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接受了《中國改革》執行總編輯胡舒立採訪。採訪內容已由《中國改革》（2010年第八期）和財新網（www.caing.com）發表，現刊登如下。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佳選擇
最終目標與時間表
胡舒立：
易綱：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際上，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前的最好選擇。為什麼說這是中國的最佳選擇呢？對匯率制度的改革，實際上從1994年就開始啟動了。
這期間，人民幣實際上是雙向浮動的，而且跟一籃子貨幣的走向是相符合的。但是，2008年，又發生了一系列事件，開始是“次貸危機”，爾後貝爾斯登破產，2008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閉更把金融危機推向高潮。從那以後，人民幣基本維持在6.83元上下窄幅波動的水平。一直到今年6月19日，我們又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
回顧這段曆史，可以看出，這是我們一直堅持的機制。只不過因為危機或其他因素，才有了這麼多插曲。但是，這個方向是中國最好的選擇，這個方向我們應該堅持。
胡舒立：那最終目標是什麼呢？
易綱：我們的最終目標，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這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就已經決定了。
胡舒立：那麼，人民幣可兌換和匯率之間應該是種什麼關係？是說它自由浮動以後才能夠自由兌換，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下也可自由兌換？
易綱：這是一個比較富有理論色彩的問題。通常，可兌換的貨幣，其匯率是自由浮動的。
在曆史上，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以後，35美元等於一盎司黃金，美元與黃金掛鈎，其他主要貨幣再跟美元掛鈎，這實質上是一個固定匯率體系。但是，當布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解體以後，主要國際貨幣與黃金脫鉤，固定匯率體系解體。從理論上說，可兌換貨幣應當是浮動匯率的貨幣。浮動匯率這一機制，本身就是可兌換貨幣的穩定器，正因為它浮動，才能保證它的“可兌換”。如果要永遠堅持35美元等於一盎司黃金，美元兌黃金的承諾實際上實現不了。而如果它是浮動的，它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的可兌換。
還有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香港等地實行的貨幣局制度，它是一種特殊的安排，放棄了貨幣政策。一個規模小並且完全開放的經濟體才能實施這種制度。但這些經濟體應該視為例外，不具有普遍性。一般的可兌換貨幣，其匯率機制應當是靈活的。一個比較發達的國家，或者一個比較成熟的新興市場國家，它最終應當選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那麼，它不能夠堅持的是什麼呢？就是固定匯率。美國、歐元區就是這樣。美元和歐元波動較大，這是一種市場行為。
胡舒立：那人民幣可兌換目標多長時間達到？有沒有時間表？
易綱：在我國，可兌換還沒有一個官方時間表。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過，一般的國家，從經常項目可兌換到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時間，平均用時大概是7年到10年左右。中國是1996年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的。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是15年了，這已經長於國際上的平均值了。我們沒有時間表，但是，參考國際上的做法，人們可以對此事有一個大致判斷。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很大，發展又不平衡，這個問題就更加複雜，認識的統一上也更加困難。
胡舒立：對於貨幣升值，我們都知道外部壓力比較明顯，而中國經濟自身對此也有需求。綜合而言，人民幣迄今不能浮動的壓力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呢？
易綱：一種貨幣，其匯率浮動真正起作用的是實際有效匯率。實際上，有兩個渠道可使實際有效匯率發生變化。一個渠道就是名義匯率的調整。還有一個渠道是通過國內價格上升：有升值壓力，但可以不調名義匯率，通貨膨脹也可以起到調整實際有效匯率的作用。
實際上，過去這十多年，這兩個渠道中國都用了。我們既用了名義匯率的調整，同時，中國通過價格渠道做出的調整也很大。想想看，這些年樓價漲了多少？
胡舒立：現在，經過幾輪匯改，人民幣升值預期是不是已經減弱了？還需要繼續用通貨膨脹的方式來調嗎？
易綱：應當說壓力已經減弱了很多，十年來，北京、上海的樓價漲了多少？一般物價上漲了多少？這些漲價其實都是對不均衡的調整。如果十年前拿美元換成人民幣並在中國買房，能賺多少？現在看來能賺的不多了。其他的資產也調得差不多了。這說明現在人民幣匯率其實離均衡水平，比十年以前已經近了很多。
