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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单菁 鉴于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的错综复杂性，企业应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应对机制，强化体系化管理和专业化运作，并做好对关键点的控制。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汇率往往会因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以及自身经济基本面的波动而大幅调整。过去一年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一度出现急剧上升，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国内经济及债务问题的夹击下，货币汇率遭受重创。鉴此，在新的一年中，企业需重视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中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管理难点 一是汇率波动风险。汇率波动是汇率风险的重要体现，主要源于时间的错配、融资与收入货币的错配、资产负债与母公司记账本位币的错配。汇率波动对企业的现金流价值和经营损益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从事跨境投资与运营的企业而言，由于项目涉及大规模的外汇需求与交易，汇率波动风险会贯穿于境外项目投融资和运营的全周期，主要包括前期境外投资的外币资金筹措风险，以及后续汇率变化对项目经济性、现金流自平衡以及财务报表的影响。以在泰国投资为例。如果能在境外直接以泰铢融资，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均为泰铢，则可实现汇率风险的自然对冲；反之，如果先进行美元融资而后汇入泰国换为泰铢进行支付，就可能因汇率市场波动产生投入资金的换汇风险，以及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的错配风险。 二是政策管制风险。除汇率波动风险外，对投资于新兴市场的企业而言，还需关注当地实行外汇管制措施给经营带来的影响。投资所在国对外汇兑换与进出的管制政策，会影响企业资本与资金流的收付运转，同时还可能影响企业的汇率避险操作。从中企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实践看，不同国家外汇管制的目的与重点各有不同，部分管制措施会对企业经营甚至存续构成较大影响。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曾宣布所有在海外的马来西亚林吉特失去作为货币的价值，马来西亚非居民的林吉特账户之间的资金转移需要经过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批准，从而使林吉特无法在国外交易。该举措在削弱国际市场投机资本力量的同时，客观上也堵住了企业通过境外市场对林吉特汇率风险进行主动管理的渠道。 三是市场缺失风险。相较成熟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往往不够完善，增加了企业进行货币兑换、资金运作以及套期保值的难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即期外汇市场往往存在相对封闭、流动性不足以及币值波动大等问题，使企业可能难以在预期时间内以合理汇价换购相应的外币资金，甚至可能因资金无法按时交割而引发技术性违约的风险；另一方面，在部分成熟度低、较为封闭的新兴市场，企业往往因受到金融机构服务能力、金融产品开放创新程度的约束而难以在当地金融市场以适当成本筹措资金，造成当地币种融资难、长期外币敞口管理难的问题。此外，就套期保值而言，企业在对新兴市场货币实施套期保值时，很可能遇到境外缺少该币种的离岸市场、境内市场规模小、衍生工具品种不齐备等问题；而在套期保值交易渠道方面，还可能会面临企业交易授信及交割问题。 系统化应对与关键点控制 鉴于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的错综复杂性，企业应增强主动管控意识，建立并完善汇率风险的管理应对机制，强化体系化管理和专业化运作，并做好对关键点的控制，将汇率风险管理嵌入到日常业务中，成为企业价值链管理的重要一环。 体系化管理 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风险的体系化管理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明确管理原则。有效的风险管理不应被寄予获得超额利润的期望。企业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定位，应该坚持系统化思维，坚定风险中性理念，关注于企业汇率风险的整体平衡，着眼于“锁成本”而非“赌方向”，防范极端情况下超出承受能力的汇兑损失，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二是要树立明晰的管理理念。鉴于对新兴市场汇率风险被动管理的难度和成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应优先安排经营对冲和财务对冲。在经营对冲环节，应站在跨国经营的整体层面谋划境外产业布局及目标市场的进入选择，同时结合外汇、税务管制要求，合理设置境外新设企业的股权架构，投资的分红币种、频次、时点，以及经营退出安排，通过资产负债配比实现自然对冲与风险平衡。在财务对冲环节，要突出对风险的事前预防，在投资项目的前期设计阶段就对境外企业本位币设置、融资币种选择、商务合同安排、增资方式、还款安排、汇率走势假定等提出整体建议，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敞口。 三是要统一管理平台。汇率风险管理属于企业司库职能的管理范畴，在组织架构上应体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管理站位，通过总部专业化平台的集中统一管理，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单个项目提高到企业整体层面，最终体现为对企业整体风险敞口的控制和对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管理贡献。而要做到统一管理，就需要统一汇率风险管理的标准、操作流程和内部控制要求，形成常态化的风险敞口监测分析和市场研究报告机制，定期总结不同市场的得与失；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持续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信息化投入，建立企业风险敞口及汇兑损益测算模型，逐步实现汇率风险敞口的可视化，提升迅速决策和行动能力。 对关键点的控制 一是通过记账本位币的合理设置与管理，规避企业长期外债导致的巨额会计利润波动。记账本位币是境外企业本外币的区分基础，也是测算汇率风险敞口的主要参考基准。虽然本位币在设置后不能轻易调整，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企业可根据项目所处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在遵从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主动管理。 以S公司记账本位币变更为例。S公司为G集团境外并购的位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矿业公司，其记账本位币为当地货币。S公司在并购后即开展矿产建设，融资来源为长期美元贷款，融资货币与未来的美元收入币种匹配，可实现现金流风险的自然对冲。而对于因融资货币与本位币的不一致而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照会计准则，其在基建期间尚可资本化，暂不会影响利润；但在项目进入运营期后，由于当地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幅巨大，所产生的大额汇兑损益可能会使集团报表利润产生大幅波动。对此，G集团经充分研究后认为，由于股东投资与债务融资均为美元，项目在进入运营期后也以美元收入为主，因此项目主要收支币种结构已发生变化。据此，G集团与审计师及当地央行和税务机关进行了积极沟通，抓住S公司从基建期转入运营期的关键时点，成功将S公司的记账本位币变更为美元，从而在未开展保值交易的前提下，通过本位币变更，便有效规避了企业长期外债产生的巨额会计利润波动，增强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二是通过融资结构的主动规划，实现汇率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在设计融资架构时，投资于新兴市场的企业应优先考虑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的匹配，在收入货币为当地货币的情况下，争取项目当地市场的融资支持，增加当地货币资金的筹集比例。这既有助于通过自然对冲降低汇率的长期风险敞口，也有利于开拓当地货币的融资渠道，进而强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保障，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外汇交易成本，化解购汇所得不能满足资金需求的风险。但在实务中，中资企业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当地货币融资，普遍会面临当地银行授信有限、自身资信水平不够导致融资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以及当地货币融资利率过高等挑战，从而难以实现完全的风险自然对冲。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需要依靠中资或国际银行的资金支持或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在面临不同的融资渠道与货币选择时，企业可按照“建设期借强币、运营期还弱币”的思路，对不同货币的融资利率、市场流动性、近期强弱表现与基本面的相关性、跨周期的前瞻走势等，进行研判考量，合理选择融资币种。特别是投资境外新兴市场的基建项目，项目周期长，提款期与还款期会有较长的时滞，为企业套期保值提供了时间窗口。例如，当期先融入脱离基本面的强势币种，待后期融资币种汇率走势发生调整或转为弱势时，再开展套期保值交易锁定还款期的汇率。这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难以判断不同货币的长期走势时，企业还可通过融资币种的多元化进一步分散风险。 三是做好交易方案的准备与实施。企业在进行交易方案策划时，应对照汇率风险管理的原则与理念，明确阶段性的管理策略与目标，以此拟定交易方案，并持续跟进内外部的动态变化，不断完善、随需调整。交易方案应充分考虑市场的流动性与内控合规要求，清晰设定交易的启动条件、交易方式、交易金额、目标价格与实施期间等要素，重点把握好授权管理与交易对手的准入要求。鉴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机构的国际信用评级普遍不高，企业在选择境外交易与资金清算银行时，可重点考虑国际信用评级A级以上的金融机构，以及对企业有授信支持的当地合作银行。为满足紧急情况下的需求，还应制定应急的可替代预案，并确保各项预案随时能够进入“起跑”状态。如，针对交易实施后可能因项目的投资并购前提条件未得到满足而被迫取消项目交割的极端情况，应设置反向平盘的风险预案，以避免造成投机性的非实盘交易。 在交易实施时，应根据市场情况与交易银行充分进行沟通，密切跟进具体的交易窗口选择、下单操作、成交情况，确保交易状态的可知可控。涉及重大或紧急的交易，应充分考虑市场流动性等不利因素，严格管控信息的外泄风险，通过拆单式的隐蔽交易，有策略地保护和掩饰交易意图，降低外界对己方交易规模的猜测，避免大额交易实施造成对己方的不利波动。此外，为进一步强化交易的资源保障，减少不确定性，企业还应努力提升境外资源的获取与支持能力，形成前中后台的密切联动。中资跨国企业可考虑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设立境外投融资与资金管理平台，作为企业外汇调度的大后方基地，在加强境外区域资金集中管理的同时，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境外资金的灵活配置，并在境外企业需要时提供紧急资金支持，提升境外资金筹集和外汇资金管理的应急应变能力。 以E项目并购换汇为例。E项目为G集团境外并购的新兴市场国家能源项目，该项收购交易达成时间紧、交割难度大，G集团需要在收购协议签署三个月内一次性支付总额高达数十亿等值美元的当地货币。企业在设计交易方案时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当地币为强管制货币，在国际市场几乎没有流通，如在境外融资，G集团必须以外币入境再换汇成当地币进行交割；如在当地融资，短期内又无法获得如此巨额的授信支持。另一方面，由于项目交割时间紧迫，收购事项又已向市场公告，而当地外汇市场日均交易规模仅为数亿等值美元，大额交易需求容易给市场带来当地币的升值预期，如果在市场上频繁大额购汇，更容易进一步放大流动性风险，造成汇价的过度反应。面对换汇规模大、时间短、小币种巨额交易实施困难等一系列挑战，G集团在交易方案设计阶段，就对不同交易方案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比对，制定了包括推动两国央行间货币互换、与当地央行场外交易、当地银行本币搭桥贷款等多套可替代方案，基本涵盖了各种可能情况下的应对方案。同时，在交易方案实施前，G集团还在对各银行的交易能力与内控流程充分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了主要的合作银行，并调动与该银行不同属地行的业务资源合作，促其高效通过了内部审批和交易准备，完成了交易渠道的搭建，为后续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易交割的快速达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交易实施阶段，G集团抓住最佳操作时机，在出现市场机会时快速决策，通过远期与即期交易分步完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当地币购汇交易，在确保并购资金及时到位、提前锁定换汇汇率的同时，还额外实现了当期汇兑收益，与项目交割时汇率相比，节省成本达数亿美元，并以市场化的交易措施，有效避免了换汇交易对外汇市场的扰动。 作者单位：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4-05-22/safe/2024/0522/24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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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6期 作者:李刘阳 商业银行避险工具和方案，能够满足企业多样化的风控需求，降低保值成本，支持企业有效管理跨境融资中的汇率风险。 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显著提升。随着汇价更多由市场供求决定，企业跨境融资活动所产生的汇率风险敞口将会对企业的盈利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果敞口较大，汇率损益的波动甚至会影响到企业全年的收益。而盈利稳定性的下降则会对企业的财务稳定产生负面冲击，进而对企业造成评级和估值下降，带来融资成本抬升等不利影响。因此，合理使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针对不同的需求实施套期保值等汇率管理，成为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的背景下跨境融资企业的当务之急。 