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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16083亿元，支出14769亿元，顺差131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收入14782亿元，支出12039亿元，顺差2742亿元；服务贸易收入1302亿元，支出2730亿元，逆差1428亿元。 按美元计值，2018年10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2322亿美元，支出2132亿美元，顺差19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收入2134亿美元，支出1738亿美元，顺差396亿美元；服务贸易收入188亿美元，支出394亿美元，逆差206亿美元。（完） 中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国际收支口径） 2018年10月 项目 按人民币计值 （亿元） 按美元计值 （亿美元） 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 贷方 借方 1,314 190 16,083 2,322 -14,769 -2,132 1.货物贸易差额 贷方 借方 2,742 396 14,782 2,134 -12,039 -1,738 2.服务贸易差额 -1,428 -206 贷方 1,302 188 借方 -2,730 -394 2.1加工服务差额 104 15 贷方 105 15 借方 -1 -0 2.2维护和维修服务差额 21 3 贷方 36 5 借方 -15 -2 2.3运输差额 -366 -53 贷方 245 35 借方 -611 -88 2.4旅行差额 -1,218 -176 贷方 230 33 借方 -1,449 -209 2.5建设差额 19 3 贷方 58 8 借方 -39 -6 2.6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差额 -55 -8 贷方 16 2 借方 -71 -10 2.7金融服务差额 16 2 贷方 26 4 借方 -10 -1 2.8知识产权使用费差额 -119 -17 贷方 34 5 借方 -153 -22 2.9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差额 34 5 贷方 162 23 借方 -128 -18 2.10其他商业服务差额 151 22 贷方 373 54 借方 -221 -32 2.1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差额 -12 -2 贷方 5 1 借方 -17 -2 2.12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差额 -3 -0 贷方 11 2 借方 -14 -2 注： 1. 本表所称货物和服务贸易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货物和服务口径一致，是指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交易。月度数据为初步数据，可能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季度数据不一致。 2. 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按美元编制，当月人民币计值数据由美元数据按月均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折算得到。 3. 本表计数采用四舍五入原则。 指标解释： 货物和服务贸易：是指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交易，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口径相同。 1．货物贸易: 指经济所有权在我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转移的货物交易。贷方记录货物出口，借方记录货物进口。货物账户数据主要来源于海关进出口统计，但与海关统计存在以下主要区别：一是国际收支中的货物只记录所有权发生了转移的货物（如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等贸易方式的货物），所有权未发生转移的货物（如来料加工或出料加工贸易）不纳入货物统计，而纳入服务贸易统计；二是计价方面，国际收支统计要求进出口货值均按离岸价格记录，海关出口货值为离岸价格，但进口货值为到岸价格，因此国际收支统计从海关进口货值中调出国际运保费支出，并纳入服务贸易统计；三是补充了海关未统计的转手买卖下的货物净出口数据。 2．服务贸易：包括加工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运输，旅行，建设，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贷方记录提供的服务，借方记录接受的服务。 2.1加工服务：又称“对他人拥有的实物投入的制造服务”，指货物的所有权没有在所有者和加工方之间发生转移，加工方仅提供加工、装配、包装等服务，并从货物所有者处收取加工服务费用。贷方记录我国居民为非居民拥有的实物提供的加工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接受非居民的加工服务。 2.2维护和维修服务：指居民或非居民向对方所拥有的货物和设备（如船舶、飞机及其他运输工具）提供的维修和保养工作。贷方记录我国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维护和维修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接受的非居民维护和维修服务。 2.3运输：指将人和物体从一地点运送至另一地点的过程以及相关辅助和附属服务，以及邮政和邮递服务。贷方记录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国际运输、邮政快递等服务。借方记录居民接受的非居民国际运输、邮政快递等服务。 2.4旅行：指旅行者在其作为非居民的经济体旅行期间消费的物品和购买的服务。贷方记录我国居民向在我国境内停留不足一年的非居民以及停留期限不限的非居民留学人员和就医人员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境外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购买的非居民货物和服务。 2.5建设服务：指建筑形式的固定资产的建立、翻修、维修或扩建，工程性质的土地改良、道路、桥梁和水坝等工程建筑，相关的安装、组装、油漆、管道施工、拆迁和工程管理等，以及场地准备、测量和爆破等专项服务。贷方记录我国居民在经济领土之外提供的建设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在我国经济领土内接受的非居民建设服务。 2.6保险和养老金服务：指各种保险服务，以及同保险交易有关的代理商的佣金。贷方记录我国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人寿保险和年金、非人寿保险、再保险、标准化担保服务以及相关辅助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接受非居民的人寿保险和年金、非人寿保险、再保险、标准化担保服务以及相关辅助服务。 2.7金融服务：指金融中介和辅助服务，但不包括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项目所涉及的服务。贷方记录我国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金融中介和辅助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接受非居民的金融中介和辅助服务。 2.8知识产权使用费：指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经许可使用无形的、非生产/非金融资产和专有权以及经特许安排使用已问世的原作或原型的行为。贷方记录我国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知识产权相关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使用的非居民知识产权服务。 2.9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指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通信服务以及与计算机数据和新闻有关的服务交易，但不包括以电话、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媒介交付的商业服务。贷方记录本国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电信服务、计算机服务和信息服务。借方记录本国居民接受非居民提供的电信服务、计算机服务和信息服务。 2.10其他商业服务: 指居民和非居民之间其他类型的服务，包括研发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技术、贸易相关等服务。贷方记录我国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其他商业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接受的非居民其他商业服务。 2.11个人、文化娱乐服务: 指居民和非居民之间与个人、文化和娱乐有关的服务交易，包括视听和相关服务（电影、收音机、电视节目和音乐录制品），其他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健康、教育等）。贷方记录我国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相关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接受的非居民相关服务。 2.12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指在其他货物和服务类别中未包括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和购买的各项货物和服务。贷方记录我国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别处未涵盖的货物和服务。借方记录我国居民向非居民购买的别处未涵盖的货物和服务。 