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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23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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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1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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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03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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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5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09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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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13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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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3年第22期 作者:付建平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的建设目标是落实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总体要求，加强企业集团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理念，积极拓展汇率风险智能预警，实现汇率风险“看得见、控得住、管得好”。 2022年初，国务院国资委1号文件《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下称“1号文件”），提出中央企业要全面提升财务管理精益化、集约化、智能化水平，提高资金运营效率、严格防范金融市场风险，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结合国资监管部门政策导向以及汇率风险管理实际需要，笔者所在央企抓住时代机遇，积极落实司库体系建设相关要求，自主设计并搭建“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提升企业集团全过程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汇率风险管控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 一是国际汇率市场波动加大。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成熟和完善。2020年以来，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国际外汇市场波动加大，人民币双边波动弹性增强，币值相对较为坚挺。但以欧元、英镑、日元为代表的非美货币汇率波动剧烈，2022年这三种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分别接近或超过20%水平。面临国际汇率市场新形势，汇率风险管理成为涉外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 二是外汇敞口实时量化复杂程度高，传统人工管理已不适应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进程。在实务中，企业经常存在汇率风险识别滞后、汇率风险量化不够精准、缺乏全过程风险管控工具等难点。在具体时间点上，企业面临的外汇敞口来源于当下时点所有以外汇计价的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横向上，企业资产负债表外汇敞口涉及的会计科目较多，且期间根据交付进度，科目余额变化频繁。纵向上，考虑现金流的时间分布，企业同时面临现金流外汇敞口管理，操作上依靠人工开展外汇敞口量化及汇率风险管控存在较大难度，也不适应当下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提升进程。 三是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为“数智型”汇率风险管控带来新机遇。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对风险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也为汇率风险管理方式变革提供新机遇。2022年初，国资委发布1号文件要求中央企业加强管理方式创新、管理手段变革，建立与企业外汇敞口信息、与汇率市场走势实现对接的场景化、动态化、穿透可视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主动应用新技术拓展汇率风险智能预警，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企业价值，打造与世界一流企业相匹配的风险管理运行机制和管控能力。 央企汇率风险管控关键环节 当前，中央企业积极把握数字化浪潮、司库体系建设、创建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等机遇，重塑现代化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标准，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汇率风险“看得见、控得住、管得好”。具体而言，新形势下企业的汇率风险管控需着力推动管理手段、管理工具创新，要在以下五个重要环节取得突破。 