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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9年二季度及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2019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有何特点？ 答：2019年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106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6%；初步估算，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延续净流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均呈现顺差。具体看： 一是经常账户中货物贸易保持顺差，服务贸易逆差收窄，初次和二次收入呈现顺差。上半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2228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293亿美元，同比收窄12%，其中旅行和运输逆差同比分别下降8%和14%；初次收入顺差71亿美元，上年同期为逆差303亿美元；二次收入顺差5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逆差65亿美元。 二是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延续顺差。上半年，直接投资顺差336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467亿美元，保持总体稳定；外国来华直接投资803亿美元，仍维持在较高规模。证券投资中，境外投资者增持我国证券500多亿美元，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增加3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中股票和债券均呈现增持，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促进了资本市场交易和跨境资本流动，更好地满足了国内外投资者跨境配置资产的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预期平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提升，预计全年我国经常账户仍将处于合理区间，有可能延续小幅顺差格局；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继续平稳运行，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2019-08-09/xiamen/2019/0809/13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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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外汇局鄂州市中心支局组织全市银行外汇从业人员开展了“大家都来讲”讲学活动，鄂州市辖内6家外汇指定银行相关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共40余人参加。活动中各家银行选派1名业务人员通过PPT讲解的形式依次对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外汇管理制度、业务系统操作规程等作经验分享与交流。在对个人外汇业务和货物贸易外汇业务操作的讲解中，授课人员通过大量实际的案例进行分析，并就业务规范性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本次活动将“‘学、讲、展’三步法，探索政策传导新机制”活动方案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强了银行一线业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展业合规意识，充分展示了前期学习培训成效，实现了从“学”到“讲”的突破，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奠定了扎实理论基础。 2019-08-14/hubei/2019/0813/10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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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9年二季度及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2019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有何特点？ 答：2019年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106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6%；初步估算，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延续净流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均呈现顺差。具体看： 一是经常账户中货物贸易保持顺差，服务贸易逆差收窄，初次和二次收入呈现顺差。上半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2228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293亿美元，同比收窄12%，其中旅行和运输逆差同比分别下降8%和14%；初次收入顺差71亿美元，上年同期为逆差303亿美元；二次收入顺差5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逆差65亿美元。 二是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延续顺差。上半年，直接投资顺差336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467亿美元，保持总体稳定；外国来华直接投资803亿美元，仍维持在较高规模。证券投资中，境外投资者增持我国证券500多亿美元，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增加3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中股票和债券均呈现增持，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促进了资本市场交易和跨境资本流动，更好地满足了国内外投资者跨境配置资产的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预期平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提升，预计全年我国经常账户仍将处于合理区间，有可能延续小幅顺差格局；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继续平稳运行，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2019-08-15/hubei/2019/0812/10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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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北京地区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重新备案工作，北京外汇管理部于近日召集辖内20家企业和银行座谈，分别了解业务复杂类企业和业务简单类企业在重新备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倾听企业诉求和建议，共同商讨解决办法。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中行北京分行、工行北京分行等参加了座谈。 2019-08-15/beijing/2019/0815/1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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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个人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需提供什么材料？ 