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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2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26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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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6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10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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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9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498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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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0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00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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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2期 作者:孙亚杰 方瑜仁 闫明 企业进行大宗商品的产业链保值时，涉及采购、库存、生产、销售、资金及衍生品管理等多个环节，不仅需要有关各业务部门的支持与协作，还需要设定集团与各下属子公司之间的管理架构和决策考核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 今年以来，以铁矿石为首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迅猛，一些品种价格连创新高，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较大，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需要企业建立从采购、运输、库存、产成品销售到外汇套保的全产业链保值思维。以钢铁企业为例，企业可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建立铁矿石及焦煤的多头仓位，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建立螺纹钢及线材产品的空头仓位，锁定其加工利润。也可在新加坡交易所对铁矿石建立多头仓位，对热轧钢卷建立空头仓位，甚至可以对近期上涨势头较猛的海运费建立多头仓位。对于进行套期保值的企业而言，可以此更好地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生产经营中，降低大宗商品波动对盈利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外汇衍生工具在企业产业链保值中的运用 外汇衍生工具在企业产业链保值中的主要作用是锚定进口铁矿石、焦煤、铜、铝、锌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购汇成本，以及锁定出口钢材等产成品的外币兑人民币结汇价格。具体运用策略又分进口采购、出口销售以及跨市场联动三部分。下文以钢铁企业为例分别加以论述。 一是矿石进口采购环节中的外汇衍生工具运用。外汇衍生工具在进口矿石采购中一般需要配合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一起操作。当企业在境外商品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管理时，因为其计价规则和结算币种均为美元，因此只能覆盖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而企业未来的美元/人民币购汇风险仍然存在，需要运用外汇衍生工具对冲美元/人民币的购汇风险。举例来说，当企业签订采购合同时，一方面需要在新加坡交易所买入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铁矿石掉期或期货合约，另一方面需要和银行签订一份美元/人民币远期购汇合约，如此才能锁定未来进口矿石的人民币采购成本。在业务实操中，企业的保值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若企业对外汇远期价格不满意，可通过买入外汇封顶远期来降低远期购汇成本；若企业对未来美元/人民币走势不太确定，可通过买入外汇期权来达到不论外汇涨跌，在即期或衍生品中总有一方盈利的目的，还可进一步在买入虚值期权的同时适当加大套保比例，达成结构优化的目标。 二是钢材出口销售环节中的外汇衍生工具运用。企业与境外客户签订钢材出口协议，从备料组织生产到装船发货，一般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虽然出口订单多为接单后生产模式，产品成本和美元销售价格相对确定，但收汇后仍会面临美元/人民币的结算风险。对这部分出口产品，可通过匹配出口订单，进行外汇远期保值，锁定其人民币销售价格，进而锁定企业出口产品的利润。在业务实操中，若企业对外汇远期价格不满意，仍可通过买入外汇封顶远期来降低远期结汇的成本；若外汇波动较小，也可考虑适度卖出美元人民币看涨期权，收取期权费补贴结汇价格。 三是外汇衍生工具在境内外跨市场联动中的运用。在海外交易所进行美元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衍生品保值，同时结合美元兑人民币的远期购结汇，可以构造出大宗商品的人民币采购成本。