纽环节。外汇人员可通过分析不同货币市场间的传导机制，支持本集团在全球范围的投融资决策；其次，企业外汇敞口有一定期限，策略也更着眼于中长期，外汇人员通过理解宏观环境变化，提升对不同货币中长期趋势变化的敏感度，有利于为企业制定更加合适的风险策略。 六是财务核算及分析能力。很多公司将“减少汇率波动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作为重要的管理目标。首先，外汇人员需要通过分析外汇业务对公司报表的实际影响与预期偏差，从异常中找到管理策略的不足，及时调整；其次，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效果的考核也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核算规则，以区分业绩的真实情况和风险管理效果。此外，会计处理本身也可视为风险管理工具，如运用套保会计和对长期负债的资本化处理，可将汇率波动影响计入会计报表的权益类科目，从而减少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刚刚过去的2020年，全球金融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动荡加剧，而在全球经济复苏仍具有不确定性的2021年，企业“出海”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依然严峻。鉴此，企业需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建议涉外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中，多依靠管理机制，少依靠对市场判断，以屏蔽市场干扰，聚焦主业发展，稳步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作者曾任TCL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外汇主管 2024-05-21/safe/2024/0521/244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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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单菁 鉴于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的错综复杂性，企业应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应对机制，强化体系化管理和专业化运作，并做好对关键点的控制。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汇率往往会因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以及自身经济基本面的波动而大幅调整。过去一年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一度出现急剧上升，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国内经济及债务问题的夹击下，货币汇率遭受重创。鉴此，在新的一年中，企业需重视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中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管理难点 一是汇率波动风险。汇率波动是汇率风险的重要体现，主要源于时间的错配、融资与收入货币的错配、资产负债与母公司记账本位币的错配。汇率波动对企业的现金流价值和经营损益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从事跨境投资与运营的企业而言，由于项目涉及大规模的外汇需求与交易，汇率波动风险会贯穿于境外项目投融资和运营的全周期，主要包括前期境外投资的外币资金筹措风险，以及后续汇率变化对项目经济性、现金流自平衡以及财务报表的影响。以在泰国投资为例。如果能在境外直接以泰铢融资，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均为泰铢，则可实现汇率风险的自然对冲；反之，如果先进行美元融资而后汇入泰国换为泰铢进行支付，就可能因汇率市场波动产生投入资金的换汇风险，以及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的错配风险。 二是政策管制风险。除汇率波动风险外，对投资于新兴市场的企业而言，还需关注当地实行外汇管制措施给经营带来的影响。投资所在国对外汇兑换与进出的管制政策，会影响企业资本与资金流的收付运转，同时还可能影响企业的汇率避险操作。从中企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实践看，不同国家外汇管制的目的与重点各有不同，部分管制措施会对企业经营甚至存续构成较大影响。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曾宣布所有在海外的马来西亚林吉特失去作为货币的价值，马来西亚非居民的林吉特账户之间的资金转移需要经过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批准，从而使林吉特无法在国外交易。该举措在削弱国际市场投机资本力量的同时，客观上也堵住了企业通过境外市场对林吉特汇率风险进行主动管理的渠道。 三是市场缺失风险。相较成熟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往往不够完善，增加了企业进行货币兑换、资金运作以及套期保值的难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即期外汇市场往往存在相对封闭、流动性不足以及币值波动大等问题，使企业可能难以在预期时间内以合理汇价换购相应的外币资金，甚至可能因资金无法按时交割而引发技术性违约的风险；另一方面，在部分成熟度低、较为封闭的新兴市场，企业往往因受到金融机构服务能力、金融产品开放创新程度的约束而难以在当地金融市场以适当成本筹措资金，造成当地币种融资难、长期外币敞口管理难的问题。此外，就套期保值而言，企业在对新兴市场货币实施套期保值时，很可能遇到境外缺少该币种的离岸市场、境内市场规模小、衍生工具品种不齐备等问题；而在套期保值交易渠道方面，还可能会面临企业交易授信及交割问题。 系统化应对与关键点控制 鉴于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的错综复杂性，企业应增强主动管控意识，建立并完善汇率风险的管理应对机制，强化体系化管理和专业化运作，并做好对关键点的控制，将汇率风险管理嵌入到日常业务中，成为企业价值链管理的重要一环。 体系化管理 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风险的体系化管理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明确管理原则。有效的风险管理不应被寄予获得超额利润的期望。企业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定位，应该坚持系统化思维，坚定风险中性理念，关注于企业汇率风险的整体平衡，着眼于“锁成本”而非“赌方向”，防范极端情况下超出承受能力的汇兑损失，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二是要树立明晰的管理理念。鉴于对新兴市场汇率风险被动管理的难度和成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应优先安排经营对冲和财务对冲。在经营对冲环节，应站在跨国经营的整体层面谋划境外产业布局及目标市场的进入选择，同时结合外汇、税务管制要求，合理设置境外新设企业的股权架构，投资的分红币种、频次、时点，以及经营退出安排，通过资产负债配比实现自然对冲与风险平衡。在财务对冲环节，要突出对风险的事前预防，在投资项目的前期设计阶段就对境外企业本位币设置、融资币种选择、商务合同安排、增资方式、还款安排、汇率走势假定等提出整体建议，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敞口。 三是要统一管理平台。汇率风险管理属于企业司库职能的管理范畴，在组织架构上应体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管理站位，通过总部专业化平台的集中统一管理，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单个项目提高到企业整体层面，最终体现为对企业整体风险敞口的控制和对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管理贡献。而要做到统一管理，就需要统一汇率风险管理的标准、操作流程和内部控制要求，形成常态化的风险敞口监测分析和市场研究报告机制，定期总结不同市场的得与失；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持续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信息化投入，建立企业风险敞口及汇兑损益测算模型，逐步实现汇率风险敞口的可视化，提升迅速决策和行动能力。 对关键点的控制 一是通过记账本位币的合理设置与管理，规避企业长期外债导致的巨额会计利润波动。记账本位币是境外企业本外币的区分基础，也是测算汇率风险敞口的主要参考基准。虽然本位币在设置后不能轻易调整，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企业可根据项目所处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在遵从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主动管理。 以S公司记账本位币变更为例。S公司为G集团境外并购的位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矿业公司，其记账本位币为当地货币。S公司在并购后即开展矿产建设，融资来源为长期美元贷款，融资货币与未来的美元收入币种匹配，可实现现金流风险的自然对冲。而对于因融资货币与本位币的不一致而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照会计准则，其在基建期间尚可资本化，暂不会影响利润；但在项目进入运营期后，由于当地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幅巨大，所产生的大额汇兑损益可能会使集团报表利润产生大幅波动。对此，G集团经充分研究后认为，由于股东投资与债务融资均为美元，项目在进入运营期后也以美元收入为主，因此项目主要收支币种结构已发生变化。据此，G集团与审计师及当地央行和税务机关进行了积极沟通，抓住S公司从基建期转入运营期的关键时点，成功将S公司的记账本位币变更为美元，从而在未开展保值交易的前提下，通过本位币变更，便有效规避了企业长期外债产生的巨额会计利润波动，增强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二是通过融资结构的主动规划，实现汇率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在设计融资架构时，投资于新兴市场的企业应优先考虑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的匹配，在收入货币为当地货币的情况下，争取项目当地市场的融资支持，增加当地货币资金的筹集比例。这既有助于通过自然对冲降低汇率的长期风险敞口，也有利于开拓当地货币的融资渠道，进而强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保障，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外汇交易成本，化解购汇所得不能满足资金需求的风险。但在实务中，中资企业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当地货币融资，普遍会面临当地银行授信有限、自身资信水平不够导致融资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以及当地货币融资利率过高等挑战，从而难以实现完全的风险自然对冲。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需要依靠中资或国际银行的资金支持或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在面临不同的融资渠道与货币选择时，企业可按照“建设期借强币、运营期还弱币”的思路，对不同货币的融资利率、市场流动性、近期强弱表现与基本面的相关性、跨周期的前瞻走势等，进行研判考量，合理选择融资币种。特别是投资境外新兴市场的基建项目，项目周期长，提款期与还款期会有较长的时滞，为企业套期保值提供了时间窗口。例如，当期先融入脱离基本面的强势币种，待后期融资币种汇率走势发生调整或转为弱势时，再开展套期保值交易锁定还款期的汇率。这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难以判断不同货币的长期走势时，企业还可通过融资币种的多元化进一步分散风险。 三是做好交易方案的准备与实施。企业在进行交易方案策划时，应对照汇率风险管理的原则与理念，明确阶段性的管理策略与目标，以此拟定交易方案，并持续跟进内外部的动态变化，不断完善、随需调整。交易方案应充分考虑市场的流动性与内控合规要求，清晰设定交易的启动条件、交易方式、交易金额、目标价格与实施期间等要素，重点把握好授权管理与交易对手的准入要求。鉴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机构的国际信用评级普遍不高，企业在选择境外交易与资金清算银行时，可重点考虑国际信用评级A级以上的金融机构，以及对企业有授信支持的当地合作银行。为满足紧急情况下的需求，还应制定应急的可替代预案，并确保各项预案随时能够进入“起跑”状态。如，针对交易实施后可能因项目的投资并购前提条件未得到满足而被迫取消项目交割的极端情况，应设置反向平盘的风险预案，以避免造成投机性的非实盘交易。 在交易实施时，应根据市场情况与交易银行充分进行沟通，密切跟进具体的交易窗口选择、下单操作、成交情况，确保交易状态的可知可控。涉及重大或紧急的交易，应充分考虑市场流动性等不利因素，严格管控信息的外泄风险，通过拆单式的隐蔽交易，有策略地保护和掩饰交易意图，降低外界对己方交易规模的猜测，避免大额交易实施造成对己方的不利波动。此外，为进一步强化交易的资源保障，减少不确定性，企业还应努力提升境外资源的获取与支持能力，形成前中后台的密切联动。中资跨国企业可考虑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设立境外投融资与资金管理平台，作为企业外汇调度的大后方基地，在加强境外区域资金集中管理的同时，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境外资金的灵活配置，并在境外企业需要时提供紧急资金支持，提升境外资金筹集和外汇资金管理的应急应变能力。 以E项目并购换汇为例。E项目为G集团境外并购的新兴市场国家能源项目，该项收购交易达成时间紧、交割难度大，G集团需要在收购协议签署三个月内一次性支付总额高达数十亿等值美元的当地货币。企业在设计交易方案时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当地币为强管制货币，在国际市场几乎没有流通，如在境外融资，G集团必须以外币入境再换汇成当地币进行交割；如在当地融资，短期内又无法获得如此巨额的授信支持。另一方面，由于项目交割时间紧迫，收购事项又已向市场公告，而当地外汇市场日均交易规模仅为数亿等值美元，大额交易需求容易给市场带来当地币的升值预期，如果在市场上频繁大额购汇，更容易进一步放大流动性风险，造成汇价的过度反应。面对换汇规模大、时间短、小币种巨额交易实施困难等一系列挑战，G集团在交易方案设计阶段，就对不同交易方案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比对，制定了包括推动两国央行间货币互换、与当地央行场外交易、当地银行本币搭桥贷款等多套可替代方案，基本涵盖了各种可能情况下的应对方案。同时，在交易方案实施前，G集团还在对各银行的交易能力与内控流程充分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了主要的合作银行，并调动与该银行不同属地行的业务资源合作，促其高效通过了内部审批和交易准备，完成了交易渠道的搭建，为后续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易交割的快速达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交易实施阶段，G集团抓住最佳操作时机，在出现市场机会时快速决策，通过远期与即期交易分步完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当地币购汇交易，在确保并购资金及时到位、提前锁定换汇汇率的同时，还额外实现了当期汇兑收益，与项目交割时汇率相比，节省成本达数亿美元，并以市场化的交易措施，有效避免了换汇交易对外汇市场的扰动。 作者单位：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4-05-22/safe/2024/0522/24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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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6期 作者:李刘阳 商业银行避险工具和方案，能够满足企业多样化的风控需求，降低保值成本，支持企业有效管理跨境融资中的汇率风险。 