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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宁夏分局组织召开2019年外汇管理工作暨纪念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40周年座谈会，交流座谈外汇管理改革开放40年的所感所悟，分析研究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传达学习2019年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精神。辖区16家外汇银行国际业务部主要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宁夏分局干部职工共计40余人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上，4家外汇银行宁夏分行国际业务部主要负责人结合自身从事国际业务经历，交流了外汇管理改革开放40年的所见所闻所悟。宁夏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暨外汇管理改革发展40年历程和成就，分析了当前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了2019年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并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和建议。与会人员还集中参观了外汇管理改革40周年集中展览。 2019-01-18/ningxia/2019/0118/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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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2月1日起，深圳市分局在辖内组织开展2019年月度贸易信贷统计调查工作。本次抽样调查共涉及辖内678家样本企业填报贸易信贷申报表760份，其中出口样本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653份，进口样本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107份。具体样本企业名单见附件。2019年贸易信贷调查月度企业 2019-01-22/shenzhen/2019/0122/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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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我国外汇管理改革暨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40周年。40年来，外汇管理工作始终置身并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约配置外汇资源的同时，有效应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外汇管理部门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外汇管理持续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背景下，成功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风险冲击，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坚持把外汇管理工作放到党和人民事业大局中谋划，积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趋势，坚持把外汇管理工作放到党和人民事业大局中谋划，不断创新，自我革命，注重与整体经济金融改革配套衔接，在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维护外汇市场稳定、支持国家战略发展和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不断提升，外汇管理助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以后，外汇管理部门稳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改革进程，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为促进跨境贸易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汇兑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的外汇管理改革自主权。 经常项目实现完全可兑换。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一项基本义务。改革开放早期，我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十四条款，对经常性支付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1994年，我国实现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对中资企业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非贸易经营性用汇限制。1996年12月，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取消所有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限制。2009年提出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后，2012～2013年对货物、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取消货物贸易逐笔核销制度，取消服务贸易事前审批，贸易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 资本项目可兑换达到新高度。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外汇管理部门考量促开放和防风险双重目标，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思路，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持续提升。目前，直接投资项目已实现基本可兑换，外债管理从事前审批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沪港通、深港通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开通以来，双向累计交易额超14万亿元人民币，2018年累计净流入2254亿元人民币；债券通2017年开通以来，累计交易额近1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净流入1715亿元人民币。 服务金融改革和国家对外战略，充分发挥外汇资源在维护金融机构健康性和服务“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外汇储备在大规模经营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和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挑战，加强中长期战略摆布，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保障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基本形成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和我国国情的经营管理模式。新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摆脱外汇资源短缺状态，外汇储备规模自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 支持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在大型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中，创造性运用外汇储备充实金融机构资本金。2003年成立汇金公司并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2005年、2008年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注资，2007年向国家开发银行注资200亿美元。2015年，外汇储备分别对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补充资本金480亿美元、450亿美元，储备注资解决了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经过一系列改革，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均位居全球前列，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进展顺利，职能定位得到进一步明确。 服务走出去重大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外汇储备不断拓展多元化运用，坚持商业化原则，为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先后牵头设立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基金和中非产能基金；注资中投国际、国新国际、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开展联合融资业务。