因此，与境内在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及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相同期货品种就有了可比性。因为期货衍生品市场具体定价规则和交易细节不尽相同，会产生一定的差异，企业可以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套期保值路径进行价格风险对冲。一方面企业可以从成本、灵活性、与现货匹配度上选择合适的套期保值路径，在境内或者境外进行套期保值操作；另一方面，当两个市场衍生品套保产品价差过大时，也可以利用企业自身拥有现货背景的优势，进行期货与现货结合的跨市场套利，在增加企业贸易量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工具，有助于企业对境内外两个市场进行比较，起到连接两个市场价格关系的功能。 产业链保值操作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一是企业重视大宗商品保值，忽视外汇保值。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一般较外汇更为剧烈，比如2020年铁矿石涨幅足有70%，而人民币升值幅度约为6%。这主要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一般呈现周期波动属性，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大宗商品价格涨势也会更猛；而汇率波动受更多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越复杂门类越齐全的国家，就越难形成单向的大幅波动（相比大宗商品而言）。在国际贸易中，汇率波动有类似“自动稳定器”的特点，因而企业往往更重视铁矿石、焦煤、铜、铝、锌这类基础原材料的保值，而忽视了对外汇波动的管理。 二是大宗商品保值与外汇保值协同较难。大宗商品的套期保值业务，在境外衍生品交易所进行，可以更好地对冲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因为很多商品的定价规则往往挂钩某一指数，比如铁矿石定价规则一般和普氏指数相挂钩，相对而言套保的效果也会更好。但是境外衍生品交易所一般以美元结算，这会使企业面临外汇波动的风险，需要在进行大宗商品套保的同时，对外汇价格波动进行管理。大宗商品保值与现货紧密结合，一般由企业专门组建的期货业务部门负责。外汇的套期保值业务由于和资金紧密相关，一般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管理。在对产业链进行套期保值管理时，往往需要协调二者的关系，对具体业务进行保值时需要做好同步管理，避免两者的业务协同出现问题。 三是企业管理模式上的难点。集团公司在进行套期保值时，因为业务广、下属公司多，往往要面对管理模式的选择。一般而言有集权和分权两种管理模式。集权模式需要各子公司收集大宗商品敞口，由集团层面统一管理运作。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集团可以及时掌握子公司的敞口信息，集中集团的资源，选用专业人才进行风险管理。其缺陷在于，集团统一决策的流程链条长、时效性差，管理模式也比较僵化，对具体现货业务的掌握不及一线部门；同时，因为考核往往在各子公司，由集团统一决策还存在权责不一致的问题。分权管理模式，是让各子公司甚至业务单元决策，以增加套期保值业务的灵活性，决策流程的链条更短更贴近实际；但也容易造成多头管理，提升人力物力成本，还可能造成对各子公司业务管理失控的问题。企业在权衡两种模式时，往往是顾此失彼，给大宗商品套保及外汇保值管理造成困扰。 建立服务导向型的集团产业链套保模式 企业进行大宗商品的产业链保值时，涉及采购、库存、生产、销售、资金及衍生品管理等多个环节，不仅需要有关各业务部门的支持与协作，还需要设定集团与各下属子公司之间的管理架构和决策考核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因此，在运用外汇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时所面临的问题，也应在大宗商品产业链保值的整体框架下进行考量和解决。 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利弊后，笔者认为，建立以服务为导向的集团产业链保值模式，是解决外汇衍生工具乃至大宗商品套期保值有关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企业可在集团层面成立专业部门负责统筹管理产业链套期保值业务，但其职能并非类似集权管理模式下的决策机构，而是侧重对衍生品业务的监管和支持。监管体现在审批下属单位金融衍生业务年度计划，定期及不定期检查下属单位金融衍生业务执行情况，对不具备业务开展必要性或条件的，提请集团董事会取消其业务资质。支持体现在提供宏观研究、风险提示、会议协调、聘用专业咨询机构等方面。套期保值业务需求的提出以及在年度计划范围内的业务操作决策由下属各子公司甚至具体业务单元来决定。具体衍生品套期保值操作，可视情况由集团专业部门或下属实力较强的贸易公司统一为各单位出具保值策略与方案，并负责具体操作执行。集团虽是服务型管理体系，但统一监管，统一操作，且可掌握各单位背景敞口金额及衍生品持仓数据。这样做有以下好处： 一是各子公司作为业务决策主体，可保证产业链保值的灵活性和及时性。集权管理模式中最大的问题是决策的流程链条长时效性差，在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很容易错失业务操作的最佳时机；而各子公司在年度计划框架下自主决策，决策链条更短、更灵活，可以充分发挥分权管理模式的优势。 二是以服务为导向，可充分发挥集团管理的优势。集中集团层面的人才优势，为各下属业务单元提供统一的宏观研究、沟通协调、对外合作交流、乃至详细的保值方案与策略服务，避免了在分权管理模式下各部门各自为战、多头管理、耗费人力物力的情况；同时，真正实现了集团对业务的统一管理，有利于协调业务部门、财务部门等多个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做好期货及外汇保值业务的同步运作。 三是权责一致，便于各子公司的业务考核。