实时监测汇率市场价格信号 当前，全球多币种汇率波动频繁、波动幅度大，实时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企业报表汇兑损益，这是涉外企业承担汇率风险的直接指标。管理汇率风险，首先要缩短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人员与汇率市场的距离，使他们能够实时“看得见”汇率风险，实时直观感受国际汇率市场的诡谲涌动，增强管理汇率风险的敏感性和迫切性。 制定企业外汇敞口的量化标准 一是注重汇率风险全过程管控。开展汇率风险管控可从全过程视角予以管控。以出口企业为例，全流程维度从一开始形成外汇敞口到最后关闭外汇敞口，会涉及以下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时点一（形成），企业外币计价合同的报价以及合同签订日期；时点二（存续），合同项下权利或义务的财务挂账日期；时点三（存续），合同项下的外汇资金交割日期；时点四（关闭），企业完成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日期。在持有外汇敞口的时段内，企业承担汇率波动风险。 二是加强全过程汇率风险的精准量化。企业以外币计价的各项活动构成企业的外汇敞口，如从报表角度开展计量应为货币性外汇资产和货币性外汇负债。具体而言，企业外汇敞口包括外汇存量货币、外币计价的经营活动、外币计价的筹融资活动以及外币计价的投资活动。在实务中，报表维度构成企业货币性外汇资产负债敞口的会计科目主要包括：外币货币资金以及等价物等、外币应收账款、外币应付账款、外币应收工程款、外币计价其他应收应付款、各类外币融资科目、外币应收应付股利等。企业时点汇兑损益=时点末外汇敞口×（时点末外汇汇率-上期时点末外汇汇率），按照计算公式嵌入数智化管理平台，可较精准、实时地计算企业持有的外汇敞口具体数值，促进实现汇率风险“看得见”目标。 筑牢底线意识，明确外汇敞口上限限额 风险管理应筑牢底线意识、红线意识，执行外汇敞口上限限额正是体现汇率风险管控的底线意识、红线意识。企业可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资产负债结构，将外汇敞口限定在自身可承受范围内，明确自身外汇敞口最大限额是一道红线、不得突破，筑牢风险管理的底线，促进实现汇率风险“控得住”目标。 一般情况，外汇敞口上线限额可基于企业净资产或注册资本金额乘以适当的风险系数，设定成员企业外汇敞口限额，如企业可锚定自身净资产的10%为外汇敞口最大限额，各类涉外业务形成的外汇敞口金额不得突破外汇敞口限额。特殊情况下，企业如需突破外汇敞口限额，应履行逐级审批程序。 开展全过程外汇敞口实时统计、监测及预警 企业持有外汇敞口是一个动态、分散的过程。动态维度，主要是涉及外汇敞口的会计科目是变动的、金额也是变化的；分散维度，主要是外汇敞口的归口管理部门由于职责划分，分散于采购部门、销售部门、融资部门、投资部门等。因此，企业在任一时点外汇敞口具体是多少，不能再依靠传统人工方式统计汇总，可以按照标准化量化公式，嵌入“数智化”汇率风险管理平台，达到实时准确统计、监测及超限额预警，促进实现汇率风险“控得住”目标。 加强预期管理，情景模拟未来汇兑损益 企业在既定外汇敞口下实施汇率风险管理的重点是管理好预期。情景模拟作为预期管理重要工具，可预设未来汇率波动的可能区间，从乐观维度、悲观维度等多维度模拟测算企业可能面临的汇兑损益，提报经营管理层，并研判汇率风险是否是企业可承受风险范围内，帮助集团管理层作出合理决策，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管控，促进汇率风险“管得好”目标的实现。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架构设计及模块功能 平台架构设计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的建设目标是落实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总体要求，加强企业集团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理念，积极拓展汇率风险智能预警，实现汇率风险“看得见、控得住、管得好”。其管理框架是建立中央企业总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企业主体“三位一体”外汇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建立总部统筹、平台实施、基层企业执行的分级管控模式（见图）。其总体结构是1个预警中心、5个功能模块、1个学习园地。 按照上述管理原则和目标，企业集团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搭建“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通过1个预警中心集中对企业外汇敞口超限额占用、以及汇兑损益超限额开展预警，做好汇率风险的前瞻性管理；通过5个模块功能，落实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理念，搭建外汇敞口信息库，实现外汇敞口从形成到关闭的全过程实时统计、监测及预警管理；通过1个学习园地，共享汇率风险管控的内外部要求及措施，获取最新市场动态、社会风险案例及经验教训等。 1个预警中心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设置企业外汇敞口风险限额。风险限额是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统筹汇率风险和收益的定量化风险管理工具。原则上，企业外汇敞口限额=企业注册资本（或净资产）×限额系数，即风险敞口限额应控制在企业注册资本（或净资产）一定比例内，不得加大杠杆系数、扩大风险。限额系数体现风险偏好，管理方法相对简单、比较实用。集团公司按照风险管控实际需要核定操作主体的限额系数。对于风险偏好较强、风险控制能力较好的成员企业，限额系数提级审批后可以适当上调；对于风险偏好较弱、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的成员企业，限额系数应予以下调。 企业在现有注册资本（或净资产）情况下，如果系统初步设定外汇敞口适当比例为10%，假设按照美元对人民币上下浮动5%的水平来试算，成员企业按照统一管理要求，将外汇敞口占用控制在规定限额内，在特定汇率波动范围内，进而将汇兑损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防范因汇率市场变动给集团整体经营成果造成的不可控影响。 