所以，現在，我們不具備匯率大幅波動的基礎，有條件保持靈活的匯率機制，也可以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什麼事都是有利有弊的。中國經濟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決定了貨幣幣值的總體趨勢。在此趨勢下，升值可以抑制通貨膨脹。升值多一點，通貨膨脹就可以少一點。如果名義匯率不動，那通貨膨脹就得多一點。有人說，老百姓不用進口產品，升值對他們沒好處，這是不對的。比如，豆油，中國的大豆已經超過一半是進口的，千家萬戶都得吃豆製品，豆粕還可養豬，有多少人不吃豬肉？如果不升值，那大豆、豆油、豆粕的價格都得比現在貴20%以上。現在為什麼這些產品國際價格雖然大漲，但在中國的價格沒漲那麼多？就是因為人民幣升值了，而大豆價格基本上是用美元計價的。原油、鐵礦石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其實，原油和鐵礦石跟千家萬戶也是相連的。升值首先抑制了輸入型通貨膨脹。
另外，中國有這麼多公民出國旅遊，送孩子留學，這些人都受益了。受益者應當說是“沉默的多數”。但是，受損者的聲音強，主要是出口行業，他們認為日子過不下去了，肯定要失業了。
在2005年匯改以前，有關部門做過企業的換匯成本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國有企業的換匯成本是8.11元，私人部門企業的換匯成本是8.07。換匯成本指的是只要匯率低於這個水平，這些企業就會虧損。如果真是這樣的話，2005年匯改第一天，人民幣匯率就跳到8.11 元了，那出口企業應該會出現大面積虧損。但是，匯改以來，中國在2005-2008年期間出口每年是以超過20%的幅度在增長。就是說，匯率調整並沒有影響出口，出口反而大幅度增長，產業升級、技術進步、產品更新換代、提高中國產品的增加值，在這一期間都發生了。
所以，我們得動態地看這個問題。政府也從政策上千方百計地創造有利條件和環境，比如，提供對沖工具、遠期結匯、遠期售匯等工具，幫助進出口企業來對衝風險。
還有一個論點，就是升值等於外匯儲備虧損。在2007年升值比較快的時候，就有觀察家說，外匯儲備一個季度就虧一艘航空母艦。現在，我們有2.4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當於16萬億多人民幣)，當人民幣升值的時候，這些外匯儲備用人民幣來標值就少了，他說這個就等於虧了。其實，這個賬算得是不對的。因為首先，我們沒有虧，什麼時候才虧呢？只有把外匯從美元換成人民幣的時候才會虧，但我們並沒有換，所以稱不上虧。這種演算法完全是賬面轉換。
如果非要進行這種賬面計算，就要同時計算中國的人民幣資產如果以美元計算“賺”了多少。讓我們只算其中一部分。中國金融和房地產資產加起來，有大約兩百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外匯儲備的10倍)。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資產用美元來標價，相當於賺出至少十艘航空母艦。當然，實際上這兩者都沒有發生。
胡舒立：對，他沒有算人民幣的資產，而且，中國人的存款也可以升值。
易綱：是這樣的。所以，這個問題要全面地看。總之，虧和賺事實上都沒發生，只是用不同的報告貨幣產生的一個視角的錯覺。當然，美國的通脹會造成我國外匯儲備的購買力下降，可以認為是損失。但多年以來，外匯儲備的收益率是高於美國的通脹率的。
胡舒立：如果匯率不正常，就會對資源和環境產生壓力，你能詳細講講嗎？
易綱：如果名義匯率扭曲，它會產生一系列後果。匯率是一種價格，其扭曲必然帶來資源配置的扭曲。我們通常說要擴大內需。假如匯率不對，外需賺錢很容易，企業就不會往內需使勁。匯率扭曲也不利於擴大消費，不利於擴大服務業。
胡舒立：面對通貨膨脹壓力，有人主張升息，這與匯率槓桿能互相替代嗎？
易綱：利率是資金的價格，匯率是一種貨幣相對其他貨幣的比價；利率和匯率互相替代的作用十分有限。它們有一個離均衡點有多遠的問題。這可以引起無窮的爭論，因為誰也不知道均衡點究竟在哪裡。從理論上來說，供求關係決定均衡點。最好的情形，就是匯率很接近均衡點，利率也是很接近均衡點。
如果加息，那這種貨幣就會走強，近來，許多貨幣都加息了，但是，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沒有加息。理想狀態是匯率和利率各司其職，因為它們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胡舒立：長期使用固定匯率，造成了一定的扭曲，現在變成浮動，此時，除了觀念上的問題，最大的威脅還是投機攻擊吧？
易綱：是。所以，我們應當不斷地釋放這些風險。隨著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投機匯率就會變成“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沒什麼賺頭。
胡舒立：外匯改革走走停停，是不是在節奏把握上，還是稍微有點慢了？
易綱：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3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經濟發展的奇蹟。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實現了轉軌。有些觀察家認為，這個不市場化了，那個改革滯後了，但是，從1994年到現在，中國維持了高增長，而且自1994年那輪通貨膨脹以後，沒有出現過太高的通貨膨脹。