由于各子公司背负经营业绩指标又处在业务一线，对市场变化敏感，赋予其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权，有利于提高其通过衍生品市场封闭各类风险敞口，提前锁定经营业绩的积极性；又由于业务敞口和衍生工具的操作决策权均在各子公司，权责一致，也便于后期对期现结合的考核。 四是集团仍可掌握下属各子公司的具体业务情况。通过建立服务导向型的集团产业链保值模式，集团层面的专业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日常与下属各子公司的业务沟通，掌握其总体敞口情况，避免发生分权模式下集团层面管理缺位的情况，也降低了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时可能出现违规情况的概率。 五是可更好地发挥集团的风险提示功能。在以服务为导向的模式下，集团专业部门可以对各子公司进行风险提示，既对各单位具有一定影响力，又站在相对独立的位置给出更为客观的建议；既能提示大宗商品近期波动风险，也能对容易被各单位忽视的外汇及海运费套期保值及时进行风险提示。 综上所述，建立服务导向型的集团产业链保值模式，可在保持集团监管力度的情况下，更灵活、有效地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强化各业务单位对大宗商品及外汇风险的管理能力。 作者单位：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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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刘志刚 魏颖娣 梅雨欣 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随着中资企业国际化、全球化水平的日益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年度汇兑损益加总净值规模不断扩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新时期，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在加大。为此，本文拟通过分析A股上市企业年报汇兑损益数据，探明当前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情况，并给出相关建议。 样本筛选与数据处理 截至2022年3月末，A股上市企业4854家。先做适当样本筛选：一是剔除运营相对不正常企业，如ST企业和上市至今尚未盈利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汇率管理代表性较差；二是剔除观察期内没有产生汇兑损益的企业，这类企业不存在汇率套保需求。 在数据选择方面，确定以2016—2020年期间筛选后的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准。一是由于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幅有效扩大，市场化程度提高；二是因为2016—2020年恰好经历了两轮较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升贬周期。无论是出口型还是进口型企业，在完整的汇率升贬周期内如果没有采取足够的套保措施，都可能出现较大的汇兑损益波动，易于观测；三是本文完稿时仅有32%的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2021年年报，考虑数据完整性问题，本文未用2021年数据。 经上述数据筛选后，2016—2020年的存在汇兑损益的样本企业（以下简称“样本企业”）分别为3102家、3279家、3667家、3701家和3724家。 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样本初瞰 首先对样本企业所在地、行业、经营规模、汇兑损益等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 一是地区分布。对于办公场所与注册场所不一致的样本企业按总部办公地点作为企业所在地。图1显示，样本企业所在地近五年分布比较稳定，东南沿海企业密集度明显高于西北部。此外，按省份划分的企业聚集度排名与该省份金融行业GDP总值排名高度契合，说明了金融业伴随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的发展态势，而更高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也可为该地区上市企业汇率套保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支持。 二是毛利率分布。不同行业的企业，其套保损益可能有所不同。为观测这一点，常用的方法是将样本企业按照行业进行分类。但考虑到样本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占比过高，行业分析的差异性不够显著，故本文以不同企业的毛利率水平为代理区分变量进行分析。图2显示，2020年度样本企业毛利率较接近统计上的正态分布，主要集中在10%—40%区间内。 三是样本企业经营规模分布。通过数据导入，发现样本企业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40亿元以下，约占总体样本的70%。 四是汇兑损益分布。数据显示，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汇兑损益主要集中在-300万到500万人民币区间。具体来看，五年间产生汇兑盈余（即汇兑损益为负）的企业占比分别为74%、21%、68%、64%、22%，具备明显的年度特征：2016年、2018年和2019年汇率盈余企业占比明显高于2017年和2020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2017年、2020年这两年汇率双向波动更为明显，当年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带来较大挑战。 横向比较：不同上市企业汇率冲击率比较分析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本文横向地在不同规模上市企业中进行套保程度比较，构建汇率冲击率指标如下： 汇率冲击率=|汇兑损益/（净利润-汇兑损益）| 其中，分母为企业不考虑汇兑损益前的利润水平（汇兑损益前利润+汇兑损益=净利润），分子为汇兑损益本身。