当前，已形成了股债并举、以股为主的投资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国家战略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截至2018年9月末，丝路基金等7家股权机构已累计决策222个项目，覆盖66个国家和地区；与多边开发机构的联合融资业务通过股权和债权累计投资151个项目，覆盖71个国家和地区。 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有效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多次成功应对高强度外部风险冲击 作为开放的大国经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成功应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风险冲击，有效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环境。 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大幅下滑，国际收支顺差大幅缩小，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面临较大压力。在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外汇管理部门加强真实性审核管理，与海关联合开展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有力遏制了企业利用假进口报关单骗汇逃汇行为。同时，严格资本项目管理，组织开展外汇大检查，坚决打击外汇黑市。这些措施及时规范了外汇收支秩序，显著增强了市场信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至2005年间，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避免了亚洲地区出现竞争性贬值，有力地维护了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稳定，赢得国际社会一致好评。 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汇形势产生巨大的冲击，危机前后跨境资金流动短期内经历剧烈调整。外汇管理部门密切跟踪形势变化，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迅速启动危机应对。针对危机初期的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出台了提高企业预收和延付货款基础比例、适度调增短期外债余额指标等一系列支持企业的外汇政策；针对此后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带来的跨境资金大量净流入，启动应对异常资金流入预案，加强了银行结售汇头寸、外商直接投资、境外上市、返程投资等外汇业务管理措施。在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的同时，注意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严格控制各类投资产品发行主体和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做好流动性安排。这些措施保证了外汇储备总体安全，维护了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逆势上升。 成功应对外汇市场多次高强度风险冲击。2015年底至2017年初，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我国外汇市场几度出现了较严重的“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负向螺旋，外汇市场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外汇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采取一系列稳定外汇市场的综合性措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弹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强化微观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扩大外汇资金流入。在境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些措施使我们成功稳定了外汇市场，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外汇市场危机，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8年以来，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外汇市场出现边际变化。外汇管理部门深入总结近年来成功应对外汇市场高强度风险冲击的实战经验，多措并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又一次维护了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 40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外汇管理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理顺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深化外汇市场建设，完善汇率市场化微观基础，不断增强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外汇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对促进我国经济对内对外均衡发展和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 汇率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价格机制和杠杆，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理顺宏观价格信号，提高外汇资源配置效率。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从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从固定汇率到有管理浮动汇率的重大演变。 从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对外汇资源进行计划配给，汇率由官方决定。1979年，为配合外贸体制改革和鼓励企业出口创汇，我国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在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出口企业购买外汇的额度，允许企业通过外汇调剂市场转让多余的外汇，由此逐步形成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这种双重汇率制度安排使市场机制开始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资源短缺的状态。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1994年初我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成立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外汇交易通过银行结售汇体系纳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市场化改革方向上迈出了重大步伐。 从盯住美元走向有管理浮动，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1994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受制于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并没有真正浮动起来，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盯住美元的状态。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改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日趋成熟。2005年汇率市场化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此后，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结合内外部环境变化，一直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2015年，改进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强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汇率，以反映市场供求变化。2016年明确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统筹兼顾了市场供求、保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和稳定市场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汇率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2017年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了“逆周期因子”，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于2018年1月和8月分别取消和重启了“逆周期因子”。