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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中国外汇》记者:荣蓉 章蔓菁 随着外汇风险对冲渠道的进一步“扩容”，境外机构投资者有望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市场报价，降低外汇风险对冲成本，反过来也将为境内外汇市场注入新的动能。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也在不断增强，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敞口的诉求愈发迫切。针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诉求，相关部门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2020年以来，在原先的政策安排基础上，境外机构投资者迎来了更为便利的外汇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安排，外汇风险管理步入新里程。 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的演进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境外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下称“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下称“RQFII”）、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China Interbank Bond Market，下称“CIBM Direct”）、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等多种途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不同途径所适用的外汇风险管理方式也有所差异。 对于互联互通机制（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下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债券持有人或证券公司或经纪商在香港结算行办理外汇资金兑换和外汇风险对冲业务。对于以CIBM Direct模式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2020年新政策出台之前，可依据相关政策在具备代客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且符合银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条件的相关境内金融机构（结算代理人）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QFII、RQFII则可依据相关政策在相关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 2020年，在原先的政策基础上，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迎来新的政策和制度利好。1月，外汇局发布《关于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20〕2号，下称“2号文”），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模式下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外汇市场的业务安排做出进一步完善；3月，外汇局发布2号文政策问答，从多方面详细解释了2号文所涉的相关操作性问题；5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主经纪业务指引（试行）》，2号文所涉及的“外汇主经纪业务”在具体交易规则层面得到落实；7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成为首批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主经纪商，并达成首笔业务。 外汇风险对冲渠道再“扩容”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有关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的演进与发展有着清晰的脉络——在做好风险防控的同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更为便利的风险管理手段。这一点在有关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外汇局2017年发布的《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7〕5号）中，就已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做出了相关规定，境外机构投资者可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而2号文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外汇市场的外汇风险对冲渠道进行了“扩容”，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柜台市场可选择不超过三家境内金融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同时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申请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会员直接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适用于境外银行类投资者），或以主经纪业务模式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适用于境外银行类投资者和非银行类投资者）。 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环球资本市场联席总监张劲秋看来，2号文为通过CIBM Direct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汇率避险的新契机。“一方面，2号文扩大了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交易对手，有利于境外机构投资者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市场报价，符合境外机构投资者‘货比三家’的‘最佳实践（Best Execution）’原则，有助于降低外汇风险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者根据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需要，灵活选择展期、反向平仓、全额或差额结算等交易机制，并以人民币或外币结算损益，便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更灵活地管理多币种的外汇头寸”。 2号文推出一年来，市场层面普遍给出了积极反馈。根据张劲秋的观察，自2号文推出以来，许多境外机构投资者都积极地向托管行了解政策的具体操作细节。很多境外银行类投资者，在政策出台后的第一时间就申请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会员，直接参与到银行间外汇市场。而对于资管、基金等境外非银行类投资者，也对2号文表现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对于不少规模较大的境外银行类投资者，之前在中国已建有分支机构，对相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申请操作流程也较为熟悉，所以更倾向于直接成为会员。而对于资管、基金等非银行类投资者，主经纪业务的推出便于其通过匿名的方式与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建立联系”。 在多条外汇风险对冲渠道中，对标国际主流服务模式的主经纪业务受到较多关注。在国际金融市场，主经纪业务一直受到对冲基金以及商品交易顾问的欢迎。市场参与者一旦选择主经纪模式，成为主经纪客户，则只需要与主经纪商建立法律关系，主经纪客户与主经纪对手方达成的交易由交易系统拆分为两笔背对背交易。根据中国农业银行伦敦分行金融市场部主管李大鹏的介绍，不少基金之所以习惯采用主经纪模式，是因为从运营角度来看该模式最为简单，通过一家主经纪商便可享受更好的市场流动性。“境外基金通常下设多个产品，如果是直接成为交易中心会员，由于面对多个交易对手，其开展尽职调查、申请交易授信的成本会比较高。相比之下，主经纪模式允许其使用主经纪商的授信，避免了一对一自行与交易对手授信，操作上最为直接，同时还能有效扩大交易对手方的范围，获得更优价格”。 而在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葛音看来，实务中境外机构投资者也会衡量主经纪业务的成本，包括向主经纪商支付的服务费用，以及向银行间外汇市场缴纳的费用等。但相较于柜台交易，主经纪业务仍具有多项优势：其有助于降低交易对手集中度的风险，突破机构自身授信额度的限制，还可以帮助境外机构投资者拿到更具优势的价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的下一程 政策的持续优化为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提供了便利。而实践中，境外机构投资者具体是选择在境外还是境内实施外汇风险管理，则会综合考量一系列因素。在《中国外汇》记者的调研过程中，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对冲工具的流动性和价格、外汇衍生品的丰富程度以及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文件的安排，是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选择外汇风险对冲方式时主要考量的因素。 在流动性方面，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的流动性在境内外市场没有显著差别，但如果涉及人民币对非美币种，则境外市场的流动性相对较好。此外，对三年期以上的外汇衍生品，境内市场的报价点差较宽。“站在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无论是哪一种汇率风险管理模式，价格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境内价格好的时候，愿意用境内的渠道，境外价格好的时候就用境外的渠道。”李大鹏表示。对此，张劲秋也持类似观点。“离岸市场在外汇衍生品上的流动性有时会更强一些。”她谈到。“但境内市场的优势也很明显，能够更好地帮助投资者对冲在岸资产的外汇风险。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或海外投资者风险偏好发生变化时，离岸人民币汇率有时会表现得更为敏感。此时运用离岸市场交易工具对冲在岸资产的外汇风险敞口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衍生品丰富度上，千禧全球投资执行董事徐刚认为，近年来境内外汇市场产品序列不断丰富，在远期、期权、掉期等基础产品方面已较为健全；但由于不同类型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往往有着多样化的外汇风险对冲需求，因此仍希望境内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组合对冲产品。“要吸引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来境内外汇市场做风险对冲，关键是要完善和健全汇率风险对冲的生态系统。从国际金融市场的经验来看，如果能有更加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加入，来提供多样化的外汇风险产品，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也会带动相关行业标准和研究的发展，进而促进市场的全方位发展”。 此外，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文件能否与国际金融市场法律制度有效对接，也会直接影响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实施外汇风险对冲的意愿。“对于境外机构投资者而言，重点关注的是ISDA（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Association，国际掉期与衍生品协会）主协议的签署和终止净额结算制度在法律层面的落地。”葛音谈到，“2020年年初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允许境外机构自主选择签署主协议文件，其中也包括境外机构更为熟悉且国际市场通用的ISDA主协议。而ISDA主协议对于境外机构而言，可以显著减少协议谈判的时间和成本，并且便于其实现全球衍生品头寸的轧差和统一管理，减少资本消耗，进而提升其参与境内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积极性。此外，终止净额结算制度能否在法律层面落地，也会影响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选择。” 进一步来看，外汇风险对冲渠道的拓宽不仅便利了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实践，也为境内外汇市场注入了新的动能。在张劲秋看来，有关外汇风险对冲政策的不断优化与完善，不仅使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外汇风险管理上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也进一步增强了境内外汇市场的吸引力。“随着更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境内银行间市场，会给境内的市场参与者带来更多不同维度的市场观点和交易策略，在促进交流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境内外汇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我们观察到，近年来不仅是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在稳步增长，境内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也在显著提升。”