2018-12-07/henan/2018/1207/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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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六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加强外汇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虚假、欺骗性外汇交易等违规行为，遏制洗钱及相关违法犯罪，维护外汇市场健康良性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等相关规定，现将部分违规典型案件通报如下： 案例1：平安银行厦门分行虚假转口贸易案 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平安银行厦门分行凭企业虚假合同和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处以罚没款280万元人民币。 案例2：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虚假转口贸易案 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凭企业虚假合同和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处以罚没款80万元人民币。 案例3：东亚银行广州分行违规办理预付货款案 2016年2月至5月，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未尽审核职责，在企业进口合同和货物发票存在多处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违规办理预付货款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处以罚没款50万元人民币。 案例4：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违规办理内保外贷案 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在办理内保外贷签约及履约付汇业务时，未尽审核责任，未按规定对预计还款资金来源及相关交易背景进行尽职审核和调查。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第十二条及第二十八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处以罚没款307.3万元人民币。 案例5：稷山县康盛达蜜饯食品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4年10月至2015年11月，稷山县康盛达蜜饯食品有限公司货物出口未收汇，金额合计466.47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第十四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208.59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6：宁波明辉矿业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7年2月至3月，宁波明辉矿业有限公司使用无效单证，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273.71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92.4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7：宁波诗顶进出口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7年9月，宁波诗顶进出口有限公司伪造海运提单，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388.1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127.3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8：江苏五洋集团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7年9月，江苏五洋集团有限公司构造进口合同，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200.07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第三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65.4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9：香港籍周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4年8月至2016年8月，周某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买卖港元，违规金额折合1401.21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140.12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0：广东籍杨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杨某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购买美元，违规金额合计453.07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31.71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1：江苏籍徐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徐某在澳门赌场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买卖港元，违规金额折合265.98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32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2：辽宁籍冯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冯某在澳门赌场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买卖港元，违规金额折合1081.79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130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3：上海籍周某分拆逃汇案 2015年1月至12月，周某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目的，利用21名境内个人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非法转移资金合计104.96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3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4：上海籍沈某分拆逃汇案 2016年1月至7月，沈某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目的，利用34名境内个人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用于购买境外房产等，非法转移资金合计204万加元。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51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5：吉林籍隋某分拆逃汇案 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隋某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目的，利用173名境内个人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用于购买境外房产等，非法转移资金合计1205.65万加元。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00.9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2018-12-14/henan/2018/1207/5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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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外汇局河南省分局组织举办2018年全省外汇管理内控监督培训班，传达学习总局2018年第二期内控监督理论与实务培训班及2018年交叉审计工作研讨会内容，介绍2018年全省交叉检查开展情况，研讨2019年全省内控监督工作思路。朱培玉副局长出席培训班并做重要讲话。国际收支处、经常项目管理处、资本项目管理处，各市中心支局主管内控监督工作的科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4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朱培玉副局长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省内控监督工作及2018年全省内控监督交叉检查取得的成效，并就本次培训和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认真学习相关内容，多向授课业务骨干提问请教，真正入脑入心。二是互相交流好的工作经验，积极反映工作中的问题及建议，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全省工作更好开展。