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圍繞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系統回答了新時代為什麼開放、推進什麼樣的開放、怎樣推進開放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了根本遵循。外匯領域作為國家總體開放的重要方面，我們要深刻學習領會、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精神，在更高水平開放中不斷完善制度供給、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增強安全保障能力、拓展全球治理參與，把高水平開放這篇大文章在外匯領域寫深寫實，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金融外匯支撐。

一、在服務中國式現代化中把准外匯工作使命定位

中國式現代化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也必將在更高水平開放中開闢廣闊前景。外匯管理聯通境內外、本外幣、經濟金融和更廣泛國際交往，具有較強涉外性、宏觀性、綜合性，是現代化進程中開放型經濟治理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化，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環境和形態面臨複雜深刻變化，對外匯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更好發揮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助力暢通國內國際雙迴圈的支撐作用。我國既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市場”，正加快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更深層次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外匯工作必須在服務好一般性資金收付和匯兌便利基礎上，更好支援資本、技術、人才、數據等先進要素跨境優化配置，促進全球創新資源向我國新質生產力等高質量發展領域集聚，助力提升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更好發揮開放宏觀經濟穩定器作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經曆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將對我國國際收支規模、結構及波動性產生持久影響。我國宏觀政策堅持以我為主，經濟和政策周期與主要發達經濟體差異化演化。外匯工作必須更好統籌內外部均衡，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功能，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為增強宏觀政策自主性、保持經濟金融平穩運行創造良好條件。

更好發揮國家經濟金融安全防線作用。地緣衝突、經貿摩擦、科技變革、能源危機交織疊加，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通過貿易、投資、金融等渠道向國內傳導。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新技術與金融創新融合發展，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帶來演算法安全、數據安全和跨境監管協作等挑戰。外匯工作必須在擴大開放中提高對各類風險的識別、預警和處置能力，從應對短期跨境資金波動向增強開放型經濟韌性躍升，守住開放條件下的安全底線。

更好發揮全球治理建設性力量作用。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不得人心，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國際社會關於貨幣體系改革的討論深化，弱化對單一主權貨幣過度依賴、提升國際貨幣體系韌性的要求更加突出。外匯工作必須順應全球金融治理變革趨勢，積极參与國際規則制定，更好闡釋中國外匯管理理念和實踐，統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助力構建公平公正、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

把握和履行好使命定位。歸根結底，就是要將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論述精神貫徹到外匯工作全過程、各方面。堅持穩步擴大開放程度，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堅持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堅定不移推進外匯領域高水平開放，在服務中國式現代化中展現新擔當新作為。

二、堅持穩步擴大開放程度，提升外匯領域制度供給能力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外匯領域認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精神，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持續完善既符合國際通行做法、又體現中國特色和治理要求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體系，努力營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開放環境。

完善邊界清晰的外匯管理規則體系。規則重在明確權利義務和制度邊界。外匯管理規則主要涉及一國本外幣兌換和跨境資金匯出入安排。1996年，我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實現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收益等經常項目可兌換。此後，堅持成熟一項、推進一項，穩步擴大直接投資、跨境融資、證券投資等資本項目開放，我國資本項目按國際標準已實現較高可兌換水平。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高標準自貿協定相繼生效實施，我國在跨境服務和投資資金轉移、金融服務審慎例外、國際收支保障措施、監管透明度等方面與國際規則實現更好銜接。在較高水平開放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外匯管理規則體系，將從三方面發力。一是提升資本項目開放水平。增強與國家經濟金融改革發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協同性和匹配度。二是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市場准入、國民待遇、負面清單、資訊披露、監管協作等方面，促進外匯領域規則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通相容。三是推動外匯領域開放從政策試點驅動更多轉向制度規則驅動。把經過實踐檢驗、符合高水平開放要求的改革成果及時上升為制度，在外匯管理條例等基礎性法規和配套監管制度中予以明確。推動同類主體在同等條件下適用同一規則，減少區域性、個案式、臨時性政策安排帶來的規則差異。