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显著提升。随着汇价更多由市场供求决定，企业跨境融资活动所产生的汇率风险敞口将会对企业的盈利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果敞口较大，汇率损益的波动甚至会影响到企业全年的收益。而盈利稳定性的下降则会对企业的财务稳定产生负面冲击，进而对企业造成评级和估值下降，带来融资成本抬升等不利影响。因此，合理使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针对不同的需求实施套期保值等汇率管理，成为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的背景下跨境融资企业的当务之急。 中国企业跨境融资需求增多 人民银行于2017年1月11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进一步放宽了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政策，鼓励境内机构举借外债。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跨境融资作为降低融资成本的一种手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导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宽松，外币流动性随之泛滥，跨境融资的资金成本更凸显优势，企业的跨境融资需求也显著增多。 根据外汇局公布的《中国全口径外债情况表》，至2020年第三季度，其他部门（排除政府、央行和银行）的外债总头寸达到了5934亿美元，创出2018年第三季度（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的新高，相比疫情冲击期间的水平也有了明显恢复。而企业跨境关联借款的（直接投资：公司间贷款）的头寸余额也出现了明显的抬升。两者相加，企业的外债头寸占了外债总头寸的近40%，是除了银行之外的第二大外债主体（见图1）。再就是中资美元债的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也呈逐年增加态势，2020年新发债规模达2457亿美元，占亚洲美元债总量的比例由2010年的10%上升至目前的50%以上，逐渐主导了亚洲市场（见图2）。 除了外债之外，境外资本市场也成为境内企业或红筹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以中国香港市场为例，发行H股的上市公司数量从2010年年初的159家增长到2020年年末的291家，10年间增长了83%。 跨境融资活动的增加，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形成错配。利用外币债务类融资工具的实体，在资产负债表中将体现为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而做跨境股权类融资的实体，在融资外币留存阶段则会在表中体现为一部分为外币资产。上述资产负债表上的币种错配，构成了外汇风险敞口，其估值的变化将会随着汇率的升跌而出现波动。在人民币汇率上升的时点，外币净资产敞口会蒙受汇兑损失，而外币净负债敞口则会获得汇兑收益；而在人民币汇率下跌的时点，外币净资产敞口将会出现汇兑收益，而外币净负债敞口将会蒙受汇兑损失。 不同需求场景下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跨境外债融资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如果企业开展了内保外债、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境外直贷及跨境并购融资等跨境融资业务，其资产负债表上会产生净外币负债。对于这类敞口，可根据其风险偏好和负债期限的长端，采取外汇掉期、货币掉期、结构性掉期等工具对冲外汇风险敞口（见图3）。 外汇掉期是指交易双方约定以货币A（一般为外币）交换一定数量的货币B（一般为人民币），并以约定价格在未来约定的日期以货币B反向交换同样数量的货币A。外汇掉期的优势在于，当外币融资成本较低时，有跨境外债融资的企业可以通过外汇掉期近结远购的方式，将外币资金转换为人民币进行使用，同时锁定远期购汇的汇率风险。 货币掉期是指交易双方在约定期限内进行两种不同货币间本金和利息交换的交易。货币掉期的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及利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损失。相比外汇掉期，货币掉期一般用于大于1年期限的跨境外债融资。当外币融资成本较低时，企业可以通过一个更低成本的外币融资，然后通过货币掉期换成人民币债务，从而大大降低直接融资人民币的成本，企业也没有任何汇率和利率风险，等同于直接融资人民币。 结构性掉期指基于企业对市场的预期，通过在普通掉期的基础上搭配结构化产品形成组合，通过设定上限或下限，达到优化锁汇价格的交易方案。结构性掉期的优势在于，可以有效降低锁汇套保成本：当外币融资成本较低但锁汇成本较高时，企业可以通过结构化掉期大幅降低融资成本。特别是对有外汇收汇的企业，可以将锁汇成本降低至0。 在合适的时间窗口，通过错币种融资+衍生工具锁汇，可以达到与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类似的效果；但相比流贷，跨境融资还能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配套汇率风险管理工具，能够帮助企业降低跨境融资的汇率错配敞口因市场波动给总体财务成本带来的影响，避免由此产生的超额损失，控制财务风险。 海外股权融资后有外币留存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在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的大背景下，不少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或者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获得了资本金。这类外币资本金在对外支付使用之前，在资产负债表上形成了大量外币资产。由于这部分资金很可能在将来某个时点支付使用，因此企业不希望将资金结汇而将其保留为美元存款。这就会在人民币升值时点，导致这类资产的汇率估值损失。鉴于美元资本金的财务运用收益偏低，在资金使用上不如人民币更有效率，对此类资产，企业可通过双货币存款和黄金掉期存款等方式增加外币资金的运用收益，降低汇兑损益所带来的财务风险。 双货币存款是指企业将人民币或外币资金存放在银行，由银行在存款基础上卖出外汇期权，利用期权费提升存款收益的一种结构性存款工具。由于这种工具会产生到期本金被以期权行权价格兑换为另一币种的风险，因此适合外币留存会在将来以另一种货币支付的企业。这样，即使发生货币转换，该币种也可以用于未来的支付。 黄金掉期存款是指企业在银行买入账户贵金属，同时卖出一定期限的远期，通过获得贵金属资产及掉期点的收益，来实现外币资产增值的一种结构化产品。相比美元存款，此类存款利用了黄金掉期点，增加了外币留存资产的收益。 报表汇率风险管理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某些在境外上市的公司，由于其报表币种与实际运营币种存在差异，这类货币错配就形成了汇率风险敞口。在合并报表时，这类敞口可能会因为汇率波动而产生汇兑损益。这类企业本身可能并不存在跨境资金流动，但在跨境融资中可能会因为币种问题形成报表上的汇率风险敞口。针对这类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企业可通过差额交割远期交易形式管理报表上的汇率风险。 差额交割的远期交易指企业与银行在期初签约人民币对外币的远期交易。合约到期后，双方按照央行定盘价或其他约定的基准价格进行差额交割（差额为重估汇率与锁定汇率的差值）。合约到期后，双方还可继续展期，以锁定下一个报表周期的汇率风险。 差额交割的远期产品匹配了客户月末、季末或年末报表汇率重估的需求，可完全对冲损益波动，避免基差风险，平滑汇兑损益科目，满足企业规避报表的汇率风险的需求。其好处在于，其损益差额用人民币交割，从而可免去企业购汇交割损益的麻烦。 “一带一路”跨境融资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规模与日俱增。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对东盟和非洲的直接投资金额首先超过了对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的直接投资总额。此后，除了2016年之外，中国对东盟和非洲的直接投资一直呈逐年增长态势，并连续超过了对美、欧、日的直接投资总和。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增加，带来了巨大的融资需求，尤其是与投资相关的活动。由于此类投资未来产生的当地货币现金流可以覆盖还款，因而在前期投入时如果能以当地货币进行融资，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此类有“一带一路”货币融资需求的企业，可以合理运用央行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本币互换额度进行外币融资，在获取当地货币的同时也规避了汇率风险。 央行动用互换额度为企业提供融资已有先例。韩元贷款是本币互换中“一带一路”货币额度启动的首个例子。在200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央行签署了首个本币互换协议之后，韩国央行便开始积极推动双边互换资金的使用。在2012年12月，韩国央行公布了利用中韩货币互换额度对两国贸易融资进行支持的方案，其中包含两国进出口企业动用本币互换中的韩元额度进行贸易融资和结算的相关程序和框架。201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下发了《关于开展中韩本币互换存在有关问题的通知》，就商业银行开展韩元贷款的有关问题的程序进行了部署和说明。2014年11月27日，山东省某商业银行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的首笔3000万韩元贷款，约合人民币16.9万元。这是全国第一笔地方法人机构直接与央行开展中韩货币互换项下的韩元贷款业务，用于当地企业进口项下的韩元支付。 对于企业而言，通过申请动用央行本币互换资金进行融资具有诸多优势。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融资成本的降低。在上述韩元贷款实例中，通过本币互换资金获得的韩元融资成本，是韩国的银行间资金拆借利率，低于境内企业直接在中国商业银行或韩国本土商业银行进行韩元融资的成本，也低于境内企业在境内的人民币融资成本。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格局正在形成。从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已经逐步呈现成熟货币随机游走的特征。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正逐步提升，中国企业跨境融资需求也在日益提升。跨境融资的快速发展，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企业带来大量的币种错配，以及在境外运营报表折算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兑损益在财务报表中的管理将不容忽视，并成为中国企业跨境融资风险管理的核心议题。跨境融资企业做好相应的财务制度安排，按需求合理运用商业银行提供的各种工具管理汇率风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商业银行所拥有多样化的工具和避险方案，可以针对不同的融资场景，管理汇率风险，基本可以满足企业外币保值增值、降低套期保值成本、长期限融资汇率管理、财务报表汇率风险管理和小币种融资汇率风险管理等多样化的需求，帮助企业在“风险中性”理念的基础上管理好跨境融资所产生的汇率风险。未来，这些工具将能够满足企业多样化的风控需求，降低保值成本，支持企业有效管理跨境融资中的汇率风险。 作者系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外汇首席分析师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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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2期 作者:乔宁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或已经建立了汇率风险管理体系。这是企业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企业有效应对汇率风险的重要举措。 企业建立并完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可以有效整合企业内部资源，系统地应对汇率风险。但是，由于汇率风险管理专业性强、复杂度高，且受到企业自身管理经验、风险偏好、业务类型、经营模式、人员素质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企业面对的汇率风险管理难度、管理策略、管理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企业要在既定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下，不断积累经验，协同整合内部管理机制，提升对汇率风险的系统应对能力，摸索建立符合自身业务实际情况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并对这一体系持续进行调整和优化。具体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搭建要点如下。 做好顶层设计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使其契合企业现有的业务经营管理体系，并与企业财务资金管理体系运作模式相匹配。实行人民币/外币资金集中管理的企业集团，可充分发挥集团内部财务公司的专业优势，在企业集团范围内实行汇率风险统一管理。企业财务公司可积极申请结售汇业务资格，在获得结售汇业务资格后将企业集团内部各级企业的结汇购汇业务集中通过企业财务公司办理。通过企业财务公司同一平台办理企业集团内部的结汇购汇业务，可以实现企业集团内部外汇风险敞口的自然对冲，还可以通过企业财务公司内部结算实现人民币/外币资金封闭结算，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此外，企业集团的外汇净敞口通过企业财务公司在外汇交易市场上交易，还可享受更为优惠的结售汇价格。企业集团通过专业化操作和统一结售汇管理，可以实现降本增效、安全合规运作等管理目标。企业集团实行财务资金集中管理有利于企业集团发挥整体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汇率风险统一管理，为企业建立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设置组织管理架构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要设立或明确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实行汇率风险统一管理的企业集团，其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往往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企业集团总部财务部门，负责统一制定全集团的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对所属企业实施监督和指导；二是所属企业财务部门，负责组织本企业及下属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工作，承担本企业及下属企业汇率风险的管理责任；三是企业内部财务公司，作为企业集团内部各级企业结汇购汇交易的统一平台，开展专业化的交易操作，按照企业结汇购汇相关指令寻找最佳市场报价，向企业反馈市场情况并提供专业建议，确保集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不同层面组织机构的参与以及相应职责分工，实现汇率风险集中管理、统一操作和分层负责，既保证企业集团内部汇率风险管理的可控，又可以发挥专业化优势，还可以满足不同层级公司的业务需要。组织机构的合理设置，是企业建立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保障。 完善内部规章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要制定相应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以确保体系运转过程有规可循，依规而作。