宏观审慎因素的引入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对冲外汇市场超调和顺周期波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不断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从1994年开始，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为0.3%。经过2007年、2012年和2014年的逐步调整，目前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的日浮动幅度已扩大至中间价的2%，人民币对其他不同货币汇率的波幅已扩大到3%～10%。取消了银行对客户挂牌汇率限制，银行可基于市场需求和定价能力对客户自主挂牌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汇价，现汇、现钞挂牌买卖价没有限制。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汇率弹性不断增加，汇率在外汇市场供求中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多层次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是我国金融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效运行的外汇市场能够有效传递汇率信号，促进外汇资源优化配置，为市场主体提供丰富的避险工具，有利于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从1994年我国建立统一外汇市场以来，我国外汇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境内到全球，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性、功能完善的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 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从1994年外汇市场成立以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银行间外汇市场已形成境内外各类机构并存、以境内银行为主的格局，参与机构总计673家，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84家、非金融企业2家、境外金融机构93家。对外开放方面，境外央行类机构、人民币购售业务境外参加行、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三类境外机构可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可参与境内外汇衍生品市场。对内开放方面，简化市场准入，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进入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交易产品不断丰富。外汇管理部门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不断丰富外汇市场交易产品，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日益多样化的外汇需求。银行间市场的可交易货币从最初的美元、港元、日元3种货币，逐步扩展至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港币、泰铢等27种全球主要货币，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外币交易需求。银行对客户市场的挂牌货币也从最初的美元、港元、日元3种货币，逐步增加到超过30种。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日益丰富，从早期仅有即期产品，逐步扩展至即期、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基本满足了市场主体管控汇率风险的交易需求。 外汇市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逐步建立了健全高效的外汇市场交易和清算体系，能够满足不同主体在不同市场不同产品上的多样化需求，为培育外汇市场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夯实了基础。银行间外汇市场从早期的集中竞价、撮合交易和集中清算模式，逐步发展为具有电子双边询价、双边授信下集中撮合、做市商制度和声讯经纪等多样化交易方式，集中清算、集中净额清算、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等多样化清算方式，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清算体系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坚定不移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进程中不断提高开放经济宏观管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外汇管理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自信”，坚定“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做好各项工作。 实行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不断提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水平 激发贸易新活力。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依法保障真实合规的经常项目国际支付与转移。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改革自主权，积极支持在相关区域开展外汇管理改革的先行先试，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支持审慎合规的银行为信用优良企业办理贸易收支时实施更加便利的措施。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实现与投资目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优化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放宽外汇领域的市场准入，让内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中公平竞争。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经贸畅通和资金融通。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支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拓展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方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方针，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坚定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改革目标，不断强化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深化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理顺汇率价格信号，为市场主体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更好的条件。 稳妥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作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资本项目开放要坚持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宗旨。应当与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等相适应，把握好改革方向、节奏和重点，渐进有序推进。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改革，重点是推动少数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坚持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联动，提高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程度，提高交易环节对外开放程度。 推动金融市场更高层次开放。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互为一体，下一步将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思路逐步扩大开放。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改革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RQFII、QDII、RQDII等）外汇管理制度，债券市场便利并规范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熊猫债），衍生品市场支持扩大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互联互通的覆盖范围，完善债券通，推动沪伦通落地，继续扩大基金互认产品范围。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研究允许中资机构参与离岸人民币市场、证券期货机构开展跨境业务、扩大证券公司结售汇试点等开放措施。