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0日，长寿中心支局组织召开2019年三季度外汇收支形势分析会。中心支局外汇管理科负责人、辖区19家银行外汇业务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会议。 会议主要通报2019年三季度辖区外汇收支形势，分析未来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上，还征求了部分银行对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中心支局对外履职方面的意见建议。 会议全景 2019-10-31/chongqing/2019/1031/1306.html
-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切实支持地方经济发展，10月30日，长寿中心支局组织辖区银行召开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培训会，辖区各银行外汇业务骨干近30人参会。 会上，外汇管理科负责人介绍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汇发〔2019〕28号）出台背景和目的，对包括跨境贸易、跨境投融资在内共12项具体措施进行说明和解读，要求各银行认真学习文件，结合自身情况及时做好政策宣传和政策反馈，不断提升外汇服务地方开放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培训现场一 培训现场二 2019-10-31/chongqing/2019/1031/1307.html
-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省分局关于湖北省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电子化系统上线运行的通告 2019-11-04/hubei/2019/1104/1150.html
-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栉风沐雨，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70年来，我国外汇管理工作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高效集约配置和使用外汇资源，为不同时期经济建设发展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同时，有效应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外汇管理部门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外汇管理持续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背景下，成功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风险冲击，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立足实际国情，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我国自1953年起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外汇资源短缺，而国民经济建设用汇量很大，从而形成了外汇供不应求的局面。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为将有限的外汇资源用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这对保障外汇收支平衡、保持汇率稳定、服务国家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实行外汇集中管理和统一经营。这一时期，外汇管理工作由对外贸易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共同负责并分口管理，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全国外汇由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综合平衡和统一分配使用，实行“统收统支、以收定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给国家，需用外汇按国家计划分配和批给。同时，实行“以收定支、以出定进”的国际收支平衡政策，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办法保持外汇收支平衡。 基本不举借外债。当时我国经济建设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计划期间，向前苏联借用了少量政府贷款，以支持基础性的工农业建设。1964年，我国提前偿还了对前苏联的全部贷款本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没有对外借款，也不允许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我国利用外资逐步转向西方国家，主要形式是出口信贷和吸收国外存款。但总体来看，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很少。 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1950年，随着全国经济恢复和财经统一，人民币开始实行统一的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对外公布，主要作为计划核算的工具。从1953年起，随着国内物价趋于基本稳定，在西方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基本固定在1英镑兑6.893元人民币。1973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西方国家纷纷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开始参照西方国家货币汇率的浮动情况，采用“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计算方法调整，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设立专门管理外汇的国家机关，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外汇管理模式初步形成（1979～1993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也就此拉开。1979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正式成立，此后几经调整，形成了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 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为了进一步支持涉外经济发展，1979年8月，国务院明确在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基础上，实行贸易和非贸易外汇留成制度，适当留给创汇的地方、部门和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额度，以满足发展生产、扩大业务所需的物资和技术出口。外汇留成制度将用汇与创汇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创汇积极性，贸易规模成倍增长，外汇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外汇留成制度客观上导致了外汇额度的闲置和短缺。1980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办外汇调剂业务，允许企业通过银行按照国家定价有偿转让外汇留成额度。1985年，深圳成立全国首个外汇调剂中心。截至1993年末，全国共有108家外汇调剂中心，配置了80%的外汇资源，并形成了外汇调剂汇率与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 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初期，为弥补国内建设以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外汇管理部门配合国家政策，采取“宽进严出”政策，积极支持相关企业利用外资、合理利用境外贷款。1983年，允许“三资企业”开立外汇存款账户并自由提取外汇汇出，允许其部分产品和服务在境内以外币计价。1986年后，为解决外汇收支不平衡问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汇收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外汇调剂；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用所得人民币利润进行再投资，享受外汇投资待遇。此后，外汇管理部门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法规，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保障外商投资的健康发展。 初步建立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主要采取计划和行政手段平衡外汇收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涉外经济迅速发展，用汇需求增长较快，外汇短缺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甚至个别年份外汇储备为负数。为了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加强外汇储备管理，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建立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制度。当时我国外汇储备包括国家外汇结存和中国银行外汇结存，随着中国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制，从1993年起该行的外汇结存就不再列入国家外汇储备。 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作用愈加重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不断完善（1994～2012年）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它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要求“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这一阶段，经过持续改革发展，我国初步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框架。 