中国企业跨境融资需求增多 人民银行于2017年1月11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进一步放宽了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政策，鼓励境内机构举借外债。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跨境融资作为降低融资成本的一种手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导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宽松，外币流动性随之泛滥，跨境融资的资金成本更凸显优势，企业的跨境融资需求也显著增多。 根据外汇局公布的《中国全口径外债情况表》，至2020年第三季度，其他部门（排除政府、央行和银行）的外债总头寸达到了5934亿美元，创出2018年第三季度（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的新高，相比疫情冲击期间的水平也有了明显恢复。而企业跨境关联借款的（直接投资：公司间贷款）的头寸余额也出现了明显的抬升。两者相加，企业的外债头寸占了外债总头寸的近40%，是除了银行之外的第二大外债主体（见图1）。再就是中资美元债的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也呈逐年增加态势，2020年新发债规模达2457亿美元，占亚洲美元债总量的比例由2010年的10%上升至目前的50%以上，逐渐主导了亚洲市场（见图2）。 除了外债之外，境外资本市场也成为境内企业或红筹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以中国香港市场为例，发行H股的上市公司数量从2010年年初的159家增长到2020年年末的291家，10年间增长了83%。 跨境融资活动的增加，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形成错配。利用外币债务类融资工具的实体，在资产负债表中将体现为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而做跨境股权类融资的实体，在融资外币留存阶段则会在表中体现为一部分为外币资产。上述资产负债表上的币种错配，构成了外汇风险敞口，其估值的变化将会随着汇率的升跌而出现波动。在人民币汇率上升的时点，外币净资产敞口会蒙受汇兑损失，而外币净负债敞口则会获得汇兑收益；而在人民币汇率下跌的时点，外币净资产敞口将会出现汇兑收益，而外币净负债敞口将会蒙受汇兑损失。 不同需求场景下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跨境外债融资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如果企业开展了内保外债、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境外直贷及跨境并购融资等跨境融资业务，其资产负债表上会产生净外币负债。对于这类敞口，可根据其风险偏好和负债期限的长端，采取外汇掉期、货币掉期、结构性掉期等工具对冲外汇风险敞口（见图3）。 外汇掉期是指交易双方约定以货币A（一般为外币）交换一定数量的货币B（一般为人民币），并以约定价格在未来约定的日期以货币B反向交换同样数量的货币A。外汇掉期的优势在于，当外币融资成本较低时，有跨境外债融资的企业可以通过外汇掉期近结远购的方式，将外币资金转换为人民币进行使用，同时锁定远期购汇的汇率风险。 货币掉期是指交易双方在约定期限内进行两种不同货币间本金和利息交换的交易。货币掉期的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及利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损失。相比外汇掉期，货币掉期一般用于大于1年期限的跨境外债融资。当外币融资成本较低时，企业可以通过一个更低成本的外币融资，然后通过货币掉期换成人民币债务，从而大大降低直接融资人民币的成本，企业也没有任何汇率和利率风险，等同于直接融资人民币。 结构性掉期指基于企业对市场的预期，通过在普通掉期的基础上搭配结构化产品形成组合，通过设定上限或下限，达到优化锁汇价格的交易方案。结构性掉期的优势在于，可以有效降低锁汇套保成本：当外币融资成本较低但锁汇成本较高时，企业可以通过结构化掉期大幅降低融资成本。特别是对有外汇收汇的企业，可以将锁汇成本降低至0。 在合适的时间窗口，通过错币种融资+衍生工具锁汇，可以达到与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类似的效果；但相比流贷，跨境融资还能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配套汇率风险管理工具，能够帮助企业降低跨境融资的汇率错配敞口因市场波动给总体财务成本带来的影响，避免由此产生的超额损失，控制财务风险。 海外股权融资后有外币留存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在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的大背景下，不少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或者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获得了资本金。这类外币资本金在对外支付使用之前，在资产负债表上形成了大量外币资产。由于这部分资金很可能在将来某个时点支付使用，因此企业不希望将资金结汇而将其保留为美元存款。这就会在人民币升值时点，导致这类资产的汇率估值损失。鉴于美元资本金的财务运用收益偏低，在资金使用上不如人民币更有效率，对此类资产，企业可通过双货币存款和黄金掉期存款等方式增加外币资金的运用收益，降低汇兑损益所带来的财务风险。 双货币存款是指企业将人民币或外币资金存放在银行，由银行在存款基础上卖出外汇期权，利用期权费提升存款收益的一种结构性存款工具。由于这种工具会产生到期本金被以期权行权价格兑换为另一币种的风险，因此适合外币留存会在将来以另一种货币支付的企业。这样，即使发生货币转换，该币种也可以用于未来的支付。 黄金掉期存款是指企业在银行买入账户贵金属，同时卖出一定期限的远期，通过获得贵金属资产及掉期点的收益，来实现外币资产增值的一种结构化产品。相比美元存款，此类存款利用了黄金掉期点，增加了外币留存资产的收益。 报表汇率风险管理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某些在境外上市的公司，由于其报表币种与实际运营币种存在差异，这类货币错配就形成了汇率风险敞口。在合并报表时，这类敞口可能会因为汇率波动而产生汇兑损益。这类企业本身可能并不存在跨境资金流动，但在跨境融资中可能会因为币种问题形成报表上的汇率风险敞口。针对这类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企业可通过差额交割远期交易形式管理报表上的汇率风险。 差额交割的远期交易指企业与银行在期初签约人民币对外币的远期交易。合约到期后，双方按照央行定盘价或其他约定的基准价格进行差额交割（差额为重估汇率与锁定汇率的差值）。合约到期后，双方还可继续展期，以锁定下一个报表周期的汇率风险。 差额交割的远期产品匹配了客户月末、季末或年末报表汇率重估的需求，可完全对冲损益波动，避免基差风险，平滑汇兑损益科目，满足企业规避报表的汇率风险的需求。其好处在于，其损益差额用人民币交割，从而可免去企业购汇交割损益的麻烦。 “一带一路”跨境融资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规模与日俱增。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对东盟和非洲的直接投资金额首先超过了对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的直接投资总额。此后，除了2016年之外，中国对东盟和非洲的直接投资一直呈逐年增长态势，并连续超过了对美、欧、日的直接投资总和。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增加，带来了巨大的融资需求，尤其是与投资相关的活动。由于此类投资未来产生的当地货币现金流可以覆盖还款，因而在前期投入时如果能以当地货币进行融资，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此类有“一带一路”货币融资需求的企业，可以合理运用央行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本币互换额度进行外币融资，在获取当地货币的同时也规避了汇率风险。 央行动用互换额度为企业提供融资已有先例。韩元贷款是本币互换中“一带一路”货币额度启动的首个例子。在200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央行签署了首个本币互换协议之后，韩国央行便开始积极推动双边互换资金的使用。在2012年12月，韩国央行公布了利用中韩货币互换额度对两国贸易融资进行支持的方案，其中包含两国进出口企业动用本币互换中的韩元额度进行贸易融资和结算的相关程序和框架。201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下发了《关于开展中韩本币互换存在有关问题的通知》，就商业银行开展韩元贷款的有关问题的程序进行了部署和说明。2014年11月27日，山东省某商业银行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的首笔3000万韩元贷款，约合人民币16.9万元。这是全国第一笔地方法人机构直接与央行开展中韩货币互换项下的韩元贷款业务，用于当地企业进口项下的韩元支付。 对于企业而言，通过申请动用央行本币互换资金进行融资具有诸多优势。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融资成本的降低。在上述韩元贷款实例中，通过本币互换资金获得的韩元融资成本，是韩国的银行间资金拆借利率，低于境内企业直接在中国商业银行或韩国本土商业银行进行韩元融资的成本，也低于境内企业在境内的人民币融资成本。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格局正在形成。从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已经逐步呈现成熟货币随机游走的特征。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正逐步提升，中国企业跨境融资需求也在日益提升。跨境融资的快速发展，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企业带来大量的币种错配，以及在境外运营报表折算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兑损益在财务报表中的管理将不容忽视，并成为中国企业跨境融资风险管理的核心议题。跨境融资企业做好相应的财务制度安排，按需求合理运用商业银行提供的各种工具管理汇率风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商业银行所拥有多样化的工具和避险方案，可以针对不同的融资场景，管理汇率风险，基本可以满足企业外币保值增值、降低套期保值成本、长期限融资汇率管理、财务报表汇率风险管理和小币种融资汇率风险管理等多样化的需求，帮助企业在“风险中性”理念的基础上管理好跨境融资所产生的汇率风险。未来，这些工具将能够满足企业多样化的风控需求，降低保值成本，支持企业有效管理跨境融资中的汇率风险。 作者系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外汇首席分析师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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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2期 作者:孙亚杰 方瑜仁 闫明 企业进行大宗商品的产业链保值时，涉及采购、库存、生产、销售、资金及衍生品管理等多个环节，不仅需要有关各业务部门的支持与协作，还需要设定集团与各下属子公司之间的管理架构和决策考核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 今年以来，以铁矿石为首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迅猛，一些品种价格连创新高，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较大，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需要企业建立从采购、运输、库存、产成品销售到外汇套保的全产业链保值思维。以钢铁企业为例，企业可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建立铁矿石及焦煤的多头仓位，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建立螺纹钢及线材产品的空头仓位，锁定其加工利润。也可在新加坡交易所对铁矿石建立多头仓位，对热轧钢卷建立空头仓位，甚至可以对近期上涨势头较猛的海运费建立多头仓位。对于进行套期保值的企业而言，可以此更好地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生产经营中，降低大宗商品波动对盈利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外汇衍生工具在企业产业链保值中的运用 外汇衍生工具在企业产业链保值中的主要作用是锚定进口铁矿石、焦煤、铜、铝、锌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购汇成本，以及锁定出口钢材等产成品的外币兑人民币结汇价格。具体运用策略又分进口采购、出口销售以及跨市场联动三部分。下文以钢铁企业为例分别加以论述。 一是矿石进口采购环节中的外汇衍生工具运用。外汇衍生工具在进口矿石采购中一般需要配合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一起操作。当企业在境外商品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管理时，因为其计价规则和结算币种均为美元，因此只能覆盖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而企业未来的美元/人民币购汇风险仍然存在，需要运用外汇衍生工具对冲美元/人民币的购汇风险。举例来说，当企业签订采购合同时，一方面需要在新加坡交易所买入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铁矿石掉期或期货合约，另一方面需要和银行签订一份美元/人民币远期购汇合约，如此才能锁定未来进口矿石的人民币采购成本。在业务实操中，企业的保值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若企业对外汇远期价格不满意，可通过买入外汇封顶远期来降低远期购汇成本；若企业对未来美元/人民币走势不太确定，可通过买入外汇期权来达到不论外汇涨跌，在即期或衍生品中总有一方盈利的目的，还可进一步在买入虚值期权的同时适当加大套保比例，达成结构优化的目标。 二是钢材出口销售环节中的外汇衍生工具运用。企业与境外客户签订钢材出口协议，从备料组织生产到装船发货，一般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虽然出口订单多为接单后生产模式，产品成本和美元销售价格相对确定，但收汇后仍会面临美元/人民币的结算风险。对这部分出口产品，可通过匹配出口订单，进行外汇远期保值，锁定其人民币销售价格，进而锁定企业出口产品的利润。在业务实操中，若企业对外汇远期价格不满意，仍可通过买入外汇封顶远期来降低远期结汇的成本；若外汇波动较小，也可考虑适度卖出美元人民币看涨期权，收取期权费补贴结汇价格。 三是外汇衍生工具在境内外跨市场联动中的运用。在海外交易所进行美元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衍生品保值，同时结合美元兑人民币的远期购结汇，可以构造出大宗商品的人民币采购成本。因此，与境内在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及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相同期货品种就有了可比性。