张劲秋谈到。 而在李大鹏看来，境内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方面的不断完善，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包括驻华外资做市商在内的各家做市商在产品、营销上的积极性，提高境内外汇市场的吸引力。“近期的做市商制度优化，进一步明确了做市商的权利和义务，鼓励更多机构尝试做市，向综合性的做市商方向发展。受此推动，境内做市商服务能力与营销能力有望不断提升。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需求”。 2024-05-20/safe/2024/0520/24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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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2期 作者:陈婧 李璐 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从清晰简单的衍生产品开始，逐步推进汇率风险管理，是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成长发展的必经之路。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成为涉外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数量巨大、以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小微企业来说，其持有的较大的汇率风险敞口与其较弱的风险承受力并不匹配。因此，如何助力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难题。 涉外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现状 何谓小微企业？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微”均为相对概念。同一家企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其地位可能大相径庭。例如，地方的大型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是中型企业，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可能是小企业；反之，有的企业尽管自身规模较小，但却是行业内的大企业、领头羊，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从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财务指标以及从业人员数量的角度看，不同行业的标准差异也较大。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属小微企业；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属小微企业。 涉及进出口业务的小微企业，各地之间也差异较大。根据Wind全球企业库的数据，2020年北京地区进出口规模为2.32万亿元，折算后约为3360亿美元，若按照小微企业对GDP 30%的贡献比例替代小微企业进出口占比规模，2020年北京小微企业进出口规模为1008亿美元（3360×30%），2020 年北京从业人数300人以下、注册资本2000万以内、经营状态处于“存续”、有进出口信用的企业为2.01万家，以此计算，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500万美元。而在小微企业更为集中的江浙地区，同样的计算方法及企业筛选标准下，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160万美元；而就全国而言，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300万美元。 从地域分布上看，小微企业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企业所有制形式多以民营制造业为主，从事汽车零配件、小家电生产、纺织、休闲用品制造等行业，行业分布广泛。其多为出口型贸易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小，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优势业务。 小微进出口企业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单笔订单规模小，且进出口订单多以外币签订，议价能力相对较弱，无法根据汇率波动与境外客户重新商定价格，汇率风险暴露对于企业营收有明显影响。而现阶段，受限于资源不足，小微企业对于套期保值交易的认知度仍较低，开展汇率业务基本局限于结算和以即期结售汇为主的汇兑业务。综合来看，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较大中型企业尚有明显差距，汇率风险敞口未能得到有效管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小微企业存在风险承受能力弱和风险暴露高的矛盾。大部分小微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率微薄、主营业务收入不够稳定，综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而小微外贸企业，在宏观环境、产业链结构、行业竞争生态发生改变时，往往暴露在风险之中，加之汇率避险工具使用不足，交易风险和因汇率引起的经济风险叠加，推高整体风险暴露，很可能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 其次，小微企业客观上更需要严守风险中性。小微企业财务稳定性不足，客观上需要保持风险中性，尤其是汇率风险中性，应当通过各种手段避免汇率波动蚕食其经营利润；但现实中，小微企业希望通过博弈汇率风险以增收其利润的情况并不罕见。所以，即使小微企业开展了“套期保值”业务，也会掺杂一定的“投机增值”因素。 此外，小微企业客观上需要更多资源管理汇率风险，但现实中缺乏足够资源。从内部看，企业理想的汇率避险状态是建立一套包括汇率风险识别、保值方案设定、交易操作、交易后处理及评价在内的体系；然而，小微企业用于发展主营业务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因此，即使其主观意愿较强，客观上也难以投入相应资源开展保值业务。从外部看，具有成熟外汇市场经验的大型商业银行，尽管在小微企业服务方面已有明显动作，包括扩大服务半径、提升基层专业水平、加强电子化终端建设等，但考虑到小微企业广阔的市场和数以万计的企业数量，银行资源辐射面远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需求。 整体而言，外贸小微企业群体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也同样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许多大企业都是从小微企业成长而来的，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从清晰简单的衍生产品开始逐步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是小微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小微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 实施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是指对汇率风险进行财务中性管理。理论上讲，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都是相通的，但是考虑到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天然的能力和资源差异，真正应用起来，又有些许不同。 一方面，小微企业的特征决定了其在商业活动中处于相对被动或从属的地位，对于涉外订单的掌控力较弱，因此外汇收支的时点和金额不确定性较强，初期进行全额对冲操作可能会造成过度保值的结果，偏离风险中性初衷；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在授信资源和流动性资源等方面天然处于劣势，会对其对冲操作形成一定的制约。这些因素共同指向小微企业在汇率风险中性管理中并不能实现100%的汇率风险免疫，更现实的结果是将汇率风险的财务结果影响合理最小化。 具体来看，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汇率风险管理目标的确立应遵循“控制原则”，即树立以“保值”为核心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力求将风险暴露和损益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保值核心的重点在于准确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和盈亏平衡汇率。其中，准确识别汇率风险敞口，是为企业设定与之相匹配的对冲策略，切实降低其汇率风险敞口；准确识别盈亏平衡汇率，是从财务的角度出发，合理控制风险对冲成本，避免企业错误地将风险对冲成本与到期日当天的即期汇率作比较。 第二，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设置应遵循“不主动原则”，即不过度主动管理汇率风险敞口，避免频繁判断和过多主动调整破坏汇率风险管理的实质。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人力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像大型企业集团那样建立足够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链条。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在现有的财务管理机制下，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企业管理人员仅负责中长期风险管理策略的制定，汇率市场波动不可作为制度调整的出发因素；同时，提高保值操作的纪律性，财务操作人员仅保留有限度、可管理、可回溯的灵活度。 第三，汇率风险管理的考核机制应遵循“成本原则”，即明确汇率风险管理业务为成本中心，而非利润中心。对于小微企业来讲，首先要正确认识汇率波动对企业损益的影响，通过汇率风险管理形成的“收益”，不应作为未来收益预期的基础；而对于对冲形成的“亏损”，也不应构成未来调整对冲策略的主要原因。其次，对保值成本的关注，应侧重于盈亏平衡汇率，而非即期汇率，以保护小微企业本就较为脆弱的利润率。 第四，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应遵循“冲抵原则”，即遵循套期保值要求，以对冲风险敞口为根本目的。首先，应准确测算汇率风险敞口。对于小微企业来讲，已确认订单或收入形成的即时汇率敞口是企业汇率风险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其他确定性较强的可预期的经营性现金流，也可形成汇率风险估算。其次，风险对冲交易应与被对冲项目在金额、期限和币种等方面存在合理的相关性，避免对冲不足或过度对冲。 对小微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的建议 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方案的确定是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意愿和风险管理资源三者的平衡与统一。其中，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由企业的业务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共同决定。小微企业处于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或是所处行业的容量有限，其经营性现金流和利润相对不够稳定，企业的主要精力和资源会投入到生产和销售之中，风险管理资源十分有限，继而导致其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从企业的风险管理意愿来看，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者和决策者。即使企业具有一定的风险管理意愿，但受制于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源，也难以有效开展汇率风险管理。 笔者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及产品特性，以场景为出发点，应用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原则，提出以下贴合客户需求的一揽子保值解决方案。 独立小型出口企业 交易背景：企业是一家主营小家电制造的小型企业，主要业务模式为在境内市场购买原材料，并将产成品出口至海外市场。小家电制造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销售情况受国外客户需求影响较大，订单的稳定性一般，订单签约后的取消率约10%。近两年，企业年均主营业务收入约500万美元，其中80%为美元收入，销售账期以2—3个月为主。 敞口测算：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主要来源于美元销售收入和人民币成本之间的错配。由于企业为独立的小型出口商，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很难针对下一年订单做出预测，因此企业仅对已签约的销售合同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定量来看，年均汇率敞口约400万美元，期限2—3个月。相比企业整体主营业务收入，该汇率敞口占比很高，汇率风险保值的必要性很强。 保值方案建议： （1）企业仅针对已签约的订单进行保值，但考虑到订单签署后仍有10%左右取消的可能，因此可针对已签约订单设置80%—90%的固定保值比率，在订单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对美元应收账款的80%—90%叙做远期结汇交易，交易期限2—3个月，与现金流基本匹配。 （2）剩余敞口可待美元收入正式实现之时，叙做即期结汇对冲汇率风险。 