通过外汇敞口限额预警，对于超限额占用外汇敞口的成员企业，系统将把预警信息推动到成员企业端，提醒企业通过自然对冲或办理金融衍生工具等方式，将外汇敞口回复到合理的限额内。该平台可随时监测预警各成员企业外汇敞口限额的占用情况。 5大功能模块 一是实时获取汇率市场价格信息。“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实时对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外汇市场，每日自动更新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中间价，提供多个币种的即期汇率市场实时信息、远期汇率市场实时信息。该模块一方面能够随时获取近三年历史汇率信息，为汇率风险管理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汇率市场实时信息，支持自定义形成汇率走势图，便于企业决策。另一方面为汇率风险量化及预警，提供必要的汇率市场价格端的数据支撑。 二是获取企业外汇敞口信息。外汇敞口信息包括企业外汇合同类信息和企业外汇货币性资产负债账面信息。“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应可支持三种方式获取企业外汇敞口信息：企业逐笔录入；通过excel表格一次性导入；提供标准接口，支持与企业财务信息系统或其他信息系统实现自动对接，通过接口读取企业外汇敞口基础信息。该模块建立企业外汇敞口的数据的收集和动态监测，在企业外汇敞口原始数据的基础上，生成企业外汇合同信息库及账面敞口信息库，为后续汇率风险量化及预警，提供必要的外汇敞口基础信息端的数据支撑。 三是计算操作主体合理外汇敞口限额。“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根据各企业注册资本/净资产情况，按照外汇敞口限额的既定计算逻辑，企业外汇敞口限额=企业注册资本/净资产×限额系数，通过基础数据导入以及计算逻辑，计算所属企业在现有企业注册资本或净资产条件下可持有的外汇敞口限额。原则上，各企业实际外汇敞口占用情况（模块2中的数据）应低于外汇敞口限额。对于外汇敞口占用比例在50%—100%之间的成员企业，将在预警中心重点列出提醒，对于外汇敞口占用比例在100%以上的成员企业，属于超限额占用，将会推送到企业端待办事项，直至实际占用恢复到限额以内。 四是企业外汇敞口损益的动态监测和情景模拟。一方面，根据模块2中的外汇敞口信息和模块1中的实时汇率走势，以实际敞口状态下、实际汇率市场价格水平下，动态计算企业汇兑损益状况，动态衡量企业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开展未来时点的情景模拟，选取汇率±2%、±5%、±10%以及自定义汇率走势情况下，现有外汇敞口可能面临的汇兑损益和汇率风险状况。企业可随时了解当下，并前瞻性模拟预估未来的状况，提前开展汇率风险应对举措，将可能发生的汇兑损益回调到期望区间，实施前瞻性管理。 五是外汇业务数据中心模块。该模块集中统计汇总公司合并口径的外汇资金业务的经营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报送的《企业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申报表》《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等报表，企业可登陆平台完成填报，规范外汇业务数据统计，提升数据统计汇总及报送的信息化水平。 1个学习园地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搭建学习园地，平台跟踪监管部门关于汇率风险管理、金融衍生业务管理的政策文件、相关培训课程、外汇市场资讯，以及社会风险事件等信息，平台维护人员及时在学习园地发布多方信息，供成员企业参考使用，学习和共享汇率风险管理知识。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适应了财务数字化转型、落实中央企业司库体系建设相关要求，秉承着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理念，运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筑牢风险管控底线意识、红线意识，将企业全流程外汇敞口纳入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数智型”汇率风险管理平台为企业提供了现代化、“数智型”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实现外汇敞口动态可视、汇率风险整体可控，全面提升企业集团汇率风险管控能力，为企业国际化经营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中车财务有限公司 2024-05-23/safe/2024/0523/24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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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4期 作者:冯茜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厘清财务报表科目之间的勾稽关系，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 随着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达到21.7%。与此同时，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是否应对有效，对冲措施是否降低了汇率风险敞口，如何从财务角度整体评价汇率风险管理效果等话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汇率风险分类 经典理论框架下，企业汇率风险可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企业管理实践中，汇率风险管理和相应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职能常由财务部门负责，然而汇率风险的表现形式常常伴随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而发生变化，反映在企业业绩的不同财务指标中，从而为识别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 以典型的进口贸易业务为例，在企业制定预算、签署合同、开立信用证的阶段，业务合同已确定进口所需外币支出金额，但尚未确认应付款项，此时汇率波动主要影响实际进口成本，汇率风险表现为交易风险；当发票入账后，外币记账项目的风险敞口即被确认，直至购汇还款前，会计报表日与入账日相比的汇率变动将直接计入利润表汇兑损益科目，此时汇率风险主要为折算风险。