规范外资参与上市公司外汇管理，研究允许境内上市公司外资股东直接参与上市公司配售、增发业务，推动实施外籍员工直接参与境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建立健全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围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两条主线，进一步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活跃度。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汇率弹性，提高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明确外汇交易实需原则内涵，审慎放开非实需交易。扩大市场参与主体，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序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支持境外机构在境内资本市场投融资项下汇率风险管理。丰富外汇交易工具，完善外汇市场套期保值功能与产品体系。优化基础设施，建立包容、竞争和有效监管的交易清算平台。加强市场主体风险教育，引导企业树立“财务中性”的理念，减少押注单边升贬值的行为。 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不断增强开放经济金融管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随着我国高水平开放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求不断提高，我国传统以合规监管为主的外汇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开放形势发展需要，急需在总结2015年以来防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冲击经验基础上，引入宏观审慎管理的视角和机制，加快建立并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这是落实“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中赢得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两位一体。宏观审慎从维护金融外汇形势稳定大局出发，逆周期市场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防止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微观监管坚持功能监管理念，依法依规维护外汇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跨境套利和违法违规行为，并保持监管政策和执行标准的跨周期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两位”，在于二者理念视角截然不同，从目标看彼此分工明确；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一体”，在于二者互相依存、互为补充，彼此一致的实施主体足以确保目标手段协调一致。宏观审慎管理的引入，为人民币可兑换改革不“翻烧饼”以及微观监管保持跨周期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创造了条件。 加快构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丰富针对企业、个人和银行等各类交易主体的全覆盖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箱，密切本外币政策协调配合，综合运用风险准备金、类托宾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等政策工具。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建立健全包括企业、银行在内的系统重要性跨境投融资机构外汇监管制度，从维护全局稳定角度加强对企业跨境投融资行为监测监管力度，研究银行外汇业务微观合规与宏观审慎评估框架（MC & MPA），通过对宏观风险和业务合规性评估，强化跨境资本流动失衡情况下的调节作用。 充实完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机制。一是加强行为监管。强调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构建基于国际惯例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新机制，打击操纵市场、误导和欺诈投资者行为，创造公平、公正、透明、有效的外汇市场环境。完善外汇批发市场监管指引，建立外汇批发市场监管体系。二是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外汇市场行政执法改革，坚持违法必究。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行为、地下钱庄等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借助贸易投资渠道的洗钱行为、构造交易套利行为等。重点检查银行等金融机构，严查实质性违规、违法构造交易套利行为。深化跨部门联合监管，加大与反洗钱、公安等部门监管合作。 2019-01-24/hainan/2019/0124/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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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8年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1：2018年我国外汇收支形势有何特点？ 答：2018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平稳，外汇供求基本平衡。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银行结售汇和代客涉外收付款小幅逆差，较2017年明显收窄。2018年，按美元计价，银行结汇较2017年增长15%，售汇增长11%，结售汇逆差560亿美元，收窄50%；银行代客涉外收入较2017年增长16%，支出增长14%，涉外收付款逆差858亿美元，收窄31%。其中，涉外外汇收付款逆差106亿美元，较2017年收窄 48%。总体看，2018年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款呈现小幅逆差，如果再加上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其他外汇买卖因素，外汇市场供求保持了基本平衡，这也是我国外汇储备总体稳定的基础。 第二，外汇资金流动保持双向小幅波动，体现了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的稳定性。2018年，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一季度逆差183亿美元，二季度转为顺差320亿美元，三季度逆差418亿美元，四季度逆差收窄至279亿美元，其中12月逆差71亿美元，环比收窄60%；从银行代客涉外外汇收付款数据看，一季度顺差158亿美元，二季度顺差46亿美元，三季度逆差377亿美元，四季度顺差68亿美元，其中12月顺差82亿美元。 第三，售汇率与2017年持平，企业跨境融资相对平稳。2018年，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也就是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65%，与2017年基本持平，一至四季度分别为64%、63%、68%和67%。此外，企业跨境融资相对稳定，2018年末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进口跨境融资余额较2017年末略增0.2%。 第四，结汇率总体上升，市场主体持汇意愿有所减弱。2018年，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也就是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65%，较2017年上升2个百分点，一至四季度分别为62%、70%、68%和62%。2018年末，银行境内各项外汇存款余额较2017年末下降730亿美元。 第五，近几个月银行远期结售汇转为顺差，市场预期更加稳定。2018年，银行对客户远期结汇签约较2017年增长44%，远期售汇签约增长38%，远期结售汇签约逆差283亿美元，小幅增加9%。9月以来，远期结售汇签约持续顺差，顺差规模逐月扩大，12月顺差为96亿美元。 问2：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您如何看待2018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状况？如何判断2019年趋势？ 答：2018年，我国外汇市场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基本稳定。从全年情况看，虽然国际环境变化较大、新兴市场动荡增加，但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主要表现：一是人民币汇率在新兴市场货币中表现相对稳健。2018年，在美元指数上升4.4%的背景下，绝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汇率呈下跌态势，新兴市场货币指数跌幅超10%，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4.8%，对CFETS一篮子货币小幅下跌1.7％。二是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外汇供求基本平衡。2018年，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款逆差较2017年明显收窄，境内外汇供求总体呈现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总体稳定。三是市场主体预期和交易行为理性有序、市场秩序良好。2018年，企业利用外资、对外投资、跨境融资、内保外贷等保持基本稳定；个人购汇继续呈现稳中有降态势，2018年个人购汇较2017年下降7%。 