答：出境人员向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携带从自有或直系亲属外汇存款中提取外币现钞出境的，应当持护照或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有效签证或签注，存款证明向存款银行申请；购汇后携带外币现钞出境的，应当持规定的购汇凭证，向购汇银行申请。 出境人员向外汇局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的，应当持书面申请，护照或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有效签证或签注，银行存款证明，确需携带超过等值10000美元外币现钞出境的证明材料向存款或购汇银行所在地外汇局申请。 2018-07-18/guangdong/2018/0719/1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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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要从长远着手，标本兼治，注意区分长期政策和短期对策，把握好度，谨防引起多方叠加共振，导致单点风险外溢为系统性风险”财新记者 凌华薇/文 经历了2018年的债券违约增加后，2019年上半年债券市场违约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目前有序打破刚性兑付的积极意义何在？债市开放的道路要如何继续走下去？外资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兴趣，能否转化成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与改革深化的强大动力？近期，财新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央行主管金融市场的副行长潘功胜。 客观看待债券违约现象 财新：6月30日最后一周安然度过之后，金融市场对年中钱荒的忧虑情绪已经纾解，但对债券违约风险的担心仍然未能消散。有媒体将今年上半年的违约数据与去年同期做比较，认为从违约数量和金额上都有所增加。对此应怎么看？ 潘功胜：债券违约是正常现象，没有违约的市场是不健康的市场。前些年业界对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诟病很多，在刚性兑付的情况下，投资者认为债券不会违约，结果是无论评级是AAA还是BBB的债券都会去买，不同风险的债券没有价格区分度，信用评级也失去了应有的效用，无法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打破刚性兑付后，债券市场的定价体系得以矫正，可以形成真正反映企业信用风险的价格，投资者投资行为也会随之调整，因此，正常的违约对于债券市场长远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有利于金融资源更有效率地配置，需要客观看待违约现象。 判断当前债券市场违约形势要从多个维度分析。 首先，2018年债券违约主要发生在下半年，从环比情况和新增违约情况看，当前债券违约形势有较为明显的缓解。2018年全年共发生债券违约1014亿元，下半年违约817亿元，占全年违约总规模的比重达到81%。随着2018年底以来多项促进实体经济融资改善政策的推进，经济增长保持韧性，2019年上半年违约债券规模为442亿元，环比下降了46%。尤其是四、五月份之后，违约债券规模进一步下降，二季度违约债券规模较一季度又减少了147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发生违约的32家企业中，有10家是以前违约的企业，占比将近三分之一，这其实是过去就已暴露的风险，新出现的风险比表面看起来得要小得多。 其次，中国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水平目前并不算高。与信贷市场违约相比，2018年底的信用债违约金额占信用债余额的比例是0.79%，而同期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比例是1.89%。信贷市场主要依靠放贷机构内部决策，在发生不良时也可以通过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灵活消化，相关信息无需公开。而债券市场需强制信息披露和外部评级，债券违约需要披露，透明度高，评级机构也会调低评级，违约对企业形象和后续融资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当然债券市场的透明性是一大优势，有利于强化市场纪律约束。与国际水平比较，中国债券市场违约率也并不高。穆迪发布的过去几年国际债券市场违约比率，总体在1.12%到2.15%之间，相对而言，中国债券市场违约水平要低一半多。因此，当前债券市场违约情况总体处于正常范畴。 财新：目前中国债市的债券的违约机制似乎还不够完善？ 潘功胜：由于我国债券违约历史还比较短，本轮债券违约也暴露出债券违约处置机制还不完善等问题。据初步统计，目前已违约的公司信用债完成兑付或达成重整协议的比例比较低。较低的违约处置效率会损害投资者投资积极性，加大企业债券融资难度，提高融资成本。目前人民银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抓紧健全违约处置基本制度，配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明确违约债券涉及的法律问题。同时，强化对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监管，推动跨市场执法，严厉打击发行欺诈和逃废债等行为。此外，人民银行也在积极发展违约债券交易市场，研究推出债券置换等提高处置效率的市场化的债券违约处置手段。 关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财新：在5月底包商银行被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后，市场对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开始变得比较敏感，特别是对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市场多有担心。请问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潘功胜：与债券市场存在的刚性兑付类似，长期以来，金融同业之间也存在信用利差模糊、刚性兑付的情况。个别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意识不强，过于依赖金融同业业务激进扩张规模，资产负债表很不健康，期限错配较为严重，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其回归到稳健经营的轨道上来，对于个别经营难以为继的机构该出清的也要出清，这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包商银行出现信用危机被接管后，标志着正常的信用分层开始出现，同业刚性兑付被打破。在金融机构信用风险重新定价过程中，市场对个别经营不稳健的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担忧情绪和避险倾向，风险偏好有所下降，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正常反映。当然这里面有过激反应的成分，金融市场本身具有这样的特点，一开始都会反应过度一点，之后逐渐回归理性。另一方面，此次对那些经营比较激进的中小机构客观上也相当于做了一次风险教育，适当的风险教育有利于市场进步。什么样的风险教育最有效？只有机构自己真正吃过亏，才会对市场怀有敬畏之心，才会更加谨慎。中国很多市场都是经历过粗放式发展、纠偏完善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但同时也要看到，解决问题要从长远着手，标本兼治，注意区分长期政策和短期对策，把握好度，谨防引起多方叠加共振，导致单点风险外溢为系统性风险。因此，要把握好处置节奏。这段时间，货币金融监管当局与市场主体保持密切互动，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多措并举稳定市场信心，市场运行比较正常。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金融管理当局、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和股东共同努力。金融管理当局要结合市场情况准备把握政策出台力度，提高透明度，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定市场预期；监管部门要严格监管，督促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合规经营；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也要担负起属地管理责任，通过注资、推动重组等方式提升地方金融机构稳健性；股东也要改变理念，约束关联交易行为，通过增资扩股、强化公司治理等手段，增强机构的健康性。 财新：针对此前券商、基金等非银金融机构的困境，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选择了头部券商来向中小非银机构提供流动性，请问有何政策用意？ 