因为期货衍生品市场具体定价规则和交易细节不尽相同，会产生一定的差异，企业可以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套期保值路径进行价格风险对冲。一方面企业可以从成本、灵活性、与现货匹配度上选择合适的套期保值路径，在境内或者境外进行套期保值操作；另一方面，当两个市场衍生品套保产品价差过大时，也可以利用企业自身拥有现货背景的优势，进行期货与现货结合的跨市场套利，在增加企业贸易量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工具，有助于企业对境内外两个市场进行比较，起到连接两个市场价格关系的功能。 产业链保值操作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一是企业重视大宗商品保值，忽视外汇保值。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一般较外汇更为剧烈，比如2020年铁矿石涨幅足有70%，而人民币升值幅度约为6%。这主要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一般呈现周期波动属性，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大宗商品价格涨势也会更猛；而汇率波动受更多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越复杂门类越齐全的国家，就越难形成单向的大幅波动（相比大宗商品而言）。在国际贸易中，汇率波动有类似“自动稳定器”的特点，因而企业往往更重视铁矿石、焦煤、铜、铝、锌这类基础原材料的保值，而忽视了对外汇波动的管理。 二是大宗商品保值与外汇保值协同较难。大宗商品的套期保值业务，在境外衍生品交易所进行，可以更好地对冲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因为很多商品的定价规则往往挂钩某一指数，比如铁矿石定价规则一般和普氏指数相挂钩，相对而言套保的效果也会更好。但是境外衍生品交易所一般以美元结算，这会使企业面临外汇波动的风险，需要在进行大宗商品套保的同时，对外汇价格波动进行管理。大宗商品保值与现货紧密结合，一般由企业专门组建的期货业务部门负责。外汇的套期保值业务由于和资金紧密相关，一般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管理。在对产业链进行套期保值管理时，往往需要协调二者的关系，对具体业务进行保值时需要做好同步管理，避免两者的业务协同出现问题。 三是企业管理模式上的难点。集团公司在进行套期保值时，因为业务广、下属公司多，往往要面对管理模式的选择。一般而言有集权和分权两种管理模式。集权模式需要各子公司收集大宗商品敞口，由集团层面统一管理运作。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集团可以及时掌握子公司的敞口信息，集中集团的资源，选用专业人才进行风险管理。其缺陷在于，集团统一决策的流程链条长、时效性差，管理模式也比较僵化，对具体现货业务的掌握不及一线部门；同时，因为考核往往在各子公司，由集团统一决策还存在权责不一致的问题。分权管理模式，是让各子公司甚至业务单元决策，以增加套期保值业务的灵活性，决策流程的链条更短更贴近实际；但也容易造成多头管理，提升人力物力成本，还可能造成对各子公司业务管理失控的问题。企业在权衡两种模式时，往往是顾此失彼，给大宗商品套保及外汇保值管理造成困扰。 建立服务导向型的集团产业链套保模式 企业进行大宗商品的产业链保值时，涉及采购、库存、生产、销售、资金及衍生品管理等多个环节，不仅需要有关各业务部门的支持与协作，还需要设定集团与各下属子公司之间的管理架构和决策考核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因此，在运用外汇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时所面临的问题，也应在大宗商品产业链保值的整体框架下进行考量和解决。 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利弊后，笔者认为，建立以服务为导向的集团产业链保值模式，是解决外汇衍生工具乃至大宗商品套期保值有关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企业可在集团层面成立专业部门负责统筹管理产业链套期保值业务，但其职能并非类似集权管理模式下的决策机构，而是侧重对衍生品业务的监管和支持。监管体现在审批下属单位金融衍生业务年度计划，定期及不定期检查下属单位金融衍生业务执行情况，对不具备业务开展必要性或条件的，提请集团董事会取消其业务资质。支持体现在提供宏观研究、风险提示、会议协调、聘用专业咨询机构等方面。套期保值业务需求的提出以及在年度计划范围内的业务操作决策由下属各子公司甚至具体业务单元来决定。具体衍生品套期保值操作，可视情况由集团专业部门或下属实力较强的贸易公司统一为各单位出具保值策略与方案，并负责具体操作执行。集团虽是服务型管理体系，但统一监管，统一操作，且可掌握各单位背景敞口金额及衍生品持仓数据。这样做有以下好处： 一是各子公司作为业务决策主体，可保证产业链保值的灵活性和及时性。集权管理模式中最大的问题是决策的流程链条长时效性差，在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很容易错失业务操作的最佳时机；而各子公司在年度计划框架下自主决策，决策链条更短、更灵活，可以充分发挥分权管理模式的优势。 二是以服务为导向，可充分发挥集团管理的优势。集中集团层面的人才优势，为各下属业务单元提供统一的宏观研究、沟通协调、对外合作交流、乃至详细的保值方案与策略服务，避免了在分权管理模式下各部门各自为战、多头管理、耗费人力物力的情况；同时，真正实现了集团对业务的统一管理，有利于协调业务部门、财务部门等多个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做好期货及外汇保值业务的同步运作。 三是权责一致，便于各子公司的业务考核。由于各子公司背负经营业绩指标又处在业务一线，对市场变化敏感，赋予其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权，有利于提高其通过衍生品市场封闭各类风险敞口，提前锁定经营业绩的积极性；又由于业务敞口和衍生工具的操作决策权均在各子公司，权责一致，也便于后期对期现结合的考核。 四是集团仍可掌握下属各子公司的具体业务情况。通过建立服务导向型的集团产业链保值模式，集团层面的专业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日常与下属各子公司的业务沟通，掌握其总体敞口情况，避免发生分权模式下集团层面管理缺位的情况，也降低了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时可能出现违规情况的概率。 五是可更好地发挥集团的风险提示功能。在以服务为导向的模式下，集团专业部门可以对各子公司进行风险提示，既对各单位具有一定影响力，又站在相对独立的位置给出更为客观的建议；既能提示大宗商品近期波动风险，也能对容易被各单位忽视的外汇及海运费套期保值及时进行风险提示。 综上所述，建立服务导向型的集团产业链保值模式，可在保持集团监管力度的情况下，更灵活、有效地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强化各业务单位对大宗商品及外汇风险的管理能力。 作者单位：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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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2期 作者:乔宁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或已经建立了汇率风险管理体系。这是企业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企业有效应对汇率风险的重要举措。 企业建立并完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可以有效整合企业内部资源，系统地应对汇率风险。但是，由于汇率风险管理专业性强、复杂度高，且受到企业自身管理经验、风险偏好、业务类型、经营模式、人员素质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企业面对的汇率风险管理难度、管理策略、管理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企业要在既定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下，不断积累经验，协同整合内部管理机制，提升对汇率风险的系统应对能力，摸索建立符合自身业务实际情况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并对这一体系持续进行调整和优化。具体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搭建要点如下。 做好顶层设计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使其契合企业现有的业务经营管理体系，并与企业财务资金管理体系运作模式相匹配。实行人民币/外币资金集中管理的企业集团，可充分发挥集团内部财务公司的专业优势，在企业集团范围内实行汇率风险统一管理。企业财务公司可积极申请结售汇业务资格，在获得结售汇业务资格后将企业集团内部各级企业的结汇购汇业务集中通过企业财务公司办理。通过企业财务公司同一平台办理企业集团内部的结汇购汇业务，可以实现企业集团内部外汇风险敞口的自然对冲，还可以通过企业财务公司内部结算实现人民币/外币资金封闭结算，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此外，企业集团的外汇净敞口通过企业财务公司在外汇交易市场上交易，还可享受更为优惠的结售汇价格。企业集团通过专业化操作和统一结售汇管理，可以实现降本增效、安全合规运作等管理目标。企业集团实行财务资金集中管理有利于企业集团发挥整体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汇率风险统一管理，为企业建立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设置组织管理架构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要设立或明确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实行汇率风险统一管理的企业集团，其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往往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企业集团总部财务部门，负责统一制定全集团的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对所属企业实施监督和指导；二是所属企业财务部门，负责组织本企业及下属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工作，承担本企业及下属企业汇率风险的管理责任；三是企业内部财务公司，作为企业集团内部各级企业结汇购汇交易的统一平台，开展专业化的交易操作，按照企业结汇购汇相关指令寻找最佳市场报价，向企业反馈市场情况并提供专业建议，确保集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不同层面组织机构的参与以及相应职责分工，实现汇率风险集中管理、统一操作和分层负责，既保证企业集团内部汇率风险管理的可控，又可以发挥专业化优势，还可以满足不同层级公司的业务需要。组织机构的合理设置，是企业建立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保障。 完善内部规章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要制定相应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以确保体系运转过程有规可循，依规而作。在集团总部层面，需要制定、下发汇率风险管理办法，明确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原则、组织架构、各方职责、运作模式以及奖惩措施等；各企业根据总部下发的汇率风险管理办法，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制定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实施细则，明确企业在集团总部授权的汇率风险管理职责中具体的执行规则；企业财务公司根据结售汇业务操作需要，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确保前、中、后台分离以及业务操作的合规等。完善的规章制度，是保障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 关注净敞口管理 企业汇率风险体系建设要从自身业务实际出发，辨识汇率风险形成根源，从业务源头加以管控，重点管理整体汇率风险净敞口。企业的业务类型和业务链条不同，面对的汇率风险也不同。比如贸易进口企业需要使用人民币购汇支付外方货款，汇率风险主要为人民币贬值增加购汇成本，以及以外币应付账款折算的金额导致进口物资失去价格竞争优势被国内产品替代等降低企业利润和市场份额的风险；而贸易出口企业则恰恰相反，汇率风险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减少结汇收入，以及外币应收账款结算的金额导致失去国际市场价格竞争优势等降低企业利润和市场份额的风险。境外投资企业则面临更为复杂的汇率风险影响。在投资阶段，存在人民币贬值增加投资成本的风险；在投资回收阶段，则存在人民币升值减少投资收益的影响。再者，海外经营中还面临记账本位币与资产负债业务实际交易币种不一致带来的汇率风险，以及总部并表时的汇率折算差异等。此外，部分大型企业集团业务经营链条为上、中、下游一体化模式，上游企业生产的产品也是中下游企业的主要原材料，汇率风险的影响将会从上游链条向中下游传导；部分链条涉及集团外部企业，还会引入或转移部分汇率风险。同时，汇率风险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各种变化。因此，企业集团的实际汇率风险敞口并不是企业不同业务单元的风险敞口的简单加总，而是应在前期各业务单元自行管理汇率敞口的基础上，根据业务实际，对企业内部的各种汇率风险敞口进行深入分析，再据此优化业务流程，从根源上降低汇率敞口的产生，即在基层业务汇率风险形成时就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管控，以降低汇率风险对企业的整体影响。此外，企业还可通过整体测算汇率风险净敞口，更加有针对性地做好净敞口管理，避免重复操作，提高汇率风险管理的效率。 守住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企业建设汇率风险管理体系要明确管理目标，统一思想，坚持套期保值原则，坚决守住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不以营利为目的。目前，对企业的考核通常以利润总额为重要指标，没有专门的汇率管理指标。因此，企业在考核利润总额指标的驱动下，会倾向于对市场的研判，旨在在具体操作中能准确预判市场走势，做出有利操作，获取收益。例如，企业为了消除未来汇率波动对企业收入的影响，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锁定了未来美元收入的结算汇率，那么在到期结算时，如果人民币升值，企业会乐于享受锁汇带来的收入保障，甚至会将其作为汇率管理工作的业绩；但如果人民币贬值，企业则往往会懊恼锁定了汇率，甚至对锁汇操作产生怀疑，否定相关业务决策人员的工作。这种以即期汇率判断前期汇率管理工作成效的情况，会对汇率风险管理及其管理人员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给企业的后续汇率管理工作带来困扰，即使管理人员研判正确，也会对下次研判产生畏惧——毕竟不可能每次都研判正确。这就会偏离汇率风险管理消除汇率波动影响的目标，并可能将汇率风险管理由“风险消除”引向”风险逐利”——为获取更多收益而冒险超出套保比例操作，与市场进行博弈。这反而会使企业承担超出承受能力的风险。