在集团总部层面，需要制定、下发汇率风险管理办法，明确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原则、组织架构、各方职责、运作模式以及奖惩措施等；各企业根据总部下发的汇率风险管理办法，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制定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实施细则，明确企业在集团总部授权的汇率风险管理职责中具体的执行规则；企业财务公司根据结售汇业务操作需要，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确保前、中、后台分离以及业务操作的合规等。完善的规章制度，是保障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 关注净敞口管理 企业汇率风险体系建设要从自身业务实际出发，辨识汇率风险形成根源，从业务源头加以管控，重点管理整体汇率风险净敞口。企业的业务类型和业务链条不同，面对的汇率风险也不同。比如贸易进口企业需要使用人民币购汇支付外方货款，汇率风险主要为人民币贬值增加购汇成本，以及以外币应付账款折算的金额导致进口物资失去价格竞争优势被国内产品替代等降低企业利润和市场份额的风险；而贸易出口企业则恰恰相反，汇率风险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减少结汇收入，以及外币应收账款结算的金额导致失去国际市场价格竞争优势等降低企业利润和市场份额的风险。境外投资企业则面临更为复杂的汇率风险影响。在投资阶段，存在人民币贬值增加投资成本的风险；在投资回收阶段，则存在人民币升值减少投资收益的影响。再者，海外经营中还面临记账本位币与资产负债业务实际交易币种不一致带来的汇率风险，以及总部并表时的汇率折算差异等。此外，部分大型企业集团业务经营链条为上、中、下游一体化模式，上游企业生产的产品也是中下游企业的主要原材料，汇率风险的影响将会从上游链条向中下游传导；部分链条涉及集团外部企业，还会引入或转移部分汇率风险。同时，汇率风险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各种变化。因此，企业集团的实际汇率风险敞口并不是企业不同业务单元的风险敞口的简单加总，而是应在前期各业务单元自行管理汇率敞口的基础上，根据业务实际，对企业内部的各种汇率风险敞口进行深入分析，再据此优化业务流程，从根源上降低汇率敞口的产生，即在基层业务汇率风险形成时就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管控，以降低汇率风险对企业的整体影响。此外，企业还可通过整体测算汇率风险净敞口，更加有针对性地做好净敞口管理，避免重复操作，提高汇率风险管理的效率。 守住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企业建设汇率风险管理体系要明确管理目标，统一思想，坚持套期保值原则，坚决守住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不以营利为目的。目前，对企业的考核通常以利润总额为重要指标，没有专门的汇率管理指标。因此，企业在考核利润总额指标的驱动下，会倾向于对市场的研判，旨在在具体操作中能准确预判市场走势，做出有利操作，获取收益。例如，企业为了消除未来汇率波动对企业收入的影响，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锁定了未来美元收入的结算汇率，那么在到期结算时，如果人民币升值，企业会乐于享受锁汇带来的收入保障，甚至会将其作为汇率管理工作的业绩；但如果人民币贬值，企业则往往会懊恼锁定了汇率，甚至对锁汇操作产生怀疑，否定相关业务决策人员的工作。这种以即期汇率判断前期汇率管理工作成效的情况，会对汇率风险管理及其管理人员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给企业的后续汇率管理工作带来困扰，即使管理人员研判正确，也会对下次研判产生畏惧——毕竟不可能每次都研判正确。这就会偏离汇率风险管理消除汇率波动影响的目标，并可能将汇率风险管理由“风险消除”引向”风险逐利”——为获取更多收益而冒险超出套保比例操作，与市场进行博弈。这反而会使企业承担超出承受能力的风险。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企业汇率风险体系建设必须把管理目标、管理原则固化到系统运行中，使得汇率风险管理工作能按照风险中性理念进行。企业管理层要充分理解消除汇率波动风险既包括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也包括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收益；汇率风险管理评估的是通过汇率风险管理降低了汇率波动性带来的不确定影响，而不是在降低汇率波动性过程中额外出现的利润增额。 加强企业内部各部门的协同合作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需要企业财务部门的大力推动，更需要相关业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汇率风险管理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属于业务配套管理，往往作为外汇资金管理的一部分，但鉴于其具备的高风险特征和金融属性，在出现问题时往往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企业从会计、金融、税收、法律、内控、审计等多个业务维度加以管控。特别需要对业务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审查，汇率风险管理既要防止消极应对，又要防止过度操作。通过分级授权机制，从签署业务合同，到执行，再到分析评估，各级业务部门要协同合作，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避免个人决策，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切实对汇率风险形成系统管控。 信息系统支持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还需要相应的信息系统支持。在当前企业业务不断发展扩大的情况下，对企业内部汇率风险管理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需要强大的信息系统支持。特别是对业务涉及国别较多、业务链条复杂的企业集团来说，汇率管理工作难度更大，需要建设汇率风险管理配套信息系统，支持对不同货币、不同层级企业、不同期限等汇率风险敞口的查询、统计分析和监管。通过信息系统对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理，实现汇率风险预警，提高汇率风险管理的及时性、准确性，真正发挥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作用。 培养专业人才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要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要重视汇率风险管理工作的业务培训，特别要重视对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企业的财务管理，普遍重视对会计人员的培养，国家每年也会有针对各级会计人员的统一培训。相比之下，从事汇率风险管理等金融属性业务的财务人员，其专业业务则主要靠自我提升和工作实践积累经验，缺乏系统培训和业务指导。这使得企业，尤其是基层企业，从事汇率风险管理的专业人员比较匮乏，而现有人员又难以胜任相关工作，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作用的发挥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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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章砚柏 和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多数跨境电商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淡薄，不愿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和专业管理团队，因而遇到汇率风险只能根据经验判断、被动接受。 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逆势上扬。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验放的进出口清单24.5亿票，同比增长63.3%，中国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整体规模已超1万亿元。随着跨境电商业务规模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跨境支付规模持续扩大，其受汇率风险的影响也在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跨境电商开始聚焦汇率风险管理。 洞悉跨境电商金融需求 跨境电商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跨境电商是指跨境零售电商，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借助互联网达成交易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将商品送达消费者手中，包括：9610和1210海关监管代码模式；广义跨境电商为电子商务在进出口贸易及零售中的应用，包括：进出口跨境电商、跨境电商（B2B、B2C、C2C）和相关服务商。本文的跨境电商特指后者。 整体来说，跨境电商金融服务可分为资金流转服务、融资服务和衍生服务。其中，资金流转服务是最基础的需求，融资服务是核心需求，而衍生服务是基于资金流转服务和融资服务所产生的、层级较高的服务。 资金流转服务是指跨境电商的跨境支付与境外收款业务。目前，跨境支付和收款主要通过三类服务机构：第一类是支付宝、拉卡拉等具有跨境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第二类是贝宝（PayPal）、派安赢（Payoneer）、万里汇（Worldfirst）等外资支付机构；第三类是境内外银行提供的相关服务。资金安全、回款时效、服务费率、支持货币种类，是企业选择跨境支付服务商的四大考量因素。 跨境电商的融资服务。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蓬勃发展，行业也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领域共有33家平台获得融资，融资总额超70.9亿元。尽管2020年跨境电商获得很多股权融资，但在日常运营中流动资金不足一直制约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不同于很多互联网企业在创立之初就接受外部资本，大多数跨境电商是从中小外贸企业转型而来。由于跨境电商业务的特殊性，如平台付款账期、海外仓、备货和物流等原因，跨境电商，尤其是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对融资需求更大。绝大部分跨境卖家在成长过程中是依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对外融资一直是短板。 衍生服务即汇率风险管理服务。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在经营活动中以外币计价结算，且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就会产生汇率风险。电商业务一旦“跨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汇率风险。亿邦动力研究院的调查显示，目前，国内不到两成跨境电商企业意识到汇率管理的重要性并开展了相关的汇率风险管理。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以家居产品、3C产品及日用品等低附加值产品居多，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弱、利润微薄，所以对各个环节成本把控十分重要。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强，跨境电商对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汇率风险是不可忽视的挑战 跨境电商时效产生汇率风险。跨境电商完成交易过程的各阶段时效是影响汇率风险的重要因素。以跨境B2C收款为例，从用户下单到商家将货款结汇到国内账户，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用户下单、商家发货到用户收货的物流时间，视不同国家和物流方式，需要3—15天不等；二是用户收到产品后确认收货时间，因用户操作习惯而异，平台自动确认收货通常为5—7天；三是商家发起提款，平台将货款划转至对应的收款账户，有的电商平台为T+7，即发起提款后七天到账；四是商家通过收款服务商，从海外账户转到国内账户并完成结汇。不同平台受时效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如速卖通受全部四个阶段时效影响，而亚马逊、eBay则不需要买家确认收货，因此不受第一、二阶段时效影响。 跨境电商卖家收款主要来源地为美国、欧洲和东南亚，与跨境电商市场拓展情况保持一致。和传统外贸的趋势一样，这几年东南亚市场发展较快，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延续了增长态势。货币价值波动，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一新兴市场一直较为明显，如印尼盾、泰铢等货币的汇率波动率经常达到20%—30%（年化）。汇率波动对跨境电商的经营成果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能否管理好汇率风险对跨境电商来说日趋重要。 当前，跨境电商以中小企业为主，普遍缺乏汇率风险规避手段。面对不断扩大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市场上缺乏适合跨境电商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产品。银行的外汇业务服务有一定的门槛，且申请流程复杂、涉及文件繁多、受理周期较长，审批结果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银行以服务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的标准化产品为主，较难满足跨境电商中小企业用户交易场景的定制化、碎片化需求。其他第三方金融服务商如跨境支付机构，主要集中在即期汇率风险的管理，通过提供锁定汇率的方式来降低汇损。在此类服务模式下，需要用户自己判断汇率变动，在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用户很难通过判断中短期汇率波动来降低汇兑成本。随着跨境电商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境电商企业受汇率风险潜在影响也日趋明显。 如何应对汇率风险 一是实时收集汇率市场信息，关注汇率变化趋势；增强汇率风险意识，识别和计量公司的汇率风险敞口。亿邦动力研究院的市场调研发现，和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多数跨境电商汇率风险意识淡薄，不愿建立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和专业管理团队，遇到汇率风险只能根据经验判断、被动接受。亿邦智库2020年第四季度的企业调研也显示，当前跨境电商出口卖家中，认为汇率波动对公司财务影响不大的仅为13.7%，而认为影响很大的为33.0%；在实际应对汇率风险管理举措方面，84.6%的出口卖家只是采用经验判断乃至被动接受的应对方法（见附图）。 跨境电商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表现之一是物流和支付环节中产生的资金沉淀和由于汇率波动而导致的汇兑损失风险。另外一个汇率风险，是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企业在会计记账编制报表时，必须按照记账规则将外币资产或负债折算成本币，这会导致当汇率市场波动时折算成本币的价值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财务报表。对于跨境电商而言，公司需要增强对汇率风险敞口的识别能力，并对风险进行分析、分类和评级。这是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 二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跨境电商可考虑搭建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如果跨境电商确定汇率风险对公司利润影响较大，就需要认真管理汇率风险。建议大型跨境电商针对汇率风险管理制定专项风险管理制度，确定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建立规范的风险管理业务的授权审批制度，明确授权程序及授权额度，并在人员职责发生变更时及时对授权进行调整；要明确规定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的职责、业务种类、交易品种、业务规模、止损限额、独立的风险报告路径、应急处理预案等，且需覆盖事前防范、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理的各个关键环节。 