比率取绝对值是因为无论正值还是负值，绝对值过大都是套保不足的体现——充分套保的企业应不存在汇兑损益对净利润的过高影响，汇率冲击率数值越高，说明企业收益受汇兑损益影响越大。 一是地区比较。将样本企业按不同所在地划分并分析表现差异。为避免极值影响，取企业汇率冲击率的中位数来进行观察。数据显示，样本企业总体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1.67%。图4可见，在样本企业集中度最高的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七省市中，仅上海和北京的汇率冲击率低于全国水平，而福建的汇率冲击率为2.67%，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更好地分析样本企业所在地不同对汇率套保行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统计了办公地与注册地不一致的企业的汇率冲击率。2016—2020年间，样本企业中共有191家企业将办公地选在注册地以外的省市，其中173家企业将办公地驻扎在了金融GDP排名前七的省市。这173家企业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为0.74%，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7%。这说明金融资源发达是企业实施汇率套保的重要条件。 二是毛利率比较。将样本企业数量按2020年毛利率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5可见，随着不同组别毛利率的上升，汇率冲击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毛利率在15%—24%间的样本企业，其汇率冲击率最高；毛利率超过24%后，汇兑冲击率随着毛利率的升高呈快速下行；特别是毛利率超过43%之后，汇率冲击率显著低于全国中位数。这可能是因为低毛利企业对成本敏感度更高，更不愿意承担汇率套保成本。 三是样本企业规模比较。首先，按营业收入分组。将样本企业按2020年营业收入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6可见，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营收规模在6至26亿间的企业汇率冲击率最高；随着营收规模的扩大，汇率冲击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说明相比毛利率，汇率冲击率对营业收入的变化相对没有那么敏感，即与其自身经营规模呈弱相关。 其次，按财务人员数量分组。将所有企业按财务人员数量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观察每组的汇率冲击率中位数。图7可见，随着财务人员数量的增加，汇率冲击率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财务人员配置越充足，意味着企业越重视财务规划，决策团队的专业能力可能较强，汇率冲击率随之下降。 通过横向比较发现，金融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更容易吸引企业聚集，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的企业套保能力就更强；毛利率越高（特别是超过43%）的企业，其经营受汇率损益影响越小；营收规模越大（特别是超过26亿元）的企业，其汇率冲击率也可能降低。 纵向比较：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汇率冲击率变化 样本企业中具有2016—2020年五年汇兑损益数据的企业共2927家。进一步观察这2927家企业在五年间的汇率冲击率变化，可以衡量上述企业主体套保能力是否提升。具体方法是，对这2927家企业，先设定一个特定幅度阈值X，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发散状态，即套保恶化；若某企业逐年汇率冲击率<前一年汇率冲击率*X，则定义其为收敛状态，即套保改善。 为充分分析不同情况，本文将该特定幅度阈值X分别设定为150%、140%、130%、120%、110%和100%六档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无论特定幅度阈值X取哪一个值，2927家企业中均只有少数企业汇率冲击产生收敛，即汇率套保改善。例如，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大值“150%”作为判别标准时，只有177家企业出现收敛；当特定幅度阈值X取最小值“100%”作为判别标准时，仅61家企业出现收敛。这说明，从汇率冲击率本身作为时间序列数据看，大部分企业数据在2016—2020年呈发散状态，这其中有两点可能原因：一是部分企业虽充分意识到汇率波动会对其财务指标产生影响，但由于项目周期过长、财务考核跨年度、财务纪律约束等各种原因考虑并未开展汇率套保；二是部分开展套保的企业汇率套保能力并未随着时间推移明显改善，后续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研究数据并未包含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故2021年以来监管机构大力提倡汇率风险中性的效果在本文数据中无法得到体现。 相关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样本企业数据横向、纵向分析，由此可见： 一是金融资源的发达程度是企业套保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金融发达地区同样存在套保不足企业。全国75%的具有套保需求的企业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山东和福建等地，这7个省市在全国金融业GDP排名位列前7，不过，这7个省市中的样本企业除京沪外，其他5个省份汇率冲击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金融资源丰富地区，其当地企业并不必然拥有更强的套保能力。 