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企业汇率风险体系建设必须把管理目标、管理原则固化到系统运行中，使得汇率风险管理工作能按照风险中性理念进行。企业管理层要充分理解消除汇率波动风险既包括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也包括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收益；汇率风险管理评估的是通过汇率风险管理降低了汇率波动性带来的不确定影响，而不是在降低汇率波动性过程中额外出现的利润增额。 加强企业内部各部门的协同合作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需要企业财务部门的大力推动，更需要相关业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汇率风险管理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属于业务配套管理，往往作为外汇资金管理的一部分，但鉴于其具备的高风险特征和金融属性，在出现问题时往往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企业从会计、金融、税收、法律、内控、审计等多个业务维度加以管控。特别需要对业务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审查，汇率风险管理既要防止消极应对，又要防止过度操作。通过分级授权机制，从签署业务合同，到执行，再到分析评估，各级业务部门要协同合作，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避免个人决策，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切实对汇率风险形成系统管控。 信息系统支持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还需要相应的信息系统支持。在当前企业业务不断发展扩大的情况下，对企业内部汇率风险管理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需要强大的信息系统支持。特别是对业务涉及国别较多、业务链条复杂的企业集团来说，汇率管理工作难度更大，需要建设汇率风险管理配套信息系统，支持对不同货币、不同层级企业、不同期限等汇率风险敞口的查询、统计分析和监管。通过信息系统对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理，实现汇率风险预警，提高汇率风险管理的及时性、准确性，真正发挥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作用。 培养专业人才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要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要重视汇率风险管理工作的业务培训，特别要重视对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企业的财务管理，普遍重视对会计人员的培养，国家每年也会有针对各级会计人员的统一培训。相比之下，从事汇率风险管理等金融属性业务的财务人员，其专业业务则主要靠自我提升和工作实践积累经验，缺乏系统培训和业务指导。这使得企业，尤其是基层企业，从事汇率风险管理的专业人员比较匮乏，而现有人员又难以胜任相关工作，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作用的发挥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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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章砚柏 和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多数跨境电商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淡薄，不愿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和专业管理团队，因而遇到汇率风险只能根据经验判断、被动接受。 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逆势上扬。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验放的进出口清单24.5亿票，同比增长63.3%，中国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整体规模已超1万亿元。随着跨境电商业务规模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跨境支付规模持续扩大，其受汇率风险的影响也在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跨境电商开始聚焦汇率风险管理。 洞悉跨境电商金融需求 跨境电商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跨境电商是指跨境零售电商，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借助互联网达成交易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将商品送达消费者手中，包括：9610和1210海关监管代码模式；广义跨境电商为电子商务在进出口贸易及零售中的应用，包括：进出口跨境电商、跨境电商（B2B、B2C、C2C）和相关服务商。本文的跨境电商特指后者。 整体来说，跨境电商金融服务可分为资金流转服务、融资服务和衍生服务。其中，资金流转服务是最基础的需求，融资服务是核心需求，而衍生服务是基于资金流转服务和融资服务所产生的、层级较高的服务。 资金流转服务是指跨境电商的跨境支付与境外收款业务。目前，跨境支付和收款主要通过三类服务机构：第一类是支付宝、拉卡拉等具有跨境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第二类是贝宝（PayPal）、派安赢（Payoneer）、万里汇（Worldfirst）等外资支付机构；第三类是境内外银行提供的相关服务。资金安全、回款时效、服务费率、支持货币种类，是企业选择跨境支付服务商的四大考量因素。 跨境电商的融资服务。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蓬勃发展，行业也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领域共有33家平台获得融资，融资总额超70.9亿元。尽管2020年跨境电商获得很多股权融资，但在日常运营中流动资金不足一直制约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不同于很多互联网企业在创立之初就接受外部资本，大多数跨境电商是从中小外贸企业转型而来。由于跨境电商业务的特殊性，如平台付款账期、海外仓、备货和物流等原因，跨境电商，尤其是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对融资需求更大。绝大部分跨境卖家在成长过程中是依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对外融资一直是短板。 衍生服务即汇率风险管理服务。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在经营活动中以外币计价结算，且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就会产生汇率风险。电商业务一旦“跨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汇率风险。亿邦动力研究院的调查显示，目前，国内不到两成跨境电商企业意识到汇率管理的重要性并开展了相关的汇率风险管理。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以家居产品、3C产品及日用品等低附加值产品居多，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弱、利润微薄，所以对各个环节成本把控十分重要。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强，跨境电商对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汇率风险是不可忽视的挑战 跨境电商时效产生汇率风险。跨境电商完成交易过程的各阶段时效是影响汇率风险的重要因素。以跨境B2C收款为例，从用户下单到商家将货款结汇到国内账户，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用户下单、商家发货到用户收货的物流时间，视不同国家和物流方式，需要3—15天不等；二是用户收到产品后确认收货时间，因用户操作习惯而异，平台自动确认收货通常为5—7天；三是商家发起提款，平台将货款划转至对应的收款账户，有的电商平台为T+7，即发起提款后七天到账；四是商家通过收款服务商，从海外账户转到国内账户并完成结汇。不同平台受时效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如速卖通受全部四个阶段时效影响，而亚马逊、eBay则不需要买家确认收货，因此不受第一、二阶段时效影响。 跨境电商卖家收款主要来源地为美国、欧洲和东南亚，与跨境电商市场拓展情况保持一致。和传统外贸的趋势一样，这几年东南亚市场发展较快，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延续了增长态势。货币价值波动，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一新兴市场一直较为明显，如印尼盾、泰铢等货币的汇率波动率经常达到20%—30%（年化）。汇率波动对跨境电商的经营成果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能否管理好汇率风险对跨境电商来说日趋重要。 当前，跨境电商以中小企业为主，普遍缺乏汇率风险规避手段。面对不断扩大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市场上缺乏适合跨境电商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产品。银行的外汇业务服务有一定的门槛，且申请流程复杂、涉及文件繁多、受理周期较长，审批结果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银行以服务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的标准化产品为主，较难满足跨境电商中小企业用户交易场景的定制化、碎片化需求。其他第三方金融服务商如跨境支付机构，主要集中在即期汇率风险的管理，通过提供锁定汇率的方式来降低汇损。在此类服务模式下，需要用户自己判断汇率变动，在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用户很难通过判断中短期汇率波动来降低汇兑成本。随着跨境电商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境电商企业受汇率风险潜在影响也日趋明显。 如何应对汇率风险 一是实时收集汇率市场信息，关注汇率变化趋势；增强汇率风险意识，识别和计量公司的汇率风险敞口。亿邦动力研究院的市场调研发现，和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多数跨境电商汇率风险意识淡薄，不愿建立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和专业管理团队，遇到汇率风险只能根据经验判断、被动接受。亿邦智库2020年第四季度的企业调研也显示，当前跨境电商出口卖家中，认为汇率波动对公司财务影响不大的仅为13.7%，而认为影响很大的为33.0%；在实际应对汇率风险管理举措方面，84.6%的出口卖家只是采用经验判断乃至被动接受的应对方法（见附图）。 跨境电商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表现之一是物流和支付环节中产生的资金沉淀和由于汇率波动而导致的汇兑损失风险。另外一个汇率风险，是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企业在会计记账编制报表时，必须按照记账规则将外币资产或负债折算成本币，这会导致当汇率市场波动时折算成本币的价值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财务报表。对于跨境电商而言，公司需要增强对汇率风险敞口的识别能力，并对风险进行分析、分类和评级。这是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 二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跨境电商可考虑搭建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如果跨境电商确定汇率风险对公司利润影响较大，就需要认真管理汇率风险。建议大型跨境电商针对汇率风险管理制定专项风险管理制度，确定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建立规范的风险管理业务的授权审批制度，明确授权程序及授权额度，并在人员职责发生变更时及时对授权进行调整；要明确规定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的职责、业务种类、交易品种、业务规模、止损限额、独立的风险报告路径、应急处理预案等，且需覆盖事前防范、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理的各个关键环节。 三是采用合适的金融工具管理汇率风险。跨境电商因其大量的进出口业务，需要频繁进行外币购汇和结汇。部分企业使用留存的美元收入进行对外支付，以此自然对冲汇率风险。如果因受进出口业务竞争加剧、现金流紧张、利润下滑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自然对冲，建议跨境电商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及创新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组合产品，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这样既能及时结汇进行资金周转，又能降低汇率风险，避免损失。 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时，公司应慎重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人员；企业内部估值结果要及时与交易对手核对，如出现重大差异要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重大浮亏时，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及时建立应急机制，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跨境电商通过金融工具管理汇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其核心诉求是为了平滑公司的报表和利润，使公司能更专注于擅长的主营业务，并使公司能以更稳健的财务报表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所以，在汇率管理中切勿顾此失彼，放大金融工具的作用。 作者单位：海云汇 2024-05-22/safe/2024/0522/244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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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2期 作者:田雪彦 孙冠军 无论合同是否签署或执行，在对于极可能发生的交易所面临的外汇风险管理时，均可运用套期会计进行处理。 