探索创新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外汇管理部门在不同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1993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宽进严出”的管理思路逐步转变。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适应开放的大国经济，外汇管理逐渐转向“均衡管理”，明确了国际收支平衡的管理目标。2009年，外汇管理部门进一步提出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为“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顺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实现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为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适应，1994年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并成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8年取消外汇调剂业务。新世纪以来，伴随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推进，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不断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程度。1996年底，我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由逐笔核销转变为总量核查、动态监测、分类管理，服务贸易用汇审批进一步简化。2007年个人结售汇年度便利化额度由2万美元提高至5万美元，便利居民旅游、留学等用汇需求。资本项目方面，持续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建立外债管理制度和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不断满足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 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外汇管理部门在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加强真实性审核管理，严格资本项目管理，及时规范了外汇收支秩序，增强了市场信心。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避免了亚洲地区出现竞争性贬值，维护了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稳定，赢得国际社会一致好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外汇形势产生巨大的冲击。外汇管理部门密切跟踪形势变化，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真实性审核，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有效避免了外部风险传染。 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21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摆脱外汇资源短缺状态，外汇储备规模自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我国外汇储备实行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三级授权管理制度，加强中长期战略摆布，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保障了储备资产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外汇储备积极拓展多元化运用，2003年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2011年成立委托贷款办公室，为后续设立丝路基金等股权投资机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奠定基础。 统筹平衡便利化和防风险，建立健全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2013年至今）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外汇管理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平衡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之间的关系，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积极应对外汇市场高强度冲击，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按照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要求，统筹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有序推动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提高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水平。大幅简化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管理，直接投资已实现基本可兑换。以金融市场开放为重点，构建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建立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丰富了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 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依法保障真实合规的经常项目国际支付与转移。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保险机构、外币现钞、个人外汇业务等领域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外汇管理领域应用。大力推动“放管服”改革，完善外汇局“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系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服务区域开放创新和特殊区域建设，支持在相关区域开展外汇管理改革的先行先试。支持“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投资活动，每年更新发布《“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概览》。 成功应对多轮外汇市场高强度冲击。2015年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我国外汇市场出现了几轮较严重的“资本流出-外汇储备下降-人民币贬值”负向螺旋。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外汇管理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及时制定和实施了包括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启动部分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在内的一揽子应对措施，成功地稳定了外汇市场，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2018年以来，在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外汇管理部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总结前期应对外部冲击风险的经验，主动应对，多措并举，维护了外汇市场的基本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初步形成。为了防止大规模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外汇管理部门在坚持市场化导向和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基础上，逆周期、市场化调控外汇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更好运用中间价逆周期因子、风险准备金、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等各类政策工具。出台《银行外汇业务微观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办法》，提升外汇管理政策传导效率。 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旨在维护可兑换政策框架的稳定性和可信度，维护外汇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外汇市场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微观主体外汇业务经营风险，并通过真实性审核、行为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三个支柱实现政策目标。根据上述政策目标，外汇管理部门坚持在保障正常贸易投资活动前提下，保持外汇市场微观监管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严厉打击跨境套利、地下钱庄、非法网络炒汇等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秩序。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外汇管理部门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文刊载于《中国金融》杂志2019年第19期） 2019-09-30/guangxi/2019/0930/1486.html
-