三是主动将本次培训的内容与日常的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积极地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四是严肃培训纪律，廉洁自律，认真完成培训各项课程。 2018-12-07/henan/2018/1207/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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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18年6月末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资产分国家/地区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6月末，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资产（不含储备资产）5183亿美元。其中，股权类投资3080亿美元，债券类投资2103亿美元。投资前五位的国家/地区是中国香港、美国、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英国，投资金额分别为1670亿美元、1472亿美元、397亿美元、338亿美元和180亿美元。（完） 2018-12-07/henan/2018/1207/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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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2018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较10月末上升86亿美元。请问造成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是怎样的？ 答：截至2018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617亿美元，较10月末上升86亿美元，升幅为0.3%。 11月，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受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国际油价波动等因素影响，主要国家债券价格总体小幅上涨，美元指数震荡微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上升。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我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 展望未来，虽然全球经济金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我国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将进一步增强，为外汇市场总体稳定夯实基础。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稳定。 2018-12-14/henan/2018/1214/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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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宜宾市中心支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教育会，组织员工集中学习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相关文件，明确工作要求和任务，努力打造作风过硬、业务精良的干部队伍。 2018-12-19/sichuan/2018/1219/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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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局辖内经营外汇业务区级保险机构情况表 2018-09-30/ningxia/2018/0930/8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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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四 记者 周琰 作为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外汇市场生于毫末、起于累土，逐步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局紧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推动外汇市场深化发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宏观调控、资源配置、汇率形成和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把握外汇市场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没有外汇市场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为配合外贸体制改革，1979年8月，我国改革外汇分配制度，实行外汇留成管理，由此逐步产生了外汇调剂业务，萌生了外汇调剂市场，这是我国最早的外汇市场。1994年1月，我国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形成了银行对客户市场，同年全国统一的、以电子化交易为平台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运行，保障了外汇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合理流动。2005年7月21日，我国重启汇率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我国外汇市场进入新的更高发展阶段。 据悉，外汇局立足汇率弹性增强后企业的多样化避险保值需求，上下呼应，政策设计与银行创新互动，点面结合，全面激活外汇衍生产品创新。2013年增加货币掉期本金交换形式，2014年进一步支持银行为企业提供买入或卖出以及组合等多样化期权业务，2018年允许远期结售汇到期交割方式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全额或差额结算，进一步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外汇风险。目前，我国外汇市场已具有即期、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基础产品体系，基本满足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汇率风险需求。2017年，国内外汇市场人民币对外汇交易量24.1万亿美元，较1994年增长134倍，其中，银行对客户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分别为3.8万亿美元和20.3万亿美元，即期和衍生品分别为9.5万亿美元和14.6万亿美元，衍生产品交易量占比上升至历史最高的61%，市场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展，为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支持市场主体适应汇率双向波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40年来，我国外汇市场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持续扩大开放。企业、个人在跨境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中的外汇交易需求在外汇市场上被充分、有序吸纳；同时，作为市场核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逐步改变早先单一银行的参与者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入市交易，多元化的分层结构逐步形成。随着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内外汇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各类境外机构有序进入境内市场。为进一步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自2016年1月起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系统每日运行时间延长至北京时间23时30分。配合国内金融市场开放，2017年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为“债券通”境外投资者提供配套汇率避险服务，2018年允许QFII、RQFII开展外汇套期保值，外汇市场与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形成积极互动。 交易、清算、信息等金融基础设施是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的基础，健全基础设施始终是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个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取得新进展。2013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试运行交易确认业务，降低外汇市场操作风险。2014年扩大银行间外汇市场净额清算业务的参与主体和产品类型，试点开展中央对手清算业务。2015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标准化外汇掉期交易功能。