健全權責明確的外匯管理規制安排。規制重在把規則要求轉化為經營主體可遵守、監管部門可執行的制度約束。國際監管經驗表明，金融開放越深入，跨境資金活動越趨活躍和複雜，就越需要形成明確的行為規範、責任約束和市場秩序。健全外匯管理規制體系，將把真實性、合規性和審慎性要求貫穿全過程，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一是明確經營主體合規義務。引導企業基於真實交易和合理商業目的依法合規開展跨境業務，對虛假貿易投資、地下錢莊等違法違規活動精準約束、有力打擊。二是壓實金融機構展業責任。借鑒國際通行展業方式和風險為本理念，全面推進銀行外匯展業改革，推動銀行從事前“單單審”“逐筆核”，向事中差異化審核、事後強化風險監測轉變，更好實現促便利和防風險相結合。目前，銀行外匯展業改革已覆蓋跨境業務主要經辦銀行，為企業便利化辦理業務超1.3萬億美元，業務辦理平均時間縮短50%以上。三是規範監管部門行政行為。強化依法行政和統一執法，明確監管、核查和處置程序，減少不同地區、不同環節執行口徑不一致對經營主體造成的制度摩擦，做到監管不缺位、不越位。

優化執行有效的外匯管理方式。管理重在提升制度執行效能。黨的十八大以來，順應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向，外匯領域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和優化服務。配合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實施，外匯管理方式相應從較多依靠事前行政許可，轉向備案登記、銀行直接辦理和事中事後監管並重。“十四五”時期，取消貿易外匯收支名錄登記等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業務筆數下降超70%。下一步將繼續優化管理方式，推動外匯管理進一步向主體信用分類管理、全流程管理和數智化管理拓展，不斷提升外匯業務便利度和行政效率。跨境業務鏈條長、主體多、場景複雜，優化管理需多方協同和生態建設。近年來，外匯局創設“外匯政策成效”和“區域外匯生態”評估機制，壓實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地方政府三方責任。對生態優良地區賦予更高水平開放政策，對生態薄弱地區靶向幫扶，形成“越誠信越便利”正向激勵和“政策供給、評估、改進”閉環管理，推動外匯政策和區域金融外匯生態實現迴圈優化。

加強銜接順暢的外匯領域標準建設。標準重在統一運行口徑、流程和技術介面。國際經貿和金融活動中的摩擦，很多時候並非源於制度規則差異，而表現為統計分類、支付報文、資訊報告、業務流程等方面標準的不一致。近年來，我國持續完善國際收支統計、賬戶管理、資訊披露等外匯領域標準，主動融入國際體系，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收支手冊（第七版）》等國際標準制定中發出中國聲音，向發展中國家開展技術援助，提供可借鑒的中國經驗。下一步將聚焦外匯領域各基礎環節，推動國內標準更加統一規範，增強與國際通行標準和市場慣例的銜接，更加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為境內外主體順暢理解外匯政策、辦理跨境業務、開展合規和風控管理夯實基礎。

三、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提升跨境資源配置效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高水平開放有利於引進更多國際先進要素，促進國內深層次改革，為發展擴空間、提質量、增動力。2025年，我國跨境收支規模超15萬億美元、外匯市場交易量達42.6萬億美元，均較2022年擴大約25%，反映出開放型經濟發展對外匯領域開放需求不斷增強。外匯領域認真落實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重要要求，把開放需求轉化為改革動力，降低跨境資源配置制度性交易成本，支援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推進外匯收支便利化助力貿易創新發展。貿易是開放型經濟的基礎，也是外匯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場景。隨著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綠色貿易融合發展，貿易收支的業務形態、交易鏈條和結算方式更加多樣。順應這一變化，貿易外匯便利化政策持續優化，以風險評估為導向、適配不同貿易模式給予精準便利。對傳統貿易，綜合考慮企業信用等級、合規水平和風控能力，對優質企業適用憑指令辦理業務等便利化安排。2023年以來惠及業務超1000萬筆、4萬億美元。對外貿新業態，適應小額、高頻、零散化的交易特點，支援銀行、支付機構利用技術手段，線上自動批量處理資金收付。2023年以來便利跨境電商、市場採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等新業態結算超1萬億美元，年覆蓋中小微商戶近200萬家。下一步將更好把握不同貿易形態運行規律，推動貿易收支外匯管理與新型貿易模式更好適應，降低傳統單證審核、辦理流程與新業態不匹配帶來的交易成本，提升貿易收付匯和資金結算效率，促進外貿提質增效。