大型企业供应链中的小型企业 交易背景：企业是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为某跨国制造业龙头企业集团的供应链企业，原材料部分采购自国内，部分采购自境外，产成品出口至海外，销售收入全部为美元。企业规模虽不大，但在该零部件生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来源于跨国企业集团的订单稳定性较强，销售和回款长期保持稳定。近两年，企业年均主营业务收入约300万美元，境外原材料采购支出约100万美元，采购付款周期为2个月，订单签订周期、采购付款周期和销售回款账期均为3个月。 敞口测算：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主要来源于美元销售收入和人民币成本之间的错配。由于收付款时间较为稳定，极少出现延迟现象，因此境外采购的美元支出可部分抵消美元销售收入产生的外汇敞口，年均待结汇净敞口约200万美元。 保值方案建议： （1）由于企业订单稳定性强，每年年底可对下一年的贸易计划做出估算，但为避免过度保值，可针对贸易计划设置40%—60%的固定保值比率，在每年年初即按照贸易计划对估算外汇敞口的40%—60%叙做远期或期权交易，期限与订单和回款周期基本匹配。根据订单和回款周期，可叙做3/6/9/12个月期限的保值交易。 （2）正式签订订单后的10个工作日内，可针对60%—40%的剩余未保值部分，追加叙做远期结汇交易，交易期限与回款现金流基本匹配。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全球市场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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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4期 作者:冯茜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厘清财务报表科目之间的勾稽关系，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 随着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达到21.7%。与此同时，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是否应对有效，对冲措施是否降低了汇率风险敞口，如何从财务角度整体评价汇率风险管理效果等话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汇率风险分类 经典理论框架下，企业汇率风险可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企业管理实践中，汇率风险管理和相应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职能常由财务部门负责，然而汇率风险的表现形式常常伴随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而发生变化，反映在企业业绩的不同财务指标中，从而为识别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 以典型的进口贸易业务为例，在企业制定预算、签署合同、开立信用证的阶段，业务合同已确定进口所需外币支出金额，但尚未确认应付款项，此时汇率波动主要影响实际进口成本，汇率风险表现为交易风险；当发票入账后，外币记账项目的风险敞口即被确认，直至购汇还款前，会计报表日与入账日相比的汇率变动将直接计入利润表汇兑损益科目，此时汇率风险主要为折算风险。汇率变动还可能会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时持有的现金流量减少或运营成本上升，进而海外经营利润无法弥补汇率波动引起的损失，此类经济风险带来经营层面的综合影响往往难以直接反应在财务指标之中。此外，由于很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并不满足套期会计的要求，企业套期工具（外汇衍生品）和被套期项目（外币资产/外币负债/外币预期交易等）如何抵销在财务报表中也并不显而易见。 基于上述因素，对于很多企业的财务部门而言，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并合理考核评价汇率风险管理的成效，在实务中仍具有较大挑战性。本文从一个典型跨国经营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实践入手，通过分析其定期财务报表中相关会计账户和科目的勾稽关系，识别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各项汇率风险，厘清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对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的实际效果。 企业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一家制造业细分领域龙头上市公司A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各年的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作为信息和数据来源。A集团主要经营位于中国境内，并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接近50%，外币资产和负债及外币交易的计价货币主要为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海外市场经济前景起伏不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加大了A集团跨国经营和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近三年A集团受汇率影响的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汇率风险识别 汇兑损益是企业货币性外币项目受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收益或费用，属于财务费用项下子科目（汇兑损失即费用，在利润表中计为正值）。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升后贬、双向波动，A集团汇兑收益达1.36亿元；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贬后升、整体强势，A集团的汇兑损失达4.22亿元，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7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是指企业境外经营使用的外币财务报表并表时与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折算产生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其他综合收益，实务中又称净投资外汇风险。并表时，A集团采用外币报表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东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收入与费用项目按照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2019年和2020年，A集团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分别为1.62亿元和-4.95亿元。虽然在未处置外币资产时，净投资外汇风险并不计入集团当期损益，但是对企业的杠杆率、筹资成本、每股收益等重要指标和海外项目处置周期产生实际重要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2019年和2020年，A集团的汇兑损益中，来自汇率变动对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影响占比分别高达80.14%和89.10%。这与A集团外币金融资产负债的结构息息相关。A集团货币资金中的外币资金占比较高，2019年底一度超过80%，其中又以美元资金占压倒性地位（见表2）。相对于外币金融资产的规模而言，A集团外币金融负债较少，因而形成了较高的外币（美元）净资产头寸（见表3）。因此，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较大幅度升值时，美元资产产生汇兑损失、美元债务产生汇兑收益，且汇兑损失的规模大大超过汇兑收益，最终A集团2020年汇兑损失超过4亿元。 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作为一家跨国经营多年的上市公司，A集团由总部财务部门负责监控集团外币交易和外币资产及负债的规模，并通过多种管理手段降低集团的外汇风险。经营对冲方面，包括在多个销售目标国投资设厂、分散经营，在采购、生产、销售环节优化结算币种，在收入和支出之间进行同币种匹配，在外币资产和负债的管理与海外业务的扩张进行合理匹配，以此推行从战略层面到执行层面的全方位汇率风险管理。 金融对冲方面，A集团持续采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如远期外汇、外汇期权、货币掉期等达到规避外汇风险的管理目标。表4显示了A集团外汇衍生品名义本金净额变化及已结算收益（计入当期利润）。 A集团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是否达到了降低汇率风险的效果，需要综合考量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形成的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已结算合约损益）三类科目在报表中的勾稽关系。精确计算时，需要将被对冲项目的汇兑损益与对冲所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合并考量，这体现了评价衍生工具时需“期”与“现”结合的原则。由于财务报表中未逐笔披露详细信息，本文主要评估A集团交易性汇率风险的整体套期保值效果。 从表5可见，A集团的外汇衍生工具部分对冲了其外币货币性项目造成的汇兑损益：2019年公司实现汇兑收益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损失；2020年公司实现汇兑损失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收益。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整体交易性汇率风险套期保值（汇兑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实现了正收益。2020年全年对冲收益为负，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美元净资产头寸和风险敞口较大，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整体升值。外汇风险对冲的目标是降低或者消除汇率敞口，而非追求净收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持续运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A集团实现了平滑主营业务财务指标的效果。就A集团现状而言，可以在综合考虑本外币融资成本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融资，当汇兑收益增额（或汇兑损失的减少）足以抵补外币利息支出时，可获得更好的自然对冲效果。 启示和建议 企业开展外汇衍生品等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时，按照常规会计处理方法（即未使用套期会计），被套期项目（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与衍生金融工具（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权等）的确认和计量基础不尽相同，两者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可能无法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记账结果也反映在不同类型的会计科目之中。因而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可能会产生会计错配或财务报表单个科目呈较大波动的情况。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知，仅仅观察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或汇兑损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外汇衍生合约的锁定汇率与到期日即期汇率简单比较来考评套保是“亏”还是“赚”。如果企业的财务部门仅着眼于“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投资收益”“外汇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单一科目的变化情况，却忽视了各个科目之间的会计勾稽关系，则可能对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实际效果“看不懂”而“不敢做”。当企业符合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时，还可以选择使用套期会计方法记账，通过提前或者延迟确认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降低整个交易期内时间错配带来的估值风险，从而减少企业当期财务报表因汇率变化造成的账面波动。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坚持“保值”而非“增值”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向企业推广外汇衍生产品时，银行应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遵循简单适用原则，推荐与企业经营特点和汇率管理团队交易能力相匹配的套期保值方案，详细讲解产品风险和情景分析，协助企业梳理优化外汇衍生工具的管理。套期保值交易达成后，银行仍需持续关注企业的交易行为，避免企业出现因汇率变化或主观汇率预期随意改变套保策略和交易执行的情况。银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事前、事中、事后一系列高效优质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帮助企业将经营对冲和金融对冲手段合理结合，切实护航实体经济稳健经营。