2019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将延续总体平稳的发展趋势。综合来看，2018年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主要是在经济、政策、市场三大方面存在稳定的基础，2019年依然如此。第一，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不会变。我国经济依然具有足够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经济增速将在全球范围内保持较高水平，而且是在更大经济总量的基数上实现的，这将为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提供牢固的经济基础。第二，我国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进程不会变。2019年在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贸易投资便利化、资本市场开放等方面，我国还会提供更大的支持与便利，这将为境外资本投资国内市场提供坚实的政策基础。第三，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机制日臻完善的趋势不会变。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增强，有利于巩固更加多元、理性的市场预期；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相结合，有利于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秩序，这将为促进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 问3：您如何评估美联储加息对我国外汇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2019年美联储加息放缓后会有什么影响？ 答：过去几年，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但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经受住了考验，并逐步提升了适应和应对的能力。自2014年下半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2015年底首次加息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确实存在较强的外溢效应，新兴经济体普遍受到冲击，尤其是基本面较为脆弱的经济体货币贬值幅度较大、资本外流加剧。在部分时期，我国外汇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也出现较大波动，但由于国内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社会大局稳定、市场潜力巨大、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等管理措施积极有效，我国成功应对了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总体表现在新兴市场乃至全球范围内都是比较突出的。同时，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在不断的发展、适应和应对中更趋成熟，市场主体预期和行为更加理性，各方面应对经验也逐步积累和丰富。 2019年，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仍具备坚实的内部基础，美联储加息放缓等外部因素也将提供更多有利条件。从2018年的情况看，美联储连续4次加息，对美元利率和汇率均有推升的作用，使得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较大冲击。2019年，如果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势必减少美元利率边际上升的幅度；在此情况下，美国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分化可能会减弱，美元汇率也将趋稳。当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只是外部环境中的一个方面，2019年国际环境中还有其他多种影响因素。但我国经济将保持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将继续坚定的向前推进，外汇市场将进一步趋向成熟理性，可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 问4：2018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经常账户顺差回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增加，您如何评价这种变化？如何看待未来趋势？ 答：2018年，我国国际收支呈现自主平衡的格局。据初步统计，2018年我国经常账户总体表现为一定规模的顺差。从季度变化看，虽然一季度出现逆差，但二至四季度持续顺差，并且顺差规模逐季扩大，全年经常账户仍保持在合理的顺差区间。同时，经常账户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等自主平衡。在这一国际收支结构下，2018年我国储备资产总体保持了基本稳定，全年的人民币汇率也在全球范围内表现相对稳健。 未来，我国有望延续经常账户基本平衡、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的发展态势。我国经常账户收支仍将处于合理区间。首先，国内制造业具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条、大量的技术工人，再加上持续推动的转型升级，有助于相关产品维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在国内外继续拥有较大的市场。其次，随着国内产品质量以及生态环境、教育水平等软实力的提升，国内居民跨境消费将更加理性和平稳，有利于经常账户平稳运行。 跨境资本流动的总体稳定性仍会较高，资本项下以中长期投资为目的的资本流入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从2018年前三季度数据看，在各种类型的境外资本流入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占比为36%，同比上升9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开放领域的进一步拓宽以及国内市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未来我国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仍有较大潜力。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7年末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GDP之比为12%，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为39%，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33%。此外，2018年前三季度，外国来华证券投资净流入占比为37%，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其中债务证券投资增加更多，包含了境外央行等机构以中长期资产配置为目的的资金流入。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中的境外投资者比重偏低，未来在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化政策下，我国将成为国际资本多元化配置资产的重要目的地。 问5：2019年外汇管理工作重点是什么？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资本项目开放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方面有何举措？ 答：2019年，外汇管理部门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化“放管服”改革，按照“六个稳”的要求，深入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积极服务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方面，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研究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下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框架。扩大外汇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丰富交易工具，拓宽交易主体，建设开放、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深化外汇管理“放管服”改革，优化外汇管理服务，促进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支持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提升防范化解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能力。