改革投融資外匯管理服務企業全球布局。跨境投融資是國際資源配置的重要渠道。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正從擴大要素流動，向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深化。“引進來”更深嵌入產業鏈高端環節，“走出去”從產品“出海”走向研發、生產、品牌、數據和服務體系全球布局。跨境投融資雙向活躍、鏈條延伸、需求升級。與此相適應，跨境投融資外匯管理改革持續深化。一方面，優化外商直接投資外匯登記、賬戶、資金使用等管理要求，支援外資企業在華投資興業。另一方面，建立起以登記為核心的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框架，完善境外上市、境外放款等政策安排，支援企業豐富國際化經營資金來源。同時，優化跨國公司資金池政策，形成本外幣合一、簡明統一框架，惠及超1100家跨國公司、2萬家成員企業，便利跨境收支超2.4萬億美元。下一步將順應人民幣跨境使用擴大和金融市場雙向開放趨勢，以企業真實經營需求為牽引，改革完善跨境投融資外匯管理和金融服務體系，推動本外幣政策高效協同，提高企業跨境投融資自主性和全球資金運營效率。

增強外匯政策對新質生產力發展適配性。發展新質生產力，離不開全球創新要素、耐心資本和市場資源的有效匯聚。人工智慧、生物製造、綠色能源等未來產業領域，普遍具有研發投入強、技術迭代快、全球協作程度高等特點，需要更具包容性和適配性的外匯政策支援。外匯局積極做好跨境金融“五篇大文章”。一方面，推出科創類企業外債便利化、綠色外債等政策，依託大數據、區塊鏈等搭建跨境金融服務平台，支援高新技術、專精特新、綠色能源、民營中小微企業獲得高效、低成本跨境融資超5000億美元，便利付匯超3萬億美元。另一方面，深化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完善合格機構投資者制度，優化滬深港通等互聯互通機制跨境資金管理，穩步推進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跨境投資試點，促進創新資本跨境有序配置。此外，持續優化和便利境外來華人員、海外人才等用匯服務保障。下一步將繼續圍繞科創類企業、產供鏈重點企業等需求，優化證券投資、跨境融資、股權激勵、技術服務貿易、智慧財產權交易、跨境併購等外匯政策，促進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更好參與中國創新發展。

提升外匯市場價格發現和風險管理功能。匯率是開放型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價格訊號。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多層次外匯市場基本形成，市場參與主體涵蓋國內主要金融機構以及境外機構，交易範圍覆蓋主要幣種，交易、清算和支付機制不斷完善。下一步將堅持市場化方向，豐富外匯市場參與主體和產品體系，支援金融機構提升做市、報價、交易和風險管理能力，增強外匯市場流動性和價格發現功能，為有效傳遞匯率訊號、高效配置外匯資源創造良好條件。

四、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提升開放監管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開放越要重視安全，越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在這一重要思想引領下，我國外匯領域在擴大開放中持續完善安全保障機制，面對多輪次、高強度外部衝擊，外匯市場運行總體平穩。人民幣匯率在主要貨幣中表現穩健。外匯儲備規模自2006年起連續21年穩居世界首位，2024年以來穩定在3.2萬億美元以上，充分發揮國家經濟金融重要“穩定器”和“壓艙石”作用。新形勢下，外匯領域將更好維護經濟金融安全，進一步提升開放條件下識別風險、吸收衝擊、穩定預期和動態調節能力。