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各国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外部需求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或将趋于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将给企业应对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将充分释放实体经济的汇率避险需求。我国政策层面逐步规范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以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套期保值为原则，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的路径，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型、拓宽交易范围、健全基础设施，也将为国内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践行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供更多工具和更大空间。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国际业务部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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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刘志刚 魏颖娣 梅雨欣 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随着中资企业国际化、全球化水平的日益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年度汇兑损益加总净值规模不断扩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新时期，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在加大。为此，本文拟通过分析A股上市企业年报汇兑损益数据，探明当前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情况，并给出相关建议。 样本筛选与数据处理 截至2022年3月末，A股上市企业4854家。先做适当样本筛选：一是剔除运营相对不正常企业，如ST企业和上市至今尚未盈利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汇率管理代表性较差；二是剔除观察期内没有产生汇兑损益的企业，这类企业不存在汇率套保需求。 在数据选择方面，确定以2016—2020年期间筛选后的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准。一是由于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幅有效扩大，市场化程度提高；二是因为2016—2020年恰好经历了两轮较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升贬周期。无论是出口型还是进口型企业，在完整的汇率升贬周期内如果没有采取足够的套保措施，都可能出现较大的汇兑损益波动，易于观测；三是本文完稿时仅有32%的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2021年年报，考虑数据完整性问题，本文未用2021年数据。 经上述数据筛选后，2016—2020年的存在汇兑损益的样本企业（以下简称“样本企业”）分别为3102家、3279家、3667家、3701家和3724家。 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样本初瞰 首先对样本企业所在地、行业、经营规模、汇兑损益等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 一是地区分布。对于办公场所与注册场所不一致的样本企业按总部办公地点作为企业所在地。图1显示，样本企业所在地近五年分布比较稳定，东南沿海企业密集度明显高于西北部。此外，按省份划分的企业聚集度排名与该省份金融行业GDP总值排名高度契合，说明了金融业伴随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的发展态势，而更高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也可为该地区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支持。 二是毛利率分布。不同行业的企业，其套保损益可能有所不同。为观测这一点，常用的方法是将样本企业按照行业进行分类。但考虑到样本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占比过高，行业分析的差异性不够显著，故本文以不同企业的毛利率水平为代理区分变量进行分析。图2显示，2020年度样本企业毛利率较接近统计上的正态分布，主要集中在10%—40%区间内。 三是样本企业经营规模分布。通过数据导入，发现样本企业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40亿元以下，约占总体样本的70%。 四是汇兑损益分布。数据显示，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汇兑损益主要集中在-300万到500万人民币区间。具体来看，五年间产生汇兑盈余（即汇兑损益为负）的企业占比分别为74%、21%、68%、64%、22%，具备明显的年度特征：2016年、2018年和2019年汇率盈余企业占比明显高于2017年和2020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2017年、2020年这两年汇率双向波动更为明显，当年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带来较大挑战。 横向比较：不同上市企业汇率冲击率比较分析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本文横向地在不同规模上市企业中进行套保程度比较，构建汇率冲击率指标如下： 汇率冲击率=|汇兑损益/（净利润-汇兑损益）| 其中，分母为企业不考虑汇兑损益前的利润水平（汇兑损益前利润+汇兑损益=净利润），分子为汇兑损益本身。比率取绝对值是因为无论正值还是负值，绝对值过大都是套保不足的体现——充分套保的企业应不存在汇兑损益对净利润的过高影响，汇率冲击率数值越高，说明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越大。 一是地区比较。将样本企业按不同所在地划分并分析表现差异。为避免极值影响，取企业汇率冲击率的中位数来进行观察。数据显示，样本企业总体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1.67%。图4可见，在样本企业集中度最高的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七省市中，仅上海和北京的汇率冲击率低于全国水平，而福建的汇率冲击率为2.67%，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所在地不同对汇率套保行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统计了办公地与注册地不一致的企业的汇率冲击率。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中共有191家企业将办公地选在注册地以外的省市，其中173家企业将办公地驻扎在了金融GDP排名前七的省市。这173家企业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0.74%，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7%。这说明金融资源发达是企业实施汇率套保的重要条件。 二是毛利率比较。将样本企业数量按2020年毛利率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5可见，随着不同组别毛利率的上升，汇率冲击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毛利率在15%—24%间的样本企业，其汇率冲击率最高；毛利率超过24%后，汇兑冲击率随着毛利率的升高呈快速下行；特别是毛利率超过43%之后，汇率冲击率显著低于全国中位数。这可能是因为低毛利企业对成本敏感度更高，更不愿意承担汇率套保成本。 三是样本企业规模比较。首先，按营业收入分组。将样本企业按2020年营业收入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6可见，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营收规模在6至26亿间的企业汇率冲击率最高；随着营收规模的扩大，汇率冲击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说明相比毛利率，汇率冲击率对营业收入的变化相对没有那么敏感，即与其自身经营规模呈弱相关。 其次，按财务人员数量分组。将所有企业按财务人员数量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7可见，随着财务人员数量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财务人员配置越充足，意味着企业越重视财务规划，决策团队的专业能力可能较强，汇率冲击率随之下降。 通过横向比较发现，金融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更容易吸引企业聚集，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的企业套保能力就更强；毛利率越高（特别是超过43%）的企业，其经营受汇率损益影响越小；营收规模越大（特别是超过26亿元）的企业，其汇率冲击率也可能降低。 纵向比较：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汇率冲击率变化 样本企业中具有2016—2020年五年汇兑损益数据的企业共2927家。进一步观察这2927家企业在五年间的汇率冲击率变化，可以衡量上述企业主体套保能力是否提升。具体方法是，对这2927家企业，先设定一个特定幅度阈值X，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发散状态，即套保恶化；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收敛状态，即套保改善。 为充分分析不同情况，本文将该特定幅度阈值X分别设定为150%、140%、130%、120%、110%和100%六档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无论特定幅度阈值X取哪一个值，2927家企业中均只有少数企业汇率冲击产生收敛，即汇率套保改善。例如，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大值“150%”作为判别标准时，只有177家企业出现收敛；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小值“100%”作为判别标准时，仅61家企业出现收敛。这说明，从汇率冲击率本身作为时间序列数据看，大部分企业数据在2016—2020年呈发散状态，这其中有两点可能原因：一是部分企业虽充分意识到汇率波动会对其财务指标产生影响，但由于项目周期过长、财务考核跨年度、财务纪律约束等各种原因考虑并未开展汇率套保；二是部分开展套保的企业汇率套保能力并未随着时间推移明显改善，后续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研究数据并未包含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故2021年以来监管机构大力提倡汇率风险中性的效果在本文数据中无法得到体现。 相关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样本企业数据横向、纵向分析，由此可见： 一是金融资源的发达程度是企业套保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金融发达地区同样存在套保不足企业。全国75%的具有套保需求的企业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山东和福建等地，这7个省市在全国金融业GDP排名位列前7，不过，这7个省市中的样本企业除京沪外，其他5个省份汇率冲击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金融资源丰富地区，其当地企业并不必然拥有更强的套保能力。 二是毛利率偏低企业的，套保积极性更低。汇率套保产生财务成本，对于高毛利企业而言，该类成本不算高，但对于低毛利行业而言，汇率套保成本可能成为其选择汇率敞口“靠天吃饭”的充分理由。 三是企业的经营规模越大，财务人员配备越齐全，汇兑损益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相对越小。企业对汇率风险的认知和汇率套保的能力，是随着企业的成长而不断提升的。成长中的上市企业，其汇兑损益的波动随着经营规模的增长而放大，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其有精力有条件关注汇率风险对冲，企业套保能力提升，汇兑损益波动就有所下降。 根据上文分析，笔者在改善上市企业汇率套保工作方面，有如下建议： 一是要继续加大宣传，强化企业主体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二是多措并举，进一步降低低利润率企业套保成本。短期可通过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让利双管齐下，降低企业主体负担，培育该类企业的套保习惯。中长期中，可采取保证金方式，降低企业套保的资金占用成本，以市场化手段推动其长期参与汇率套保。尤其是对于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可不断改善小微企业的外汇套保金融服务，降低企业套保成本，提升其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刘志刚、魏颖娣 工作单位：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作者梅雨欣 工作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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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张霓 刘启超 近几年，根据外汇市场发展以及自身业务总结，A集团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逐步领悟到汇率管理的实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当期汇兑损益的对冲，以达到总体平滑财务报表损益的目的。 