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市场化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波动，保持外汇微观监管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加强外汇管理检查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推进“数字外管”和“安全外管”建设，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保障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维护外汇市场良性秩序，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2019-01-24/hainan/2019/0124/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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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召开2019年全区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暨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部署和要求，回顾总结2018年全区外汇管理工作，深入分析当前外汇形势和外汇管理政策取向，安排部署2019年全区外汇管理工作任务。 会议要求，全区外汇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突出政治引领，凝神聚力、主动担当、开拓创新，坚持“促便利与防风险”并重，有效落实外汇管理改革措施，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强化外汇微观监管，注重调研监测分析，为自治区涉外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019-01-23/ningxia/2019/0123/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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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2月，银行结汇11406亿元人民币（等值1657亿美元），售汇11894亿元人民币（等值1727亿美元），结售汇逆差488亿元人民币（等值71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结汇10614亿元人民币，售汇11174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560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结汇792亿元人民币，售汇720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顺差72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远期结汇签约1023亿元人民币，远期售汇签约360亿元人民币，远期净结汇663亿元人民币。截至本月末，远期累计未到期结汇3391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售汇8606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净售汇5216亿元人民币；未到期期权Delta净敞口-1728亿元人民币。 2018年1-12月，银行累计结汇125160亿元人民币（等值18916亿美元），累计售汇129060亿元人民币（等值19476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逆差3900亿元人民币（等值560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累计结汇117281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118525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逆差1245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累计结汇7879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10535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逆差2655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累计远期结汇签约13938亿元人民币，累计远期售汇签约15744亿元人民币，累计远期净售汇1806亿元人民币。 2018年12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2513亿元人民币（等值3270亿美元），对外付款22494亿元人民币（等值3267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19亿元人民币（等值3亿美元）。 2018年1-12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30186亿元人民币（等值34779亿美元），对外付款235986亿元人民币（等值35638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逆差5800亿元人民币（等值858亿美元）。 附：名词解释和相关说明 国际收支是指我国居民与 非居民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包括引起居民和非居民间资产和负债变化的所有金融交易和实物交易。 银行结售汇是指银行为客户及其自身办理的结汇和售汇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履约和期权行权数据，不包括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数据。银行结售汇统计时点为人民币与外汇兑换行为发生时。其中，结汇是指外汇所有者将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售汇是指外汇指定银行将外汇卖给外汇使用者。结售汇差额是结汇与售汇的轧差数。银行结售汇形成的差额将通过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平盘，是引起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其不等于同期外汇储备的增减额。 银行结售汇不按居民与非居民交易的原则进行统计，且其仅包括银行与客户及其自身之间发生的本外币买卖，即人民币和外汇的兑换交易，不同于国际收支交易的统计范围。 远期结售汇签约是指银行与客户协商签订远期结汇（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外汇收入（支出）发生时，即按照远期结汇（售汇）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售汇）。远期结售汇业务使得企业可提前锁定未来结汇或售汇的汇率，从而有效规避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风险。银行一般会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来对冲远期结售汇业务形成的风险敞口。比如，当银行签订的远期结汇大于远期售汇时，银行一般会将同等金额的外汇提前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卖出，反之亦然。因而远期结售汇也是影响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因素。 远期结售汇平仓是指客户因真实需求背景发生变更、无法履行资金交割义务，对原交易反向平盘，了结部分或全部远期头寸的行为。 远期结售汇展期是指客户因真实需求背景发生变更，调整原交易交割时间的行为。 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是指银行与客户签订的远期结汇和售汇合同在本期末仍未到期的余额；差额是指未到期远期结汇和售汇余额之差。签约额与累计未到期额之间的关系为：本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上期末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本期远期结售汇签约额-本期远期结售汇履约额-本期远期结售汇平仓额。 未到期期权Delta净敞口是指银行对客户办理的期权业务在本期末累计未到期合约所隐含的即期汇率风险敞口。银行为管理这部分风险敞口，在期权合约存续期间通常会在外汇市场进行对冲。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指境内非银行居民机构和个人（统称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与非居民机构和个人之间发生的收付款，不包括现钞收付和银行自身涉外收付款。具体包括：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跨境收付款（包括外汇和人民币），以及非银行部门和非居民之间通过境内银行发生的境内收付款（暂不包括境内居民个人与境内非居民个人之间发生的人民币收付款），统计时点为客户在境内银行办理涉外收付款时。其中，银行代客涉外收入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从非居民收入的款项，银行代客对外支出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向非居民支付的款项。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国际收支统计的组成部分，但其统计原则与国际收支采用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不同，采用资金收付制原则，且其仅反映境内非银行部门与非居民之间的资金流动状况，不能反映实物交易和银行自身的涉外交易，统计范围小于国际收支统计。 2019-01-24/hainan/2019/0124/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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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开展重点领域立法和文件清理工作。