汇率变动还可能会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时持有的现金流量减少或运营成本上升，进而海外经营利润无法弥补汇率波动引起的损失，此类经济风险带来经营层面的综合影响往往难以直接反应在财务指标之中。此外，由于很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并不满足套期会计的要求，企业套期工具（外汇衍生品）和被套期项目（外币资产/外币负债/外币预期交易等）如何抵销在财务报表中也并不显而易见。 基于上述因素，对于很多企业的财务部门而言，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并合理考核评价汇率风险管理的成效，在实务中仍具有较大挑战性。本文从一个典型跨国经营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实践入手，通过分析其定期财务报表中相关会计账户和科目的勾稽关系，识别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各项汇率风险，厘清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对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的实际效果。 企业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一家制造业细分领域龙头上市公司A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各年的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作为信息和数据来源。A集团主要经营位于中国境内，并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接近50%，外币资产和负债及外币交易的计价货币主要为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海外市场经济前景起伏不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加大了A集团跨国经营和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近三年A集团受汇率影响的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汇率风险识别 汇兑损益是企业货币性外币项目受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收益或费用，属于财务费用项下子科目（汇兑损失即费用，在利润表中计为正值）。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升后贬、双向波动，A集团汇兑收益达1.36亿元；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贬后升、整体强势，A集团的汇兑损失达4.22亿元，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7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是指企业境外经营使用的外币财务报表并表时与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折算产生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其他综合收益，实务中又称净投资外汇风险。并表时，A集团采用外币报表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东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收入与费用项目按照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2019年和2020年，A集团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分别为1.62亿元和-4.95亿元。虽然在未处置外币资产时，净投资外汇风险并不计入集团当期损益，但是对企业的杠杆率、筹资成本、每股收益等重要指标和海外项目处置周期产生实际重要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2019年和2020年，A集团的汇兑损益中，来自汇率变动对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影响占比分别高达80.14%和89.10%。这与A集团外币金融资产负债的结构息息相关。A集团货币资金中的外币资金占比较高，2019年底一度超过80%，其中又以美元资金占压倒性地位（见表2）。相对于外币金融资产的规模而言，A集团外币金融负债较少，因而形成了较高的外币（美元）净资产头寸（见表3）。因此，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较大幅度升值时，美元资产产生汇兑损失、美元债务产生汇兑收益，且汇兑损失的规模大大超过汇兑收益，最终A集团2020年汇兑损失超过4亿元。 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作为一家跨国经营多年的上市公司，A集团由总部财务部门负责监控集团外币交易和外币资产及负债的规模，并通过多种管理手段降低集团的外汇风险。经营对冲方面，包括在多个销售目标国投资设厂、分散经营，在采购、生产、销售环节优化结算币种，在收入和支出之间进行同币种匹配，在外币资产和负债的管理与海外业务的扩张进行合理匹配，以此推行从战略层面到执行层面的全方位汇率风险管理。 金融对冲方面，A集团持续采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如远期外汇、外汇期权、货币掉期等达到规避外汇风险的管理目标。