三是采用合适的金融工具管理汇率风险。跨境电商因其大量的进出口业务，需要频繁进行外币购汇和结汇。部分企业使用留存的美元收入进行对外支付，以此自然对冲汇率风险。如果因受进出口业务竞争加剧、现金流紧张、利润下滑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自然对冲，建议跨境电商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及创新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组合产品，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这样既能及时结汇进行资金周转，又能降低汇率风险，避免损失。 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时，公司应慎重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人员；企业内部估值结果要及时与交易对手核对，如出现重大差异要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重大浮亏时，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及时建立应急机制，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跨境电商通过金融工具管理汇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其核心诉求是为了平滑公司的报表和利润，使公司能更专注于擅长的主营业务，并使公司能以更稳健的财务报表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所以，在汇率管理中切勿顾此失彼，放大金融工具的作用。 作者单位：海云汇 2024-05-22/safe/2024/0522/244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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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陈志军 王洋 跨国经营的企业往往需要管理多个货币对，其汇率风险管理日趋复杂，对此，企业须以《套期会计准则》为基本标准，完整、清晰地进行风险敞口的分类和统计。 界定汇率风险的管理范围，是实施汇率风险管理的起点。具体应该管理哪些类别的风险、管理多大规模的风险，直接决定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对于企业集团而言，无论是采用优先内部自然对冲，还是依据敞口设定套保比例、使用衍生品工具的套期对冲，汇率风险敞口的准确计量与统计，都是实际进行汇率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本文将围绕企业汇率风险敞口管理这一基础性难题展开探讨。 汇率风险的传统分类与《套期会计准则》的“被套期项目” 如果一个企业要使用汇率衍生品对汇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操作，须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版）（下称《套期会计准则》）的规定来确定被套期项目。被套期项目本质上就是汇率风险敞口。 传统的汇率风险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即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交易风险和会计风险（又称为折算风险）与《套期会计准则》中的“被套期项目”类型有直接的联系；而经济风险是指汇率给企业经营带来的综合性影响，一般不满足“可独立识别并可靠计量”的条件，因此无法作为“被套期项目”直接进行套期操作。 《套期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可以将下列单个项目、项目组合或其组成部分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一）已确认资产或负债。 （二）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确定承诺，是指在未来某特定日期或期间，以约定价格交换特定数量资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三）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预期交易，是指尚未承诺但预期会发生的交易。 （四）境外经营净投资。 在汇率风险管理中，已确认资产或负债，是指会计账簿中列记的外汇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是指业务合同已确定外汇收支金额，但尚未在会计账簿中列记的应收款项或应付款项；极有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是未来计划中的货币事项（外币交易或者使用外币结算的商品交易）；境外经营净投资专指以外汇在境外进行投资的净值。 传统的汇率风险分类中，交易风险与会计风险与被套期项目有着对应关系，经济风险则与被套期项目没有直接对应关系。交易风险对应着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会计风险对应已确认的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以及境外经营净投资。这些项目与汇率波动直接相关，满足“可独立识别并可靠计量”的条件，可运用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企业外汇业务场景与货币对风险敞口 风险敞口针对特定货币对。如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美元为贸易结算货币，其货币对为美元兑人民币。本文以使用外汇采购原材料在中国国内生产商品，再对外销售商品并收入外汇，且在境外进行投资的经营方式为例，展示典型外汇业务场景下的汇率风险敞口类别及其风险方向，即担心外币贬值或担心外币升值的方向。 典型外汇业务场景隐含两个假设条件：一是贸易采购、销售的商品价格并不直接随汇率波动，即商品价格由多种因素决定（非由汇率因素主导）且相对稳定。因而，汇率风险的载体为外币款项，而非商品价格。二是实际结算收款、付款为外币（实际业务发生），而会计账务中折算为人民币（记账本位币）。 典型外汇业务场景下的风险敞口具体类别和风险方向如下： 一是人民币作为本位币，持有外汇资产、负债或投资（权益）。资产风险对应外币贬值，负债风险对应外币升值，境外经营净投资风险则是外币贬值。外汇资产指外汇存款、持有外汇票据、持有外汇债券、外汇应收款项（会计账簿列记）等，外汇负债指外汇借款、签出的外汇票据、发行的外汇债券、外汇应付款项（会计账簿列记）等。 二是贸易采购或销售，人民币作为本位币，以外币计价并结算。外汇预期收款（预期销售业务）风险、外汇合同应收（已经定价销售合同）风险，对应的均是外币贬值；外汇预期付款（预期采购）风险、外汇合同应付（已经定价的采购合同）风险，对应的是外币升值。需要注意的是，资产、负债类风险敞口，在会计账簿正式列记。合同应收款项、合同应付款项是基于已经确定价格的合同约定而来，会计账簿尚未列记，具体汇率风险管理人员应正确统计风险敞口类别，并避免重复。 企业为向贸易对手转嫁汇率风险，可能在贸易合约中约定“汇率免责条款”，即因汇率波动造成本企业按本位币计算的销售收入减少金额或采购支出增加金额，应在履约结算时由对方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合同项下的外汇款项不应再作为汇率风险敞口管理。 跨国经营的企业往往需要管理多个货币对，其汇率风险管理日趋复杂。对此，企业须以《套期会计准则》为基本标准，完整、清晰地进行风险敞口分类和统计。 风险敞口数据处理与套期会计核算办法 为了对汇率风险敞口进行数据化管理，业务开展中汇率风险敞口的数据结构分类如下： （1）敞口分类 （2）外汇币种 （3）外汇金额（本金） （4）敞口方向（外币升值/外币贬值） （5）起始日期 （6）到期日期 对于资产、负债、投资类风险敞口，起始日期可以是与风险敞口相关的资产、负债、投资在会计账簿中确认入账的日期，也可以是纳入管理的日期。对于确定承诺类风险敞口，起始日期一般使用贸易合同确定以外币计价的价格或金融合同确定外汇金额的日期。对于预期交易类风险敞口，只能按风险敞口管理的规则确定起始日期。 对于资产、负债、投资类风险敞口，终止日期可以是与风险敞口相关的资产、负债、投资在会计账簿中即将确认出账的日期，也可以是出于管理的需要而确定的日期（例如月末、季末、年末日期）。对于确定承诺类风险敞口，终止日期一般使用合同项下的款项预计确认入账或者预计确认出账的日期。对于预期交易类风险敞口，只能按企业自身的风险敞口管理规则确定终止日期。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风险敞口管理规则，一般需要明确对未来远期各月的预期交易在何时（提前时间量）纳入敞口管理。企业管理预期交易的风险敞口，应该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框架，即覆盖未来多长时间，以及这个时间框架如何逐步前移。假如时间框架是未来12个月，并采取逐月前移方式，那么在每个月初日，就要在时间框架末端增加一个月度的预期交易风险敞口，而上一月到期而未结清的所有风险敞口，应该作终止或延期处理。 预期交易的风险敞口通常按月份管理，将终止日设置为月末日。例如，一家外贸企业未来某一个月的销售收入预计120万美元，则在预期收款类风险敞口数据中纳入管理，敞口金额为120万美元，敞口终止日期为对应的月底日期。有些企业外贸业务复杂、合同量大、外汇资金收付频繁，造成风险敞口数据复杂，对数据处理能力形成巨大的挑战。最难的是如何厘清敞口数据中的数据结构、处理流程和逻辑关系。有的企业通过估算各月度外汇收款金额和付款金额，试图尽量降低需要对冲的风险敞口、降低风险管理操作的复杂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企业估计的与企业实际发生的敞口规模有较大差异，企业实际风险管理结果也与预期相去甚远，甚至造成额外的损失；此外，此类操作还有可能存在不符合套期会计核算要求的隐患。此类情形下，套期工具产生的损益无法与具体业务项目产生的汇兑损益实现匹配核算，因而不符合套期会计准则的规定。当然套期会计准则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但截至目前尚无权威的指导性文件给出针对性解释和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企业仅按自己的理解去处理，会面临如何应对检查、审计、监管的问题。对于涉外业务较为多元的大型企业集团而言，较为理性的选择是直面汇率风险敞口管理的复杂性，借助类似于会计记账的方法，设计一套完善的外汇风险敞口数据处理系统。 具体来讲，每笔具体风险敞口数据相当于会计“凭证”。“凭证”生成及数据变化的时间节点产生风险敞口账簿的“发生额”。企业对每个风险敞口类别，根据发生额计算余额。敞口的两个风险方向相当于会计的“借”“贷”方向。合同签订（确定合同金额）即为增加确定承诺类敞口的发生额，对应产生扣减预期交易敞口的发生额；合同对应的款项列记为应收款项或应付款项时，产生增加资产负债类敞口的发生额，相应产生扣减确定承诺类敞口的发生额。此方法能较为清晰、完整、准确地管理汇率风险敞口数据。 实践中，企业汇率风险敞口的数据定义和数据管理方式，是与汇率期货合约条款对应的，这也便于使用相关套保产品进行风险对冲操作。套期值的会计核算方法包括现金流量套期、公允价值套期和境外经营投资外汇净敞口套期。资产、负债类风险敞口，适用公允价值套期核算方法；确定承诺类风险敞口，既可使用公允价值套期核算方法，也可使用现金流量套期核算方法；预期交易类风险敞口适用现金流量套期方法；境外投资类风险敞口，适用类似于现金流量套期的核算方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公允价值套期操作过程中，不再核算汇兑损益，原来应计入汇兑损益的金额，在套期操作中应计入“套期损益”，并与衍生品工具产生的“套期损益”在同一损益科目中直接对冲。 汇率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与相关对策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实务的复杂性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同币种风险敞口的“自然对冲”与净敞口计算。同币种风险敞口方向相反的汇率风险敞口，在重合时间段，二者有自然对冲的效果。对于采购、销售均使用同一外汇币种的企业来讲，这种对冲效果是全局性的、持续的。那就存在某一时间点，使外币贬值的风险敞口与外币升值的风险敞口完全对冲，这时没有任何套期保值操作。 这就引出了“净敞口”的数量和方向问题。净敞口，就是在某一时间点，企业把风险方向相反、相互对冲的敞口数据消除，所剩余的敞口净值数据。这个数据只能是一个风险方向。因为敞口分类、数量、时间段不同，准确计算净敞口是件困难的事。实际操作中，企业计算净敞口，是按一个时间点进行汇总、轧差，也可分类计算。可以根据套期操作、会计核算和风险管理的需要分别进行按敞口分类，按业务条线、按经营单位、按集团整体的净敞口计算。依据净敞口进行套期操作和风险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要以净敞口数量和方向约束衍生品净持仓的数量和方向。 二是集团报表层面的套期问题。对于集团企业内部业务项目的套期，应遵循《套期会计准则》第十四条进行处理：除少数例外情况以外，只有与企业集团之外的对手方之间交易形成的资产、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或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才能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只有与企业集团之外的对手方签订的合同，才能被指定为套期工具。 根据上述规定，集团企业必须在整个集团的范围内完整地管理汇率风险敞口，消除那些内部自相对冲的部分。如果仅从集团中某一个子公司或某一组子公司的视野来管理风险敞口，就可能出现违反《套期会计准则》的情况。 三是风险敞口的转换、分拆与合并。对未来预期交易的汇率敞口，一般是按月度预期收款或预期付款金额来确定并进行套保；但随着预期交易相关的合同定价、会计账簿列记应收款项或应付款项，以及款项正式入账或出账，就会在预期交易、确定承诺和资产负债三个类别之间发生一系列的分拆、转换。这会给敞口数据管理和套期保值操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和更多的工作量，很容易导致混乱。因此，一套逻辑严密的数据管理系统是必须的，业务简单的可以用EXCEL表格处理，业务较为复杂的应该使用计算机软件系统。 四是多币种风险相关性问题。如果一个企业使用多种外币，则多个货币对汇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在风险评估、套期操作中，应该使用相关性统计分析方法。一方面，对所有货币对汇率的敞口数据要采用完全统一的数据处理方法，以保证数据结构和时序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运用协方差矩阵等复杂的计算方法。对于多币种汇率风险的相关性统计分析方法，可借助专业咨询协助进行模型设计和应用系统设计。 为了应对汇率风险管理的复杂性，笔者提供了上述相关方法、经验和建议，但在实践中仍存有未解之题。这既需要企业主体持续实践摸索、归纳总结，也有待于行业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的优化。 作者单位：北京汇金天禄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2024-05-21/safe/2024/0521/24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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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19年第6期 作者:田龙 针对“保值”目标与“增值”目标的内在矛盾，为了保障保值目标，将保值目标纯粹化，企业可尝试构建“保值”与“增值”有条件共存的管理目标，并实施相应的管理策略和管理评价机制。 多数企业在面对汇率风险时，都会强调以实现套期保值作为首要目标。但事实却是，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环境下，许多国内企业都承受了显著的经营损益波动。看似简单的汇率保值目标，在操作中似乎难以企及。这其中，如何认识并化解“保值”与“增值”之间的矛盾，或可成为提升套期保值效果的一条路径。从目前多数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将保值目标纯粹化，可以尝试构建“保值”与“增值”目标有条件共存的管理体系，对纳入“保值”目标管理的敞口设置最低比重，并实现保值目标、保值策略、保值评价之间的配套和闭环，未来再逐步向纯粹化的套期保值体系靠拢。 管理目标：“保值”与“增值”的矛盾 “保值”与“增值”的矛盾，是指尽管汇率风险管理者认识到了保值的必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因为怀有增值目标——创造收益的意愿或降低成本的压力，而将关注点集中在对汇率走势的预判上，并基于对汇率变动趋势的预判做出相应决策，改变了企业在后续汇率波动中的敞口暴露程度。