李克强总理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将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在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到了法规层面。 李克强指出，制定专门行政法规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是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总理特别强调，要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切实筑牢法治保障的基石。因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当天会议要求，要加强市场主体保护。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和企业经营者人身财产安全，严禁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对市场主体和经营者个人的财产实施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 “放管服”改革会对部门的权力有所削弱、有所制约 “这些年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各地探索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比我们想象的多，也比我们想象的快。比如‘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只进一扇门’，以及‘一枚印章管审批’等，市场主体和群众都有切身感受。”李克强说，“这次我们审议讨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就是要通过政府立法的形式，及时将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固化下来。” 总理同时指出，“放管服”改革是要触动既得利益的，特别是转变政府职能，会对部门的权力有所削弱、有所制约，对执政为民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它本身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李克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局角度，全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在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办理时限方面要有硬性要求 李克强指出，我国营商环境近年来已有明显改善，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确立对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基本制度规范。 总理说：“在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在办理时限方面要有硬性要求，给市场以明确的信号和稳定的预期。” 他要求，要从市场主体的切实感受而不是办事部门自身利益出发，认真梳理开办企业相关业务的办理时限，及时向社会公开，超过时限的，办理单位要公开说明理由。 当天会议决定更大力度放权。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进“证照分离”，压减企业开办和注销手续，各地要向社会公开企业开办涉及的证照、办税、银行开户、接入电力等的办理时限，超过时限的，办理单位要公开说明理由。实行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和审批，对确需保留的许可、证明等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严控新设行政许可，凡要新设的，必须严格依法依规审查论证和批准。 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享受国家支持政策 李克强强调，“放”要放出效率，“管”要管出公平。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重点领域外，都要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现在一些基层办事人员手中的‘微权力’很厉害，搞得市场主体无所适从。”总理说，“必须严格限制监管的自由裁量权，决不允许任性随意执法。” 李克强明确要求，政务公开透明要成为一项原则。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事宜，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例外。 当天会议决定，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享受国家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和维权援助等机制。规范和创新监管执法。推行“互联网+监管”。对新兴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突出政务公开透明。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水电气热等公用企事业单位应公开服务标准、资费标准等信息。制定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应按规定听取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若无法律法规等依据，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减损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 当天会议还决定，严格责任追究。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相关违法违规和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公用企事业单位乱收费、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服务机构违法评比认证和强制市场主体接受中介服务等，要依法追责。 2019-10-11/guangxi/2019/1011/1492.html
-
2019年11月1日上午，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同志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人民银行、外汇局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有关工作。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易纲及各位党委成员，外汇局党组成员，人民银行、外汇局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肯定我们党治理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明确了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总体目标、工作要求，为坚定制度自信、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正确方向，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实。一是在人民银行、外汇局系统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宣传教育。各级党委（党组）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决定精神，切实强化思想武装和理论武装，把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上来。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抓好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整改落实“回头看”等重点措施，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成效体现到提升人民银行各项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上。二是坚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紧密结合人民银行实际，不断健全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通过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促进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三是要认真研究谋划2020年人民银行重点工作安排，改进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加快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扩大高水平金融开放，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四是切实加强人民银行、外汇局系统党的政治建设。要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实到行动上。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加强制度建设，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五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从人民银行实际出发，全面客观分析当前形势，认真汲取教训，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聚焦金融乱象背后的利益勾结和关系纽带，坚持严字当头，结合行业特点，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完） 2019-11-01/safe/2019/1101/14528.html