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幅度加大，诸多企业都在积极筹划外汇风险的套期保值，以保护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以及股东权益。运用套期会计可以帮助企业将风险管理恰当地呈现在财务报表中。本文将聚焦近期实务中企业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困惑一：尚未发生的外汇风险可以套期吗 企业在以外币结算的销售或采购交易中会收取或支付外汇，因此面临由汇率波动带来的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的金额变动风险。而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等货币性项目的外汇风险，体现在企业的利润表中即汇兑损益。通过衍生品对财务报表中的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外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企业便可将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与相关风险敞口产生的汇兑损益进行有效对冲，实现平滑汇兑损益的效果。 实务中，企业的外汇风险不止于外币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例如，企业已签署但尚未执行的涉及外币结算的销售或采购合同，虽未执行，但已面临与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同样的外汇风险。如果将此类已签署合同的外汇风险纳入企业的风险管理范畴，在套期会计领域便是对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的套期。再进一步，对很多企业来说，尽管尚未签署销售或采购合同，但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规划及历史经验，预期极可能发生某些外币销售或采购交易，而对这些极可能发生的外币销售或采购交易，企业同样面临外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当企业通过衍生品锁定预期交易的外汇风险时，亦可运用套期会计进行处理，以锁定外币销售或采购交易未来收取或支付的人民币现金流（见图1）。简而言之，无论合同是否签署或执行，对于已经发生、确定将发生以及极可能发生的交易所面临的外汇风险，均可运用套期会计进行处理。 困惑二：在对预期外币交易运用现金流量套期时，如何将衍生品盈亏计入损益 当企业通过衍生品锁定预期采购或销售交易现金流量的外汇风险时，企业往往会对何时将衍生品的盈亏计入利润表产生疑惑。例如，根据年度生产计划，企业预计2021年12月将会有一笔极可能发生的原材料美元采购交易，且将于2022年3月结算。企业的记账本位币是人民币。为规避原材料采购支付中美元的升值风险，提前锁定采购支付所需的人民币现金流量，企业考虑将采购原材料支付美元的汇率锁定在1∶6.4—1∶6.8之间，以此作为风险管理策略。考虑到市场行情，企业拟于2021年6月落实风险管理目标，即签署2022年3月到期的远期外汇合约，将美元采购的外汇风险锁定在1∶6.5。企业后续将在2021年8月正式签订采购合同，按计划于2021年12月交割原材料，并于2022年3月支付美元采购的应付账款。 对上述案例，企业可采用以下会计处理：首先，自现金流量套期开始之日，将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先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此后，在12月企业交割原材料时，再将套期工具累计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转出，计入原材料成本。由于应付账款在次年3月结算，现金流量套期需持续至付款时点，因此，后续当应付账款因汇率波动而导致其现金流量影响损益时，企业可继续将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以对冲汇兑损益。累积在存货成本中的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将随着存货销售结转计入主营业务成本（见图2）。与之类似，对于预期销售产生的现金流量，由于通常不涉及确认非金融资产或非金融负债，因此在预期现金流量影响损益期间可将现金流量套期储备转出至当期损益，即首先在确认收入时将相关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结转计入收入，并在后续计量应收账款汇兑损益时，持续将相关现金流量套期储备转出来对冲汇兑损益。 困惑三：集团内部的外汇风险敞口可以套期吗 实务中，很多企业将生产研发环节设在境内，而在境外设立销售公司来服务终端客户，因此境内公司会先将产品销售给境外公司，再由境外公司直接销售或组装后出售给客户。此时就会产生集团内公司之间的外币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例如，境内母公司（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销售产品给境外子公司（记账本位币为美元），交易以美元计价。集团内形成母公司应收子公司的美元应收账款以及子公司应付母公司的美元应付账款。于资产负债表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相互抵销，但是合并利润表中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自交易日至报表日的汇兑损益无法实现合并抵销。对于集团企业内的购销交易面临的外汇风险，当企业运用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时，便可以运用套期会计来对冲无法抵销的内部应收应付项目产生的汇兑损益。 更进一步，除了集团内已发生交易形成的不能抵销的外汇风险，集团内也会因预期内部交易而形成影响企业合并损益的外汇敞口。尽管上述集团内采购或销售交易尚未发生，但汇率波动最终会影响企业的合并损益。在此情况下，当企业运用衍生品对集团内部的预期购销交易的外汇风险进行管理时，亦可运用套期会计将衍生品的盈亏，在预期内部交易最终影响合并损益的时点，即在实现最终销售时及计量汇兑损益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例如，企业集团在境内的母公司（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于2021年5月预计将销售一批货物给海外子公司（记账本位币是美元），销售合同以美元计价。海外子公司在收到货物后预计将在2021年11月完成对外销售，并与母公司结算相关货款。企业为管理预期销售给子公司交易带来的外汇风险，在2021年5月签署了6个月期人民币兑美元远期外汇合约作为套期工具，以锁定该笔销售的外汇风险。因此，按照上文所述处理方式，签署衍生品合同确立现金流量套期关系后，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先递延在其他综合收益，待母公司销售给子公司形成应收/应付账款后，再将相关的现金流量套期储备转出，对冲合并报表中应收/应付账款不能抵销的汇兑损益；另外，在子公司实现对外销售时，将相关现金流量套期储备转入合并报表中的销售收入。 困惑四：外汇风险是否只能逐笔套期指定 企业在对应收/应付账款的外汇风险进行管理时，可能对重大金额的应收/应付账款逐笔进行管理；但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量客户形成的外汇风险敞口会采用汇总管理的方式。例如企业常年滚动保持最低1亿美元的应收账款规模（合同数量众多，滚动更新）。为管理应收账款的外汇风险，企业签署了1年期的1亿美元的远期外汇合约，锁定应收账款1年内由于外汇波动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尽管应收账款一直在滚动更新，但从企业面临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来看，并不会因个别应收账款滚动更新而有所不同，因此企业实务中无须逐笔跟踪指定，而是将一组应收账款风险敞口中的一部分，即名义金额组成部分进行指定。在此情况下，企业在对该名义金额应收账款运用公允价值套期会计时，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就可以直接对冲应收账款的汇兑损益。同时，当企业将远期外汇合约的远期要素及外汇基差拆分作为套期成本时，可将其有效部分在套期的时间段内进行分摊。 另外，当企业同时存在以外币结算的预期销售和预期采购交易时，企业通常会基于收付款的净敞口管理外汇风险。例如，企业计划年末支付80万美元用于采购固定资产，同时预期年末会有100万美元的销售。为了同时锁定固定资产采购现金流出和销售现金流入的外汇风险，企业既可以签署80万美元的远期购汇合约以及100万美元的远期结汇合约，也可以采用更为经济的风险管理方式——针对外汇收付的净敞口进行管理，仅签署20万美元的远期结汇合约。按照财政部2017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可以将20万美元的远期合约同时指定对80万美元预期采购以及100万美元预期销售现金流面临的外汇风险净敞口进行套期，即同时锁定固定资产的采购和货物销售因受汇率变动而导致的损益影响。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企业上述按照净敞口进行风险管理的策略，如果企业仅将20万美元的远期购汇合约与部分预期销售产生的现金流进行套期保值，则会偏离企业对采购及销售外汇现金流量风险统一管理的初衷。 作者单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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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陈志军 王洋 跨国经营的企业往往需要管理多个货币对，其汇率风险管理日趋复杂，对此，企业须以《套期会计准则》为基本标准，完整、清晰地进行风险敞口的分类和统计。 界定汇率风险的管理范围，是实施汇率风险管理的起点。具体应该管理哪些类别的风险、管理多大规模的风险，直接决定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对于企业集团而言，无论是采用优先内部自然对冲，还是依据敞口设定套保比例、使用衍生品工具的套期对冲，汇率风险敞口的准确计量与统计，都是实际进行汇率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本文将围绕企业汇率风险敞口管理这一基础性难题展开探讨。 汇率风险的传统分类与《套期会计准则》的“被套期项目” 如果一个企业要使用汇率衍生品对汇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操作，须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版）（下称《套期会计准则》）的规定来确定被套期项目。被套期项目本质上就是汇率风险敞口。 传统的汇率风险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即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交易风险和会计风险（又称为折算风险）与《套期会计准则》中的“被套期项目”类型有直接的联系；而经济风险是指汇率给企业经营带来的综合性影响，一般不满足“可独立识别并可靠计量”的条件，因此无法作为“被套期项目”直接进行套期操作。 《套期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可以将下列单个项目、项目组合或其组成部分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一）已确认资产或负债。 （二）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确定承诺，是指在未来某特定日期或期间，以约定价格交换特定数量资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三）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预期交易，是指尚未承诺但预期会发生的交易。 （四）境外经营净投资。 在汇率风险管理中，已确认资产或负债，是指会计账簿中列记的外汇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是指业务合同已确定外汇收支金额，但尚未在会计账簿中列记的应收款项或应付款项；极有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是未来计划中的货币事项（外币交易或者使用外币结算的商品交易）；境外经营净投资专指以外汇在境外进行投资的净值。 传统的汇率风险分类中，交易风险与会计风险与被套期项目有着对应关系，经济风险则与被套期项目没有直接对应关系。交易风险对应着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会计风险对应已确认的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以及境外经营净投资。这些项目与汇率波动直接相关，满足“可独立识别并可靠计量”的条件，可运用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企业外汇业务场景与货币对风险敞口 风险敞口针对特定货币对。如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美元为贸易结算货币，其货币对为美元兑人民币。本文以使用外汇采购原材料在中国国内生产商品，再对外销售商品并收入外汇，且在境外进行投资的经营方式为例，展示典型外汇业务场景下的汇率风险敞口类别及其风险方向，即担心外币贬值或担心外币升值的方向。 典型外汇业务场景隐含两个假设条件：一是贸易采购、销售的商品价格并不直接随汇率波动，即商品价格由多种因素决定（非由汇率因素主导）且相对稳定。因而，汇率风险的载体为外币款项，而非商品价格。二是实际结算收款、付款为外币（实际业务发生），而会计账务中折算为人民币（记账本位币）。 典型外汇业务场景下的风险敞口具体类别和风险方向如下： 一是人民币作为本位币，持有外汇资产、负债或投资（权益）。资产风险对应外币贬值，负债风险对应外币升值，境外经营净投资风险则是外币贬值。外汇资产指外汇存款、持有外汇票据、持有外汇债券、外汇应收款项（会计账簿列记）等，外汇负债指外汇借款、签出的外汇票据、发行的外汇债券、外汇应付款项（会计账簿列记）等。 二是贸易采购或销售，人民币作为本位币，以外币计价并结算。外汇预期收款（预期销售业务）风险、外汇合同应收（已经定价销售合同）风险，对应的均是外币贬值；外汇预期付款（预期采购）风险、外汇合同应付（已经定价的采购合同）风险，对应的是外币升值。需要注意的是，资产、负债类风险敞口，在会计账簿正式列记。合同应收款项、合同应付款项是基于已经确定价格的合同约定而来，会计账簿尚未列记，具体汇率风险管理人员应正确统计风险敞口类别，并避免重复。 企业为向贸易对手转嫁汇率风险，可能在贸易合约中约定“汇率免责条款”，即因汇率波动造成本企业按本位币计算的销售收入减少金额或采购支出增加金额，应在履约结算时由对方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合同项下的外汇款项不应再作为汇率风险敞口管理。 跨国经营的企业往往需要管理多个货币对，其汇率风险管理日趋复杂。对此，企业须以《套期会计准则》为基本标准，完整、清晰地进行风险敞口分类和统计。 风险敞口数据处理与套期会计核算办法 为了对汇率风险敞口进行数据化管理，业务开展中汇率风险敞口的数据结构分类如下： （1）敞口分类 （2）外汇币种 （3）外汇金额（本金） （4）敞口方向（外币升值/外币贬值） （5）起始日期 （6）到期日期 对于资产、负债、投资类风险敞口，起始日期可以是与风险敞口相关的资产、负债、投资在会计账簿中确认入账的日期，也可以是纳入管理的日期。对于确定承诺类风险敞口，起始日期一般使用贸易合同确定以外币计价的价格或金融合同确定外汇金额的日期。对于预期交易类风险敞口，只能按风险敞口管理的规则确定起始日期。 对于资产、负债、投资类风险敞口，终止日期可以是与风险敞口相关的资产、负债、投资在会计账簿中即将确认出账的日期，也可以是出于管理的需要而确定的日期（例如月末、季末、年末日期）。