潘功胜：金融机构信用分层出现后，中小银行的风控方式和经营模式有个调整的过程，中小银行和中小非银机构原本的互动也受到了影响。头部券商相对来说，对本行业交易对手的风险状况比较了解，如果能够给头部券商提供流动性安排，由头部券商为中小券商和基金等快速提供流动性，可以避免市场非理性行为对其他机构形成误伤。因此，当出现中小非银机构融资困难苗头的时候，人民银行和相关部门果断出手做了一系列安排，回过头来看，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市场恢复正常后，最终还是由市场主体决定具体的融资渠道和方式。 财新：前一阵市场比较关注部分发行人和券商、私募机构联手进行结构化发债问题，请问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潘功胜：结构化发债应该说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一般是指发行人遇到债券发行困难，掏钱通过认购资管产品的平层或劣后级参与自己债券发行的行为，且多通过债券质押回购等方式，将企业信用置换为同业市场信用，把长期融资置换成短期滚动融资，操作难度和成本均比较高。去年以来，一些民企或低评级城投公司在债券融资遇到困难时采用了这种方式。结构化发债反映出我国金融市场信用区分度不够、包容度不足的问题。如果金融市场信用区分度高，那些本来发不出债的发行人，以其债券作为质押，融资成本应该更高，甚至质押不出去，结构化发债就不会有存在的基础；同样，如果债券市场风险容忍度足够高，高风险发行人只要付出高成本就能筹资成功，结构化发债也就不会存在了。对于结构化发债问题，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包括市场基础设施都在开展工作。中长期看，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要推动高收益债券市场建设，壮大私募基金等高风险偏好投资人，提高债券市场的包容性，同时健全信用评级和风险定价机制，将隐性发行成本显性化，降低债券市场道德风险。 债市开放促改革 财新：近年来，中国债市开放卓有成效。按照2019年1月央行公开披露数据，2018年中国债券市场外资净流入规模约1000亿美元，占新兴市场流入外资规模的80%。应该说这一开放措施对稳定中国外汇储备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更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实现有管理的自由可兑换进程中的重要成就。 潘功胜：债券市场开放是金融业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兼有“价格锚”和“蓄水池”作用，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推动债券市场开放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6年以来，债券市场市场开放开始提速，各项开放措施加速推出，包括大力吸引境外机构到境内发债，不断扩大境外机构投资者类型，推出“债券通”、拓宽境外机构发行投资渠道，取消境外机构投资额度限制，丰富风险对冲工具，完善会计、审计、税收等配套制度，推动评级行业对外开放等，近日推出的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新措施中，很多措施都与债券市场直接相关，涉及信用评级、发行承销、货币经纪、投资便利等领域。在各项措施的作用下，债券市场开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9年6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国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熊猫债2191亿元，发行主体范围涵盖了国际开发机构、外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存续余额较2015年末境外机构债券存续余额增长了17.5倍；已有1846家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市场，持债规模达到1.96万亿元人民币，较2015年末增长了2倍。2019年4月，中国债券也已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这标志着国际市场对中国债券市场的认可。 尽管债券市场开放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与国际发达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目前，境外投资者持债余额占中国债券市场余额的比重仅为2.4%，其中持有国债规模占比为8.3%，对信用债的投资还非常少。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已经成为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并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债券市场已经是国际第二大债券市场，中国债券市场开放仍有很大空间和潜力。 财新：那下一步债券市场开放还会采取什么措施？ 潘功胜：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顺应大势，主动作为，坚定不移的推动债券市场开放，以包容合作的心态，完善市场规则,形成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良性格局。一是完善债券市场开放的制度规则，积极推进发行交易、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切实提高对外开放质量；二是健全兼顾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的金融基础设施，借鉴“债券通”的经验，鼓励境内基础设施与更多国际主流电子交易平台及相关基础设施加强合作，使得国际投资者能够在不改变业务习惯、同时有效遵从境内法规制度的前提下投资中国债券，使得中国债券市场的投资环境更加便利和友好。三是丰富债券市场金融工具和交易机制，满足境外投资者需求，包括扩大对境外机构的做市商群体，推出债券ETF等指数型产品，全面放开回购交易，完善债券市场估值服务，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品，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等。 来源：《财新周刊》2019年第31期 2019-08-14/shanghai/2019/0814/11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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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7月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理和调整方式越来越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弹性越来越强，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也越来越适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调整，各类避险工具也越来越多，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近期美国将中国列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不会改变中国的外汇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金融改革仍将持续深化，金融开放仍将持续扩大。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一、美国认定我所谓的“汇率操纵”，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背景下的政治操作，将成为国际金融史上典型的荒唐案例 美国财政部8月5日违背基本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常识和专业精神，以不干预汇率贬值为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此举罔顾美国保护主义下单边关税升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普遍调整的基本事实，也与美国5月发布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结论不一致，是美国挑起和升级中美经贸摩擦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其政策评估的不透明性和任意性，国际市场上任何不受美国政府欢迎的价格调整都可能被随意打上外国政府干预的政治标签。