表4显示了A集团外汇衍生品名义本金净额变化及已结算收益（计入当期利润）。 A集团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是否达到了降低汇率风险的效果，需要综合考量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形成的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已结算合约损益）三类科目在报表中的勾稽关系。精确计算时，需要将被对冲项目的汇兑损益与对冲所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合并考量，这体现了评价衍生工具时需“期”与“现”结合的原则。由于财务报表中未逐笔披露详细信息，本文主要评估A集团交易性汇率风险的整体套期保值效果。 从表5可见，A集团的外汇衍生工具部分对冲了其外币货币性项目造成的汇兑损益：2019年公司实现汇兑收益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损失；2020年公司实现汇兑损失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收益。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整体交易性汇率风险套期保值（汇兑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实现了正收益。2020年全年对冲收益为负，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美元净资产头寸和风险敞口较大，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整体升值。外汇风险对冲的目标是降低或者消除汇率敞口，而非追求净收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持续运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A集团实现了平滑主营业务财务指标的效果。就A集团现状而言，可以在综合考虑本外币融资成本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融资，当汇兑收益增额（或汇兑损失的减少）足以抵补外币利息支出时，可获得更好的自然对冲效果。 启示和建议 企业开展外汇衍生品等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时，按照常规会计处理方法（即未使用套期会计），被套期项目（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与衍生金融工具（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权等）的确认和计量基础不尽相同，两者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可能无法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记账结果也反映在不同类型的会计科目之中。因而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可能会产生会计错配或财务报表单个科目呈较大波动的情况。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知，仅仅观察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或汇兑损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外汇衍生合约的锁定汇率与到期日即期汇率简单比较来考评套保是“亏”还是“赚”。如果企业的财务部门仅着眼于“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投资收益”“外汇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单一科目的变化情况，却忽视了各个科目之间的会计勾稽关系，则可能对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实际效果“看不懂”而“不敢做”。当企业符合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时，还可以选择使用套期会计方法记账，通过提前或者延迟确认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降低整个交易期内时间错配带来的估值风险，从而减少企业当期财务报表因汇率变化造成的账面波动。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坚持“保值”而非“增值”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向企业推广外汇衍生产品时，银行应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遵循简单适用原则，推荐与企业经营特点和汇率管理团队交易能力相匹配的套期保值方案，详细讲解产品风险和情景分析，协助企业梳理优化外汇衍生工具的管理。套期保值交易达成后，银行仍需持续关注企业的交易行为，避免企业出现因汇率变化或主观汇率预期随意改变套保策略和交易执行的情况。银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事前、事中、事后一系列高效优质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帮助企业将经营对冲和金融对冲手段合理结合，切实护航实体经济稳健经营。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各国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外部需求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或将趋于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将给企业应对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将充分释放实体经济的汇率避险需求。