对于确定承诺类风险敞口，终止日期一般使用合同项下的款项预计确认入账或者预计确认出账的日期。对于预期交易类风险敞口，只能按企业自身的风险敞口管理规则确定终止日期。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风险敞口管理规则，一般需要明确对未来远期各月的预期交易在何时（提前时间量）纳入敞口管理。企业管理预期交易的风险敞口，应该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框架，即覆盖未来多长时间，以及这个时间框架如何逐步前移。假如时间框架是未来12个月，并采取逐月前移方式，那么在每个月初日，就要在时间框架末端增加一个月度的预期交易风险敞口，而上一月到期而未结清的所有风险敞口，应该作终止或延期处理。 预期交易的风险敞口通常按月份管理，将终止日设置为月末日。例如，一家外贸企业未来某一个月的销售收入预计120万美元，则在预期收款类风险敞口数据中纳入管理，敞口金额为120万美元，敞口终止日期为对应的月底日期。有些企业外贸业务复杂、合同量大、外汇资金收付频繁，造成风险敞口数据复杂，对数据处理能力形成巨大的挑战。最难的是如何厘清敞口数据中的数据结构、处理流程和逻辑关系。有的企业通过估算各月度外汇收款金额和付款金额，试图尽量降低需要对冲的风险敞口、降低风险管理操作的复杂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企业估计的与企业实际发生的敞口规模有较大差异，企业实际风险管理结果也与预期相去甚远，甚至造成额外的损失；此外，此类操作还有可能存在不符合套期会计核算要求的隐患。此类情形下，套期工具产生的损益无法与具体业务项目产生的汇兑损益实现匹配核算，因而不符合套期会计准则的规定。当然套期会计准则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但截至目前尚无权威的指导性文件给出针对性解释和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企业仅按自己的理解去处理，会面临如何应对检查、审计、监管的问题。对于涉外业务较为多元的大型企业集团而言，较为理性的选择是直面汇率风险敞口管理的复杂性，借助类似于会计记账的方法，设计一套完善的外汇风险敞口数据处理系统。 具体来讲，每笔具体风险敞口数据相当于会计“凭证”。“凭证”生成及数据变化的时间节点产生风险敞口账簿的“发生额”。企业对每个风险敞口类别，根据发生额计算余额。敞口的两个风险方向相当于会计的“借”“贷”方向。合同签订（确定合同金额）即为增加确定承诺类敞口的发生额，对应产生扣减预期交易敞口的发生额；合同对应的款项列记为应收款项或应付款项时，产生增加资产负债类敞口的发生额，相应产生扣减确定承诺类敞口的发生额。此方法能较为清晰、完整、准确地管理汇率风险敞口数据。 实践中，企业汇率风险敞口的数据定义和数据管理方式，是与汇率期货合约条款对应的，这也便于使用相关套保产品进行风险对冲操作。套期值的会计核算方法包括现金流量套期、公允价值套期和境外经营投资外汇净敞口套期。资产、负债类风险敞口，适用公允价值套期核算方法；确定承诺类风险敞口，既可使用公允价值套期核算方法，也可使用现金流量套期核算方法；预期交易类风险敞口适用现金流量套期方法；境外投资类风险敞口，适用类似于现金流量套期的核算方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公允价值套期操作过程中，不再核算汇兑损益，原来应计入汇兑损益的金额，在套期操作中应计入“套期损益”，并与衍生品工具产生的“套期损益”在同一损益科目中直接对冲。 汇率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与相关对策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实务的复杂性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同币种风险敞口的“自然对冲”与净敞口计算。同币种风险敞口方向相反的汇率风险敞口，在重合时间段，二者有自然对冲的效果。对于采购、销售均使用同一外汇币种的企业来讲，这种对冲效果是全局性的、持续的。那就存在某一时间点，使外币贬值的风险敞口与外币升值的风险敞口完全对冲，这时没有任何套期保值操作。 这就引出了“净敞口”的数量和方向问题。净敞口，就是在某一时间点，企业把风险方向相反、相互对冲的敞口数据消除，所剩余的敞口净值数据。这个数据只能是一个风险方向。因为敞口分类、数量、时间段不同，准确计算净敞口是件困难的事。实际操作中，企业计算净敞口，是按一个时间点进行汇总、轧差，也可分类计算。可以根据套期操作、会计核算和风险管理的需要分别进行按敞口分类，按业务条线、按经营单位、按集团整体的净敞口计算。依据净敞口进行套期操作和风险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要以净敞口数量和方向约束衍生品净持仓的数量和方向。 二是集团报表层面的套期问题。对于集团企业内部业务项目的套期，应遵循《套期会计准则》第十四条进行处理：除少数例外情况以外，只有与企业集团之外的对手方之间交易形成的资产、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或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才能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只有与企业集团之外的对手方签订的合同，才能被指定为套期工具。 根据上述规定，集团企业必须在整个集团的范围内完整地管理汇率风险敞口，消除那些内部自相对冲的部分。如果仅从集团中某一个子公司或某一组子公司的视野来管理风险敞口，就可能出现违反《套期会计准则》的情况。 三是风险敞口的转换、分拆与合并。对未来预期交易的汇率敞口，一般是按月度预期收款或预期付款金额来确定并进行套保；但随着预期交易相关的合同定价、会计账簿列记应收款项或应付款项，以及款项正式入账或出账，就会在预期交易、确定承诺和资产负债三个类别之间发生一系列的分拆、转换。这会给敞口数据管理和套期保值操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和更多的工作量，很容易导致混乱。因此，一套逻辑严密的数据管理系统是必须的，业务简单的可以用EXCEL表格处理，业务较为复杂的应该使用计算机软件系统。 四是多币种风险相关性问题。如果一个企业使用多种外币，则多个货币对汇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在风险评估、套期操作中，应该使用相关性统计分析方法。一方面，对所有货币对汇率的敞口数据要采用完全统一的数据处理方法，以保证数据结构和时序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运用协方差矩阵等复杂的计算方法。对于多币种汇率风险的相关性统计分析方法，可借助专业咨询协助进行模型设计和应用系统设计。 为了应对汇率风险管理的复杂性，笔者提供了上述相关方法、经验和建议，但在实践中仍存有未解之题。这既需要企业主体持续实践摸索、归纳总结，也有待于行业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的优化。 作者单位：北京汇金天禄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2024-05-21/safe/2024/0521/24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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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3年第22期 作者:付建平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的建设目标是落实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总体要求，加强企业集团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理念，积极拓展汇率风险智能预警，实现汇率风险“看得见、控得住、管得好”。 2022年初，国务院国资委1号文件《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下称“1号文件”），提出中央企业要全面提升财务管理精益化、集约化、智能化水平，提高资金运营效率、严格防范金融市场风险，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结合国资监管部门政策导向以及汇率风险管理实际需要，笔者所在央企抓住时代机遇，积极落实司库体系建设相关要求，自主设计并搭建“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提升企业集团全过程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汇率风险管控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 一是国际汇率市场波动加大。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成熟和完善。2020年以来，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国际外汇市场波动加大，人民币双边波动弹性增强，币值相对较为坚挺。但以欧元、英镑、日元为代表的非美货币汇率波动剧烈，2022年这三种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分别接近或超过20%水平。面临国际汇率市场新形势，汇率风险管理成为涉外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 二是外汇敞口实时量化复杂程度高，传统人工管理已不适应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进程。在实务中，企业经常存在汇率风险识别滞后、汇率风险量化不够精准、缺乏全过程风险管控工具等难点。在具体时间点上，企业面临的外汇敞口来源于当下时点所有以外汇计价的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横向上，企业资产负债表外汇敞口涉及的会计科目较多，且期间根据交付进度，科目余额变化频繁。纵向上，考虑现金流的时间分布，企业同时面临现金流外汇敞口管理，操作上依靠人工开展外汇敞口量化及汇率风险管控存在较大难度，也不适应当下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提升进程。 三是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为“数智型”汇率风险管控带来新机遇。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对风险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也为汇率风险管理方式变革提供新机遇。2022年初，国资委发布1号文件要求中央企业加强管理方式创新、管理手段变革，建立与企业外汇敞口信息、与汇率市场走势实现对接的场景化、动态化、穿透可视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主动应用新技术拓展汇率风险智能预警，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企业价值，打造与世界一流企业相匹配的风险管理运行机制和管控能力。 央企汇率风险管控关键环节 当前，中央企业积极把握数字化浪潮、司库体系建设、创建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等机遇，重塑现代化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标准，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汇率风险“看得见、控得住、管得好”。具体而言，新形势下企业的汇率风险管控需着力推动管理手段、管理工具创新，要在以下五个重要环节取得突破。 实时监测汇率市场价格信号 当前，全球多币种汇率波动频繁、波动幅度大，实时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企业报表汇兑损益，这是涉外企业承担汇率风险的直接指标。管理汇率风险，首先要缩短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人员与汇率市场的距离，使他们能够实时“看得见”汇率风险，实时直观感受国际汇率市场的诡谲涌动，增强管理汇率风险的敏感性和迫切性。 制定企业外汇敞口的量化标准 一是注重汇率风险全过程管控。开展汇率风险管控可从全过程视角予以管控。以出口企业为例，全流程维度从一开始形成外汇敞口到最后关闭外汇敞口，会涉及以下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时点一（形成），企业外币计价合同的报价以及合同签订日期；时点二（存续），合同项下权利或义务的财务挂账日期；时点三（存续），合同项下的外汇资金交割日期；时点四（关闭），企业完成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日期。在持有外汇敞口的时段内，企业承担汇率波动风险。 二是加强全过程汇率风险的精准量化。企业以外币计价的各项活动构成企业的外汇敞口，如从报表角度开展计量应为货币性外汇资产和货币性外汇负债。具体而言，企业外汇敞口包括外汇存量货币、外币计价的经营活动、外币计价的筹融资活动以及外币计价的投资活动。在实务中，报表维度构成企业货币性外汇资产负债敞口的会计科目主要包括：外币货币资金以及等价物等、外币应收账款、外币应付账款、外币应收工程款、外币计价其他应收应付款、各类外币融资科目、外币应收应付股利等。企业时点汇兑损益=时点末外汇敞口×（时点末外汇汇率-上期时点末外汇汇率），按照计算公式嵌入数智化管理平台，可较精准、实时地计算企业持有的外汇敞口具体数值，促进实现汇率风险“看得见”目标。 筑牢底线意识，明确外汇敞口上限限额 风险管理应筑牢底线意识、红线意识，执行外汇敞口上限限额正是体现汇率风险管控的底线意识、红线意识。企业可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资产负债结构，将外汇敞口限定在自身可承受范围内，明确自身外汇敞口最大限额是一道红线、不得突破，筑牢风险管理的底线，促进实现汇率风险“控得住”目标。 一般情况，外汇敞口上线限额可基于企业净资产或注册资本金额乘以适当的风险系数，设定成员企业外汇敞口限额，如企业可锚定自身净资产的10%为外汇敞口最大限额，各类涉外业务形成的外汇敞口金额不得突破外汇敞口限额。特殊情况下，企业如需突破外汇敞口限额，应履行逐级审批程序。 开展全过程外汇敞口实时统计、监测及预警 企业持有外汇敞口是一个动态、分散的过程。动态维度，主要是涉及外汇敞口的会计科目是变动的、金额也是变化的；分散维度，主要是外汇敞口的归口管理部门由于职责划分，分散于采购部门、销售部门、融资部门、投资部门等。因此，企业在任一时点外汇敞口具体是多少，不能再依靠传统人工方式统计汇总，可以按照标准化量化公式，嵌入“数智化”汇率风险管理平台，达到实时准确统计、监测及超限额预警，促进实现汇率风险“控得住”目标。 加强预期管理，情景模拟未来汇兑损益 企业在既定外汇敞口下实施汇率风险管理的重点是管理好预期。情景模拟作为预期管理重要工具，可预设未来汇率波动的可能区间，从乐观维度、悲观维度等多维度模拟测算企业可能面临的汇兑损益，提报经营管理层，并研判汇率风险是否是企业可承受风险范围内，帮助集团管理层作出合理决策，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管控，促进汇率风险“管得好”目标的实现。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架构设计及模块功能 平台架构设计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的建设目标是落实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总体要求，加强企业集团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理念，积极拓展汇率风险智能预警，实现汇率风险“看得见、控得住、管得好”。其管理框架是建立中央企业总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企业主体“三位一体”外汇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建立总部统筹、平台实施、基层企业执行的分级管控模式（见图）。