A集团以工程承包为核心业务，业务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等47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的境外工程承包业务特点，决定了收款周期长、收款时间不确定性大、收款币种基本均为外币等情况。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强，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也愈发重要。 从现金流层面看，A集团项目收款90%来自于境外，其中以美元为主，而付款以人民币为主。由于同时存在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因此汇率波动对财务报表损益影响较为明显，A集团存有较强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近年来，A集团的汇兑损益绝对值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平均达到20%。加强和提高汇率风险管理对A集团来说势在必行。 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近两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有一定“赌汇率”心态的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中损失较大。因此，国资委、外汇局等部委密集发声，敦促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树立汇率风险中性原则。 A集团于2011年已小规模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但存在交易规模小、委托较为零散不规律、对汇率单边预期较为依赖等问题，公司尚未形成有效的汇率管理体系。近几年，根据外汇市场变化以及对之前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经验总结，A集团对其外汇风险管理模式持续进行优化。 首先，明确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及策略执行不应受到对汇率走势预判的干扰，而是通过公司收付款计划的精细化预算判断外汇敞口，通过建立衍生品管理制度形成相对固定的交易下单策略，形成较为系统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管理体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汇率中性”管理方案。 其次，A集团将汇率中性区分为“汇率波动风险中性”及“远期价格风险中性”两层含义。其中“汇率波动风险中性”是指不赌汇率涨跌，积极开展远期减少未来汇率波动影响；而“远期价格风险中性”是指不赌远期价格高位，不再试图等待汇率较好时一次性委托，而是定期通过分笔委托操作来分散远期价格风险。 最后，为宣传贯彻汇率风险中性理念，A集团积极组织各类内部宣传活动，定期邀请银行专家对全公司业务人员开展汇率避险讲座，并对财务人员持续进行专业培训，宣传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以及优化下单模式的必要性。 健全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在收付款币种自然对冲、应收账款提前卖断、押汇等基本汇率避险方案基础上，A集团主要通过外汇远期业务实现风险对冲管理。根据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0〕8号）及《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1〕17号）的相关规定，为确保远期业务依法合规、严守套保原则，A集团首先建立完善了《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实施细则》，明确业务审批、计划、操作流程、保证金管理以及会计核算等金融衍生业务活动过程的工作程序、控制措施和方法，以制度为牵引，强化内控执行，规范开展授权审批、交易操作、资金使用、定期报告等，构建了完善的交易前、中、后台相互联接的管理体系。 其次，根据业务模式、管控架构以及金融衍生业务实施的特点，A集团严守不相容岗位分离原则，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如业务部门、交易部门、运营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以及法律部门等相应部门或岗位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 最后，A集团建设了定期报告机制，定期向管理层及上级集团报送金融衍生业务开展情况。 A集团的外汇远期业务坚持依托真实贸易背景开展，按发起部门分为项目层面和总部层面两类业务。集团积极引导项目组对在手执行合同收汇计划开展外汇远期锁定汇率，总部层面则根据旗下分子公司整体收汇预算对总体外汇敞口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这两个层面的业务开展互为补充，动态调整，有效地实现了对外汇风险敞口的对冲管理。 持续优化远期业务操作 为保障风险对冲是以真实贸易背景为依托，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远期结售汇需要以精准的收付款预算为基础。A集团每年年初会从项目层面入手，编制该集团年度外汇收支预算，同时持续跟踪重大项目的收支情况，随时对外汇敞口进行分析，并制定外汇远期交易方案。 A集团于2020年首次确立了远期锁汇规模（年度交割金额）占外汇风险敞口（年度外汇净流入）50%的目标比例，并在2021年顺应外汇市场形势变化，对这一目标比例进一步提升。由于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收款周期长，收款期时间波动性大，A集团为外汇风险敞口变化预留了部分空间，以防止超额锁汇情况出现。 在这一比例范围内，总部层面根据项目层面委托外汇远期交易业务情况及公司整体现金流预算更新情况，灵活调整自身委托业务规模，将实际远期锁汇规模趋近于既定锁汇目标比例。 A集团外汇交易部门通过预算及敞口比例，测算出年度可交割规模，减去A集团总部层面和项目层面已锁定规模，计算出该年度外汇远期金额。若接近比例上限，将不再对本年度交割的远期业务进行下单。如仍有开展空间，在确定具体委托金额之后，选取3—5家银行询价，按照市场化竞价方式下单。 总部层面交易策略 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经过长期探索，通过对历史外汇远期业务交易数据的回顾梳理，得出如下结果：一是从交易金额看，对固定金额平摊、均匀操作的结果，优于每笔参差不齐下单金额的管理；二是从交易时间看，连续间隔相同频率下单优于不定期下单，两周一次下单模拟结果和每周一次下单结果差异极小；三是历史操作远期期限在1—24个月内的成果较好，期限过长的项目远期因长期汇率波动较大而普遍承受较大损失。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自2018年起，A集团在总部层面逐步完善并形成了目前的交易策略：每两周下单一次、每次对未来24个月均匀下单100万美元，共2400万美元。同时，为了避免单月交割规模过高，设置了月交割规模上限，当某月超过月规模交割上限时，将不再进行委托。此种交易方式可以通过离散下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对冲汇兑损益，达到规避汇率波动的作用。此外，为进一步降低外汇风险敞口，提高公司整体结汇汇率的平滑度以防范汇率风险，在对年度敞口进行测算后，A集团在总部层面对2020年之后每月外汇远期交割规模上限提升一倍，并逐步提高总部下单规模。 项目层面交易策略 项目层面的外汇远期交易业务，按照未来合同预计收汇情况进行决策。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发布汇率利率双周报、在汇市重大变化结点，向业务决策人员发出提示，积极引导其加强项目汇率风险管控。目前，A集团开展外汇远期业务的项目明显增加。 由于项目层面以合同收汇为背景开展业务，锁定的金额与日期同收汇计划一一对应，下单的时间点根据市场情况而定，较于总部层面的交易策略，项目层面的交易，其锁定的金额和价格相对集中。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对已交割项目层面远期回顾测算发现，如项目层面能够采用A集团总部层面目前的交易策略——对未来预期收汇平分为相同金额、连续间隔相同频率委托等额开展远期操作，均能显著提升汇率风险对冲效果。因此，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积极鼓励、引导项目层面分期、平滑下单。2021年，A集团项目层面的外汇远期交易基本采用分批平滑下单的方式来分散汇率风险，没有出现对外汇远期业务择机一次性委托的情况。 此外，受工程承包企业特性决定，项目工期和付款时间可能受种种原因影响而延后，造成在预计收汇节点未能收到款项的情况，从而使得外汇远期业务到期无法完成交割。有时因汇率情况与下单时点有较大变化，项目部对未来汇率的预期发生重大改变，希望对到期远期进行平仓，不再继续开展远期操作，从而使得部分应收账款重新暴露在外汇风险之中。针对此种心态，A集团外汇管理部门积极引导项目部树立正确的外汇管理理念，不因汇率波动而放弃套期保值原则，通过收款计划的重溯，对远期业务办理展期，保证对外汇敞口持续不间断地覆盖。在业务操作中，A集团提倡不因对汇率预期或对展期价格的主观判断而终止远期操作，持续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通过多年的实践，A集团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逐步领悟到汇率管理的实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当期汇兑损益的对冲，以达到总体平滑财务报表损益的目的。2021年，A集团汇率风险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因为持续开展外汇远期业务，且远期操作规模对外汇风险敞口的覆盖比例进一步提升，A集团远期损益对汇兑损益的对冲效果接近100%，基本实现了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管理目标。另一方面，通过A集团持续、分批实施远期锁汇，无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经历怎样的波动，每个月A集团远期交割的平均价格始终维持在目标汇率稳定水平之上，远期结汇锁定价格也较为平滑，较好地实现了通过远期业务实现套期保值的风险管理目标。下一步，A集团将继续贯彻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外汇远期业务以保值为核心，严守合规底线，紧密跟踪外汇市场动态，完善内控机制，不断探索优化汇率风险管理方案。 作者单位：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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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2期 作者:王思聪 刘志刚 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业务背景，从汇率走向、行权价格等要素着手，灵活适度应用外汇期权产品。 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环境下，涉外企业要及时锁定汇率敞口，并灵活适度用好避险工具。与即期、远期及掉期产品不同，外汇期权产品一方面操作门槛相对较高，不易把握；另一方面，因其兼具灵活度高以及可定制化特性，深入掌握期权在外汇套保中的应用，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增强汇率避险管理能力，助力企业更好地实现汇率风险中性目标。 期权产品使用误区 当前，涉外企业在汇率避险内部管理架构设计上实现了突破，但在避险工具使用方面，不少企业仍处于积累经验的阶段。从境内企业可采用的外汇避险产品看，主要有即期、远期、掉期和期权产品。前三类产品结构相对简单，易于理解，市场参与度较高，价格也较透明，是企业汇率避险的主要产品。不过，上述三类产品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如产品要素固定、灵活度低等。针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汇率管理工作提出了更加精细化的要求，不少企业配备了专业管理人员，并寻求在避险产品操作水平方面的提升。 外汇期权，是指合约购买方在向出售方支付一定期权费后，所获得的在未来约定日期或一定时间内，按照规定汇率买进或者卖出一定数量外汇资产的选择权。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业务背景，从汇率走向、行权价格等要素着手，灵活适度应用外汇期权产品，从而实现既锁定了风险，又保留了一定灵活度的目的。2011年4月，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推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2015年“8·11”汇改之后，期权交易量一度出现快速增长。 不过期权产品相对复杂，要灵活应用并不容易。目前，不少企业对期权的理解仍存有以下两个误区：一是期权属于高风险产品，不适合稳健型企业汇率避险操作风格。不少企业对期权产品的理解往往和“对赌”“巨亏”等词汇关联在一起。这样的印象往往来源于海外市场的经济危机或者交易前台亏损等新闻。部分企业面对期权产品甚至谈虎色变，避而远之。二是把对期权产品的理解等同于对即期市场的理解。企业往往喜欢询问金融机构的市场观点，预判市场走势，然后通过卖出期权收期权费的方式来赌市场汇率不会突破自己的预设行权价。殊不知裸卖期权相当于“压路机前捡硬币”，收益有限但风险无限。企业虽然看上去是做了期权避险，但其实还是在赌即期市场走势，再加上没有及时锁定敞口，反而进一步放大了风险。走出上述两个误区，市场的变化也要求企业认真学习期权的避险功能。当前，人民币汇率市场波动增大，从最初的单边走势到目前的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更富弹性。企业需要适应新形势下的避险需要，简单地单边买入或者卖出期权将不再适用，区间波动型、期限错配型等组合型期权将会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这就需要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期权产品的学习。 