我国政策层面逐步规范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以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套期保值为原则，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的路径，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型、拓宽交易范围、健全基础设施，也将为国内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践行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供更多工具和更大空间。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国际业务部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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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20期 作者:张华 邓益 高兴 中资跨国公司建立体系化、精细化的外汇风险量化管理，有助于企业集团更好地识别外汇风险，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策略，以降低汇率波动给集团现金流以及会计报表带来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布局海外实体产业，逐步成长为跨国企业集团，企业面临的外汇敞口不断扩大，需要管理的外币种类也不断增多。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叠加，中资跨国公司面临更具挑战的外汇风险管理环境。实施有效的外汇风险管理、稳定企业经营成为中资跨国公司面临的迫切课题。建立一套良好的外汇风险识别、外汇风险敞口度量的量化管理体系，是中资跨国公司“走出去”外汇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石，有助于中资跨国公司提前研判外汇风险影响，并作出相应决策，有利于企业集团实现整体外汇风险敞口的可控。 外币货币性资产和负债敞口测算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21号——外汇汇率变动的影响》以及《企业会计准则19号——外币折算》关于财务报表中外币交易折算的相关规定，“外币货币性资产和负债（又称外汇敞口）”采用资产负债表编制日的即期汇率（即记账本位币与外币之间的汇率）将其折算为记账本位币，编制报表日的折算汇率与期初汇率或交易发生时汇率不同所产生的差异记入利润表中的汇兑损益科目。 对海外业务较少、以国内经营为主的中资企业来说，通常非人民币即为外币，外汇风险敞口较易识别，但该外汇敞口统计方式在跨国公司中存在局限。一方面中资跨国公司往往由多家境内、外成员企业组成，外币的资产、负债构成复杂，涉及不同的货币对，不能单纯以非人民币作为外币敞口。另一方面不同的外币敞口存在内部抵消对冲的可能，且不同的外币敞口也会在编制报表日对利润表的汇兑损益科目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笔者所在团队在分析中资跨国公司经营特点的基础上，尝试引入记账本位币作为构建各成员企业外汇风险敞口的统一基准，以便于集团公司对外汇敞口的统一管理。中资跨国公司外汇敞口测算可参考以下方式： 首先，确定中资跨国公司各成员企业的记账本位币以及其对应的外币货币性资产和负债。例如某成员企业记账本位币为美元，则非美元（如人民币、欧元）贷款就是该成员企业的外汇敞口。 其次，根据中资跨国公司各成员企业记账本位币，统计其外币货币性资产和负债项目及对应的金额，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贷款、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委托贷款等，即可计算得出外币敞口的初始规模。如下假设本位币为人民币的中资跨国公司某成员企业的欧元、美元净敞口（见表1）。 再次，按照上述步骤汇总各成员企业的本位币和外币敞口数据，进而可建立不同本位币下各币种的外币敞口矩阵。如果金额为正，则代表敞口方向为资产方向；如果金额为负，则为负债方向。例如表2，所有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的成员企业的欧元货币性资产敞口为100000万元。 最后，将不同币种的外汇敞口进行汇总。由于中资跨国公司一般合并报表采用的本位币是人民币，于是按照统计时点汇率（一般为相应时点各币种兑人民币的汇率）统一将相应外汇敞口币种金额折算为等值人民币。从表3可见，该中资跨国公司的欧元敞口为持有不同本位币的成员企业所有的欧元敞口（折等值人民币）减去所有以欧元为本位币的成员企业的其他币种的敞口（折等值人民币），即等值47.06亿元人民币（70.2+7.02-2-28.16）（见表3）。其余币种的净敞口测算方式同理可得，即每个币种的净敞口等于上述数据的纵列减横排。 上述外汇敞口统计模型需将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委托贷款等货币性资产和负债均纳入统计口径，一方面外汇敞口整体测算的覆盖面更加广泛、准确度也进一步提高，为中资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提供了及时、直观的敞口信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挖掘集团内部不同成员公司之间潜在的外币敞口反向自然对冲的机会，为集团提高外汇风险管理效益提供了有效抓手。中资跨国公司可在集团层面，通过合理设置本位币的方式实现集团内部风险敞口对冲，以降低集团整体外汇风险敞口。 外币现金流敞口测算 现金流风险是指跨国公司各成员企业所从事的以非本位币计价的外币交易或持有的债权、债务因汇率的不确定，从而导致的实际收支现金流量的变化。准确的统计外币预期收支现金流，可以对预期发生的外币收支风险进行识别，并为后续风险应对举措提供数据支持。 近年，越来越多中资跨国公司将成员企业资金收付集中在其境内外司库平台，成员企业根据日常经营收支提前报送资金收支计划。这一资金支付方式也为统计外币现金流敞口提供了重要基础，如下简要阐述外币现金流敞口的统计逻辑与应用。 首先，根据集团各成员企业的资金收支计划及其本位币，梳理出各成员企业外币收支现金流，进而汇总得出该公司的外币现金流敞口。例如本位币为人民币的中资跨国公司某成员企业B，2023年11月预计收款流入2亿美元（见表4）。 然后，对按收付时间、币种对收支现金流进行汇总和统计（外币金额为正代表收入方向；为负代表支出方向），即可最终得出中资跨国公司分时间、分币种的外币现金流敞口数据。 