2016年继续推出标准化远期和期权组合交易，同时开展交易冲销业务，支持新一代外汇交易平台建设，稳步发展集中清算业务。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已具有国际市场主流和多元化的交易清算机制，交易后确认、冲销、报告等业务也广泛运用于银行间市场，提升了市场运行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 外汇市场在40年发展进程中，紧扣防范金融风险主线，不断改进市场监管，努力创造公平、透明、竞争的市场环境，自1994年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体系以来，有效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诸多外部冲击，始终未发生由市场自身运行引起的重大风险事件。同时，积极培育行业自律，2014年《银行间外汇市场职业操守和市场惯例指引》发布，2016年，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成立并发布《中国外汇市场准则》和《银行间市场（批发市场）交易规范专家组工作章程》，建立了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并行的外汇市场管理新框架。 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实体经济改革开放而持续推进，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进程相衔接、与之配套并为之服务，呈现出一个内部连贯、逻辑一致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外汇市场，既反映出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外汇市场的交易产品、基础设施等各类市场要素全方位发展的充分认可，也说明我国外汇市场已不仅仅是基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被动接纳，而是全球外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我国外汇市场40年的发展历程，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是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新起点并不断完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外汇市场在40年的发展中，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外汇调剂业务，到1994年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到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再到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不断完善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体制机制。 二是始终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实体经济对外汇市场的基本和核心需求是有效配置外汇资源和防范汇率风险，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既不是简单地什么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也不是一味迎合逐利需求让外汇产品眼花缭乱。从实体经济和外贸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逐步发展外汇市场，避免外汇市场发展脱实向虚。 三是始终强调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相配合。过去40年我国外汇市场发展有快有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与汇率改革保持协调，为主动、渐进、可控推进汇率改革创造市场条件，既不能超越也不能滞后。如，2005年汇率改革后，发展外汇市场的节奏就主动加快一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节奏就主动放慢一些。 四是始终强调与其他金融改革和发展协调推进。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的体制转轨，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外汇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要与其他领域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协调推进，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节奏和机会窗口，没有一个整体有效的金融体系支持，外汇市场建设很难单兵突进。在推进外汇市场改革过程中，各项政策的选择、设计和推出时点，都是充分考虑了与其他改革的协调配合。 五是准确把握信息科技的时代潮流。国际外汇市场是一个已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行业，仍保留了许多传统交易模式。1994年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建立之初，准确把握技术进步为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在交易模式选择上不拘泥于传统，引入电子交易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实现了大规模的电子化交易平台，为市场参与者享受高效率、低成本的市场环境提供了技术红利。 六是充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但不简单照搬。相对于国外发达市场，发展中的中国外汇市场可以充分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利用后发优势少走“弯路”。同时，不能简单照搬和模仿，应以前瞻性视角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引领国际趋势的发展新路。银行间外汇市场从1994年建立以来，始终坚持有组织交易平台的市场形态，可以兼容多种交易模式、适应不同交易工具，打破了场内与场外的传统边界并形成功能融合。正是得益于这一长期制度安排，使我国外汇市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践中央对手清算、交易后确认、冲销、报告等全球新的监管要求和发展措施方面，具有独特的便利基础和先行优势。 新时代推进外汇市场进一步深化发展 外汇市场的核心功能是为市场主体提供本外币兑换和风险管理渠道。回顾过去，业内专家表示，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的推动因素：一是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直接带动了外汇交易的增长；二是2005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促进了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三是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境内外投资者进入外汇市场开展本外币兑换和风险管理。外汇市场在这三个因素的带动下快速发展，有效服务和支持了实际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 专家表示，展望未来，应积极把握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对外汇市场发展提出的机遇与挑战。首先，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后，主动管理汇率风险将成为市场主体的“必修课”，由此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持续、稳步发展。其次，资本市场加快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市场，将为外汇市场发展增加新的参与主体并释放交易需求。再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的广泛使用将促进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推动离岸与在岸市场的融合发展。 面对机遇与挑战，外汇局表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以拓宽交易范围、丰富交易工具、扩大市场主体、推动对外开放、健全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监管为重点，继续推动外汇市场深化发展，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21/shanghai/2018/1221/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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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三 记者 周琰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外汇局积极适应外汇管理新常态，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不断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稳步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促进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经过持续深入的改革实践，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显著成效。