其产生的影响是，如果预判准确，企业将获得收益，反之则放大了企业因为汇率风险导致的损益波动，使汇率风险的实际管理目标与保值目标之间产生矛盾，保值目标失去了纯粹性。 因此，承认保值与增值双重目标的内在矛盾，接受实现保值与预判市场在本质上的互斥，将保值目标纯粹化，是实现有效保值的必要前提。对于这一矛盾的解决方案，国际上众多成熟的大型集团企业的做法是完全摒除市场预判和增值愿望，一旦敞口出现，就立即无条件、高比例操作保值对冲，并且在对冲成本上保有一定的容忍度。但对于不少国内企业而言，出于各种原因，其在现阶段往往难以彻底去除预判市场的倾向与实现增值的压力。对此，一个可以尝试的解决方案是：在企业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逐步树立以风险中性为锚的理念的同时，由汇率风险管理者以实现保值目标纯粹性为目的，尝试构建有条件的、双重目标共存的管理体系（见图1）。在该体系中，汇率风险管理者可以尝试将主观预判的压力与意愿从保值目标中剥离，将其收纳在边界明确的增值目标中；同时，针对纳入保值目标管理的敞口，设置不受主观预判干扰、符合企业风险偏好、长期稳定的最低保值比重，并实现保值目标、保值策略、保值评价之间的配套和闭环。通过这一方式，使保值目标清晰、可执行，企业在现阶段难以回避的双重目标不再互相冲突。未来，则可随着企业逐步趋于成熟，增值目标所占的敞口比重很可能会自然地逐渐缩小，甚至最终归零。目前，这一管理方法已在一些国内企业的实践中开始推行。 管理策略：从目标出发、为目标服务 保值管理策略 管理策略服务于管理目标，是管理目标的实现手段。基于保值目标，保值策略的设定与执行原则应包括以下方面：（1）保值策略承接保值目标，其制定和运行不应受到主观市场预判的干扰。（2）保值策略的比例、产品、期限等要素应当保持相对长期稳定，这些要素与企业的汇率风险偏好、经营周期、商业模式特点等长期内在要素相关。除非长期内在要素发生变化，否则不宜频繁调整。（3）为支撑保值目标的实现，保值策略应当管理总汇率敞口的大部分比重，或至少管理与企业风险偏好相符的敞口比重。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企业可对保值策略的各项要素进行设定，具体包括敞口识别、保值比例、保值期限、保值产品以及保值交易方法等。 一是敞口的向量化识别。汇率敞口往往会被简单量化为某一外币金额，而忽略时间维度的影响，但充分合理的计量时间维度的影响是准确识别敞口的重要一环。在考虑时间维度的影响后，汇率敞口可向量化表达为：汇率敞口Vi=[预期金额E（A）i,预期时间E（t）i]。 二是保值比例的设定方法。保值比例本质上是企业所有者的汇率风险管理偏好的体现。确定保值比例往往是汇率风险管理者面对的一个难题。为了避免“拍脑袋”式的保值比例决策，风险管理者需要某种科学合理的方法，将“风险偏好”这一抽象概念，量化为可接受的损益波动范围，进而反推企业对保值比例的要求。 VaR（Value at Risk,在险价值）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过程。通过VaR方法，可以将未保值的名义敞口总量，在正态分布假设下，映射为某一时间内、某一概率（置信度）下可能的最大损失。在此基础上，再借助情景分析，企业即可以通过选择自己能够接受的最大可能损失，反推可以接受的保值比例。VaR方法的缺陷在于它是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数理计算，而现实的汇率波动不可能服从正态分布。为了改进这一点，企业可以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跳出正态分布。利用Matlab等数理软件，将交易方法程序化，并代入与实际汇率市场波动拟合度更好的其他概率分布（t分布、帕累托分布等），借助计算机进行大规模重复随机模拟汇率走势，获得服从该分布的相对更加符合市场情况的在险价值，再据此确定保值比例。不过，这一方法仍只是借助另一理论概率分布来对真实市场进行拟合，方法可行的前提是企业选择的保值交易方法可以被有效的数量化、程式化。 三是保值期限。在向量化识别并明确敞口时间维度的基础上，根据套期保值原则，对冲期限应与敞口期限相匹配。在明确汇率敞口的发生时点与到期时点的情况下，企业即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在此范围内合理地确定对冲期限。 四是保值产品。保值策略中适用的衍生工具应当以普通远期、买入欧式期权等简单工具为主，避免通过各类期权组合结构来隐含管理者的主观预判。 五是保值交易方法的选择。常见的保值交易方法有静态对冲、滚动对冲、滚动分层对冲、成本汇率对冲等。这些方法均不考虑主观预判这一人为变量，而是根据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确定对冲交易的时点与结构，并系统性、周期性地开展。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方法，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敞口确定性、风险偏好、对冲成本接受度、信息化程度、职能分工等具体情况。长期来看，在保值充分的前提下，各种保值交易方法在长期运行后并不产生显著的经济效果差异，因此不建议企业过度关注保值交易方法的选择，而应更加关注如何通过更加完备的体系性建设，确保保值策略的长期稳定。 增值管理策略 相较于保值管理策略，增值管理策略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更强。但也应制定相应的设定与执行原则，包括：（1）增值策略不得超过总量、产品与期限的相关授权限制，不得违反实需原则等基本风控底线，不得干扰保值策略的运行。（2）企业应对增值策略的潜在风险、收益与最差结果有切实、全面的认识，并确认对此的接受程度。（3）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增值策略的制定和运行可以根据对市场的判断进行调整，在交易时机、产品选择等方面允许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管理评价：与目标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 保值评价是企业所有者或高层管理者对保值管理工作设置的激励约束机制。保值评价与保值目标的配套，是保值体系能够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由于保值管理工作的对象包括汇率风险敞口与套保工具两侧，而这两者之间的价格负相关关系（即在同等汇率波动中，发生损益的方向相反、程度相同）又是能够实现有效对冲的前提，由此，可得出两个推论：（1）对风险管理者的绩效评定必须以汇率敞口的损益与套保工具的损益的合并结果作为对象。（2）在保值目标下，汇率敞口与套保工具对冲后的净损益结果，一定是趋向或收束在接近零的范围。 保值损益结果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激励约束机制与其他一般的管理职能中的管理者绩效评定存在显著不同。在一般管理职能中，管理者的绩效评定与管理者直接或间接的利润贡献正相关，即利润贡献越高，绩效评定越好，以促使管理者尽可能地创造价值、控制成本；而在汇率风险管理中，如要产生利润贡献，就要求“敞口暴露”与“有利走势”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不考虑套利情形），因此如果鼓励单边利润贡献，实际是诱使保值管理行为走向暴露敞口、预判走势的方向。 因此，传统的绩效评定机制与保值目标是直接抵触的。保值目标的绩效评定应符合上述管理逻辑与特征，即以合并汇率敞口与套保工具的净损益为对象，保值管理绩效在净损益结果落入以零为中心的预设区间时达到最高；脱离该区间时，不论损失或收益，绩效评价均应逐渐降低（见图2）。而传统的绩效评定机制仅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增值目标。目前，这样的考评机制已逐步在一些企业中应用。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保值管理的损益结果中，可能出现会计损益与保值管理损益不匹配的情况。例如，如果企业在订单签约时便通过套保衍生品对汇率风险敞口进行对冲，则衍生品侧的损益变动可能比敞口侧的损益变动更为显著。对于这一差异，在管理结果评定时可予以单独记录并调整，也可以直接包含在前述以零为中心的预设区间，作为“白噪音”予以接受。 综上，以保值目标、保值策略、保值评价为主干和核心，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管理基础得以成立，但远未到达终点。对于集团型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者至少还需在管理职能与管理层级两个维度展开工作：一方面实现市场、采购、投资、融资、考评乃至投资者关系等多个管理职能在汇率风险管理条线上的有效协同分工；另一方面，理顺总部、事业部/业务板块、分子公司等上中下各层级在汇率风险管理中的权责关系。此外，还应通过业财一体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升级，实现业务、市场、交易、资金、财务信息流的自动集成，以提升保值管理的自动化程度与整合度。总之，落实保值理念，真正实现风险中性，应当作为汇率风险管理者牢记的初心，始终贯彻于所有管理工作中。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05-21/safe/2024/0521/244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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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田雪彦 针对外债的风险管理，企业可以适用的套期会计包括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其核心目标是将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活动以恰当的方式反映到财务报表中。 企业在境外的经营和投资活动中，常常会有融入外币资金的需求，由此产生外债风险敞口。企业在通过各种衍生工具来管理外债风险敞口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外债以及外债风险管理对于财务报表的影响，避免财务报表因为汇率波动而“大起大落”。鉴于此，厘清外债风险管理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和不同风险管理方式可选用的套期会计类型，明确运用外债套期会计时的注意事项，有助于企业将外汇风险管理活动以恰当的方式反映到财务报表中，降低汇兑损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外债风险管理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首先，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被分开列报于不同的利润表项目。对于国内大部分企业来说，在敞口侧，由于外债通常以不同于企业记账本位币的外币币种发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企业需要在每个会计期末将外币货币性项目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并将因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前一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的差异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财务费用-汇兑差额”科目。而在衍生品侧，当企业使用远期外汇、掉期合约等衍生品管理外债产生外汇风险时，需要按照“远期汇率”计算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并将其损益在财务报表中列报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科目。鉴于此，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被分开列报于不同的利润表项目。 其次，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于利润表的影响并不完全同步。企业在运用衍生工具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还会付出相应的“套期成本”。典型表现之一就是远期合约中的“掉期点”。“掉期点”的产生源于交换币种的利差产生的“远期要素”，以及交换币种由于流动性差异而产生的“货币基差”；表现形式则是远期汇率和即期汇率之间的差异。由于“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的存在，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于利润表的影响并不完全同步。 最后，企业融入外债后，如果将资金用于境外再投资（例如对子公司或联营企业的投资），也会给企业的利润表带来影响。当企业同时持有外债以及与之匹配的境外投资时，整体上不存在重大的外汇风险敞口；但由于外债及境外投资面临的外汇风险在会计报表中呈现于不同科目，企业的利润表仍会受到一定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对于境外经营净投资，企业需要在每个会计期末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中，资产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外）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项目则按照“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近似汇率折算。上述折算产生的差额，单独计入合并报表的“所有者权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对于外债，则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的差额，计入损益表中的“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外债适用的套期会计类型 套期会计的核心秘密在于“对冲”，即通过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相同科目”（如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来反映风险管理活动的影响，以降低汇兑差额或财务费用，达到“套期”效果。针对外债相关的风险管理，可以分别按照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来适用套期会计（见图1）。 公允价值套期 外债的公允价值会随着汇率波动而发生变动。对此，企业可以适用公允价值套期，将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和被套期项目因外汇风险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互相抵消，以实现“套期”的效果。例如，企业在某日发行一年期外债100万美元，管理层因担心美元升值带来的外汇风险，于同一日购入一年期远期外汇合约，锁定未来偿还外债的人民币金额，并在同一日将外债与远期外汇合约指定为公允价值套期关系。根据套期会计准则，由于远期外汇合约与外债在币种、期限上均无差异，且远期外汇合约不存在重大信用风险，因此可以预期对于外债汇率风险的管理高度有效。但在资产负债表日，由于受“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的影响，即期汇率的变动和远期汇率的变动可能并不同步。对此，企业可将远期外汇合约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也可以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作为“套期成本”排除在外，仅将远期外汇合约的“即期要素”指定为套期工具。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尽管依然属于高度有效的套期关系，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的波动会导致外债汇兑差额和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不能完全抵消，利润表依然面临一定的波动性；而后者由于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作为 “套期成本”排除在外，因此“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造成的衍生品公允价值的波动会递延至其他综合收益中，并且可以按照“直线法”在套期期间分摊，从而减少了企业利润表的波动（见图2）。 现金流量套期 当企业面临现金流量变动的风险敞口时，可以通过现金流量套期来锁定现金流量。对于外债面临的外汇风险而言，由于未来需要将不确定数量的记账本位币兑换成外币来偿还外债，因此也面临着现金流量波动的风险。 在对外债的外汇风险进行现金流量套期时，根据套期会计准则，企业可将用于管理现金流量的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先递延在“其他综合收益”，待被套期项目影响损益时再结转入当期损益。实务中，对于外债面临的外汇风险，企业既可以选择应用公允价值套期，也可以选择运用现金流量套期。