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近日撰文指出，中国不符合“汇率操纵国”定义，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要求IMF干预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如此贴标签显然是“自毁门庭”，将会严重损害美国政府和财政部的公信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延续2015年以来基本判断，重申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这也充分证实美方相关指责毫无根据、站不住脚。 近期人民币汇率短期调整，是金融市场对美方意外宣布超预期关税措施的自发应激反应。2018年4月以来，美国挑起和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已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的首要因素。2018年6月15日起，在中美经贸谈判取得进展的背景下，美方突然宣布对华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三天后又威胁向额外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引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调整，当月境内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下跌了3.4%。同年12月G20两国元首会晤、贸易摩擦形势缓和，又驱动人民币转为升值。2019年5月美方再次超预期升级对华关税措施，当月境内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下跌了2.4%。8月2日美国进一步威胁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此后人民币汇率出现急剧波动，8月5日开盘后离岸、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先后 “破7”，8月2日、5日两个交易日境内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下跌约1.9%。这一系列波动，都是人民币在外部环境冲击下正常的市场反应。 二、美国政治化的随意任性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将会成为笼罩全球金融市场的浓厚阴云 2018年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导致大类资产价格、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大幅波动和快速传染。2018年9月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落地后，全球股市（MSCI全球指数）出现暴跌，最大跌幅达18.0%。2019年5月和8月美国两次升级对华关税措施后，全球股市最大跌幅亦分别达6.3%和4.4%。黄金价格自2019年5月以来累计升值17.0%，一度突破1500美元/盎司，也显示全球避险情绪急剧升温。新兴市场汇率自去年4月以来最大下跌14.8%。事实证明，美方政策的单边性、随意性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高强度震荡的重要根源。正如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近日表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目前经济衰退的风险可能是最高的。” 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美国政府持续施压美联储，严重威胁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特朗普一改美国历届总统不对货币政策公开置评的传统，多次公开表达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强势美元的不满，公然威胁解雇现任主席鲍威尔，并试图通过提名新的联储理事影响美联储决策。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临近，其就美联储和美元汇率发表公开评论的频率不断上升，自2018年6月至今公开批评美联储政策或置评美元汇率多达30余次。尤其是8月初人民币汇率“破7”后，在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同时，指责美联储无所作为，应尽快降息100个基点，隐含之意直指美元汇率。四位美联储前主席近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虽然政治领导人在大选前后呼吁央行宽松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从长远来看，基于当前政治（而非经济）需求的货币政策会导致更糟糕的经济表现，也会削弱公众对央行政策的信心，从而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声明呼吁保持美联储独立性，确保货币政策决策不受短期政治压力影响。 三、我们将继续在市场化改革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外汇市场将在吸收短期冲击后逐步回归基本面 尽管人民币汇率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尽管美国将我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的既定方针不会因此动摇。我们将继续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采取了负责任态度，为全球经济在危机后逐步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仍将坚定恪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承诺，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不会将汇率作为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工具。 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人民币汇率尽管会受到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但我们判断不会无序贬值，外汇市场在经历短暂震荡后终将回归基本面。 第一，经济运行平稳，预期更加稳定。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未来经济增速仍将持续高于全球大部分主要经济体，人民币仍是强势货币。自2005年至2019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38%，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7%，是二十国集团（G20）中升值最多的货币。近期中美经贸摩擦不确定性较大，但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冲击的边际效应递减。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增长韧性增强，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 第二，跨境资本流动基本稳定。随着我国开放领域逐步拓宽，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国内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外商直接投资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配置更多人民币资产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规模已位于世界前列，但外资持有比重只有2%和3%左右，随着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被更广泛地纳入国际主流指数，中国债券市场在全球负利率范围扩展背景下保持较高的收益水平，外资投资空间较大。 第三，我国外债稳定性增强。近年来我国外债增幅相对于经济总量并不高，2018年末我国外债负债率（外债余额/GDP）、债务率（外债余额/年出口收汇）、偿债率（外债本息偿付/年出口收汇）分别是14.4%、74.1%、5.5%，远低于国际警戒线。外债类型结构优化，以中长期资产配置为目的的央行类境外投资者持续增持境内债券，债务证券占外债余额比重由2014年末的8%持续上升至2018年末的22%，这部分资金稳定性较强，汇率变化不容易引发大规模的外债“去杠杆”。 第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外汇市场主体更加适应和理性。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提高，波动率已接近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水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贬值压力得到及时释放。