期权产品的合理应用 主动避险型期权 主动避险型期权，顾名思义就是把避险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这一类期权往往以买入期权，支付期权费的方式为主。产品范围上包括单纯的看涨、看跌期权以及期权组合。这类期权主要适用于不希望承担汇率波动，能够完全对冲风险的企业客户。 以某上市航空公司为例。该公司一般在会计科目上以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汇率作为基准汇率用于核算下一年度购买飞机的成本。对此，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策略是通过远期购汇锁定50%的敞口。2018—2019年，美元兑人民币涨幅超过4800点，该航空公司财务年报显示其汇兑损益科目亏损超过3000万元。鉴于投资者和股东对于公司利润表的关注，该航空公司迫切希望找到新的汇率避险工具，能够降低汇兑亏损或完全规避市场风险。对这种情况，企业可考虑主动避险型期权，在每年年底做财务预算时，划拨部分财务费用专门用于第二年购买外汇期权。具体操作如下：假设企业的成本汇率为美元兑人民币6.50，企业每年的购汇总量为1亿美元，企业购买1年期执行价为6.50的看涨期权价格为1980pips。在该假设下，锁定全部敞口，成本最多为1980万元。如果年末美元兑人民币即期价格在6.50上方，则企业可用美元兑人民币市场价与执行价进行差额交割，可完全对冲美元的上涨风险；如果年末美元兑人民币即期价格在6.50下方，则企业可选择不行权，以实时市场价格购汇（见图1）。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发生，企业会计账目上汇兑损益科目均为零，而期权费可记为公司财务费用。该汇率避险方式相当于企业每年年初通过支出固定的财务费用，给自身汇率敞口购买了一笔“保险”，保护汇兑损益科目不出现亏损，而“保费”就是期权费。 上述单纯买入普通看涨或者看跌期权的劣势在于，期权费支出相对较高。对此，如果企业希望既能够进一步掌握避险主动权又能降低期权费支出，则可以买入期权组合来实现这一目的。例如，企业如果想降低期权费，可以选择看涨价差型期权组合。具体操作如下：买入1倍看涨期权和卖出1倍看涨期权。如企业买入1年期执行价为美元兑人民币6.50的看涨期权，同时卖出1年期执行价为6.70的看涨期权。期权费为1000pips，相比单纯买入看涨期权可以节省980pips。到期时，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在6.50—6.70之间，企业可以选择差额交割，对冲市场风险；若市场价格在6.70上方时，企业收取2000点补贴，即6.70与6.50的差额（见图2）。虽然不能够完全对冲美元上涨风险，但是可以在锁定汇率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效降低期权费，减少企业财务成本。 主动避险型期权的优势在于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盈利能力，在编制预算时提前框定预先支出的财务费用——期权费，通过购买期权的方式将汇率避险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规避了汇率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和估值压力。在具体实际操作中，企业可结合自身业务背景以及会计核算成本，合理选择期权行权价。 区间波动型期权 区间波动型期权是指通过期权组合的形式，将汇率波动锁定在一定的区间之内，从而达到部分对冲市场风险的目的。相比主动避险型期权，区间波动型期权适用那些外汇专业避险能力相对较强、风险承受意愿相对较高的企业。 如某服装加工类出口型企业，年收汇额为5亿—8亿美元。受2021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企业利润率压缩，盈利压力较大。企业希望一方面能够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够将期权费用控制在一定范围，以降低公司整体运营负担，保有盈利空间。为此，企业通过区间波动型期权，将自身的净敞口锁定在一定区间之内，具体选择了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产品。该组合包括买入1倍美元看跌期权，此时行权价为美元兑人民币6.4353（设为行权价1）；卖出1倍美元看涨期权，此时行权价为美元兑人民币6.6212（设为行权价2），期限3个月。到期日，若美元兑人民币市场价格在执行价1和2之间，企业按照市场价格结汇；若市场价格在行权价1的上方或者行权价2的下方，则按照行权价1或行权价2来结汇（见图3）。使用该产品，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的汇率敞口始终锁定在行权价1和行权价2的目标区间内，对市场风险实现了较好的保护，企业也基本实现了风险中性。同时，企业不需要先期支付期权费，对比主动避险型期权企业需支付1000pips以上的期权费，节省了财务成本。 区间波动型期权适用于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汇率波动，不希望期初支付费用，但同时可以实现汇率敞口锁定的企业。这类期权在市场判断和汇率区间选择上专业度要求较高，适用于具备较高专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对风险有一定承受力的涉外企业。在汇率避险产品实操层面，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外币净敞口、财务费用和成本控制要求，制定合理的套期保值比例；在具体产品选择方面，企业可以考虑主动避险型期权搭配区间波动型期权来实现不同风险比重产品的有效结合。 作者单位：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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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2期 作者:郭嘉沂 张梦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为企业套期保值拓展了应用场景，也为银行创新汇率风险管理方案提供了便利。 继欧式期权（European Options）后，银行间外汇市场将再添美式期权（American Options）、亚式期权（Asian Options）。企业可以由此运用更加丰富的外汇套保工具进行汇率风险管理，银行则应进一步引导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升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服务能力和效率。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在套期保值中的应用 2021年11月26日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市场主体外汇风险管理有关措施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规定，“银行对客户外汇市场新增人民币对外汇普通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及其组合产品。已具备对客户期权业务资格的银行，可自行开展上述新产品。”根据《征求意见稿》，普通美式期权是指期权买方可以在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任何一天或到期日前约定的时段行权的标准期权。亚式期权是指期权结算价或行权价取决于有效期内某一段时间观察值的平均值，分为平均价格期权和平均执行价格期权。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差别在于行权日的选择。美式期权持有者可以在到期日前自主选择行权日，欧式期权仅可在到期日行权。美式期权广泛应用于豆粕、白糖、玉米、棉花、橡胶等商品期权中。亚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结算价或行权价取值不同。亚式期权是奇异期权（Exotic Options）中交易量最为活跃的品种之一。亚式期权取合约期内某段时间的市场平均价格作为结算价（平均价格期权），或直接作为执行价格（平均执行价格期权）（见表1）。 传统欧式期权的定价可以使用布莱克-斯科尔斯（Black-Scholes）模型。在Black-Scholes模型中，期权价格取决于标的资产现价、无风险利率、剩余到期时间、行权价格和标的资产波动率。对于看涨期权而言，标的资产现价越高，无风险利率越高，剩余到期时间越长，行权价格越低，标的资产波动率越大，则期权价格（期权费）越高。 美式期权无法直接通过Black-Scholes模型求解，而是需要借助二叉树模拟、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Method）等方法进行数值计算，或是通过BAW等模型求出近似解。BAW模型的原理是将美式期权价格分解为“欧式期权价格（基于Black-Scholes模型）+提前行权价值”。美式期权赋予了持有者更灵活的行权时间，因此同等条件下，美式期权的期权费用理论上要高于欧式期权。 就美元对人民币期权而言，美式看跌期权的期权费高于同等要素下的欧式看跌期权（见图1），但美式看涨期权的期权费用持平于欧式看涨期权。这是因为美元利率较人民币利率更低，因此提前行权相当于“损失”了一部分利息，理性持有者会选择“卖出美式看涨期权”（即平仓）而非“提前行权”（该结论的前提是美式看涨期权为具备较高流动性的场内交易产品，或场外交易时经交易对手同意结清合约）。这使得美元对人民币美式看涨期权提前行权的价值降低，期权费接近于欧式看涨期权。 亚式期权也需要使用二叉树模拟、蒙特卡洛模拟等进行数值计算。由于标的资产平均价格的波动小于行权日当日市场价格的波动，因此同等条件下，亚式期权的期权费用低于欧式期权（见图1）。亚式期权中，平均价格期权以合同约定价格作为行权价，平均执行价格期权以行权日标的资产价格作为结算价，后者的价格波动高于前者。一般而言，平均价格期权费用低于平均执行价格期权。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在价格选取、行权方式、收益结算等方面更加灵活，为企业套期保值拓展了应用场景，也为银行创新汇率风险管理方案提供了便利（见表2）。 推动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 2021年以来，外汇局等监管部门大力推动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引导企业建立汇率套期保值的财务管理体系，通过强化外汇套保考核、降低手续费用、新增外汇期权品种等方法推动银行创新外汇风险对冲产品和方案，为企业提供针对性、全面性的服务。2021年10月，外汇局印发《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内容》，将“外汇套保比率”纳入银行外汇业务考核指标；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关于支持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减免银行间外汇市场相关交易手续费的通知》。 在监管、银行和企业合力推动下，2021年企业套保比率大幅提高，以“远期与期权成交量占即期、远期和期权成交量比重”衡量的汇率套保比率从2020年的不到16%增至2021年的22%（见图2）。与之前汇率波动幅度较大时追加套保的情形有所不同，此次套保比率的提高发生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率下降时期，这反映出企业的风险中性意识提升，且对汇率的单向预期减弱。 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我国企业不成熟的套保理念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外汇市场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掣肘。全球外汇市场波动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当前企业面对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优化，正是培育汇率风险管理经验的最佳“试炼场”。未来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境内企业需要提前积累更加成熟的风险中性财务管理方案方可应对。 对银行业务的建议 对于已具备对客户期权业务资格的银行而言，建议从以下方面更好地帮助企业合理运用衍生品工具进行汇率套保。 首先，区分企业汇率套保的类型。从外汇敞口类型划分，企业汇率套保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套保和现金流套保两大类。资产负债表套保是指规避集团内海外分支机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负债表在并表时产生的汇兑损失。此类企业往往关注发生汇兑损益的会计科目、差额结算金额等。资产负债表货币错配将会对财务报表中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会计科目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外币现金和银行存款、应收/应付/预收/预付账款等。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套保的过程中，往往采取定期调汇（例如每月一次）的策略对动态变化的外汇敞口进行锁定。现金流套保是指规避未来收取或支出的贸易和投融资现金流因汇率波动而遭受的损失。此类企业往往关注该笔订单的净利润率、企业现金流的充裕度和利润率的稳健性等。对现金流进行套保时，需要根据现金流的收支时点和市场波动情况制定针对性套保方案，期权和期权组合在现金流套保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次，帮助企业锁定“成本汇率”，以“成本汇率”而非“远期汇率”为锚制定套保方案，既不过度套保也不完全“裸敞口”。不同交易类型的企业面临不同的成本汇率。举例来说，经常项下生产型企业的成本汇率是订单汇率；经常项下代理型企业的成本汇率则是交割汇率；资本项下外债企业的成本汇率是结汇汇率；国际化企业并表时的成本汇率则是记账汇率。确定成本汇率后，银行需帮助企业建立汇率套保是为了“锁定未来的结算汇率优于成本汇率”（即锁定成本，稳定利润）而非“确保结算汇率优于到期时的市场利率”（即利用衍生品赚取收益）的观念。套保比例方面，既无需过度套保也不可完全“裸敞口”，可以采取汇率套保与随行就市相结合的方式。 最后，加强修炼“内功”，配合风险中性理念的宣传与引导。一方面，加强银行内部对FICC（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团队的资源倾斜，对FICC专员进行阶梯化培育，同时创新和优化汇率套保产品及方案，包括在美式期权和亚式期权开展后研发相关产品及产品组合。