为方便社会公众查询使用，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更新了《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并在政府网站公布。 更新后《目录》共收录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布的外汇管理主要规定220件。按照综合、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国际收支与外汇统计、外汇检查与法规适用、外汇科技管理8大项目分类，并根据具体业务类型分为若干子项。本次新增入《目录》文件主要涉及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制度、贸易信贷统计调查等。 今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深入开展重点领域立法和文件清理工作，便利银行、企业、个人等了解和使用外汇管理法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 2019-01-24/hainan/2019/0124/8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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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外汇管理数据发布透明度，进一步方便社会公众获取和使用国际收支及相关数据，现公布《201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主要统计数据发布时间表》（详见附件）。（完） 201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主要统计数据发布时间表 2019-01-24/hainan/2019/0124/8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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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宁波市经营远期结售汇业务金融机构名录（截至2018年12月31日） 2019-01-24/ningbo/2019/0124/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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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其中，金融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发展既有坚实的基础，又有丰富的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同时科技创新也拓展了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边界，然而其面临的巨大挑战也不容忽视。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制度先行、科技助力、开拓创新走出金融发展新路。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望成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大湾区建设，需要疏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其中金融业的互联互通非常关键。粤港澳三地法律体系不同，货币不同，利率、汇率形成机制不同，但又是在国家统一主权下顺应历史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潮流而融合发展，既有挑战，又有机遇。科技的发展，为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拓展了新的可能性边界。国外，欧盟关于金融机构跨境服务的新法案，以及英国退欧过程中在处理北爱尔兰边界问题时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方案。在立足本地实际基础上，通过借鉴国际经验，积极稳妥实践，有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融合发展走出新路。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融合发展既是必须也有基础 粤港澳湾区建设是共识的凝聚，是国家重大战略。早在2008年，国家就明确鼓励粤港澳三地共同编制区域合作规划。2009年到2016年，粤港澳三地政府陆续提出“湾区发展计划”和“湾区经济”的概念，共识逐渐形成。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见证下，粤港澳三地行政首脑和国家发改委主任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抓实办好。 世界级湾区蓄势待发。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性的经济中心。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达6957万，本地生产总值（GDP）突破10万亿元，是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17%。随着经济融合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与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并驾齐驱的全球四大湾区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融合发展既是必须也有基础。金融业融合发展，是大湾区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肩负着打通三地经济血脉、为大湾区长期发展提供持续稳定资金支持的重任。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业发展程度已经较高。大湾区中既有香港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也有深圳这样发展势头强劲的金融市场，总体实力不容小觑。全球金融中心指数2017年第22期榜单显示，香港重新跻身全球金融中心三强，与排名第二的纽约之间仅有微弱的12分差距；深圳位列第20位，较上一期排名有所上升。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了金融业融合发展的良好基础。港澳在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充当了门户地位。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跨境人民币结算、沪深港通等多项创新性业务都是从港澳开始起步的，香港也一直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和广东自贸区建设的红利下，粤港澳大湾区已搭建起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初步框架，在跨境人民币业务、投融资便利化以及服务贸易自由化相配套的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等多方面先行先试，为下一步粤港澳地区金融业继续深化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也面临巨大挑战 目前国际上主要的大湾区，都是处在同一关税区，采用统一的法律制度，拥有统一的金融体系和单一的货币。而粤港澳湾区的建设，要跨越三个拥有单独立法权的行政地区，通用三种货币，采用不同的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从金融体系的法律基础和治理框架看，英美法系下金融监管的“实事求是”和大陆法系下金融监管的“鞭打快牛”形成鲜明对比。香港和澳门受英美法系判例法的影响较深，成文法律较少，设计人性化，应用相对灵活。金融体系中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并不具体分类，持牌法团和注册机构可通过申请不同的牌照来参与竞争，而且这些牌照通常是按业务大类划分，而不是按具体的金融工具划分。内地渊源于大陆法系，遵循法律的明确规定，在经营模式和金融监管上明确分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各自对应的监管机构。而且，金融机构不但要分业申请机构牌照，具体到开展业务时，常常还需要就从事的具体业务申请批准或者备案。例如，在境内外汇市场上，交易商几乎要就不同的交易品种申请不同的牌照。在这一背景下，目前大陆和港澳地区的金融合作，主要是采取“管道式”的联通，比如QFII、QDII和沪深港通等，下一步要进一步融合发展，这种方式就会遭遇瓶颈，需要更加胆大心细的创新和突破。 第二，从跨境金融交易的价格和数量看，三种不同货币、三种汇率体制、三种资本流动管理方式导致湾区内的金融交易不能出清，出现“两个价格”。人民币采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近年来汇率弹性不断提升，但是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而言灵活程度仍然不够。港币采取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澳门元又盯住港币，这实际上就导致人民币兑港币和澳门元的汇率灵活性不足，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同时，内地的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经常项目虽然开放程度高，但是也需要遵循实需原则，企业要为结售汇和收付汇提供充分的单据和数据作为证明，这种情况下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资金难以便利地相互调剂。资本流动受限、汇率形成机制弹性不足的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两种人民币汇率——在岸人民币（CNY）和离岸人民币（CNH），两种人民币利率。