綜合看，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當是接近最優的。我們走走停停，可能有些人認為，匯改稍微慢了一些，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和反思。但是，應該說，宏觀政策總體上還是非常成功的。
胡舒立：那為什麼要選擇現在這個時機來恢複匯率的彈性呢？主要是由於這個時段風險比較小，還是認為外部壓力變得更大呢？
易綱：中國做出這個決定，主要是基於國內的考慮，自主做出了決定。我剛才說了，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匯率穩定了一段時間。實際上，現在危機也還不可以說完全過去了，比如，今年又發生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但是，總體來講，形勢比危機高潮時好多了。一方面，危機在消退，另一方面，去年增長率又調高了，從8.7%調到9.1%了。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的預測大多也認為，2010年是複蘇之年。綜合國內和國際的情況，從中國的角度來考慮，我覺得現在恢複這個彈性，條件是成熟的。
胡舒立：但是，怎麼評價匯率改革在外部失衡中的作用呢？
易綱：國外的學者是從他們的框架來分析的，認為匯率對再平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實曆史表明，匯率確實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個決定性變數。回顧日本和德國的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日元和德國馬克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升值，並沒有導致日本和德國的順差馬上消失。這一點對中國的情況也適用。但是這個問題最難的一個回答，是反過來問，假如匯率升值也還無法調整中國的順差，那麼，升值不是只佔便宜不吃虧嗎？你想，如果我升值了，我買你什麼都便宜了，結果我自己的順差還沒調下去，那不是你升值就只佔便宜不吃虧了嗎？這個問題更難回答。
怎樣才能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胡舒立：中國能否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易綱：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常說，要參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所謂國際貨幣體系，誰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呢？顯然是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那麼，它為什麼是遊戲規則制定者呢？是因為美元等市場是開放的，是世界金融市場的主市場。那麼，在這些市場上，不論股票，還是債券，市場的遊戲規則制定者當然是美歐等國當局。我們為什麼不能當遊戲規則制定者？如果中國的市場開放，只要人家進了中國的市場，那中國貨幣當局和監管當局當然是遊戲規則制定者，這是毫無爭議的。
胡舒立：我最近採訪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他認為人民幣遲早要成為儲備貨幣，而盧布最多成為區域性貨幣。你怎麼看？
易綱：我們自己可不能覺得中國了不得了，忘乎所以，這是非常有害的。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有自知之明。
胡舒立：那人民幣有沒有可能成為儲備貨幣呢？世界有沒有這種需求呢？
易綱：這種說法，有一半是給中國戴高帽，有一半也反映了他們的一種預測。我們要謙虛謹慎，還是要韜光養晦。如果別人選擇人民幣作儲備貨幣，我們也不阻撓，這是市場需求。但是，我們不去使勁地推動，我覺得這是一種最好地、最優地選擇。千萬不要人家一給戴高帽，就覺得人民幣真的離儲備貨幣很近，其實差得很遠。
胡舒立：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是市場自然的選擇結果呢？還是需要政府來一錘定音，還是二者互相推動？
易綱：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首先是憑藉所在國家或國家聯盟的經濟實力；其次是其文化凝聚力和感召力；第三，是政治和軍事的實力。
經濟實力是第一。文化是第二，文化的感召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核心價值觀，能不能被廣大的國家和地區接受。真正的儲備貨幣，一定是在全世界相對而言，其背後的文化和價值觀是有影響力的。
不要低估歐美修複能力
胡舒立：前兩年，金融危機比較深重的時候，外界，包括中國有些人，對美國過分看空，然後對歐元過分看好。然後，這次歐洲債務危機表明，“老歐洲”也不值得唱多。以前，投資者對美國的問題估計不足，現在又似乎把美國看得太空了。
易綱：我只談談中國的外匯儲備投資。我們堅持外匯儲備多元化、分散化，指的是幣種和資產兩個層次。幣種上，就是在美元、歐元、日元、英鎊、新興國家貨幣等，都要有分散化投資。在決定投資某個幣種後，接下來就要決定在這個幣種上，是買債券，還是買其他資產，就是說，在資產上也要分散化。回到你剛才提出的問題，我們並沒有一會特別看空美元、一會特別看空歐元。我們這麼大個盤子，也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做出調整。我們堅持分散化原則，實際上是一個資產配置原則。