当前个人购汇更加平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理性有序，市场主体囤积外汇现象逐步消失，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有所增强。 四、我们将保持外汇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不断提高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完善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 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我们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长期大势，尊重市场，办好自己的事。我们将坚定信守改革承诺，保障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正常的用汇需求，继续为企业进出口、利润分配、跨境双向投资等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支持，继续满足个人在出国旅游、留学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涉及人民群众的经常项目支出不会受到影响。并且，我们将继续大力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扩大贸易收支便利化、服务贸易税务备案电子化、外债注销登记下放银行办理等便利化改革试点，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将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放管服”改革，优化6月上线的外汇局“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系统，进一步打造更加开放、公平、便利的营商环境。 我们坚信，未来的中国外汇管理工作将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将在更高的水平上协调推进，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将有更大的提升。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有效防范各种环境冲击风险，坚决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平稳健康发展。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2019-08-14/shanghai/2019/0814/1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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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季度,辽宁省分局对辖内未注销存量外债进行了分类清理，对于符合条件应注销的企业，通过相关银行通知其到所在地外汇局进行外债注销登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将此次清理工作汇报如下： 一、应注销外债整体情况 我分局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对全辖（不含大连，下同）范围内外债到期未注销情况进行筛查，共筛选出已偿清未注销外债377笔，其中沈阳市64笔。截止到5月底，已有 199笔外债完成注销登记，为后续申请外债注销登记下放银行试点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外债注销清理实施步骤 为保质高效地完成注销工作，我分局将其分解成以下几步，层层推进，步步落实。 （一）梳理并下发应注销外债名单。资本项目信息系统显示，全辖2018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已到期外债共665笔，其中未偿余额为零或为负值的共计377笔。我分局将应注销外债明细按所属外汇局整理后，将名单下发给辖内支局及相关直辖银行，同时附清理原则、操作步骤、责任银行确认方式，指导支局和银行落实。 （二）通过责任银行通知企业到外汇局进行外债注销登记。我们要求外债开户行在关闭企业外债专户后，通知企业按照《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操作指引（2017版）》规定，携带相关材料到外汇局查询应注销外债还本付息情况，确认无误后由外汇局为其办理外债注销登记（若无法查询到外债开户行信息，则由还本付息银行或最近一笔国际收支交易申报行通知相关企业）。 （三）汇总全辖清理情况并总结问题与经验。截止到5月底，全辖应注销外债共清理 199笔，后续注销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在本次清理工作中，我分局发现部分应注销外债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企业外债签约情况表原件丢失，我分局按照规定程序为其补办后办理外债注销登记。二是外债付息信息没有关联到控制信息表，其原因为老外债付息信息导入不完整或银行申报有误，我分局在向企业和银行核实付息信息确认无误后为其办理注销登记；三是部分企业已经停止经营难以找到联系人，有些甚至已在工商管理部门注销，企业无法提交外债注销登记申请，外汇局暂未处理此类外债，后续将请示总局。 下一步，我分局继续将监督银行正确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核对外债控制信息表信息，并及时提示外债登记企业在完成还本付息后进行外债注销登记。 2019-05-29/liaoning/2019/0529/7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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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外汇形势，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辽宁省分局成立了由分局主管局长牵头、各处参与的外汇形势分析工作领导小组，内设外汇收支总体形势分析小组、外贸形势分析小组、外资与跨境融资形势分析小组、跨境人民币与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分析小组，以此优化分局外汇形势分析工作的组织协调，建立起常态化工作机制，形成了分局一盘棋的良性互动。分析小组的成立，统筹了外汇各处室形势分析人员力量，合力打造月度分析报告《辽宁省外汇形势监测分析报告》和不定期分析报告《专题外汇形势分析报告》两份内部信息，提升外汇形势监测分析的针对性、有效性、前瞻性和准确性，深入研判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更好地为总分局领导决策服务。 2019-05-29/liaoning/2019/0710/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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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栉风沐雨，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70年来，我国外汇管理工作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高效集约配置和使用外汇资源，为不同时期经济建设发展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同时，有效应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外汇管理部门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外汇管理持续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背景下，成功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风险冲击，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立足实际国情，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我国自1953年起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外汇资源短缺，而国民经济建设用汇量很大，从而形成了外汇供不应求的局面。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为将有限的外汇资源用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这对保障外汇收支平衡、保持汇率稳定、服务国家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实行外汇集中管理和统一经营。