最近的例子就是人民银行在香港发行200亿元央票，3个月期中标利率为3.79%，1年期为4.2%；目前同期境内1年期国债的利率是2.725%，即使考虑到央行的信用不如财政部，这个境内外利差也的确很大。 第三，外汇管理的持续改革和人民币跨境使用为缩小内地和香港汇差和利差做出了贡献，但仍然任重道远。自2009年实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快速推进打破了原有本外币分立运行的局面，在跨境交易中本外币开始相互替代、相互影响，呈现出良性运行局面。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外汇管理改革也不断深入向前推进，香港和大陆市场的资金流动更趋便利，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金跨境配置增加，使得CNY和CNH汇差大幅压缩。在短端，一度超过100%的人民币离岸拆借利率（CNH HIBOR）隔夜利率2018年以来一直处于低位。此外，虽然近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但是人民币远期汇率隐含的贬值预期并不高，1年期美元人民币（USDCNH）可交割远期（DF）汇率较即期仅贬值1%左右，大幅低于2016年年底、 2017年年初隐含5%以上的贬值预期。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市场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之间的差异，金融交易便利性仍须提升，实现真正的融合仍然任重道远。 粤港澳金融业融合发展有着丰富的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 在弥合金融法律和金融体系差异方面，欧盟的“单一通行证”制度值得借鉴。《欧洲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是欧盟金融服务法案的核心部分,以此指令形成了欧盟金融服务的“单一通行证”。在获得MIFID认证后，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合法金融机构都可以在全欧盟范围内与其他成员国从事跨境金融产品的买卖活动。2018年，欧盟进一步推出《欧洲金融工具市场指令2》（MIFID Ⅱ）。新指令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优化内部交易系统；二是最佳执行方案；三是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强调增强市场透明度、出台更符合惯例的客户分类规则。MIFID Ⅱ成为欧盟建立单一、深入和有效的金融服务市场的基石，将在金融交易咨询、信息技术配套、系统程序整合, 甚至联合融资等领域创造出大量的商业机会。 内地与港澳签订CEPA以来，特别是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先试先行以来，港澳金融机构进入深圳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逐渐放宽，例如对资产规模、经营年限、资本金、持股比例等。但是出于金融审慎的考虑，对港澳金融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仍存在一定的准入门槛和限制，限制了内地企业和个人获取香港优质金融服务的范围，增加了港澳金融机构在深开展业务的成本，也对粤港澳充分发挥金融优势，实现金融深度融合，建设国际一流的、融合发展的国际金融中心产生了一定的限制。 在通过联合监管推动金融业融合和资本自由流动方面，英国关于退欧后与欧盟开展金融合作的设想值得借鉴。英国的金融业与欧盟高度互联互通、深度融合。英国退欧后，提出一个与欧盟在金融方面深化合作的框架，其内容包括：一是双方按照共同的原则，管理跨境金融服务，避免对跨境金融活动的监管出现不一致，维持监管的兼容性、支持合作、防止监管套利；二是开展广泛的监管对话和监管合作，一方对另一方金融政策的变化能够发表意见，防止双方金融监管标准的偏离；三是确保双方的监管合作流程透明、稳健、可预期，广泛利用第三方业界专家对监管标准的一致性进行评估。通过这一方法，英国旨在确保英欧之间的跨境金融服务继续发展，保持英国金融业特别是伦敦金融中心在全球的重要地位。这为粤港澳金融业在不同法律基础和制度下实现融合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路。 科技创新拓展了大湾区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边界 粤港澳湾区金融业融合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中制度的对接、监管的协调、市场的联通、机构的互设、产品的互认均需要时间和资源来进行具体的设计。在此过程中，科技的运用能够拓展协作的可能性边界，推动更有效、更平稳的融合发展。 在货物流互通方面，“物联网+全程供应链运营平台”提供了新的关境管理方法。例如，英国和欧盟在商讨英国退欧后的北爱尔兰边界解决方案时，提出了“电子边界”或者“智能边界”的解决思路，运用车辆牌照自动识别和强化驾照管理、条形码自动识别和手机应用程序（APP）等科技方法，设立“可信赖贸易主体和可信赖旅行者计划”，先放行后申报，延后支付关税，离岸清关，降低边界的摩擦程度，支持更快的、更安全的人员和货物跨境流动，甚至可以实现无纸化和无须停留的通关检查。这一方法，将来也可以在粤港澳湾区的三个不同关税区内进行运用。 在资金流和信息流方面，区块链技术提供了高效、可信的解决方案。在当代金融体系中，银行是“中心化”的典型代表，银行除了要代表客户进行财富管理之外，更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建立客户数据库，并且保持数据系统的经常更新与日常维护，运维成本居高不下。借助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点，通过分布式记账与集体性数据维护，银行业的运维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2018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渣打银行及比亚迪公司共同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成功试运行，率先实现应收账款贸易融资场景的应用。与以往需要向银行提供很多纸质材料及等待漫长审查周期相比，其操作时长最多只需20分钟左右，与传统金融相比效率有极大提升。下一步，区块链平台将吸引更多商业银行进驻，另外，随着大量实体企业的加入，将会有更多层级的产品供应商获得融资与业务拓展的支持；不仅如此，除了供应链金融领域的应收账款贸易融资，平台业务也会纳入企业结售汇业务及跨境交易服务等，更重要的是，平台还会接入海关、税务、中证登等方面的数据。银行机构作为授信方，将在占有充分与真实信息的基础上，为中小微企业及时便捷地提供金融产品服务。 在人流、物流和资金流融合方面，粤港澳湾区同城化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而第三方支付的跨境联通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融合。随着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的开通，粤港澳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已经正式成型。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近场感应等技术的运用，又让跨境通关更加便利。最近，腾讯和中国银联合作，成功实现了为香港用户提供内地移动支付服务。而在此之前，微信、支付宝、银联卡都实现了在香港、澳门的无缝连接使用。这些新技术的运用，大大提升了粤港澳湾区的一体化程度，在资金便捷跨境的同时，也能实时收集数据进行监测分析、防控风险，为湾区金融业融合提供了一条新路。 制度先行、科技助力、开拓创新走出粤港澳湾区金融发展新路 第一，建议借鉴欧盟的金融市场法律框架，推行单一金融市场通行原则，授予粤港澳湾区内合格金融机构“单一通行证”。获准“单一通行证”的合格金融机构，可自由在粤港澳湾区内开展业务。港澳金融机构若有意来粤港澳湾区的内地地区开展业务，只须首先报备港澳金融监管部门，港澳金融监管部门随后通知广东和深圳金融监管部门，即可来湾区的内地地区开展业务，无须内地金融监管部门再进行准入审批，也无须在内地单独设立子公司。待经验积累充分、条件成熟后，该项政策横向可从粤港澳大湾区推广至全国，纵向可从合格金融机构推广至所有金融机构。未来如果粤港澳湾区内三地金融监管标准互认和趋同后，还可将单一市场通行原则从金融机构推广至发行上市的金融产品，只要发行人所在地区监管机构批准发行上市说明书（如招股说明书），该发行上市说明书可用于该金融产品在对方地区发行上市。 第二，建议借鉴英国经验，按照监管沙盒的理念，建立粤港澳金融监管试验区，设立联合协调机构，在广东、香港、澳门三地金融监管部门开展广泛的监管对话与合作，推动对湾区内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标准趋同，按照共同的原则对跨境金融服务进行监管，促进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展，避免监管套利。同时，在湾区内大胆探索金融体制和政策的重大改革，例如实行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港币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推动湾区内资本市场开放和资金的自由流动，探索港币与人民币联系的汇率制度安排等，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金融改革和融合大胆先试先行、探索经验。 第三，大力推广运用物联网、区块链、跨境第三方支付等科技手段，在关境管理、信息流和资金流互联互通方面大胆开拓创新，全面实现事前负面清单准入+事后管理的金融机构和业务“单一通行证”制度，进一步发展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融合，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大湾区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 2019-01-25/shenzhen/2019/0125/4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