二是毛利率偏低企业的，套保积极性更低。汇率套保产生财务成本，对于高毛利企业而言，该类成本不算高，但对于低毛利行业而言，汇率套保成本可能成为其选择汇率敞口“靠天吃饭”的充分理由。 三是企业的经营规模越大，财务人员配备越齐全，汇兑损益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相对越小。企业对汇率风险的认知和汇率套保的能力，是随着企业的成长而不断提升的。成长中的上市企业，其汇兑损益的波动随着经营规模的增长而放大，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其有精力有条件关注汇率风险对冲，企业套保能力提升，汇兑损益波动就有所下降。 根据上文分析，笔者在改善上市企业汇率套保工作方面，有如下建议： 一是要继续加大宣传，强化企业主体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金融资源发达地区，需正视本地上市企业套保不足情况，可积极作为，为上市企业加强汇兑损益管理提供支持；金融资源欠发达地区，可积极引入外部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提升涉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 二是多措并举，进一步降低低利润率企业套保成本。短期可通过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让利双管齐下，降低企业主体负担，培育该类企业的套保习惯。中长期中，可采取保证金方式，降低企业套保的资金占用成本，以市场化手段推动其长期参与汇率套保。尤其是对于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可不断改善小微企业的外汇套保金融服务，降低企业套保成本，提升其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刘志刚、魏颖娣 工作单位：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作者梅雨欣 工作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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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作者:郭佳 面对小额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涉外企业需建立适合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并通过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搭建最优避险产品组合，以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主业经营的影响。 2020年以来，全球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衡量多个发展中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强弱程度的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JP Morgan EMCI）下滑12%。其中，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等货币跌幅居前。以巴西雷亚尔为例，截至2022年3月31日，雷亚尔兑美元累计贬值约20%（见图1）。 新兴市场小货币的大幅波动，对中国出口贸易行业和从事新兴市场投资活动的企业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小货币汇率避险成为众多面对新兴市场出口及投资的企业迫切需要面对的的外汇风险管理难题。 健全小货币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A公司为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该公司近几年对新兴市场的出口量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增长。A公司80%以上的业务都是在巴西，巴西雷亚尔汇率大幅波动对其业务影响巨大。2020年之前，A公司对汇率风险不够重视，也没有应对外汇市场风险的管理意识。2020年之后，新兴市场货币大幅波动，A公司因此产生较明显的汇兑损失。有过深刻教训后，A公司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公司只有建立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方可在重大风险发生之际应对有序。对此，A公司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加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一是A公司根据公司业务背景建立明确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A公司分别确定了投融资和贸易场景下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在投融资项下，A公司支持新兴市场业务融资尽量以当地货币融资，实现当地货币融资对应当地货币资产的自然对冲。非当地货币融资，融资货币对当地货币全额锁汇；在贸易项下，已收当地货币货款全额锁汇，应收货款根据一定比例进行锁汇，预期当地货币销售收入尚未确认应收部分金额利用期权或期权组合等非线性金融工具锁汇。以上策略的基本原则是风险收益匹配原则，即确定性的资产负债产生的风险，企业采用线性、确定的金融工具管理风险；或有的资产负债产生的风险用非线性金融工具管理风险。 二是企业建立、完善对冲交易流程和相关人才培养。考虑到汇率风险对公司损益有较大影响，A公司逐步培养自己的外汇交易人才，外汇交易业务的授权、责任、分工清晰明确，流程健全，确保公司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必要的、灵活、快速的风险决策流程。 三是不断增强企业对汇率风险对冲产品的理解与操作心得。