这一时期，外汇管理工作由对外贸易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共同负责并分口管理，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全国外汇由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综合平衡和统一分配使用，实行“统收统支、以收定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给国家，需用外汇按国家计划分配和批给。同时，实行“以收定支、以出定进”的国际收支平衡政策，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办法保持外汇收支平衡。 基本不举借外债。当时我国经济建设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计划期间，向前苏联借用了少量政府贷款，以支持基础性的工农业建设。1964年，我国提前偿还了对前苏联的全部贷款本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没有对外借款，也不允许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我国利用外资逐步转向西方国家，主要形式是出口信贷和吸收国外存款。但总体来看，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很少。 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1950年，随着全国经济恢复和财经统一，人民币开始实行统一的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对外公布，主要作为计划核算的工具。从1953年起，随着国内物价趋于基本稳定，在西方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基本固定在1英镑兑6.893元人民币。1973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西方国家纷纷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开始参照西方国家货币汇率的浮动情况，采用“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计算方法调整，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设立专门管理外汇的国家机关，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外汇管理模式初步形成（1979～1993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也就此拉开。1979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正式成立，此后几经调整，形成了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 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为了进一步支持涉外经济发展，1979年8月，国务院明确在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基础上，实行贸易和非贸易外汇留成制度，适当留给创汇的地方、部门和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额度，以满足发展生产、扩大业务所需的物资和技术出口。外汇留成制度将用汇与创汇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创汇积极性，贸易规模成倍增长，外汇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外汇留成制度客观上导致了外汇额度的闲置和短缺。1980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办外汇调剂业务，允许企业通过银行按照国家定价有偿转让外汇留成额度。1985年，深圳成立全国首个外汇调剂中心。截至1993年末，全国共有108家外汇调剂中心，配置了80%的外汇资源，并形成了外汇调剂汇率与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 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初期，为弥补国内建设以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外汇管理部门配合国家政策，采取“宽进严出”政策，积极支持相关企业利用外资、合理利用境外贷款。1983年，允许“三资企业”开立外汇存款账户并自由提取外汇汇出，允许其部分产品和服务在境内以外币计价。1986年后，为解决外汇收支不平衡问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汇收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外汇调剂；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用所得人民币利润进行再投资，享受外汇投资待遇。此后，外汇管理部门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法规，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保障外商投资的健康发展。 初步建立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主要采取计划和行政手段平衡外汇收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涉外经济迅速发展，用汇需求增长较快，外汇短缺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甚至个别年份外汇储备为负数。为了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加强外汇储备管理，从20世纪80年代起 ，我国开始建立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制度。当时我国外汇储备包括国家外汇结存和中国银行外汇结存，随着中国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制，从1993年起该行的外汇结存就不再列入国家外汇储备。 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作用愈加重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不断完善（1994～2012年）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它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要求“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这一阶段，经过持续改革发展，我国初步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框架。 探索创新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外汇管理部门在不同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1993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宽进严出”的管理思路逐步转变。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适应开放的大国经济，外汇管理逐渐转向“均衡管理”，明确了国际收支平衡的管理目标。2009年，外汇管理部门进一步提出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为“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顺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实现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为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适应，1994年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并成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8年取消外汇调剂业务。新世纪以来，伴随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推进，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不断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程度。