如果企业选择现金流量套期，则与公允价值套期类似，也会面临是将远期外汇合约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还是仅将远期外汇合约中的“即期要素”指定为套期工具的问题。当企业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作为“套期成本”排除在外，仅将远期外汇合约的“即期要素”指定为套期工具时，会计处理结果与上述公允价值套期所对应的会计处理类似；而当企业将远期外汇合约的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时，企业可将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递延至“其他综合收益”，并在其影响损益时再结转入当期损益。因此，对于企业外债外汇风险的套期会计，现金流量套期相较于公允价值套期，更有利于缓释利润表的波动性。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如果企业同时面临外债及境外经营净投资外汇敞口，企业也可以对境外经营净投资的外汇风险通过外债予以对冲管理。根据套期会计准则，在运用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时，企业可用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有效部分或外币货币性资产外汇成分产生的汇兑差额，来对冲境外经营净投资累积在“其他综合收益”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外债本身按照即期汇率来计算汇兑差额，同时境外经营净投资对于外币报表折算的影响也主要源自即期汇率变动的差异，因此企业在用外债的外汇成分对境外经营净投资进行套期时，通常为高度有效的套期关系，并且不存在拆分“远期要素”以及“货币基差”的问题。此外，尽管企业对外投资通常是长期行为，一般不会预期在外债到期时处置境外投资，但出于套期会计目的，企业可以以固定期限的外债对无固定到期日的境外投资进行套期，待处置境外投资时，再将计入外币报表折算差额的汇兑差额一并转入投资收益。 在外债风险管理中运用套期会计的注意事项 一是交叉货币利率互换的应用。企业在对外债进行风险管理时，可以分别使用外汇衍生品以及利率互换对外汇风险及利率风险进行管理，也可以使用单一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工具同时管理外债的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对于浮动利率外债，企业在使用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工具管理利率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现金流量波动风险时，便可以应用现金流量套期会计；对于固定利率外债，企业在使用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工具管理利率和汇率变动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时，便可以应用公允价值套期会计。需要注意的是，当企业使用单一套期工具同时管理利率以及汇率风险时，需要确保两项风险管理都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有效性要求。 二是外币永续债券的外汇风险管理。企业发行的外债不仅包含定期债券，也包含外币永续债券。外币永续债券通常没有到期日，票息也可以延付，从而可使企业避免合同支付义务。因此，在企业报表中通常将其计入“所有者权益-其他权益工具”，而不是金融负债中的“应付债券”科目。然而，从外汇风险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预期会在若干年后主动赎回该外币永续债，且预期会定期主动支付票息而非延付，因此从预期支付的现金流的角度，仍会面临与定期债券类似的外汇风险，即在外汇升值时，企业预期未来需要花费更多的记账本位币兑换为外币以进行偿付。而与此同时，由于外币永续债券在会计上被分类为“权益”而非“负债”，其仅需要按照发行日的即期汇率记录发行的本金，后续不需要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进行重估，因此，当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对“权益”类的外债外汇风险进行管理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相关规定，企业无法对其运用套期会计，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衍生品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三是利率基准改革的影响。企业除了需要管理外债的外汇风险，还会有管理利率风险的诉求，因此应尤其注意利率基准改革对利率风险管理的影响。如果企业原先对利率互换等衍生品是按照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下称“LIBOR”）定价，并以此对外债的价格风险或利率风险进行管理，则在LIBOR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企业也需要及时对外债的定价基准以及衍生品的定价基准进行变更。例如在原有合同中进行修改，以基于实际交易的无风险利率替代LIBOR；或者终止原来基于LIBOR的衍生品合约，重新签订基于无风险利率的衍生品合约。在修改定价基准的过程中，企业可能会面临外债会计核算以及套期会计延续性的相关问题。对此，企业可以重点参考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利率基准改革——对IFRS 9、IAS 39、IFRS 7、IFRS 4及IFRS 16的修订》中的相关指引。这些指引对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简化会计核算的操作便利，在满足会计准则相关条件的情况下，企业仍然可以延续适用套期会计。 作者单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05-22/safe/2024/0522/24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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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中国外汇》记者:荣蓉 王亚亚 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渐趋专业、理性。不过，在当前疫情冲击以及百年变局演进的大环境下，外部市场急剧变化，汇率风险依然是涉外企业跨境经营的管理重点。企业只有继续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聚焦风险管理难点、制定专业应对举措，方可在波动的环境下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确保全球化成果。 步入2022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全球蔓延，叠加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国际金融市场波澜起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众多不确定因素会持续影响跨境资金流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2月，人民币汇率走出了一波美元强、人民币更强的独立行情。进入3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步入回调通道，结束了此前长达半年的连续升值趋势。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愈发明显，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 2021年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在多个场合呼吁和提示，市场主体应适应汇率双向波动的常态，牢固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同时，针对实体经济汇率风险管理中的难点与堵点，外汇局出台多项举措助力市场主体汇率避险。一年时间过去，涉外企业汇率避险工作整体进展如何，与过往相比有哪些新的变化与成果？ 为此，本刊记者走访了多家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工作者，他们身处对外工程承包、汽车外贸、机电设备出口、大宗商品采购等我国涉外业务代表行业，同时电话连线银行国际业务专家，借由他们的观察与思考，回顾过去一年涉外企业汇率避险管理心得，展望未来汇率避险工作重点，以期给同业带来启示。 与时俱进 2021涉外企业汇率避险再上新台阶 “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全年小幅升值，因此，2021年涉外企业财务报表汇兑损益项不会太难看。”某央企财务部外汇资金管理处处长李娜（化名）向本刊介绍道。 根据财务会计报表汇兑损益科目计算公式：当期汇兑损益＝期末外汇敞口×（期末外汇汇率－期初外汇汇率），影响企业汇兑损益表现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同币种外汇资产和外汇负债轧差后的外汇敞口；另一个就是报表核算期间的汇率波动幅度。相较于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超6%（2020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92，202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6.52），根据3月底外汇局发布的《2021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21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37，较2020年末升值2.3%，2021年度汇率波动幅度整体较小，企业汇兑损益压力亦相对平缓。不过，即使如此，当前越来越多的涉外企业愈发重视汇率风险管理，逐渐告别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做法。 对大型中资跨国公司来说，2021年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与时俱进，外汇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汇率风险管理覆盖度不断扩大，外汇套保比例不断提升，汇率避险产品的使用也日渐丰富，操作更有心得。以TCL为例，2021年TCL全年营收超2500亿元，其中海外营收1174亿元，增幅60%。“面对不断扩张的海外业务，TCL始终坚持风险中性理念，明确以锁定汇率波动风险为唯一且最终目标。在公司管理层高度认可的基础上，公司对外销订单签约至实现销售回款并结汇，进行了全周期的汇率风险闭环管理。”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TCL财务公司”）总经理江小照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道，“从结果看，在去年人民币双向波动加强、整体呈现升值的背景下，TCL总体外汇损益相对平稳，汇率风险管理起到了削峰填谷、平滑损益波动的效果，有效保障了集团海外业务稳健发展。” 李娜所在的企业集团也早在多年前就搭建了完善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面对近几年人民币波动弹性不断增强，集团高度重视外汇风险管理工作。“考虑到集团公司对于稳健现金流的需要，2021年公司不断加强汇率波动中的交易风险管理。”李娜表示。作为大宗商品采购商，李娜所在的企业集团面对较大的现金流管理压力，企业对现金流管理要求较高，为了进一步降低汇率风险对集团资金管理工作的影响，该集团在2021年对下属业务版块再次进行汇率风险敞口梳理和摸底，并进一步优化相关业务版块的汇率风险敞口对冲管理方案；同时，为了加强对汇率形势的分析与研判，及时把握汇率交易风险，该集团每月会对汇率风险波动进行回看分析，以进一步深化汇率市场研究与风险应对，合理运用衍生产品。整体来看，2021年该集团也较好地实现了汇率风险管理目标。 作为国内建筑与工程领域出海的排头兵—中国电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电建”）在海外市场深耕多年，境外沉淀了大量的项目和资产。中国电建财务金融部副主任张海涛在谈及集团2021年汇率避险管理工作时说到：“中国电建外汇资金管理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稳健原则，坚决不投机。相比于2020年，中国电建在2021年汇率风险管理中增加了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21年，中国电建通过开展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跨境投资，降低了公司外汇敞口，而且通过跨境资金池业务在境外市场直接将人民币兑换为当地币，减少了中间货币的二次转化，这一举措有效节约了公司财务费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开展，让集团明显感受到了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主动作为的价值感。与此同时，2021年中国电建不断强化海外投资项目的事前、事中管理，以进一步将长期项目投资中的汇率风险进行锁定。”张海涛说道。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机集团”）是中国装备“走出去”的主力企业，也是我国海外工程承包的老牌企业。近两年，基于满足海外业务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遵循央企境外资金监管要求，国机集团在集团层面不断强化汇率风险管控要求。国机集团财务部资金处副处长李鑫介绍，“作为出口主导的企业集团，2021年国机集团整体汇率风险控制成效良好，旗下个别企业还实现了汇率风险较大比例的对冲，集团整体汇率风险管理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与进展。” 国机集团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汇率避险成效，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集团在2021年全面梳理了集团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结合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厅发财评〔2021〕17号）的实施，进一步落实央企衍生业务管理方针，将衍生业务纳入年度全面预算管理。二是在集团内推动基于实需的汇率风险对冲业务，帮助其梳理汇率风险敞口，并积极指导风险敞口管理方案。三是推动二级子公司牵头其下属成员单位，对汇率风险敞口加强管理，并在这一层面加强套保会计应用的研究和推广。 作为汽车外贸企业，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国贸”）也感受到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益处。福田国贸财务总监孙培峰谈及，2021年公司进一步丰富了汇率风险对冲产品体系，“2021年之前，我们主要采用远期产品避险，2021年开始尝试使用期权类衍生品，愿意为汇率风险管理支付一定的成本费用。此外，考虑到汇率与产品定价的联动性，配合产品销售订单，我们开始加强订单汇率风险管理。”福田国贸在2021年之前是根据市场预期管理企业订单回款，会在订单签订前的2—3月就把订单后期现金流锁定，这样容易出现实际汇率与订单评估汇率点差过大情况，公司通过小批量、高频次的订单管理，可进一步锁定订单收益。 在大中型涉外企业不断夯实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优化汇率风险管理对冲操作之际，中小微涉外企业也开始积极试水汇率避险保值产品。中信银行合肥分行国际业务部专家袁田军从事银行国际业务十余年，据他观察，过去一年，涉外企业的汇率避险管理明显加强，尤其是中小企业购买结汇方向的避险产品明显增多，“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2021年人民币整体升值，出口企业面临较大结汇压力，二是商务部、外汇局等部门不断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贯，而银行也加强汇率避险产品的介绍与指引，多方因素共同促进了中小企业的避险保值。”2021年，针对中小微企业数量多、发生交易规模小、交易特别散等特点，外汇局以中小微企业为重点，多措并举积极引导企业更好地应对汇率风险，优化考评导向、激励银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服务，通过增加授信支持、专项担保等方式帮扶中小微企业降低套保授信和保证金成本，并指导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减半收取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所做的外汇衍生业务交易服务手续费。 