从上述分析可见，对中资跨国公司各成员企业外币现金流敞口的识别统计，有助于从跨国公司整体角度出发，针对轧差结算之后的净敞口开展套期保值，节省交易成本。比如，中资跨国公司成员企业B在2023年12月将收入2亿美元，而成员企业D届时需支出3亿美元，则中资跨国公司可与外部金融机构开展1亿美元远期购汇，然后在成员企业B、D之间进行内部轧差结算。通过这种方式，企业集团整体外汇交易笔数、交易金额、套保成本均可降低。 优化外汇风险敞口评估管理 对于识别出的外汇敞口的潜在风险，中资跨国公司在实践中一般可选择“经套期保值交易后剩余的集团外汇敞口占净资产比例”以及“经套期保值交易后剩余的集团外汇敞口所产生的汇兑损益占集团合并利润总额的比例”这两个指标来评估外汇风险大小。第一个指标主要侧重于监测外汇敞口整体规模影响，而第二个指标则是监测外汇敞口实际产生的汇兑损益。尽管这两个维度在评估外汇风险影响时都很重要，但均有一定的缺陷。 就第一个指标来说，有时增加集团公司整体外汇敞口并不一定增加集团所面临的外汇风险，反而可能形成风险对冲。例如，假设欧元兑人民币和英镑兑人民币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负相关性，且某跨国公司欧元和英镑敞口分别为等值100亿元人民币和等值10亿元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加英镑敞口，即可产生对冲效果，进而减小集团整体的外汇风险，但是如果采用第一个指标，就会因为单一币种外汇敞口的增加而反映出外汇风险的增加。就第二个指标来说，因为其反映的是企业套保后汇率波动呈现的损失或收益，往往是汇率波动发生之后的结果，这使得企业难以提前干预风险敞口的管理。 风险价值( Value at Risk，VaR) 在外汇风险评估中的应用，可以解决上述两个指标存在的不足。VaR度量以外币敞口为起点，其考虑了不同币种的金额、波动性以及彼此间的相关性，进而度量该外汇敞口组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产生的损失，这一指标可以帮助中资跨国公司更为准确地洞悉其所面临的外汇风险，并助其提前采取风险应对措施。 VaR的字面含义是“处于风险中的价值”，即企业给定置信区间一个在一定期间内的最坏的预期损失。比如，经过测算，在95%的置信水平下，某跨国公司外币敞口未来一年的持有期内，其VaR值为100万元，则说明在95%的概率下，汇率波动给该企业未来一年带来的损失额不超过100万元。 以本文表3统计得出的该中资跨国公司欧元敞口（等值47.06亿元人民币）、美元敞口（等值53.34亿元人民币）为例，在彭博中测算95%置信度下，其一年VaR值约为6.7亿元人民币，说明现有外汇敞口在未来一年产生的汇兑损失，95%的概率是不超过6.7亿元人民币，有5%的概率会超过6.7亿元人民币。如果该潜在汇兑损失超出了跨国公司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该跨国公司可提前关闭或选择保留相应的风险敞口，例如考虑欧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根据彭博分析，“8·11汇改”后欧元兑人民币年均汇率波动率为6.7%）高于美元兑人民币（根据彭博分析，“8·11汇改”后美元兑人民币年均汇率波动率为4.5%），跨国公司可优先选择开展欧元衍生品提前关闭部分欧元敞口，而保留美元敞口，从而使得集团整体外汇风险敞口影响降低。 需要注意的是，VaR值是对企业外汇风险敞口在一定置信度范围内、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的评估，建议中资跨国公司在积极使用VaR值的同时，也引入压力测试或者情景分析等其他辅助方式进行风险量化分析，以实现更好的外汇风险量化效果。 整体来看，跨国公司外汇风险量化监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中资跨国企业可积极尝试探索建立外汇风险量化统计、监测体系，通过量化管理方式，动态监控外币货币性资产和负债敞口、外币现金流风险敞口，并不断优化敞口的风险评估体系，以实现对集团整体外汇风险的监测和预警，为后期集团制定具体的风险应对举措给与充分的数据支持，以提升集团整体的外汇风险管理水平。 作者单位：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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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3年第6期 作者:母丹 2022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冲破2008年以来高点，无论是波动率还是振幅均创近年新高。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汇率市场波动可能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对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将阐述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的背景下，涉外企业如何进一步优化汇率避险管理策略。 汇率弹性增强特征分析 当某一货币汇率3个月隐含波动率超过6%或年内累计震幅超过10%时，即可认为该货币处于高波动市场环境中。与低波动货币相比，高波动货币往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该货币汇率运行机制日趋复杂，市场波动的价格归因难度加大，可预测性大大减弱；二是该货币汇率波动趋势性上升，汇率影响因子扰动性提高；三是该货币的交易属性增强，外汇市场参与者种类进一步丰富，市场波动自我实现和强化特征明显；四是市场主体保值需求增加，衍生品交易种类和规模快速增长。 2022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幅约16%，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见附图）。未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短期资本流动规模扩大，人民币资产价格属性及对国际外汇市场的外溢性影响也将进一步凸显，人民币汇率弹性会进一步增强，过去一年汇率波动走势特征可能会延续。 汇率弹性增强对企业避险管理提出新要求 一是企业需客观评估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汇率避险模式。