2020年以前，A公司只在当地与银行开展本金交割远期（Delivery Forwards，DF）锁汇业务。2020年之后，考虑到疫情影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以及海外市场金融资源丰富、资金划转方便等诸多有利因素，A公司决定将其香港公司打造为A公司的海外财资中心，从各类金融机构获取授信额度，集中开展现金管理、汇率/利率风险管理业务，同时进行其他投融资活动。从对冲工具选择上，A公司海外财资中心充分利用在岸、离岸两个市场开展本金交割远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on-deliverable Forwards，NDF）以及期权等锁汇业务。 参透小额货币管理利器 一是NDF。NDF是指双方约定远期汇率，合约到期时只需将交易本金按约定汇率与定盘汇率之间的差额进行交割清算，无需对NDF的本金进行交割。NDF的交易货币对通常为美元与一个存在管制或部分管制的货币，因该货币的管制特点所以不用交割全额本金，通常选用官方汇率作为基准，通过美元直接进行差额交割。因此，NDF被业界称为小额货币管理利器。 产品示例：A公司记账本位币为美元，2021年9月，A公司预计未来每三个月会收到一笔货款100万巴西雷亚尔 （BRL），需要换汇成美元（USD），但是雷亚尔兑美元汇率面临较大汇率波动风险，由于巴西央行对雷亚尔相关外汇交易采取一定的限制，因此出于成本和便利性考虑，公司选择在香港市场通过NDF产品锁定汇率风险。2021年9月13日，A公司与银行签订购买3个月期限USDBRL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本金金额100万雷亚尔，合约锁定NDF汇率为5.30。 2021年12月15日，USDBRL大幅升值，当日USDBRL外汇市场即期定盘汇率为5.6892，对于这笔NDF合约，A公司无需交付100万雷亚尔本金，只需按照当初合约汇率5.30与定盘汇率5.6892做差额结算，获取12907.61美元汇兑收益，弥补A公司因雷亚尔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12907.61USD（1000000BRL/5.30—1000000BRL/5.6892）。同时，A公司在巴西当地以即期汇率买美元卖雷亚尔获得175771.64USD（1000000BRL/5.6892）。综合上述交易，公司整体USDBRL汇率成本锁定在5.30附近。 由此可见，通过NDF产品，A公司成功规避了外汇市场波动造成的汇兑损失，锁定了企业宝贵的经营利润。在这里，NDF产品结合A公司香港账户，相当于是A公司在巴西境外开通了一个离岸钱包，通过使用香港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来管理汇率风险，确保主业收益。 对于新兴市场小货币汇率避险来说，NDF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当涉外企业在新兴市场因当地政治、经济原因无法正常开展汇兑活动时，可通过开展小货币汇率衍生品NDF交易进行汇率避险。 二是可交割远期产品或期权产品对冲汇率风险。在外汇交易市场的选择上，除了离岸的外汇交易市场，如果可以找到新兴市场当地的银行提供手续简便、价格优惠的金融衍生品服务，A公司也可以选择可交割远期产品或期权产品对冲汇率风险。 产品示例：假设A公司在2021年9月与银行签订购买USDBRL3个月远期合约，远期汇率为5.3050，本金金额100万雷亚尔。3个月后，公司按照5.3050的汇率购汇，从银行收取188501.41美元，同时支付银行100万雷亚尔。若是购买看涨期权，A公司在2021年9月向银行购汇3个月期限、执行价为5.3050的平价看涨期权，本金金额为100万雷亚尔，支付期权费6488美元。 3个月后，如果USDBRL即期汇率高于5.3050，公司行权，以5.3050的汇率购买美元、卖出100万雷亚尔，规避雷亚尔贬值的风险；3个月后，如果即期汇率低于5.3050，公司放弃行权，以更优的即期汇率购买美元并卖出100万雷亚尔。A公司购买可交割远期产品和期权产品损益见图2。 若A公司每季度都采用以上3个月期限可交割远期产品或平价看涨期权产品滚动对冲外汇风险，图3中两条线分别代表3个月USDBRL可交割远期产品和平价看涨期权产品到期的损益，其中期权费已经从期权收益中扣除。从图3的损益回溯分析可见，如果新兴市场货币贬值趋势非常明显，贬值方向比较确定，可交割远期产品可以提前锁定成本，是规避汇率波动有效的方式；而在有效锁定汇率风险的前提下，利用期权产品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通过上述信息，企业可认识到，当汇率波动幅度较大，且升值或贬值方向不确定时，期权产品可以作为新兴市场货币风险对冲的重要工具。 面对小额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一方面应逐步建立适合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可根据离岸和在岸市场不同的资金流动和汇兑管理要求，通过多个外汇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搭建最优汇率避险产品组合，以管理好企业的资金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风险，有效保障公司主业。 作者单位：海云汇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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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4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3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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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3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45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