其总体结构是1个预警中心、5个功能模块、1个学习园地。 按照上述管理原则和目标，企业集团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搭建“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通过1个预警中心集中对企业外汇敞口超限额占用、以及汇兑损益超限额开展预警，做好汇率风险的前瞻性管理；通过5个模块功能，落实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理念，搭建外汇敞口信息库，实现外汇敞口从形成到关闭的全过程实时统计、监测及预警管理；通过1个学习园地，共享汇率风险管控的内外部要求及措施，获取最新市场动态、社会风险案例及经验教训等。 1个预警中心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设置企业外汇敞口风险限额。风险限额是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统筹汇率风险和收益的定量化风险管理工具。原则上，企业外汇敞口限额=企业注册资本（或净资产）×限额系数，即风险敞口限额应控制在企业注册资本（或净资产）一定比例内，不得加大杠杆系数、扩大风险。限额系数体现风险偏好，管理方法相对简单、比较实用。集团公司按照风险管控实际需要核定操作主体的限额系数。对于风险偏好较强、风险控制能力较好的成员企业，限额系数提级审批后可以适当上调；对于风险偏好较弱、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的成员企业，限额系数应予以下调。 企业在现有注册资本（或净资产）情况下，如果系统初步设定外汇敞口适当比例为10%，假设按照美元对人民币上下浮动5%的水平来试算，成员企业按照统一管理要求，将外汇敞口占用控制在规定限额内，在特定汇率波动范围内，进而将汇兑损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防范因汇率市场变动给集团整体经营成果造成的不可控影响。 通过外汇敞口限额预警，对于超限额占用外汇敞口的成员企业，系统将把预警信息推动到成员企业端，提醒企业通过自然对冲或办理金融衍生工具等方式，将外汇敞口回复到合理的限额内。该平台可随时监测预警各成员企业外汇敞口限额的占用情况。 5大功能模块 一是实时获取汇率市场价格信息。“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实时对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外汇市场，每日自动更新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中间价，提供多个币种的即期汇率市场实时信息、远期汇率市场实时信息。该模块一方面能够随时获取近三年历史汇率信息，为汇率风险管理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汇率市场实时信息，支持自定义形成汇率走势图，便于企业决策。另一方面为汇率风险量化及预警，提供必要的汇率市场价格端的数据支撑。 二是获取企业外汇敞口信息。外汇敞口信息包括企业外汇合同类信息和企业外汇货币性资产负债账面信息。“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应可支持三种方式获取企业外汇敞口信息：企业逐笔录入；通过excel表格一次性导入；提供标准接口，支持与企业财务信息系统或其他信息系统实现自动对接，通过接口读取企业外汇敞口基础信息。该模块建立企业外汇敞口的数据的收集和动态监测，在企业外汇敞口原始数据的基础上，生成企业外汇合同信息库及账面敞口信息库，为后续汇率风险量化及预警，提供必要的外汇敞口基础信息端的数据支撑。 三是计算操作主体合理外汇敞口限额。“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根据各企业注册资本/净资产情况，按照外汇敞口限额的既定计算逻辑，企业外汇敞口限额=企业注册资本/净资产×限额系数，通过基础数据导入以及计算逻辑，计算所属企业在现有企业注册资本或净资产条件下可持有的外汇敞口限额。原则上，各企业实际外汇敞口占用情况（模块2中的数据）应低于外汇敞口限额。对于外汇敞口占用比例在50%—100%之间的成员企业，将在预警中心重点列出提醒，对于外汇敞口占用比例在100%以上的成员企业，属于超限额占用，将会推送到企业端待办事项，直至实际占用恢复到限额以内。 四是企业外汇敞口损益的动态监测和情景模拟。一方面，根据模块2中的外汇敞口信息和模块1中的实时汇率走势，以实际敞口状态下、实际汇率市场价格水平下，动态计算企业汇兑损益状况，动态衡量企业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开展未来时点的情景模拟，选取汇率±2%、±5%、±10%以及自定义汇率走势情况下，现有外汇敞口可能面临的汇兑损益和汇率风险状况。企业可随时了解当下，并前瞻性模拟预估未来的状况，提前开展汇率风险应对举措，将可能发生的汇兑损益回调到期望区间，实施前瞻性管理。 五是外汇业务数据中心模块。该模块集中统计汇总公司合并口径的外汇资金业务的经营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报送的《企业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申报表》《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等报表，企业可登陆平台完成填报，规范外汇业务数据统计，提升数据统计汇总及报送的信息化水平。 1个学习园地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搭建学习园地，平台跟踪监管部门关于汇率风险管理、金融衍生业务管理的政策文件、相关培训课程、外汇市场资讯，以及社会风险事件等信息，平台维护人员及时在学习园地发布多方信息，供成员企业参考使用，学习和共享汇率风险管理知识。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适应了财务数字化转型、落实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相关要求，秉承着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理念，运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筑牢风险管控底线意识、红线意识，将企业全流程外汇敞口纳入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为企业提供了现代化、“数智型”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实现外汇敞口动态可视、汇率风险整体可控，全面提升企业集团汇率风险管控能力，为企业国际化经营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中车财务有限公司 2024-05-23/safe/2024/0523/24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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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19年第6期 作者:田龙 针对“保值”目标与“增值”目标的内在矛盾，为了保障保值目标，将保值目标纯粹化，企业可尝试构建“保值”与“增值”有条件共存的管理目标，并实施相应的管理策略和管理评价机制。 多数企业在面对汇率风险时，都会强调以实现套期保值作为首要目标。但事实却是，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环境下，许多国内企业都承受了显著的经营损益波动。看似简单的汇率保值目标，在操作中似乎难以企及。这其中，如何认识并化解“保值”与“增值”之间的矛盾，或可成为提升套期保值效果的一条路径。从目前多数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将保值目标纯粹化，可以尝试构建“保值”与“增值”目标有条件共存的管理体系，对纳入“保值”目标管理的敞口设置最低比重，并实现保值目标、保值策略、保值评价之间的配套和闭环，未来再逐步向纯粹化的套期保值体系靠拢。 管理目标：“保值”与“增值”的矛盾 “保值”与“增值”的矛盾，是指尽管汇率风险管理者认识到了保值的必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因为怀有增值目标——创造收益的意愿或降低成本的压力，而将关注点集中在对汇率走势的预判上，并基于对汇率变动趋势的预判做出相应决策，改变了企业在后续汇率波动中的敞口暴露程度。其产生的影响是，如果预判准确，企业将获得收益，反之则放大了企业因为汇率风险导致的损益波动，使汇率风险的实际管理目标与保值目标之间产生矛盾，保值目标失去了纯粹性。 因此，承认保值与增值双重目标的内在矛盾，接受实现保值与预判市场在本质上的互斥，将保值目标纯粹化，是实现有效保值的必要前提。对于这一矛盾的解决方案，国际上众多成熟的大型集团企业的做法是完全摒除市场预判和增值愿望，一旦敞口出现，就立即无条件、高比例操作保值对冲，并且在对冲成本上保有一定的容忍度。但对于不少国内企业而言，出于各种原因，其在现阶段往往难以彻底去除预判市场的倾向与实现增值的压力。对此，一个可以尝试的解决方案是：在企业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逐步树立以风险中性为锚的理念的同时，由汇率风险管理者以实现保值目标纯粹性为目的，尝试构建有条件的、双重目标共存的管理体系（见图1）。在该体系中，汇率风险管理者可以尝试将主观预判的压力与意愿从保值目标中剥离，将其收纳在边界明确的增值目标中；同时，针对纳入保值目标管理的敞口，设置不受主观预判干扰、符合企业风险偏好、长期稳定的最低保值比重，并实现保值目标、保值策略、保值评价之间的配套和闭环。通过这一方式，使保值目标清晰、可执行，企业在现阶段难以回避的双重目标不再互相冲突。未来，则可随着企业逐步趋于成熟，增值目标所占的敞口比重很可能会自然地逐渐缩小，甚至最终归零。目前，这一管理方法已在一些国内企业的实践中开始推行。 管理策略：从目标出发、为目标服务 保值管理策略 管理策略服务于管理目标，是管理目标的实现手段。基于保值目标，保值策略的设定与执行原则应包括以下方面：（1）保值策略承接保值目标，其制定和运行不应受到主观市场预判的干扰。（2）保值策略的比例、产品、期限等要素应当保持相对长期稳定，这些要素与企业的汇率风险偏好、经营周期、商业模式特点等长期内在要素相关。除非长期内在要素发生变化，否则不宜频繁调整。（3）为支撑保值目标的实现，保值策略应当管理总汇率敞口的大部分比重，或至少管理与企业风险偏好相符的敞口比重。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企业可对保值策略的各项要素进行设定，具体包括敞口识别、保值比例、保值期限、保值产品以及保值交易方法等。 一是敞口的向量化识别。汇率敞口往往会被简单量化为某一外币金额，而忽略时间维度的影响，但充分合理的计量时间维度的影响是准确识别敞口的重要一环。在考虑时间维度的影响后，汇率敞口可向量化表达为：汇率敞口Vi=[预期金额E（A）i,预期时间E（t）i]。 二是保值比例的设定方法。保值比例本质上是企业所有者的汇率风险管理偏好的体现。确定保值比例往往是汇率风险管理者面对的一个难题。为了避免“拍脑袋”式的保值比例决策，风险管理者需要某种科学合理的方法，将“风险偏好”这一抽象概念，量化为可接受的损益波动范围，进而反推企业对保值比例的要求。 VaR（Value at Risk,在险价值）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过程。通过VaR方法，可以将未保值的名义敞口总量，在正态分布假设下，映射为某一时间内、某一概率（置信度）下可能的最大损失。在此基础上，再借助情景分析，企业即可以通过选择自己能够接受的最大可能损失，反推可以接受的保值比例。VaR方法的缺陷在于它是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数理计算，而现实的汇率波动不可能服从正态分布。为了改进这一点，企业可以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跳出正态分布。利用Matlab等数理软件，将交易方法程序化，并代入与实际汇率市场波动拟合度更好的其他概率分布（t分布、帕累托分布等），借助计算机进行大规模重复随机模拟汇率走势，获得服从该分布的相对更加符合市场情况的在险价值，再据此确定保值比例。不过，这一方法仍只是借助另一理论概率分布来对真实市场进行拟合，方法可行的前提是企业选择的保值交易方法可以被有效的数量化、程式化。 三是保值期限。在向量化识别并明确敞口时间维度的基础上，根据套期保值原则，对冲期限应与敞口期限相匹配。在明确汇率敞口的发生时点与到期时点的情况下，企业即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在此范围内合理地确定对冲期限。 四是保值产品。保值策略中适用的衍生工具应当以普通远期、买入欧式期权等简单工具为主，避免通过各类期权组合结构来隐含管理者的主观预判。 五是保值交易方法的选择。常见的保值交易方法有静态对冲、滚动对冲、滚动分层对冲、成本汇率对冲等。这些方法均不考虑主观预判这一人为变量，而是根据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确定对冲交易的时点与结构，并系统性、周期性地开展。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方法，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敞口确定性、风险偏好、对冲成本接受度、信息化程度、职能分工等具体情况。长期来看，在保值充分的前提下，各种保值交易方法在长期运行后并不产生显著的经济效果差异，因此不建议企业过度关注保值交易方法的选择，而应更加关注如何通过更加完备的体系性建设，确保保值策略的长期稳定。 增值管理策略 相较于保值管理策略，增值管理策略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更强。但也应制定相应的设定与执行原则，包括：（1）增值策略不得超过总量、产品与期限的相关授权限制，不得违反实需原则等基本风控底线，不得干扰保值策略的运行。（2）企业应对增值策略的潜在风险、收益与最差结果有切实、全面的认识，并确认对此的接受程度。（3）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增值策略的制定和运行可以根据对市场的判断进行调整，在交易时机、产品选择等方面允许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管理评价：与目标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 保值评价是企业所有者或高层管理者对保值管理工作设置的激励约束机制。保值评价与保值目标的配套，是保值体系能够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由于保值管理工作的对象包括汇率风险敞口与套保工具两侧，而这两者之间的价格负相关关系（即在同等汇率波动中，发生损益的方向相反、程度相同）又是能够实现有效对冲的前提，由此，可得出两个推论：（1）对风险管理者的绩效评定必须以汇率敞口的损益与套保工具的损益的合并结果作为对象。（2）在保值目标下，汇率敞口与套保工具对冲后的净损益结果，一定是趋向或收束在接近零的范围。 保值损益结果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激励约束机制与其他一般的管理职能中的管理者绩效评定存在显著不同。在一般管理职能中，管理者的绩效评定与管理者直接或间接的利润贡献正相关，即利润贡献越高，绩效评定越好，以促使管理者尽可能地创造价值、控制成本；而在汇率风险管理中，如要产生利润贡献，就要求“敞口暴露”与“有利走势”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不考虑套利情形），因此如果鼓励单边利润贡献，实际是诱使保值管理行为走向暴露敞口、预判走势的方向。 因此，传统的绩效评定机制与保值目标是直接抵触的。保值目标的绩效评定应符合上述管理逻辑与特征，即以合并汇率敞口与套保工具的净损益为对象，保值管理绩效在净损益结果落入以零为中心的预设区间时达到最高；脱离该区间时，不论损失或收益，绩效评价均应逐渐降低（见图2）。