在监管部门、企业、银行等共同努力下，2021年涉外企业汇率避险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根据外汇局的数据，2021年，我国银行代客远期和期权结售汇签约额10507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67%，企业外汇套保率21.7%，较2020年上升4.6个百分点。 外部不确定叠加企业纵深国际化 汇率风险管理难度不断加大 有效的汇率风险管理使得多数涉外企业2021年海外经营成果落袋为安，不过，2022年年初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众多外汇资金管理工作者对汇率风险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对此，孙培峰深有体会：“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均线在6.5左右，2022年开年到3月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3—6.4区间波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目前来看，感觉2022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扑朔迷离，公司汇率风险防范工作压力较大。” 此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针对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在《上海证券报》撰文表示，人民币波动的内在逻辑已经发生变化，综合多方因素，资本跨境流动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波动的概率将较以往明显加大。所以，市场主体要力戒线性单边思维，宽幅波动将成为常态。 一方面是日益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是不断向纵深挺进的涉外企业国际化、全球化进程，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难度不断加大。首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涉外企业普遍开始面临多币种汇率风险管理难题。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之一，目前，TCL业务涉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务结算涉及40多个币种，尽管美元是主要结算货币，但还有很多其他新兴市场货币，除了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还需要及时关注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当地币种的汇率变化。伴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也会出现不同幅度的波动，企业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管理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在面对突然大幅波动的新兴市场货币时也略显被动。 2021年，为抗击不断上升的通胀，巴西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调整货币政策，以提前加息来应对冲击，导致小币种与美元间利差扩大，“公司锁汇成本升高，明显削减了当地销售毛利。”江小照坦言，“2021年汇率风险管理的一大难点就是因外围环境大幅变化给企业汇率避险管理带来的挑战，尤其是个别小币种汇率波动加大，对企业套保管理带来较大影响。”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涉外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项目也不断增多，面对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外汇管制引起的现有货币和未来收汇项下的贬值压力，涉外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不仅仅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关新兴市场、管制地区当地币的汇率风险管理亦成为不少涉外企业当前汇率管控工作的重点。结合本刊调研情况，多家涉外企业反映，近几年，个别小币种的大幅快速波动对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带来明显影响，如巴西雷亚尔、阿根廷比索、印度卢比、埃塞俄比亚比尔以及俄罗斯卢布，其大幅波动，均给当地中企带来资金结算、汇率避险管理难题。 其次，中企海外市场快速变化发展也对企业自身汇率避险管理工作提出挑战。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不畅，能源、大宗商品、芯片等关键原材料供应不及时，企业海外业务预测数据与实际业务发生情况存在较大偏离，要么出货不畅，要么出货激增，导致汇率敞口管理出现过度套保（over hedge）或套保不足（under hedge）情形，额外增添了部分财务成本，影响了企业整体套保效果。 “资金是支持企业生存、发展的血脉。随着涉外企业海外业务的快速发展，其对资金的服务能力、管理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作出迅速、及时、高效的应对。同时，集团不断发展的多样化产业也对企业的资金管理团队、外汇管理团队深入理解业务、支持业务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江小照坦言，“基于对2021年的反思以及外部环境变化，2022年汇率风险管理工作的重点会放在外汇管理系统的优化、‘业财资’的进一步融合、新拓展海外区域管理覆盖等方面，以进一步提高外汇风险管理工作效率、覆盖面，持续为公司的海外经营、海外投资保驾护航。” 拥抱未来 汇率风险管理聚焦五大发力点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爬坡过坎，众多不确定因素会持续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此，管涛也表示，在风云际会之际，预案比预测重要，如果市场主体能对各种情形尤其是坏的情形有所准备，就可以增加其在当前复杂环境下的胜算。结合多家企业调研可见，除了传统的建立健全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精益求精加强外汇衍生业务管理与操作之外，涉外企业还可在以下五个方面发力，以提升企业汇率避险管理水平。 一是在企业内部再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越是在波动期，越是要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灌输。”江小照表示，“企业要坚持风险中性，流量管理与存量管理并行，将外汇风险控制在公司可承受的范围内，坚决避免汇率对赌。多年来，TCL明确汇率风险管理是以保值而非增值为核心目标，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我们选择简单适用的管理工具，并坚持纪律性，不受临时主观预判的干扰，不根据汇率波动而随意调整对冲策略。”对此，李鑫也深有同感，“2022年，我们集团内部将继续宣传贯彻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将汇率风险管理延伸至集团旗下二级/三级企业层面，压实二级公司对旗下分/子公司的风险敞口责任。” 此外，中小进出口企业仍是汇率风险中性宣传的重要阵地。“当前，多数中小进出口企业汇率避险机制不健全，其汇率避险不是按照制度进行，而是根据实际控制人的个人看法进行对冲，此外，中小企业普遍存有市场回望情绪，如比较套保产品签约汇率与后来市场汇率以判断避险操作是否明智。”袁田军分析道，“回望情绪不利于企业长久地坚持风险中性理念，中小企业仍需要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要继续引导其集中精力做好主业。” 二是加强汇率风险管理与一线业务端的融合，提升汇率管理对海外新业务的覆盖面。2021年，多家企业集团海外业务爆发式增长，海外本土化建设也进入加速期，个别行业如商用车出口市场突飞猛进，涉外企业海外市场进入品牌建设期。根据集团主业发展需要，多家企业均表示将加快“业财资”的融合进度。“TCL财务公司计划进一步打通业务、财务、资金线条，搭建‘业财资’实时沟通、协调的渠道，通过数字化建设全力提升集团外汇风险管理的精细化程度，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效率。”江小照分析，“一方面，在当前部分小币种货币锁汇成本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们采取协调客户改变订单币种、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等商业解决方案，积极降低外汇敞口，规避汇率风险；另一方面，面对外部突发性经营变化，我们计划通过提高全条线实时沟通效率，最大程度保障套保的覆盖比率。” 在海外项目落地过程中，中国电建也一直强调过程管理，将汇率风险的防范融入到项目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分析三个环节。事前环节，公司在签项目之前，项目组配备专业的财务人员进行把控，随时跟踪了解外汇市场预期走向，财务人员为业务经理提供风险管理策略，并出具具体的风险管理措施。事中环节，在项目合同履约期间，公司总部针对境外机构（子公司、分公司或项目公司）所在地、当地外币结算金额、结算币种汇率波动预期等实际情况，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下，制定恰当的外汇风险对冲策略。事后分析，即对区域国别货币阶段性的汇率波动管理及时回顾、分析与总结，将实际决策效果和预期措施制定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对于偏差较大的情况认真寻找原因，为以后的区域货币汇率风险管理决策或执行提供帮助。为了进一步有效管理汇率风险，中国电建表示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好汇率风险的全过程管理。 对于电子产品、商业车出口等代表性企业，其资金管理工作者均表示，未来要加强订单管理，做好订单价格与汇率的联动，依据实需原则，强化预收账款的对冲管理的频次与节奏，实现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与一线业务的紧密联动。孙培峰坦言，“这一管理模式将汇率风险管理进一步前移，导入产品价格层面，汇率风险管理不再局限于货币币值的转化，而是在产品价格收益层面及时化解汇率波动对收益的影响。” 三是借助企业全球资金管理体系助力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再提升。当前，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加强，在资金管理方面，企业需要建立起全球现金管理服务能力、全球金融市场运作能力、海外资金风险管理能力。通过全球资金管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涉外企业可全面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助力企业加快资金周转速度、降低财务成本、控制运营风险。 2022年1月5日，国资委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国资发财评规〔2022〕1号），明确指出央企要充分认识司库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准备把握司库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司库体系建设。张海涛谈及，中国电建在大司库管理体系建设下，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电建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职能，建立集团海外资金管理平台，搭建区域资金池，实现海外资金归集；其次，集团会将汇率风险管理工作和境外资金池业务开展联动，有效调度海外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风险；再者，面对复杂的外部金融市场，集团会进一步加强海外金融业务合规管理，完善海外业务应急预案管理。 而国机集团也会在大司库管理体系建设下继续夯实集团外汇风险管理。“司库管理体系对衍生业务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会从监控角度，推动集团整体衍生品业务的交易水准，以强化衍生业务合规性管理。”李鑫谈及，2022年国机集团会对旗下衍生品业务风险点进行全面检查，包括制度的完整性、执行程度、贸易背景真实性等，以提升集团汇率风险管控水平。 结合TCL司库的发展路径和实践，以及参考西方国家很多优秀的司库案例，江小照表示，一家企业集团大司库的发展应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总体定位为指引，在保障资金链安全、流动性和汇率、利率等市场风险可控的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产融价值，助力集团长效发展。 四是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过去十余年中，跨境人民币使用领域不断扩展，市场参与主体日益丰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的波动，涉外企业对防范汇率风险、加大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力度的诉求更为迫切，2021年多家涉外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多家调研企业向本刊表示，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直接减少了中企的汇兑敞口，带来了外汇交易成本的节约和汇率风险的降低。不过，若要大规模开展跨境人民币，仍需要配套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首先，目前海外交易对手对人民币的接受、持有意愿比较有限，纯外资背景客户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有待提高，要进一步丰富人民币金融市场，提高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其次，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能源、石油等资源，仍多以美元计价；再次，仍需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虽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已有一定规模和运行基础，但在境外仍主要以大型中资银行为主导，外资银行参与度有待提高，而且CIPS在涉外企业海外业务重点发展的“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覆盖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目前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兑小额货币相关的汇率避险品种较少、市场规模较小、活跃度有所欠缺，因此套保成本相对较高，尤其是涉及长期限的汇率衍生产品也非常有限，无法满足企业避险的需求。”李娜谈到。 在一些企业看来，未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可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企业寄望在国家层面打通双边互换协议的落地机制，这不仅可促使外国央行向当地银行和企业提供人民币融资，为相关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提供支持，还可以帮助中企降低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所投项目的融资和避险成本。 五是加强对海外市场外汇管制风险的应对预案工作。未来全球经济波动有可能会在个别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出现外汇管制风险，即当美国缩表、不断加息之际，可能会带来其他国家外汇储备变化与外资外流，这些国家外汇急剧减少，导致企业在当地有钱却无法汇出。对此，涉外企业要提前预警，深入研究各类专业的外汇管制应对解决方案。企业可根据自己的业务开展情况，从贸易项下和非贸易项下场景入手制定应对方案，在克服汇兑困难的同时也要确保业务合规。