另一方面，配合对风险中性的宣传引导，通过宣讲会、入户拜访等方式帮助企业搭建汇率风险管理架构，以制度取代主观决策。举例来说，银行可帮助企业调整考核机制，将汇率风险管理视为“成本中心”，取消汇率套保的收益目标，将套保的规范性和纪律性作为考核依据。 作者单位：兴业研究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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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4期 作者:付建平 李婕 全流程汇率风险管理是企业在外汇敞口时点量化分析的基础上，从汇率风险产生源头入手，前置汇率风险管理，加强过程管控，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202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呈现出明显的双向波动特征，为适应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特点，笔者意图从全流程管理视角出发，梳理涉外企业外汇敞口的形成和关闭，分阶段厘清外汇敞口管理主体，明确外汇敞口全流程管理思路与管控要点，以进一步提升企业风险中性管理精细度，有效保障企业经营效益。 外汇敞口时点量化分析 境内企业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如果在开展进出口业务时结算货币为外币，企业在合同签订之日，就将形成外汇敞口，直至采取相关汇率管理手段锁定风险敞口，并最终实现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企业方完成外汇敞口关闭。在持有外汇敞口时段内，企业将承担汇率波动风险。由此可见，企业外汇敞口形成于企业销售部门；外汇敞口的关闭来源于该贸易合同完成交割或终止。涉外企业外汇敞口主要涉及四个重要时间节点：时点一，企业外币计价合同的报价以及合同签订日期，外汇敞口形成；时点二，合同项下权利或义务的财务挂账日期，外汇敞口存续期；时点三，合同项下的外汇资金交割日期，外汇敞口存续期；时点四，企业完成外币与人民币兑换的日期，外汇敞口关闭。 在时点一，企业进行合同报价，同时也就确定了订单的成本汇率。企业一旦签订以外币计价的进出口合同，即形成了外汇敞口。虽然签订进出口合同并不满足会计入账条件，也未形成企业的资产负债，但基于合同已经完成签约，就需提前确认外汇敞口。敞口金额等于合同项下应收应付款项金额。该时期内的企业虽然不核算汇兑损益，但仍承担汇率风险。 在时点二，企业对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进行财务挂账，即可从财务报表角度考量外汇敞口，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外汇存量货币资金以及以外币计价的各种等价物，包括外汇资产、外汇负债、外汇衍生工具等。二是以外币计价的企业经营活动，包括以外币计价的应收账款以及其他完工但尚未结算的款项，以外币计价的应付账款、应付工程款等，还有其他应收应付款等。三是以外币计价的筹融资活动，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等，在存续期间内构成企业外汇敞口。四是以外币计价的投资活动，包括外币应收应付股利等。 在时点三，企业完成权利或义务的外汇资金交割，出口企业收到了外汇货款，外汇敞口体现在外汇货币资金。企业依然需要按照会计核算要求，每季度末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间价来核算汇兑损益。 在时点四，企业完成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以外币计价的涉外合同全部权利和义务转化为记账本位币，完成相应收入、成本及费用等核算，外汇敞口及时关闭。 在完成外汇敞口时点的量化分析之后，企业可以根据对不同时点外汇敞口存续相关影响因素实施前置管理，以有针对性地实现对汇率风险的全流程管控。 全流程汇率风险管控要点 一是选择恰当的订单结算货币。在汇率风险敞口形成时点，企业业务部门可尽量选择国际交易清算份额较高的货币作为订单结算货币，企业采购或者营销部门在合同谈判时，应积极主动沟通，争取选取以人民币或其他国际主流货币作为结算货币。一般而言，国际交易清算份额越高的货币，其币值相对越稳定，后期波动较小，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若以人民币为订单结算货币，即从源头规避了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风险。 二是审慎确定订单预算汇率。在订单报价之前，业务部门应联合财务部门，选择相对保守且恰当的订单预算汇率。在确定订单预算汇率时，企业可考虑结算货币未来的币值变化，并结合订单回款时间节点，参考相应期限的远期汇率，以综合确定订单预算汇率，为未来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留出余地。若企业选取的是国际交易清算份额较低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那就需要在订单预算汇率环节额外考虑该结算货币币值稳定性较差所产生的风险溢价问题。其风险溢价幅度可参考相应货币兑人民币汇率的平均波动幅度来确定。 三是在外汇敞口存续期，企业财务部门负责做好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措施的落地实施。绝对的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是指企业在签订海外订单的同时，要么形成外汇资产敞口与外汇负债敞口的自然对冲，要么开展相应的套期保值业务以锁定结算货币的汇率波动。汇率风险中性管理不能完全消除汇率风险的波动，企业可以借助资产负债的匹配、恰当地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将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控制在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四是搭建全流程汇率风险管理监测和预警体系。通过搭建全流程汇率风险管理监测和预警体系，企业可实现外汇敞口横向全覆盖监测，并进一步实现企业汇兑损益动态的全程预警。涉外企业可以以海外订单为起点，将海外订单重要要素纳入统一的合同信息系统进行标准化管理，自动生成外汇现金流状况；在此基础上，对应未来的时间序列，并结合金融市场外汇走势，搭建外汇敞口的量化监测体系，跟踪现金流变化，对未来汇兑损益进行预警，实现外汇敞口闭环管理。根据对外汇敞口的时点分析，该信息系统应能覆盖外汇敞口形成、敞口监测和敞口关闭三个时间节点。企业相关职能部门需按照职责分工维护基础信息和汇率市场实时状况，并按季度确定公司接受损益状况的阈值，形成汇率风险的闭环监测和预警。 汇率风险全流程管理策略分析 一是尽量降低外汇敞口的余额。汇兑损益计算公式为：期末汇兑损益＝期末外汇敞口×（期末外汇汇率－期初末外汇汇率） 根据该公式可知，企业汇兑损益的影响因素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期末企业持有的外汇敞口，另一方面是期初到期末的汇率波动。因此，企业外汇货币资金余额不可过多，一般而言，通过套期保值管理汇率风险后，“企业剩余外汇敞口/企业净资本”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5%），才能在多数情况下将汇率风险控制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此外，企业在持有外汇敞口期间内，还应密切关注外汇市场走势，一旦汇率优于或者接近预算汇率，企业可办理远期结售汇等基础性外汇衍生产品，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尤其是在外汇敞口较大情况下，企业不宜观望或等待。 二是制订有效的应对外汇资产敞口所形成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首先，企业应从管理外汇敞口余额着手，降低或者消除外汇资产类敞口，进而降低汇率风险。对于外汇货币资金敞口，一旦汇率优于预算价格，企业可对应办理金融机构即期结汇业务。其次，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主动办理金融衍生产品，锁定该外汇资产的未来换汇汇率。对于外汇应收账款类敞口，由于无法降低或者消除该类资产，可与金融机构叙做金融衍生产品来锁定未来换汇汇率，对应办理金融机构远期结汇、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等业务。此外，公司还可主动去形成新的相同币种、相近期限、相近金额的外汇负债，从而与外汇资产敞口形成反方向对冲。比如企业可根据外汇应收账款敞口情况主动举债并及时结汇，用未来到期的应收账款偿还到期借款，不但可对冲外币举债成本，还可获得借款结汇后的人民币利息收入。企业可综合考虑成本后，制订具体实施策略。 三是针对外汇负债所形成的汇率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管控。首先，从外汇负债余额着手，降低或者消除外汇负债类敞口。企业进口采购业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人民币结算。其次，在已经形成外汇负债敞口的情况下，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主动办理金融衍生产品，尽量提前锁定未来因履行负债义务办理购汇所产生的汇率成本。此外，还可主动形成相同币种、相近期限、相近金额的外币资产来对冲外币负债。 当前，影响汇率走势的因素越来越复杂，除宏观经济基本面以外，各种政治驱动事件、突发性事件、投资者心理预期等，也都会对汇率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涉外企业始终都面临着汇率风险的严峻考验。新的形势下，企业应恪守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加强外汇敞口全流程管控，前置汇率风险管理时点，借助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管理精细度，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中车财务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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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郭佳 面对小额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涉外企业需建立适合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并通过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搭建最优避险产品组合，以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主业经营的影响。 2020年以来，全球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衡量多个发展中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强弱程度的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JP Morgan EMCI）下滑12%。其中，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等货币跌幅居前。以巴西雷亚尔为例，截至2022年3月31日，雷亚尔兑美元累计贬值约20%（见图1）。 新兴市场小货币的大幅波动，对中国出口贸易行业和从事新兴市场投资活动的企业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小货币汇率避险成为众多面对新兴市场出口及投资的企业迫切需要面对的的外汇风险管理难题。 健全小货币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A公司为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该公司近几年对新兴市场的出口量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增长。A公司80%以上的业务都是在巴西，巴西雷亚尔汇率大幅波动对其业务影响巨大。2020年之前，A公司对汇率风险不够重视，也没有应对外汇市场风险的管理意识。2020年之后，新兴市场货币大幅波动，A公司因此产生较明显的汇兑损失。有过深刻教训后，A公司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公司只有建立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方可在重大风险发生之际应对有序。对此，A公司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加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一是A公司根据公司业务背景建立明确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A公司分别确定了投融资和贸易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在投融资项下，A公司支持新兴市场业务融资尽量以当地货币融资，实现当地货币融资对应当地货币资产的自然对冲。非当地货币融资，融资货币对当地货币全额锁汇；在贸易项下，已收当地货币货款全额锁汇，应收货款根据一定比例进行锁汇，预期当地货币销售收入尚未确认应收部分金额利用期权或期权组合等非线性金融工具锁汇。以上策略的基本原则是风险收益匹配原则，即确定性的资产负债产生的风险，企业采用线性、确定的金融工具管理风险；或有的资产负债产生的风险用非线性金融工具管理风险。 二是企业建立、完善对冲交易流程和相关人才培养。考虑到汇率风险对公司损益有较大影响，A公司逐步培养自己的外汇交易人才，外汇交易业务的授权、责任、分工清晰明确，流程健全，确保公司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必要的、灵活、快速的风险决策流程。 三是不断增强企业对汇率风险对冲产品的理解与操作心得。2020年以前，A公司只在当地与银行开展本金交割远期（Delivery Forwards，DF）锁汇业务。2020年之后，考虑到疫情影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以及海外市场金融资源丰富、资金划转方便等诸多有利因素，A公司决定将其香港公司打造为A公司的海外财资中心，从各类金融机构获取授信额度，集中开展现金管理、汇率/利率风险管理业务，同时进行其他投融资活动。从对冲工具选择上，A公司海外财资中心充分利用在岸、离岸两个市场开展本金交割远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on-deliverable Forwards，NDF）以及期权等锁汇业务。 