以系統監測增強風險識別前瞻性。當前，跨境資本流動與產供鏈調整、宏觀經濟金融條件變化、市場預期、居民財富管理等交織互動，資本流動觸發因素、傳導路徑和影響方式更加多元。適應這一變化，外匯領域監測預警持續從總量觀察向結構分析深化，從單一渠道向多市場、多主體、多幣種、多期限分析拓展。既關注短期資金流動，也重視中長期資產負債結構變化，增強對異常波動、順周期行為和跨市場傳導識別能力。

以宏觀審慎管理提升逆周期調節能力。宏觀審慎管理是開放條件下防範系統性風險的重要制度安排。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社會更加重視宏觀審慎管理在抑制順周期波動和防範風險跨行業、跨市場、跨境傳染中的作用。我國外匯管理改革實踐中，已廣泛引入宏觀審慎理念和政策，綜合運用外匯存款準備金、外匯風險準備金、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等價格和數量工具，以市場化、逆周期方式調節外匯市場順周期行為，防止預期發散導致“羊群效應”和匯率超調並進引發系統性風險。下一步將持續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增強宏觀審慎工具規則性、透明度和可預期性，提升逆周期調節前瞻性、靈活性和有效性。統籌本外幣、境內外、流出入管理，加強跨境融資、金融市場投資等領域政策協調。引導經營主體合理安排資產負債結構，防範期限錯配、幣種錯配和過度槓桿。

以微觀監管和市場自律夯實合規基礎。跨境資金流動的安全，不僅取決於宏觀總量是否平衡，也取決於微觀監管是否有效、市場秩序是否規範有序。外匯局始終保持對地下錢莊、跨境賭博、出口騙稅等非法跨境資金活動高壓打擊，2023年以來查處違法違規案件3400餘件，關閉、封堵非法網路炒匯及跨境炒房、炒股、炒黃金等網站平台4600多家，有效維護跨境金融交易秩序。下一步將健全行政執法和市場自律相結合的管理機制，完善企業信用風險等級分類管理，同時加強跨部門協同和數智賦能，提升對虛假交易、違規套利、非法跨境資金轉移等活動的識別和處置能力。

以預期引導和市場機制增強內生韌性。市場微觀結構、交易主體理性和預期穩定，是外匯市場韌性的重要來源。關鍵要發揮好匯率調節和預期引導作用，並支援企業有效管理匯率風險。2025年，我國企業外匯套保率由2020年的17%提升至30%，再創曆史新高；外匯衍生品簽約額近2萬億美元，較2022年增長30%。企業匯率風險管理意識和能力增強，既有助於企業提高經營穩定性、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資有序開展，也有助於企業外匯交易更趨理性、增強外匯市場韌性。下一步將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優勢，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加強外匯政策溝通和預期引導，引導企業樹立風險中性理念，避免順周期、單邊化行為放大市場波動。

五、堅持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提升中國外匯管理的國際解釋力和規則參與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不移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外匯領域是我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和開放合作的重要方面，我們將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部署，將更加主動開展政策溝通、制度說明和國際合作，助力開放型世界經濟行穩致遠。

闡明中國外匯管理理念和實踐邏輯。中國外匯管理堅持開放與治理相統一、便利與秩序相統一、市場效率與宏觀穩定相統一、權責利相統一，為發展中國家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維護國際收支平衡、應對外部衝擊積累了豐富經驗。我們將以國際社會能夠理解、比較、借鑒的敘事，講好中國外匯管理改革開放故事。同時就當下中國金融市場雙向開放、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重點領域，準確闡明政策目標、制度規則和改革方向，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外匯政策的理解和信任，為各類主體參與中國市場提供清晰穩定的預期。

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貢獻中國方案和智慧。積极參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十國集團、金融穩定理事會等多邊框架下交流合作，圍繞跨境資本流動、跨境支付效率、數字貨幣發展、綠色轉型融資等重點議題，更加主動反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合理關切，推動全球金融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支援企業依法合規開展國際化經營，促進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配套機制，更好服務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發揮外匯儲備作為負責任長期投資者的積極作用，為國際經貿合作提供更加多元、便利、穩定的金融支援。

（來源：《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2026年第7期）