而传统的绩效评定机制仅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增值目标。目前，这样的考评机制已逐步在一些企业中应用。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保值管理的损益结果中，可能出现会计损益与保值管理损益不匹配的情况。例如，如果企业在订单签约时便通过套保衍生品对汇率风险敞口进行对冲，则衍生品侧的损益变动可能比敞口侧的损益变动更为显著。对于这一差异，在管理结果评定时可予以单独记录并调整，也可以直接包含在前述以零为中心的预设区间，作为“白噪音”予以接受。 综上，以保值目标、保值策略、保值评价为主干和核心，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管理基础得以成立，但远未到达终点。对于集团型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者至少还需在管理职能与管理层级两个维度展开工作：一方面实现市场、采购、投资、融资、考评乃至投资者关系等多个管理职能在汇率风险管理条线上的有效协同分工；另一方面，理顺总部、事业部/业务板块、分子公司等上中下各层级在汇率风险管理中的权责关系。此外，还应通过业财一体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升级，实现业务、市场、交易、资金、财务信息流的自动集成，以提升保值管理的自动化程度与整合度。总之，落实保值理念，真正实现风险中性，应当作为汇率风险管理者牢记的初心，始终贯彻于所有管理工作中。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05-21/safe/2024/0521/244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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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田雪彦 针对外债的风险管理，企业可以适用的套期会计包括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其核心目标是将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活动以恰当的方式反映到财务报表中。 企业在境外的经营和投资活动中，常常会有融入外币资金的需求，由此产生外债风险敞口。企业在通过各种衍生工具来管理外债风险敞口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外债以及外债风险管理对于财务报表的影响，避免财务报表因为汇率波动而“大起大落”。鉴于此，厘清外债风险管理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和不同风险管理方式可选用的套期会计类型，明确运用外债套期会计时的注意事项，有助于企业将外汇风险管理活动以恰当的方式反映到财务报表中，降低汇兑损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外债风险管理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首先，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被分开列报于不同的利润表项目。对于国内大部分企业来说，在敞口侧，由于外债通常以不同于企业记账本位币的外币币种发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企业需要在每个会计期末将外币货币性项目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并将因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前一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的差异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财务费用-汇兑差额”科目。而在衍生品侧，当企业使用远期外汇、掉期合约等衍生品管理外债产生外汇风险时，需要按照“远期汇率”计算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并将其损益在财务报表中列报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科目。鉴于此，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被分开列报于不同的利润表项目。 其次，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于利润表的影响并不完全同步。企业在运用衍生工具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还会付出相应的“套期成本”。典型表现之一就是远期合约中的“掉期点”。“掉期点”的产生源于交换币种的利差产生的“远期要素”，以及交换币种由于流动性差异而产生的“货币基差”；表现形式则是远期汇率和即期汇率之间的差异。由于“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的存在，外债和外汇衍生品对于利润表的影响并不完全同步。 最后，企业融入外债后，如果将资金用于境外再投资（例如对子公司或联营企业的投资），也会给企业的利润表带来影响。当企业同时持有外债以及与之匹配的境外投资时，整体上不存在重大的外汇风险敞口；但由于外债及境外投资面临的外汇风险在会计报表中呈现于不同科目，企业的利润表仍会受到一定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对于境外经营净投资，企业需要在每个会计期末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中，资产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外）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项目则按照“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近似汇率折算。上述折算产生的差额，单独计入合并报表的“所有者权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对于外债，则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的差额，计入损益表中的“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外债适用的套期会计类型 套期会计的核心秘密在于“对冲”，即通过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相同科目”（如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来反映风险管理活动的影响，以降低汇兑差额或财务费用，达到“套期”效果。针对外债相关的风险管理，可以分别按照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来适用套期会计（见图1）。 公允价值套期 外债的公允价值会随着汇率波动而发生变动。对此，企业可以适用公允价值套期，将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和被套期项目因外汇风险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互相抵消，以实现“套期”的效果。例如，企业在某日发行一年期外债100万美元，管理层因担心美元升值带来的外汇风险，于同一日购入一年期远期外汇合约，锁定未来偿还外债的人民币金额，并在同一日将外债与远期外汇合约指定为公允价值套期关系。根据套期会计准则，由于远期外汇合约与外债在币种、期限上均无差异，且远期外汇合约不存在重大信用风险，因此可以预期对于外债汇率风险的管理高度有效。但在资产负债表日，由于受“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的影响，即期汇率的变动和远期汇率的变动可能并不同步。对此，企业可将远期外汇合约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也可以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作为“套期成本”排除在外，仅将远期外汇合约的“即期要素”指定为套期工具。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尽管依然属于高度有效的套期关系，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的波动会导致外债汇兑差额和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不能完全抵消，利润表依然面临一定的波动性；而后者由于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作为 “套期成本”排除在外，因此“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造成的衍生品公允价值的波动会递延至其他综合收益中，并且可以按照“直线法”在套期期间分摊，从而减少了企业利润表的波动（见图2）。 现金流量套期 当企业面临现金流量变动的风险敞口时，可以通过现金流量套期来锁定现金流量。对于外债面临的外汇风险而言，由于未来需要将不确定数量的记账本位币兑换成外币来偿还外债，因此也面临着现金流量波动的风险。 在对外债的外汇风险进行现金流量套期时，根据套期会计准则，企业可将用于管理现金流量的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先递延在“其他综合收益”，待被套期项目影响损益时再结转入当期损益。实务中，对于外债面临的外汇风险，企业既可以选择应用公允价值套期，也可以选择运用现金流量套期。如果企业选择现金流量套期，则与公允价值套期类似，也会面临是将远期外汇合约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还是仅将远期外汇合约中的“即期要素”指定为套期工具的问题。当企业将“远期要素”和“货币基差”作为“套期成本”排除在外，仅将远期外汇合约的“即期要素”指定为套期工具时，会计处理结果与上述公允价值套期所对应的会计处理类似；而当企业将远期外汇合约的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时，企业可将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有效部分递延至“其他综合收益”，并在其影响损益时再结转入当期损益。因此，对于企业外债外汇风险的套期会计，现金流量套期相较于公允价值套期，更有利于缓释利润表的波动性。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如果企业同时面临外债及境外经营净投资外汇敞口，企业也可以对境外经营净投资的外汇风险通过外债予以对冲管理。根据套期会计准则，在运用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时，企业可用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有效部分或外币货币性资产外汇成分产生的汇兑差额，来对冲境外经营净投资累积在“其他综合收益”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外债本身按照即期汇率来计算汇兑差额，同时境外经营净投资对于外币报表折算的影响也主要源自即期汇率变动的差异，因此企业在用外债的外汇成分对境外经营净投资进行套期时，通常为高度有效的套期关系，并且不存在拆分“远期要素”以及“货币基差”的问题。此外，尽管企业对外投资通常是长期行为，一般不会预期在外债到期时处置境外投资，但出于套期会计目的，企业可以以固定期限的外债对无固定到期日的境外投资进行套期，待处置境外投资时，再将计入外币报表折算差额的汇兑差额一并转入投资收益。 在外债风险管理中运用套期会计的注意事项 一是交叉货币利率互换的应用。企业在对外债进行风险管理时，可以分别使用外汇衍生品以及利率互换对外汇风险及利率风险进行管理，也可以使用单一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工具同时管理外债的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对于浮动利率外债，企业在使用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工具管理利率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现金流量波动风险时，便可以应用现金流量套期会计；对于固定利率外债，企业在使用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工具管理利率和汇率变动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时，便可以应用公允价值套期会计。需要注意的是，当企业使用单一套期工具同时管理利率以及汇率风险时，需要确保两项风险管理都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有效性要求。 二是外币永续债券的外汇风险管理。企业发行的外债不仅包含定期债券，也包含外币永续债券。外币永续债券通常没有到期日，票息也可以延付，从而可使企业避免合同支付义务。因此，在企业报表中通常将其计入“所有者权益-其他权益工具”，而不是金融负债中的“应付债券”科目。然而，从外汇风险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预期会在若干年后主动赎回该外币永续债，且预期会定期主动支付票息而非延付，因此从预期支付的现金流的角度，仍会面临与定期债券类似的外汇风险，即在外汇升值时，企业预期未来需要花费更多的记账本位币兑换为外币以进行偿付。而与此同时，由于外币永续债券在会计上被分类为“权益”而非“负债”，其仅需要按照发行日的即期汇率记录发行的本金，后续不需要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进行重估，因此，当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对“权益”类的外债外汇风险进行管理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相关规定，企业无法对其运用套期会计，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衍生品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三是利率基准改革的影响。企业除了需要管理外债的外汇风险，还会有管理利率风险的诉求，因此应尤其注意利率基准改革对利率风险管理的影响。如果企业原先对利率互换等衍生品是按照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下称“LIBOR”）定价，并以此对外债的价格风险或利率风险进行管理，则在LIBOR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企业也需要及时对外债的定价基准以及衍生品的定价基准进行变更。例如在原有合同中进行修改，以基于实际交易的无风险利率替代LIBOR；或者终止原来基于LIBOR的衍生品合约，重新签订基于无风险利率的衍生品合约。在修改定价基准的过程中，企业可能会面临外债会计核算以及套期会计延续性的相关问题。对此，企业可以重点参考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利率基准改革——对IFRS 9、IAS 39、IFRS 7、IFRS 4及IFRS 16的修订》中的相关指引。这些指引对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简化会计核算的操作便利，在满足会计准则相关条件的情况下，企业仍然可以延续适用套期会计。 作者单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05-22/safe/2024/0522/244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