汇率弹性增强意味着企业管理汇率风险面临更高挑战，企业需要做更充分的准备以熨平汇率波动对自身经营的影响。企业可全面客观审视、评估自身汇率风险的管理难度，结合风险承担意愿、资源充裕度和管理能力（包括财务管理能力、风险监控能力等），选择适宜的汇率风险管理模式。有的企业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且自身资源和管理能力匹配度高，可适当保留一定的汇率套保自主决策空间，有的企业资源或能力尚有欠缺，在市场大幅波动环境下，企业应严格执行套保策略，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 二是注重将企业经营环节与外汇套保操作紧密结合。在汇率弹性增强的情况下，以往的静态、粗放的汇率避险管理模式已不适用，企业应加强对涉外经营各节点的外汇敞口暴露情况的追踪，企业对外经营行为可与企业外汇对冲操作更紧密结合，以期实现保值操作与企业现金流、订单周期的匹配。 三是建立高效的外汇套保管理体系和决策机制。在汇率弹性增强的背景下，企业在对自身情况进行全面、充分的评估后，采取何种节奏和效率的保值操作与企业套保策略同样重要，要尽量避免因流程冗杂或决策不清导致市场波动带来的额外成本。对此，涉外企业可建立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授权体系，保证相关人员分工、授权清晰，还可建立清晰的执行机制和交易规则，如设定待对冲敞口规模的规则、将待对冲敞口中部分敞口固定时点进行操作等，以保障外汇套保操作决策合规高效。 新形势下汇率避险操作要点 一是可分散对冲时点，并适度缩短交易期限。在汇率弹性增强的背景下，为平抑市场变化对保值效果的影响，避险主体可采取分散保值规模操作策略，即在不同时点分散对冲，以熨平价格快速波动的市场影响。同时，可适度压缩汇率套保的交易期限。首先，在汇率弹性增强的市场环境下，该货币汇率衍生产品尤其是复杂产品定价曲线通常呈现陡峭化形态，往往是长期限的汇率套保对冲成本较高，期限较短的对冲工具成本远低于长期限对冲工具的套保成本，因此，多采用期限较短的对冲工具可帮助涉外企业节约对冲成本。其次，短期限工具给予市场参与主体更多的灵活性，涉外企业可根据市场和自身经营情况变化，较为灵活的调整公司对冲交易。此外，衍生品期限越长，市场大幅波动的概率越高，市场参与主体在衍生品持有期内可能会遇到衍生品估值的波动，这也会增加涉外主体的财务管理难度。 二是综合运用衍生产品，防范尾部风险。新形势下，简单保值工具如远期或掉期等仅能提供对称线性的对冲效果，难以充分满足企业多样化的避险需求。涉外企业在充分评估自身风险偏好、成本预算等基础上，选择适当的避险策略和工具，可考虑在已有工具集合基础上，分步引入期权或其他结构类产品，防范市场极端波动带来的尾部风险。如外汇收款主体可考虑买入深度价外的外币兑人民币看跌期权，守住企业保值汇率下限的同时还能享受策略执行的灵活性。 三是加强外汇套保产品存续期管理。在汇率弹性增强的背景下，涉外企业保值交易面临估值大幅波动的风险，企业需加强对存续期的外汇套保产品的管理，加强对交易的追踪、后评价体系建设，并根据反馈情况适时调整避险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密切跟踪保证金/授信是否充足、监测敞口实际变化情况及时进行补仓/平仓操作等。 案例分享 跨国公司境外利润对冲 A公司为境内一家汽车制造企业，5年前在F国建立海外工厂及分公司，主要面向美国和欧洲地区市场销售，其经营收入和成本计价货币均为美元，F国经营利润每年汇回境内并结汇。订单回款周期平均为3个月。以往A公司采用每半年汇总境外收入并实施保值的模式，即每年叙作两笔外汇远期保值交易。为平滑市场波动对保值效果的影响，2022年A公司决定增加保值操作的频率，采用依收入规模累计额进行交易决策的模式——当外币收入（订单金额）每累计满1000万美元时，即叙作一笔远期结汇交易，交易期限均为3个月（见附表）。 根据2022年初制定的计划和执行规则，本年度A公司共叙作7笔外汇远期结汇交易，总金额8226万美元，加权平均汇率为6.8191。2022年全年人民币汇率平均价格为6.7366，A公司平均保值价格高于平均价825点。由此可见，A公司严格执行分批结汇的保值策略使其享受到市场上行带来的价格改善，最终实现了整体保值的平滑效果。 涉外企业外债风险管理 在汇率弹性增强的市场环境下，长期限外债发行主体面临的汇率不确定性增强，如不进行恰当风险管理，可能导致实际融资成本较高。如果外债发行主体直接采用长期限衍生品完全对冲本金和利率汇率风险，也往往成本较高。因此建议这类市场主体可以通过短期限产品先对冲汇率风险，之后适时管理剩余期限现金流错配风险，以整体取得较好的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的防范。 B公司为地方国企，境内人民币5年期融资成本为4%。2022年初B公司决定在境外发行2亿美元5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2.48%，半年付息。此时人民币兑美元在6.36附近。考虑到该汇率水平已是5年内的相对低位，向上风险远高于向下风险。因此，B公司决定通过外汇掉期锁定汇率风险。 首先B公司考虑用5年期掉期进行对冲。但由于长期限掉期流动性较差，价格溢价较高，B公司决定先行续作一笔1年期掉期，优先对冲汇率风险，待后期掉期价格更为友好时再就剩余部分的掉期期限敞口进行对冲（此时1年期掉期价格为即期价格+1100点，5年期掉期价格为即期价格+3900点）。半年后，人民币汇率贬至6.81，同时1年期掉期价格跌至即期价格-1100点，5年掉期价格跌至即期价格-300点附近。此时B选择叙作一笔半年后起息的4年期掉期交易，价格在即期价格-400点附近，对冲剩余期限敞口。综合来看，B公司的保值成本仅为年化0.21%（年化对冲成本为5年总体掉期点除以汇率再除以5年，即（+1100-400）/6.7366/5=21BP，其中，汇率按2022年平均价格计），最终这笔外债折人民币年化融资成本为2.69%（即2.48%+0.21%）。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研究中心 2024-05-23/safe/2024/0523/24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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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9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40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