此外，也有企业表示，外汇管制风险不是企业通过外汇衍生产品可以规避的风险，需要企业、金融机构乃至国家层面合力来化解，建议政府可以在国家层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如进一步通过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深化货币互换对市场的支持，希望中资银行深度参与海外当地金融市场，为涉外企业解决汇困难题争取当地市场的优惠待遇，或者打通当地中企轧差渠道，先在当地实现轧差、再在境内调剂轧差余额。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阶段，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但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支撑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并保持基本稳定。2022年外汇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是继续推动外汇市场深化发展，夯实服务实体经济基础，引导市场主体做好汇率避险管理，丰富外汇市场产品，为市场主体外汇风险管理提供更为便利的政策环境。在当前疫情冲击以及百年变局演进的大环境下，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并肩同行，持续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此同时，市场主体不断深化对汇率波动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淬炼、提升避险管理技能，涉外企业汇率避险正在迈向新的征程。 2024-05-20/safe/2024/0520/24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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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2期 作者:陈婧 李璐 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从清晰简单的衍生产品开始，逐步推进汇率风险管理，是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成长发展的必经之路。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成为涉外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数量巨大、以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小微企业来说，其持有的较大的汇率风险敞口与其较弱的风险承受力并不匹配。因此，如何助力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难题。 涉外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现状 何谓小微企业？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微”均为相对概念。同一家企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其地位可能大相径庭。例如，地方的大型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是中型企业，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可能是小企业；反之，有的企业尽管自身规模较小，但却是行业内的大企业、领头羊，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从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财务指标以及从业人员数量的角度看，不同行业的标准差异也较大。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属小微企业；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属小微企业。 涉及进出口业务的小微企业，各地之间也差异较大。根据Wind全球企业库的数据，2020年北京地区进出口规模为2.32万亿元，折算后约为3360亿美元，若按照小微企业对GDP 30%的贡献比例替代小微企业进出口占比规模，2020年北京小微企业进出口规模为1008亿美元（3360×30%），2020 年北京从业人数300人以下、注册资本2000万以内、经营状态处于“存续”、有进出口信用的企业为2.01万家，以此计算，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500万美元。而在小微企业更为集中的江浙地区，同样的计算方法及企业筛选标准下，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160万美元；而就全国而言，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300万美元。 从地域分布上看，小微企业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企业所有制形式多以民营制造业为主，从事汽车零配件、小家电生产、纺织、休闲用品制造等行业，行业分布广泛。其多为出口型贸易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小，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优势业务。 小微进出口企业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单笔订单规模小，且进出口订单多以外币签订，议价能力相对较弱，无法根据汇率波动与境外客户重新商定价格，汇率风险暴露对于企业营收有明显影响。而现阶段，受限于资源不足，小微企业对于套期保值交易的认知度仍较低，开展汇率业务基本局限于结算和以即期结售汇为主的汇兑业务。综合来看，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较大中型企业尚有明显差距，汇率风险敞口未能得到有效管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小微企业存在风险承受能力弱和风险暴露高的矛盾。大部分小微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率微薄、主营业务收入不够稳定，综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而小微外贸企业，在宏观环境、产业链结构、行业竞争生态发生改变时，往往暴露在风险之中，加之汇率避险工具使用不足，交易风险和因汇率引起的经济风险叠加，推高整体风险暴露，很可能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 其次，小微企业客观上更需要严守风险中性。小微企业财务稳定性不足，客观上需要保持风险中性，尤其是汇率风险中性，应当通过各种手段避免汇率波动蚕食其经营利润；但现实中，小微企业希望通过博弈汇率风险以增收其利润的情况并不罕见。所以，即使小微企业开展了“套期保值”业务，也会掺杂一定的“投机增值”因素。 此外，小微企业客观上需要更多资源管理汇率风险，但现实中缺乏足够资源。从内部看，企业理想的汇率避险状态是建立一套包括汇率风险识别、保值方案设定、交易操作、交易后处理及评价在内的体系；然而，小微企业用于发展主营业务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因此，即使其主观意愿较强，客观上也难以投入相应资源开展保值业务。从外部看，具有成熟外汇市场经验的大型商业银行，尽管在小微企业服务方面已有明显动作，包括扩大服务半径、提升基层专业水平、加强电子化终端建设等，但考虑到小微企业广阔的市场和数以万计的企业数量，银行资源辐射面远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需求。 整体而言，外贸小微企业群体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也同样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许多大企业都是从小微企业成长而来的，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从清晰简单的衍生产品开始逐步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是小微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小微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 实施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是指对汇率风险进行财务中性管理。理论上讲，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都是相通的，但是考虑到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天然的能力和资源差异，真正应用起来，又有些许不同。 一方面，小微企业的特征决定了其在商业活动中处于相对被动或从属的地位，对于涉外订单的掌控力较弱，因此外汇收支的时点和金额不确定性较强，初期进行全额对冲操作可能会造成过度保值的结果，偏离风险中性初衷；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在授信资源和流动性资源等方面天然处于劣势，会对其对冲操作形成一定的制约。这些因素共同指向小微企业在汇率风险中性管理中并不能实现100%的汇率风险免疫，更现实的结果是将汇率风险的财务结果影响合理最小化。 具体来看，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汇率风险管理目标的确立应遵循“控制原则”，即树立以“保值”为核心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力求将风险暴露和损益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保值核心的重点在于准确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和盈亏平衡汇率。其中，准确识别汇率风险敞口，是为企业设定与之相匹配的对冲策略，切实降低其汇率风险敞口；准确识别盈亏平衡汇率，是从财务的角度出发，合理控制风险对冲成本，避免企业错误地将风险对冲成本与到期日当天的即期汇率作比较。 第二，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设置应遵循“不主动原则”，即不过度主动管理汇率风险敞口，避免频繁判断和过多主动调整破坏汇率风险管理的实质。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人力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像大型企业集团那样建立足够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链条。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在现有的财务管理机制下，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企业管理人员仅负责中长期风险管理策略的制定，汇率市场波动不可作为制度调整的出发因素；同时，提高保值操作的纪律性，财务操作人员仅保留有限度、可管理、可回溯的灵活度。 第三，汇率风险管理的考核机制应遵循“成本原则”，即明确汇率风险管理业务为成本中心，而非利润中心。对于小微企业来讲，首先要正确认识汇率波动对企业损益的影响，通过汇率风险管理形成的“收益”，不应作为未来收益预期的基础；而对于对冲形成的“亏损”，也不应构成未来调整对冲策略的主要原因。其次，对保值成本的关注，应侧重于盈亏平衡汇率，而非即期汇率，以保护小微企业本就较为脆弱的利润率。 第四，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应遵循“冲抵原则”，即遵循套期保值要求，以对冲风险敞口为根本目的。首先，应准确测算汇率风险敞口。对于小微企业来讲，已确认订单或收入形成的即时汇率敞口是企业汇率风险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其他确定性较强的可预期的经营性现金流，也可形成汇率风险估算。其次，风险对冲交易应与被对冲项目在金额、期限和币种等方面存在合理的相关性，避免对冲不足或过度对冲。 对小微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的建议 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方案的确定是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意愿和风险管理资源三者的平衡与统一。其中，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由企业的业务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共同决定。小微企业处于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或是所处行业的容量有限，其经营性现金流和利润相对不够稳定，企业的主要精力和资源会投入到生产和销售之中，风险管理资源十分有限，继而导致其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从企业的风险管理意愿来看，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者和决策者。即使企业具有一定的风险管理意愿，但受制于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源，也难以有效开展汇率风险管理。 笔者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及产品特性，以场景为出发点，应用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原则，提出以下贴合客户需求的一揽子保值解决方案。 独立小型出口企业 交易背景：企业是一家主营小家电制造的小型企业，主要业务模式为在境内市场购买原材料，并将产成品出口至海外市场。小家电制造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销售情况受国外客户需求影响较大，订单的稳定性一般，订单签约后的取消率约10%。近两年，企业年均主营业务收入约500万美元，其中80%为美元收入，销售账期以2—3个月为主。 敞口测算：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主要来源于美元销售收入和人民币成本之间的错配。由于企业为独立的小型出口商，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很难针对下一年订单做出预测，因此企业仅对已签约的销售合同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定量来看，年均汇率敞口约400万美元，期限2—3个月。相比企业整体主营业务收入，该汇率敞口占比很高，汇率风险保值的必要性很强。 保值方案建议： （1）企业仅针对已签约的订单进行保值，但考虑到订单签署后仍有10%左右取消的可能，因此可针对已签约订单设置80%—90%的固定保值比率，在订单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对美元应收账款的80%—90%叙做远期结汇交易，交易期限2—3个月，与现金流基本匹配。 （2）剩余敞口可待美元收入正式实现之时，叙做即期结汇对冲汇率风险。 大型企业供应链中的小型企业 交易背景：企业是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为某跨国制造业龙头企业集团的供应链企业，原材料部分采购自国内，部分采购自境外，产成品出口至海外，销售收入全部为美元。企业规模虽不大，但在该零部件生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来源于跨国企业集团的订单稳定性较强，销售和回款长期保持稳定。近两年，企业年均主营业务收入约300万美元，境外原材料采购支出约100万美元，采购付款周期为2个月，订单签订周期、采购付款周期和销售回款账期均为3个月。 敞口测算：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主要来源于美元销售收入和人民币成本之间的错配。由于收付款时间较为稳定，极少出现延迟现象，因此境外采购的美元支出可部分抵消美元销售收入产生的外汇敞口，年均待结汇净敞口约200万美元。 保值方案建议： （1）由于企业订单稳定性强，每年年底可对下一年的贸易计划做出估算，但为避免过度保值，可针对贸易计划设置40%—60%的固定保值比率，在每年年初即按照贸易计划对估算外汇敞口的40%—60%叙做远期或期权交易，期限与订单和回款周期基本匹配。根据订单和回款周期，可叙做3/6/9/12个月期限的保值交易。 （2）正式签订订单后的10个工作日内，可针对60%—40%的剩余未保值部分，追加叙做远期结汇交易，交易期限与回款现金流基本匹配。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全球市场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