-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9月，银行结汇11502亿元人民币（等值1625亿美元），售汇11745亿元人民币（等值1659亿美元），结售汇逆差243亿元人民币（等值34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结汇10241亿元人民币，售汇10652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412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结汇1261亿元人民币，售汇1093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顺差168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远期结汇签约1053亿元人民币，远期售汇签约669亿元人民币，远期净结汇384亿元人民币。截至9月末，远期累计未到期结汇4917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售汇4903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净结汇14亿元人民币；未到期期权Delta净敞口-2464亿元人民币。 2019年1-9月，银行累计结汇94839亿元人民币（等值13829亿美元），累计售汇98132亿元人民币（等值14311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逆差3292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代客累计结汇87313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89923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逆差2609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累计结汇7526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8209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逆差683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累计远期结汇签约11621亿元人民币，累计远期售汇签约4418亿元人民币，累计远期净结汇7203亿元人民币。 2019年9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1521亿元人民币（等值3040亿美元），对外付款21682亿元人民币（等值306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逆差161亿元人民币（等值23亿美元）。 2019年1-9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180328亿元人民币（等值26315亿美元），对外付款180231亿元人民币（等值26289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97亿元人民币。 附：名词解释和相关说明 国际收支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 银行结售汇是 指银行为客户及其自身办理的结汇和售汇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履约和期权行权数据，不包括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数据。银行结售汇统计时点为人民币与外汇兑换行 为发生时。其中，结汇是指外汇所有者将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售汇是指外汇指定银行将外汇卖给外汇使用者。结售汇差额是结汇与售汇的轧差数。银行结售汇形 成的差额将通过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平盘，是引起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其不等于同期外汇储备的增减额。 银行结售汇不按居民与非居民交易的原则进行统计，且其仅包括银行与客户及其自身之间发生的本外币买卖，即人民币和外汇的兑换交易，不同于国际收支交易的统计范围。 远期结售汇签约是 指银行与客户协商签订远期结汇（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外汇收入（支出）发生时，即按照远期结汇（售 汇）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售汇）。远期结售汇业务使得企业可提前锁定未来结汇或售汇的汇率，从而有效规避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风险。银行一般 会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来对冲远期结售汇业务形成的风险敞口。比如，当银行签订的远期结汇大于远期售汇时，银行一般会将同等金额的外汇提前在银行间外汇市场 卖出，反之亦然。因而远期结售汇也是影响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因素。 远期结售汇平仓是指客户因真实需求背景发生变更、无法履行资金交割义务，对原交易反向平盘，了结部分或全部远期头寸的行为。 远期结售汇展期是指客户因真实需求背景发生变更，调整原交易交割时间的行为。 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是指银行与客户签订的远期结汇和售汇合同在本期末仍未到期的余额；差额是指未到期远期结汇和售汇余额之差。签约额与累计未到期额之间的关系为：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上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本期远期结售汇签约额-本期远期结售汇履约额-本期远期结售汇平仓额。 未到期期权Delta净敞口是指银行对客户办理的期权业务在本期末累计未到期合约所隐含的即期汇率风险敞口。银行为管理这部分风险敞口，在期权合约存续期间通常会在外汇市场进行对冲。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 指境内非银行居民机构和个人（统称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与非居民机构和个人之间发生的收付款，不包括现钞收付和银行自身涉外收付款。具体包括：非银行 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跨境收付款（包括外汇和人民币），以及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境内收付款（暂不包括境内居民个人与 境内非居民个人之间发生的人民币收付款），统计时点为客户在境内银行办理涉外收付款时。其中，银行代客涉外收入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从非居民收入的 款项，银行代客对外支出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向非居民支付的款项。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国际收支统计的组成部分，但其统计原则与国际收支采用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不同，采用资金收付制原则，且其仅反映境内非银行部门与非居民之间的资金流动状况，不能反映实物交易和银行自身的涉外交易，统计范围小于国际收支统计。 2019-10-25/guangxi/2019/1025/1502.html
-
问：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公布了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请问造成2019年9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是怎样的？ 答：截至2019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24亿美元，较年初上升197亿美元，升幅0.6%。 9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受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全球贸易局势、地缘政治因素等影响，美元指数上涨，主要国家债券价格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影响外汇储备规模。 今年以来，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增多。受此支撑，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外汇储备规模小幅波动主要受估值因素影响，规模总体保持稳定。 往前看，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但我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并继续推进全方位改革开放，这将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2019-10-08/guangxi/2019/1008/1487.html
-
新华社石家庄10月11日电 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11日在河北正定召开，国务委员王勇出席大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致大会的贺信并致辞。 王勇强调，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发展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为加强数字经济交流合作、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 王勇指出，要积极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技术研发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聚焦数字化前沿方向和关键领域，加快培养急需紧缺数字化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完善和创新市场监管，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国际交流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共促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10-12/guangxi/2019/1012/1493.html
-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1日电（记者 周效政 韩洁）10月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指导下，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讨论了后续磋商安排，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 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参加磋商。 2019-10-12/guangxi/2019/1012/14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