1996年底，我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由逐笔核销转变为总量核查、动态监测、分类管理，服务贸易用汇审批进一步简化。2007年个人结售汇年度便利化额度由2万美元提高至5万美元，便利居民旅游、留学等用汇需求。资本项目方面，持续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建立外债管理制度和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不断满足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 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外汇管理部门在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加强真实性审核管理，严格资本项目管理，及时规范了外汇收支秩序，增强了市场信心。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避免了亚洲地区出现竞争性贬值，维护了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稳定，赢得国际社会一致好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外汇形势产生巨大的冲击。外汇管理部门密切跟踪形势变化，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真实性审核，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有效避免了外部风险传染。 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21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摆脱外汇资源短缺状态，外汇储备规模自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我国外汇储备实行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三级授权管理制度，加强中长期战略摆布，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保障了储备资产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外汇储备积极拓展多元化运用，2003年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2011年成立委托贷款办公室，为后续设立丝路基金等股权投资机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奠定基础。 统筹平衡便利化和防风险，建立健全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2013年至今）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外汇管理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平衡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之间的关系，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积极应对外汇市场高强度冲击，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按照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要求，统筹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有序推动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提高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水平。大幅简化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管理，直接投资已实现基本可兑换。以金融市场开放为重点，构建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建立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丰富了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 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依法保障真实合规的经常项目国际支付与转移。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保险机构、外币现钞、个人外汇业务等领域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外汇管理领域应用。大力推动“放管服”改革，完善外汇局“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系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服务区域开放创新和特殊区域建设，支持在相关区域开展外汇管理改革的先行先试。支持“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投资活动，每年更新发布《“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概览》。 成功应对多轮外汇市场高强度冲击。2015年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我国外汇市场出现了几轮较严重的“资本流出-外汇储备下降-人民币贬值”负向螺旋。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外汇管理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及时制定和实施了包括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启动部分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加强市场预期引导等在内的一揽子应对措施，成功地稳定了外汇市场，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2018年以来，在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外汇管理部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总结前期应对外部冲击风险的经验，主动应对，多措并举，维护了外汇市场的基本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初步形成。为了防止大规模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外汇管理部门在坚持市场化导向和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基础上，逆周期、市场化调控外汇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更好运用中间价逆周期因子、风险准备金、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等各类政策工具。出台《银行外汇业务微观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办法》，提升外汇管理政策传导效率。 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旨在维护可兑换政策框架的稳定性和可信度，维护外汇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外汇市场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微观主体外汇业务经营风险，并通过真实性审核、行为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三个支柱实现政策目标。根据上述政策目标，外汇管理部门坚持在保障正常贸易投资活动前提下，保持外汇市场微观监管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严厉打击跨境套利、地下钱庄、非法网络炒汇等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秩序。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外汇管理部门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文刊载于《中国金融》杂志2019年第19期） 2019-10-07/gansu/2019/1007/8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