這一資產配置原則又是根據什麼決定的呢？是參考中國的實體經濟定的，按中國貿易的比例，然後是FDI的比例，還有一個因素是結算的比例。
胡舒立：中國外匯儲備以往很少評論具體投資，但近期就“兩房”問題連續表態，“兩房”為什麼這麼重要？
易綱：“兩房”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中起著關鍵的作用，而且對金融市場穩定至關重要。次貸危機爆發初期，美國政府還依賴這兩家機構緩解危機，隨著危機深化兩家機構也出現了問題，美國政府隨後接管了“兩房”，目前財政部已擁有“兩房”約80%的股份，是最大股東。此次“兩房”根據交易所相關規定退市，但對“兩房”的債券未造成負面影響。近期外匯局的回應是希望幫助大家理解外匯儲備資產是安全的，管理是有效的。
胡舒立：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歐洲、美國做了一些調整、修複，你怎麼看待它們的修複能力？
易綱：他們的修複能力是很強的，我們千萬不要低估了美國和歐洲。美國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是繼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和克林頓總統簽署的現代金融服務法案後的又一個裡程碑，這是對過去幾十年的曆史，特別是這輪金融危機的反思。這個法案，再加上英國最近新的金融監管框架的路線圖，還有G20指導下的金融穩定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委員會、國際清算銀行，制定出了一系列金融監管標準，構成了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全世界金融監管標準和監管框架。在這種監管框架下，他們的修複能力是比較強的，修複速度是比較快的。
對國際金融監管框架的建立，歐洲人也做出了很多貢獻。當然，在美國監管改革法案通過後，美國人走在了前頭。
胡舒立：最近，我跟高盛副主席邁克埃文斯談了一下。他說，高盛準備調整其策略。原來，整個華爾街對美國金融法案還比較抵制。他說高盛要調整定位，擁護金融改革。第二，已經成立了商業標準委員會(Business Standards Committee)，通過調查和反思，最終提出改變高盛商業行為的具體措施。在談到與美國證監會的官司時，他也說，儘管這個個案有政治因素，我們必須承認自己有過失。聽他的口氣，有可能和解，但他強調和解不意味著結束，高盛還是要調整商業行為。不過從另一方面說，現在美國各方對金融改革法案評價這麼高，為什麼推得還這麼難呢？共和黨為什麼強烈反對？
易綱：推動難，主要是因為利益。這個法案中一些傷害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利益的一些條款，已經磨得平和了許多，做了一些妥協。總的來講，我覺得這個法案是比較正面的，為什麼呢？迅速地出台這個法案，比懸而不決好得多。懸而不決就是不確定性，這個法案一出台，等於靴子落地了，市場上預期就穩定了，市場就可以正常運作了。
以平和心態看待中國經濟增長
胡舒立：我還想問一下宏觀這塊，你現在覺得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大不大？
易綱：簡單地回答，我認為“二次探底”的可能比較小。但是，準確的解釋取決於如何定義“二次探底”。今年美國經濟增長在2.5%—3.5%之間是比較靠譜的，日本今年應該是正增長，甚至比2%還要高一點。歐洲可能在0.5%—1.5%。這樣的結果肯定稱不上“二次探底”。當然美國的房地產和就業情況不好，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胡舒立：現在，中國經濟有沒有可能掉下來？上半年是11.1%。
易綱：中國經濟增長全年可達9%以上，這應當說是相當高的增長了。高增長也是一個情結。現在，我希望多輸入一些平和的心態。這樣，能夠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期持續得更長一些。中國實際上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經濟基數越來越大，增長率肯定應該逐步慢下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環境的約束已經到了空前緊張的時候了。地下水、空氣、碳排放，等等。還有一個就是資源的約束，包括能源的進口。按照人類經濟增長的規律來講，今後中國經濟增長肯定會逐步放慢一些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年均GDP增長率在9.5％以上，新世紀的頭十年，我國增長率已經超過10%了。第二個十年，如果平均增長率在7%—8%的話，我覺得就是很高的增長率，問題是我們能不能維持住這樣一個增長率。然後，我們還要看第三個十年，要能夠維持5%—6%的增長，那麼，中國就實現了50年的快速增長。這在人類曆史上是沒有過的。
中國經濟的問題是增長的質量，這就是我們為什麼現在要調結構、要轉變發展方式，其真正含義都是在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應該把自己的心態調得更加平和一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