目前，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融资逐步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 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率先实现基本可兑换 改革开放40年来，外汇局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主动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协调推进投资便利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基本可兑换。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外汇局一方面积极“引进来”，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构建以登记为核心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体系。2012年底，外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大力精简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流程，前后共取消35项、简化合并14项行政审核子项，建立起与扩大开放相适应、具备有效管理且社会成本较低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模式。2015年6月起，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管理部门实施间接监管。上述改革实施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了基本可兑换。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95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外汇局积极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开展真实合规的境外直接投资。2009年7月，外汇局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初步建立起以登记为核心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框架。2015年6月，进一步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相关外汇登记业务下放银行办理。由此，境内机构“走出去”在汇兑环节已无管制，大大便利了境内机构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2017年，外汇局配合多部门有效抑制重点领域非理性境外直接投资，在满足真实合规境外直接投资需求的同时，促进跨境资金有序流动，有效防范风险。2018年6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中，直接投资资产近1.52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资产总额的比重达22%。 逐步建立并完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将引入外部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与切实防范外债偿付风险这两个目标有机统一起来，确立了外债登记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统筹平衡“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前提下，外汇局稳步推进外债管理体制改革，参照国际通行标准建立了外债管理和统计框架。 为大幅简化外债登记管理，建立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外汇局将国际经验与我国实际紧密结合，于2013年5月，全面取消外债账户开立、资金结汇和还本付息等业务审批事项，大大简化了外债业务办理流程，减轻了银行和企业负担；2016年，外汇局配合人民银行，抓住改革窗口期，通过地区试点、以点带面等方式稳步推进外债规模管理方式改革，适时建立起以“统一管理、自主举债、意愿结汇、负面清单”为主要特点的本外币一体化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上，便利境内机构跨境融资，切实降低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8705亿美元，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为加大对“走出去”企业融资支持，2005年8月，外汇局顺应市场需求全面扩大政策适用范围，明确将金融机构及跨国公司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便利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开展跨境担保业务。2014年进一步改进跨境担保外汇管理，取消跨境担保的数量控制、大部分业务资格条件限制和所有事前审批，仅保留登记管理要求。同时，坚持放管结合，规范担保人尽职审查要求、担保项下资金用途负面清单等管理，有效防范相关风险。由此，跨境担保项下实现了基本可兑换，较好地助力解决企业境外融资困难、授信不足等问题。 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取得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合格机构投资者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多渠道多层次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力提升了境内外资本市场相互融合水平。目前，除境外机构境内发行股票、货币市场工具、衍生工具外，证券投资其他交易已实现基本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 一是实施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改革，支持境内企业到境外资本市场融资。2013年以来，外汇局持续推进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改革，在登记、账户、资金汇兑等方面实施多项简化措施。2016年，针对境外上市所涉及境内基石投资者有关用汇需求作相应安排，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财务杠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二是推出并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等制度安排，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从2002年开始，逐步推出并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在核定的投资额度内参与跨境证券投资。截至2018年10月末，共有286家QFII机构获批1002.56亿美元额度，203家RQFII机构获批6426.72亿元人民币额度，152家QDII机构获批1032.33亿美元额度。 三是构建内地与香港多渠道、多层次的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促进两地市场深度融合。从2014年开始逐步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直接参与跨境证券投资。2015年7月，推出内地与香港证券投资基金跨境发行销售机制（即“基金互认”），标志着集体投资类证券项下“居民在境外发行”以及“非居民在境内发行”两个子项实现部分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新突破。2017年7月，“债券通”正式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和深度融合，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资渠道。 四是支持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配合境内原油期货等特定品种期货市场开放，自2015年起，外汇局完善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商品期货交易外汇管理政策，对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不设投资额度限制，资金汇出汇入无需审批，有力支持了原油期货、铁矿石期货、精对苯二甲酸（PTA）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 五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实现进一步开放。2016年5月，向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不设行政许可和单家机构限额或总限额，仅保留备案和外汇登记要求，大大便利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展望未来，外汇局表示，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以渐进式改革思路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大力提升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同时，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21/shanghai/2018/1221/9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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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五 记者 周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国家外汇局先后推出了多项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项目开放之路。 