参透小额货币管理利器 一是NDF。NDF是指双方约定远期汇率，合约到期时只需将交易本金按约定汇率与定盘汇率之间的差额进行交割清算，无需对NDF的本金进行交割。NDF的交易货币对通常为美元与一个存在管制或部分管制的货币，因该货币的管制特点所以不用交割全额本金，通常选用官方汇率作为基准，通过美元直接进行差额交割。因此，NDF被业界称为小额货币管理利器。 产品示例：A公司记账本位币为美元，2021年9月，A公司预计未来每三个月会收到一笔货款100万巴西雷亚尔 （BRL），需要换汇成美元（USD），但是雷亚尔兑美元汇率面临较大汇率波动风险，由于巴西央行对雷亚尔相关外汇交易采取一定的限制，因此出于成本和便利性考虑，公司选择在香港市场通过NDF产品锁定汇率风险。2021年9月13日，A公司与银行签订购买3个月期限USDBRL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本金金额100万雷亚尔，合约锁定NDF汇率为5.30。 2021年12月15日，USDBRL大幅升值，当日USDBRL外汇市场即期定盘汇率为5.6892，对于这笔NDF合约，A公司无需交付100万雷亚尔本金，只需按照当初合约汇率5.30与定盘汇率5.6892做差额结算，获取12907.61美元汇兑收益，弥补A公司因雷亚尔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12907.61USD（1000000BRL/5.30—1000000BRL/5.6892）。同时，A公司在巴西当地以即期汇率买美元卖雷亚尔获得175771.64USD（1000000BRL/5.6892）。综合上述交易，公司整体USDBRL汇率成本锁定在5.30附近。 由此可见，通过NDF产品，A公司成功规避了外汇市场波动造成的汇兑损失，锁定了企业宝贵的经营利润。在这里，NDF产品结合A公司香港账户，相当于是A公司在巴西境外开通了一个离岸钱包，通过使用香港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来管理汇率风险，确保主业收益。 对于新兴市场小货币汇率避险来说，NDF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当涉外企业在新兴市场因当地政治、经济原因无法正常开展汇兑活动时，可通过开展小货币汇率衍生品NDF交易进行汇率避险。 二是可交割远期产品或期权产品对冲汇率风险。在外汇交易市场的选择上，除了离岸的外汇交易市场，如果可以找到新兴市场当地的银行提供手续简便、价格优惠的金融衍生品服务，A公司也可以选择可交割远期产品或期权产品对冲汇率风险。 产品示例：假设A公司在2021年9月与银行签订购买USDBRL3个月远期合约，远期汇率为5.3050，本金金额100万雷亚尔。3个月后，公司按照5.3050的汇率购汇，从银行收取188501.41美元，同时支付银行100万雷亚尔。若是购买看涨期权，A公司在2021年9月向银行购汇3个月期限、执行价为5.3050的平价看涨期权，本金金额为100万雷亚尔，支付期权费6488美元。 3个月后，如果USDBRL即期汇率高于5.3050，公司行权，以5.3050的汇率购买美元、卖出100万雷亚尔，规避雷亚尔贬值的风险；3个月后，如果即期汇率低于5.3050，公司放弃行权，以更优的即期汇率购买美元并卖出100万雷亚尔。A公司购买可交割远期产品和期权产品损益见图2。 若A公司每季度都采用以上3个月期限可交割远期产品或平价看涨期权产品滚动对冲外汇风险，图3中两条线分别代表3个月USDBRL可交割远期产品和平价看涨期权产品到期的损益，其中期权费已经从期权收益中扣除。从图3的损益回溯分析可见，如果新兴市场货币贬值趋势非常明显，贬值方向比较确定，可交割远期产品可以提前锁定成本，是规避汇率波动有效的方式；而在有效锁定汇率风险的前提下，利用期权产品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通过上述信息，企业可认识到，当汇率波动幅度较大，且升值或贬值方向不确定时，期权产品可以作为新兴市场货币风险对冲的重要工具。 面对小额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一方面应逐步建立适合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可根据离岸和在岸市场不同的资金流动和汇兑管理要求，通过多个外汇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搭建最优汇率避险产品组合，以管理好企业的资金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风险，有效保障公司主业。 作者单位：海云汇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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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6期 作者:王洋 企业在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首先对于风险管理的目标要有正确的认识，即减少汇兑损失，减少现金流和收益的波动性，增加公司价值，同时还要遵守汇率风险中性的大原则。 现金流量套期，是指企业对外汇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管理。现金流量变动往往源于企业已确认资产或负债、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或与上述项目组成部分有关的特定风险，且将影响企业的损益。与此对应的是公允价值套期，是指对已确认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或上述项目组成部分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的套期。现金流量套期是对一项未来预期交易的套期，套期的目的是锁定未来预期交易的现金流入或者流出。而公允价值套期，一般是对一项有确定价值的被套期项目进行的套期，套期的目的是锁定当前价值。 A企业是国内某行业龙头企业，业务方向以出口为主，主要收入货币为美元。A企业已经搭建了外汇风险管理体系，对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和相关组织结构、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均进行了梳理与完善。2020年10月，公司着手制定2021年年度外汇风险管理方案。历经一年实践考验，A企业汇率避险管理工作得到了较好的历练，以现金流管理方式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确立现金流管理汇率风险的方案 首先，A公司汇率风险管理团队（以下简称“团队”）对企业集团的汇率风险进行量化分析。A企业是一家现金流较为稳定的跨国企业集团，团队对集团年度和月度的美元预期收益，通过在险值模型分别进行了风险量化分析（详见表1，表2）。 从表1、表2敞口量化分析结果来看，A企业未来一年里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较大。 其次，团队针对美元兑人民币汇价未来一年走势，从基本面和技术面进行分析，发现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整体呈现很强的不确定性。 在基本面方面，当时团队分析美元在未来一年（2021年）仍面临继续下跌风险，人民币则有进一步升值的可能。一方面美国控制疫情不利，经济出现明显下跌，2020年3月美国非农大幅降低2000多万人，失业率大幅飙升；美联储将联邦利率降到0，且表示短期不会考虑改变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且美国大选前景也不明朗，拜登当选可能会推出更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加上中美经贸摩擦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等诸多原因都不利于美元升值；另一方面，反观中国，控制疫情果断、坚决，经济恢复较快，并有可能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且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因此人民币未来升值潜力较大。 从技术走势看，美元兑人民币仍有可能继续下跌。在2019年至2020年间连续两次未能突破7.1850后，美元兑人民币向下跌破长期支撑线，特别是在跌破6.8358颈线后双顶形态确立，下方第一目标在6.6600。之后走势如果不能继续向下跌破6.6600，则可能在6.6600—6.8348之间震荡整理一段时间，之后再寻找方向；如果继续向下并跌破6.6600，那么将再次打开下跌空间，下一目标可能继续向下延伸至6.48甚至6.2410。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方案大比拼 经过团队认真讨论，企业根据行情分析和企业实际情况，制定了2021年度汇率风险管理方案，方案整体思路由两部分组成：首先确定对冲比例，全年外汇风险对冲比例在50%—100%间浮动管理。其中：固定对冲需在2020年12月31前完成操作，2021年上半年（1—6月）对冲50%，下半年（7—12月）对冲60%；浮动对冲将在2020年11月—2021年11月根据外汇市行情及企业月度收汇修正额灵活调整。其次是选择合适的汇率风险管理产品，并确定具体操作方案。最初团队共参考了四套方案。 方案一：不做风险管理，交割日以即期价格结汇：由于美元兑人民币汇价从2019年5月以来持续大幅下跌，2020年当年A企业美元收入承受较大压力。如果2021年人民币继续大幅升值，将令企业未来一年的美元收入继续承受巨大的汇兑损失风险。故A企业没有采用方案一。 方案二：通过外汇远期锁定汇率风险。银行常见远期报价最长时间为1年期，所以此方案的报价暂时只能覆盖到2021年10月。当时银行远期掉期点为升水，所以按照远期合约，未来一年A企业将根据不同月份有100—1800掉期点收益，企业加权平均结汇汇率相当于6.8302。如果美元兑人民币继续下跌，方案二则可以在未来一年按照约定结算价汇率（即6.8302）结汇，规避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此方案的风险之处在于，若美元反弹，仍只能按照约定汇价结汇，即使汇价大幅上升，企业也不能得到高于约定每月结算汇率的收益。 方案三：买入美元兑人民币看跌期权。平价期权报价为外汇远期报价。由于单体期权行权价格与远期相同，所以平均加权行权价格也是6.8302，即只要未来一年平均结汇价格低于6.8302，此方案可以通过行权获得的汇兑收益对冲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跌风险。如果每个月当月结汇到期日即时汇价低于当月行权价，则可以通过执行期权（行权）获得收益，抵消汇价下跌给企业造成的汇兑损失；如果某月当月结汇到期日即时汇价高于当日行权价，则可以放弃行权，直接按照即期汇率结汇，可以享受因美元升值所带来的汇兑收益；不过此方案缺点在于交易成本过高：若敞口按照上半年50%、下半年60%进行期权操作，仅1—10月的期权费约为1577万元（注：因为不同银行期权费报价差异较大，该期权费数据为A企业团队依据期权定价模型，根据当时汇率市场各种参数自行计算得出）。 方案四：外汇期权组合。买入虚值美元兑人民币看跌期权，同时卖出虚值美元兑人民币看涨期权。报价是根据波动率曲线和期权对应参数计算得出配对的期权行权价（详见表3）。买入看跌期权，行权价为6.660；同时卖出看涨期权，行权价在6.798—7.045不等。此方案优势在于较低的成本，行权时，由于卖出期权有期权费收入，不仅可以覆盖掉买入期权的成本，还能额外获得收入；如果美元继续下跌，在6.6600之下的损失可以通过执行看跌期权对冲。不足之处在于，美元兑人民币汇价在6.75—6.66之间的风险没有规避，只能按照当时即期汇率结汇。如果美元兑人民币汇价大幅上升，且超过每月对应的卖出美元兑人民币看涨期权行权价时，将失去每月高于对应卖出期权行权价之上的部分的汇兑收益。考虑一般银行设计的卖出期权行权价均距离即期汇价较远，不易触及，且如果美元大幅走强应有充足时间调整卖出期权部位以降低风险。 综合以上四种方案，除了方案一因风险太大首先放弃外，方案三因交易成本过高也让位于方案四，最后A企业在方案二和四中进行选择。考虑到2021年美国大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疫情发展有很大不确定性，同时中美经贸摩擦也都存在不确定性，这其中任何风险爆发都可能导致美元兑人民币汇价大幅波动。如果人民币走势出现大幅贬值，方案二要承担的风险要明显大于方案四，所以最终A企业选择了方案四来管理汇率风险。 企业践行汇率避险方案的效果 从实际汇率走势来看，2020年11月美元兑人民币最终跌破6.600的技术支撑，随后进一步加速下跌，到2020年12月31日已最低见6.5170。从2021年元旦开始美元兑人民币继续下探低位，虽然在4月和7月分别走出反弹行情，但总体仍呈现逐步走低的态势，且到12月底最低已见6.33。而按照汇率避险方案如期进场交易的期权组合确保了对冲的一半以上敞口都可以在6.6600汇率水平实现结汇，远高于2020年单月汇率水平。同时，该企业将2021年目标汇率及时调整到了6.50水平。通过后期的操作，将全年加权平均结算汇率保持在了6.5480水平。整体来看，2021年A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达成。 假如A企业没有采用现金流套期，而是采用公允价值套期模式，就需要在每个季度合同确认之后才对未来敞口通过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管理，2021年美元兑人民币最高价是3月30日创出的6.5788，距离6.6600相去甚远。 从上述避险实践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首先对于风险管理的目标要有正确的认识，即减少汇兑损失，减少现金流和收益的波动性，增加公司价值，同时还要遵守汇率风险中性的大原则。如果企业过于追求未来一年内每月汇兑都要实现正收益，那么现金流管理方式几乎无法实现。企业在具体制定避险方案中，除了需要对风险敞口进行量化分析外，还要对未来行情有一定研判，此外，要对金融衍生工具十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企业在众多的衍生金融工具中选出最适合自身需要的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A企业在具体方案实施过程中仍有遗憾之处，如由于企业自身决策时间较长，所以未能将计划中的汇率敞口对冲执行到位；加之，2021年该企业收入大幅高于预期，所以造成年末几个月的外汇敞口比例较大，导致了企业集团部分外汇收入没有按照现金流管理方式进行对冲管理，而是采用公允价值套保，个别月份入场也不够果断，影响了集团全年整体外汇避险效果。这也反映出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中，可在决策流程、执行权限、应急措施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作者单位：北京汇金天禄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