支持企业境外上市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支持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利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发展，是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1992年，中央成立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指导小组，挑选9家不同行业类型的境内企业作为第一批上市试点企业，中国企业开始逐步进入国际投资者视野。此后，越来越多境内企业开展境外上市业务，特别是到香港市场融资，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2018年10月末，共有1120家内地企业在港上市（含H股和大、小红筹），其总市值占香港市场的67.3%。 改革开放以来，外汇局推进多轮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改革，便利和支持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融资。2016年，为落实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部署，降低企业杠杆水平，增加外汇有效供给，外汇局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创新，推出基石投资绿色通道的创新制度安排，便利境内机构以基石投资者身份参与境内企业境外IPO，不仅有利于境内公司顺利完成境外上市，也方便了境内机构参与境外证券投资。截至2018年10月底，已有15家企业借助基石投资者制度顺利在香港联交所完成上市发行。 引入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 资本市场迎来双向开放 在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方面，外汇局充分借鉴国际经验，遵循积极、稳妥、有序开放原则，实施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上同步推进。2002年，外汇局会同证监会等部门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核定投资额度内，进入我国资本市场进行证券投资。2006年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在一定额度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实现了资本市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新局面。2011年，为配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使用跨境人民币在境内证券市场投资。RQFII在投资总额和试点地区双向扩容，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选择。 2013年8月，外汇局对QDII外汇管理进行改革，淡化资格管理要求，同时取消除投资额度外所有审批手续，大幅简化资金汇出入流程。2018年4月，外汇局围绕投资额度进行新一轮改革，QDII额度发放更加公开透明、公平合理。目前，QDII总额度为1800亿美元；截至2018年10月末，共有152家机构获批额度，累计批准额度1032.33亿美元。 2018年6月，外汇局对QFII和RQFII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新一轮改革，取消QFII资金汇出比例限制和QFII、RQFII有关锁定期要求，允许QFII、RQFII开展外汇套期保值。QFII和RQFII管理原则逐渐趋于统一，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境内资本市场提供了更多便利，有助于吸引长期资本进入中国境内资本市场。目前，QFII总额度已提高至1500亿美元，RQFII总额度已提高至194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18年10月末，共有286家QFII机构获批1002.56亿美元额度，共有203家RQFII机构获批6401.72亿元人民币额度。发展至今，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已成为我国证券投资开放最重要、也是最成熟的渠道。 促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融合 为促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共同发展，便利境内外资金跨境投资A股和港股，2014年11月17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正式启动，实现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2016年12月5日，进一步开通“深港通”，同时取消了双向总额度限制，扩大每日交易限额。“沪港通”和“深港通”均采用人民币交收和结算，对单家机构没有额度限制。通过特定的技术和跨境结算安排，内地投资者、香港投资者可以直接买卖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香港联合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末，“沪港通”项下“沪股通”累计净买入3306.35亿元人民币，“港股通”累计净买入6232.26亿港币；“深港通”项下“深股通”累计净买入2480.57亿元人民币，“港股通”累计净买入1878.40亿港币。 2015年7月1日正式推出的基金互认机制，是“沪港通”之后促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融合的另一制度创新，标志着集体投资类证券项下“居民在境外发行”以及“非居民在境内发行”两个子项实现了由“不可兑换”到“部分可兑换”的新突破。在外汇管理方面，不设单家机构、单只产品额度，相关登记及资金汇兑等可直接在银行办理。通过两地基金互认，两地居民可参与跨境证券投资，为两地居民进行跨境资产配置提供合理渠道。截至2018年10月末，香港基金内地发行销售资金累计净汇出93.11亿元人民币，内地基金香港发行销售资金净汇入5.10亿元人民币。 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 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始于2010年允许境外央行、境外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参加行三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2016年，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进一步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范围。外汇局积极支持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对境外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采取便利化的管理方式，不设行政许可和单家机构限额或总限额。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汇出入无需核准，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不设锁定期、汇出比例和额度限制，充分便利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据债券通有限公司统计，截至2018年10月末，境外机构投资境内银行间市场债券托管余额16890亿元人民币。 2017年7月，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内地与香港在“沪（深）港通”的基础上增加债市互联互通，即“债券通”。境外投资者可通过两地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投资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局对“债券通”未设行政许可，也不要求办理外汇登记，投资没有额度限制，“债券通”相关投资资金可以自由汇出入。截至2018年10月末，“债券通”累计净买入成交近3183.02亿元人民币。 拓宽境外投资范围 自2013年起，外汇局分别在上海和深圳推出QDLP/QDIE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投资管理机构，经批准后面向境内投资者募集资金并投资境外投资标的，支持有能力的境内机构开展多种类型的对外投资。境内投资者可通过QDLP/QDIE渠道，配置境外证券类及股权类资产。2018年4月，上海、深圳两地试点额度分别增加至50亿美元，更好地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 此外，2015年，配合国家原油等特定品种期货对外开放战略，外汇局制定便利化配套政策，对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不设投资额度限制，资金汇出入自由便利，境外投资者可以汇入人民币或外币资金作为保证金进行投资。2018年原油及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投资者以来，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增强，相关产业受益明显。境外投资者积极参与我国原油和铁矿石期货市场，累计净汇入资金超过两亿美元。 展望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外汇局表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把国际经验和中国特色有机结合，推动形成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构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21/shanghai/2018/1221/9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